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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不断革命论
王凡西
中共最近标榜「不断革命论」，其最直接的原因，在于替他们的「不断革命论」，即：无休止地压榨人民的政策，找寻经典著作中的借口。不过除此之外，有个更基本的意义，却不能从他们的荒谬标榜中看漏过去。那个意义是：不管斯大林和毛泽东反对不断革命论达三十余年之久，而此次毛泽东们本身的胜利，正确些说，他们之所以能够抓住逼上身来的胜利，能够巩固和发展这个胜利，在客观上看来，恰恰因为他们被动地、违反他们意志地、经验主义地、在基本路线上走上了他们一向反对的托派的不断革命论的道路，这也就是说，他们不得不抛弃了一直信以为正确的斯大林主义的阶段论。
根据中共一向的主张，「在现阶段为实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制度而奋斗，它的最终目的乃是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制度。」为了实现前者，需要建立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以及民族资产阶级的联合战线，组织「联合政府」；为了实现后者，需要建立无产阶级的专政。这个意见是十足的斯大林主义，本质上符合于门雪维克主义。在「论联合政府」那本小册子中，毛泽东更进一步，把此一规定在共产党党纲中的阶段论立场，作了充分的发挥。他说：
「……而在中国，为民主主义而奋斗的时间还是长期的，没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统一的国家，没有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的发展，没有广大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没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没有几万万人的个性解放与个性发展，一句话，没有一个新式资产阶级的彻底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
因此他反对一些人，实则是反对我们托洛茨基主义者说：「另有一些人，则甚至一口否认中国应该让资本主义有一个广大的发展，而说什么一下发展到社会主义，什么要将三民主义与社会主义毕其功于一役。」
由此可见，中共对中国革命前途的估计原来是这样的：它将在四阶级联盟的联合政府之下，长时期地为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而奋斗。只当资本主义发展到太多而非「太少」之时，中共才准备改取最高纲领，为社会主义（政治上的无产阶级专政与经济上的动摇私有财产）而奋斗。
记得周恩来在某一次谈话或演讲中，曾将「大约二十年」这个明确数字来代替毛泽东文章里的「长时间」。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九年来的事变发展，究竟如何「证实」了中共的理论。
首先，在1949年10月因军事胜利建立起来的北京政府，实质上并不是一向宣传的各党各派的联合政府，也不是代表了所谓四阶级的联盟，它乃是共产党一手操纵的独裁政权。如果我们承认共产党在理论上与历史利益上仍可算是工人政党，那末它已经是一个某种意义的「无产阶级专政」——但根据中共的理论，此种政权只当在未能前定的更高的阶段上才能建立的。
不错，这个「人民政府」和各党各派开了协商会议，起草了「共同纲领」，诚心诚意想实现新民主主义，想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而事实上，中共政府也确乎做到了「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这就是说，它确乎压制了阶级斗争，以此想谋得它历来所梦想的「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
但是结果怎样？毛泽东所预约的「长时期」与周恩来规定的「二十年」，却证明出只是短短的一个「蜜月」。若用具体的数字来说，这个「蜜月」大约延长了两年：从1949年秋天开始，到1951年冬天为止。「五反」运动结束了中共与「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恩爱时期。在此后的三年半内，中共应用了它手中庞大的国家机器，把大小资本家彻底打垮了，榨干了私人资本家所有的资金，粉碎了他们再度进攻的力量。因此，在1956年的1月间，以短短十天，完成了全国各大城市的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即全部工商业被置于公私合营的基础上。就这样，中共宣告了「新民主主义」的完结。
