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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二三事
郑超麟
（1996年10月27日）
〔说明〕刊载于范用编《（现代稀见史料书系）郑超麟回忆录（下册）》，东方出版，2004年3月出版。
五卅运动以前，共产党内做工人运动的重要干部，我只知道北方有张国焘、罗章龙、李震瀛、张坤弟等人，南方有李隆郅（立三）、项德隆（英）等人，但不知道有刘少奇。
五卅运动以前一个多月，我同蔡和森夫妇一起住在中央宣传部。一天，有一位客人，说湖南话，带着爱人和小孩来拜访蔡和森、向警予夫妇，他们很恭敬地招待了他，我在另一个房间，没有听到他们的谈话。客人走后，我问警予：“这人是谁？”警予说：“就是刘少奇。”她看见我好像不知道刘少奇是什么人，于是解释说：他在安源做工人运动的，很能干，此次从湖南出来，要去广州参加全国劳动大会。当时，彭述之生伤寒病住在医院，我去医院看他，告诉他刘少奇来看望蔡和森，他于是告诉我刘少奇这个人。原来，刘少奇是1920年同那二三十个青年团员一起去苏联读东方大学的，但在1922年我们从西欧去的人未到莫斯科以前，他就同其他许多人回来了。
彭述之又说，刘少奇在莫斯科同他很要好，他们共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
全国劳动大会开完后，刘少奇、李立三以及其他做工人运动的干部一起回到上海。这意味着以后刘少奇也将在上海做工人运动。
果然如此，5月30日南京路屠杀之后两三天，上海总工会就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就通过总工会领导全上海工人罢工了。
同时，《热血日报》也出版发行。
我参加了《热血日报》的编辑工作，编辑部设在闸北香山路附近，中央工农部（实是职工部，因为并不搞农运工作）的机关就设在香山路一条弄堂内一座两楼两底的房子里，这就是五卅运动的“司令部”。陈独秀每日上午都在那里听各方面汇报，指导各方面的工作。我下午有时也到那里去串门，刘少奇以及那些做工运的干部就住在楼上。刘少奇主持的总工会设在宝山路宝山里，离此不远。
大家都知道上海总工会在五卅群众运动中发挥的重大作用，许多人以为李立三领导有方，其实不是。李立三是著名的“大炮”。在群众开会时作鼓动工作，以及代表总工会同虞洽卿接头，曾去北京会晤财政部长李思浩（虞洽卿介绍）。上海总工会一切工作都是刘少奇做的。我只觉得总工会本身工作有条有理，但我从未去宝山里串门，谈不出刘少奇是怎样处理一切事务的。
这里，我要说一件没有人知道的事情。中央秘书处当时是任作民负责的，有个秘密机关设在宝通路南端靠近淞沪铁路的地方，石库门房子，坐西朝东，大门就开在马路边，我去过一次，陈独秀有时来这里同任作民一起处理工作。当时，工人群众拥护总工会，奉命或自发地注意周围有什么政府或流氓的破坏活动。一次，一个工人看见有一个老头子和一个青年人在这个石库门房子里鬼鬼祟祟，不知搞什么事情，于是几个人破门而入，将这两人捆起来送到总工会去。出来处理的人正是刘少奇。刘少奇装做不认识这两个人，严肃盘问了他们，最后释放他们回去。
此事，不是陈独秀或任作民告诉我的，而是一个做交通工作的同志私下告诉我的。
我同刘少奇只是互相认识，从未在一起工作、一起开会，更未曾一起讨论理论或实际问题。但有一次，也是在五卅运动期间，我编好了《热血日报》，无事，便去工农部机关串门，在楼下客堂间看见了陈独秀正在同几个做工运工作的同志（其中有刘少奇）谈话（不是正式开会），我便坐下旁听。原来讨论的是要不要停止罢工？先一日或两日，上海总商会已经下令停止罢市了，《热血日报》发表文章，骂总商会背叛群众，并声明工人和学生仍要战斗下去。但刘少奇向陈独秀说的是另一种意思，即认为商人既然停止罢市，我们继续罢工也是不能持久的，不如停止罢工。他分析形势，说得很清楚，陈独秀便同意了他的主张。第二天，总工会就下令复工了。我记得这次谈话时，李立三并不在场。
“文化大革命”时，我被关在提篮桥监狱内，一天有一个干部来找我，要我揭发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我于是将这件“停止罢工”的谈话说给他听。我只说事实，别人可以作不同的结论，例如：可以作出软弱、妥协、破坏罢工等的结论；也可以作出有远见、敢负责、避免了重大牺牲等的结论。
后来，1927年在武汉，湖北省总工会名义上是以向忠发为主席，事实上也是刘少奇主持的。那时我也在武汉，而且任湖北省委宣传部长，可是连刘少奇的面也未见过，因为省总工会不是湖北省委管的，是中央直接管的（或是汉口市委管的）。“文化大革命”中，那位干部要我证明“七一五”以前，刘少奇就被国民党逮捕而叛变，我只能回答说：据我所知，“七一五”分共以前武汉并未捕人。想不到后来给刘少奇平反时，我这句话竟被引为证据，证明刘少奇不是叛徒。
一九九六年十月二十七日
感谢 先知在1917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