原本要「长时期广大发展」的资本主义，却在短期间未有发展之时就被摧残了，这到底证明了什么？有人说，这是证明了共产党的口是心非，证明了它以诡计谋害了民族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我们承认，斯大林党与信义无缘。他们永远是口是心非的欺骗家。但在这件事情上，却不能如此解释他们的「背信弃义」。这里，他们倒是愿意守信，藉以证明他们的阶段论的。提早翻脸，乃实逼处此。「五毒」上身，想和资产阶级百年好合而不可得了。中共的五反，很像是一个嫖客染上梅毒，殴打妓女以泄恨。口口声声骂妓女「以怨报德」，徒见其蛮横与无知。既欲玩妓，就该知妓身有毒。既然要「确保资本主义的发展」，又怎能怪资产阶级传播毒素？（毒素多着呢，岂止五哉！）所以「五毒」绝对不能说是资产阶级对中共的「忘恩负义」，它们只是证明出斯大林主义者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ABC，证明出他们有负于列宁关于「资产阶级革命」的起码教训。我们，托洛茨基主义者，知道资本主义的一切毒害，尤其清楚它在殖民地以及革命时期所能发挥的无穷毒害，因此我们从来说，中国无产阶级一走上政权，必须坚决地（当然不是无步骤地）动摇私有财产，发展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完成资产阶级未完成的任务。斯大林毛泽东反对我们的「不断革命论」，他们坚持社会主义革命只能发生于「私人资本主义广大发展」之后，所以即使在他们建立了一党专政之后，还要保护与发展资本主义，结果当然招致了资产阶级方面的「猖狂进攻」。「五反」运动绝非毛泽东们预先设下的诡计，而只是在资本家进攻之前的应变（对外的「五反」乃是对内的「三反」之继续。）如果不来这一下，姑且不谈别的，就光拿行贿一项来说吧，在短短期内已经使共党干部可怕地腐化了。中共为了自保起见，不得不进行「五反」。「五反」一开始，则由于斗争逻辑使然，甚至只由于经济生活与生产活动的持续使然，又不得不进行「全盘公营」，从而不得不放弃新民主主义，提早走上「社会主义」。
这过程证明了毛泽东们在事变的打击之下，仓皇间抛弃了阶段论，不自觉地采取了「毕其功于一役」的不断革命论，难道还不明显吗？
孙悟空尽管可以嘲笑如来佛，但斯大林毛泽东们的猴子筋斗毕竟翻不出托洛茨基的手掌心。
中共在农村中「广大发展资本主义」的经验更有趣。依照「共同纲领」第97条：「……凡已实行土地改革的地区，必需保护农民已得土地的所有权。凡尚未实行土地改革的地区，必须发动农民群众，建立农民团体，经过清除土匪恶霸，减租减息和分配土地等项步骤，实现耕者有其田。」这是典型的资产阶级性的土地政纲，目的在清除「封建残余」，让农村资本主义有顺畅发展的可能。这规定当然符合于新民主主义的计划。
但是事情发展怎样呢？请看被选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的一篇报告：
「西宿乡在1951年春季完成土地改革以后，广大的农民，特别是贫农、雇农，分到了土地，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当时，支部就领导农民，组织了劳动互助组。1952年和1953年，连续获得了丰收，农业生产量达到战前的水平，生活有了改善。但是，所有这些都不能制止农村中的阶级分化，富农和投机商人「生财之道」，就像瘟疫一样的发展起来。富农戴惠伯，用五斗取米买回了土地改革时被征收了的三亩地，并且疯狂地说：『谁用钱就来我这里借』。富裕中农郭惠如，在土地改革以后，不到一年时间，就买到了九亩田。到1953年，全村出现了十一户新富农。全乡九个党员中，有五个做生意的，四个买地的。另一方面，有许多农民的经济情形变坏了。根据1953年的统计，全乡卖出土地的有三十九户，借高利贷的有五十七户。有两户贫农下降为雇农。当时贫困的农民都很着急，有人说：『这样下去，不是又要走老路了吗？』」（见中共昆山县委生产合作部的报告。）
这是多么美妙的一幅「新民主主义」农村的图画！你看吧，还只短短的发展了两年，投机商和富农的「生财之道」便像瘟疫一样泛滥起来。而最有趣的是，全部九个共产党员，五个做了投机商，四个变成了富农。这真是「新式的」资本主义——由「共产党员」带头的。但只要是资本主义任其发展，新式的也终于会变成旧式的。经济必然要走老路子；而且它还要反映到政治上！中共政权如果不跟着投机商与富农的党员走，就得根本下台，让位给表里如一的资产阶级政党来统治。这个客观形势，逼出了1953年秋季中共中央的所谓「总路线」。号召「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运动。这个事实又告诉了我们什么？它告诉我们：中共的新民主主义政纲，在农村关系中，也完全经不起实际阶级斗争的考验，因此被逼在事变的打击之下放弃了。
1953年以后的中国农村发展情形，以另一方式暴露了中共政策的罪恶性。依照1955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选本的序言中说：「……只需要1956年一个年头，就可以基本完成农业方面的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再有三年到四年，即到1959年，或者1960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合作社由半社会主义到全社会主义的转变。」结果如何？「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果然如期实现了，可是到了1958年的秋天，即比毛泽东预期的三四年提早了一两年，中国的农业合作社非但完成了由半到全的」「社会主义」转变，而且于一转眼间竟实现了「人民公社」，据说已进入「共产主义」的门坎了。苏联立国四十年，在较高的经济水平上与较少的农业人口中，应用了史无前例的暴力，才完成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可是中国的斯大林主义者却只消九个年头，就把中国的乡村和平地带进了「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难道中国真有神秘莫测的国情吗？或者毛泽东真有什么缩短历史的法术吗？当然，这两者都不会有的。有的只是中共宣传家们违反马克思主义起码知识的谎骗，有的只是共党官僚不顾一切，残民以逞的「大冒进」。这是中共历史上屡见的两种跳跃，从极右的机会主义政策跳到极「左」的盲动冒险主义。不，即使在这样的跳跃中，我们仍旧可以看到些更基本的东西，那就是：新民主主义的阶段论在真实的历史进程中彻底破了产，迫使毛泽东们于惊惶失措中进行「不断革命」。这个情形，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文中，曾以非法压抑的口气提到了，他说：
「这件事告诉我们，中国的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应当争取提早一些时候去完成，才能适应农业发展的需要。这件事告诉我们，中国的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的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已经不能完全按照原来所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这些都应当适当地扩大和加快。」
其实应该这样说才对；九年来发展的大事，几乎都没有按照毛泽东们原来所想的那个样子实现的。
不是吗？你看，毛泽东们原来想成立四阶级联盟的「联合政府」，藉此实行新民主主义，长期间与大规模地发展资本主义。等到这个「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得到彻底胜利后」，他们才「根据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与中国人民的意愿，经过必要步骤，为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制度而奋斗。」（见中共党章提纲）而事实上：建立起来的政权，却是共产党的独裁，它想广大发展的「新式资本主义」却原是「五毒」具备的古老资本主义，因之共产党政权即使为了它本身的存在计，也不得不将自己的理论放进废物箱，不得不从政敌手里偷取「不断革命」的武器，不得不在城市和乡村中打击私有财产。在不少方面，他们甚至比当年俄国革命后更快与更早地走上了「合作化」与「社会主义化」的道路。
你看，毛泽东们就是这样一种不自觉的、不光明的、半吊子的「不断革命论」者。
我们说，毛泽东们为客观形势所迫，不自觉和不自愿地走上了不断革命的路子，并不就是说他们走对了。相反，正因为他们走上这条革命的战略道路时的特殊情形，虽能因此解决了一些革命问题，同时却造成了与带来了许多的、或许是更多的，有害于革命的罪恶。譬如说：
「政权问题」，如果他们是自觉的不断革命论者，原本可以堂而皇之宣布为无产阶级专政的，而他们却偏偏戴上「人民民主」的假面具，装饰着「各党各派」的花瓶，以此使无产阶级迷惘，使有产阶级因「上当」而生怨怼，而最坏的，使广大的真正人民觉得共产党与过去所有的政党一样，是将政治建筑在欺骗之上的，口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
「工商业改造问题」，如果中共真的是自觉的不断革命论者，那他们就该知道，解决民族民主任务是一回事，发展资本主义是另一回事；他们就该知道中国生产力的提高不能用发展资本主义方法来实现，而只能经过反对资本主义的方法来实现；因此，他们就该像十月革命时候的布尔雪维克一样，在胜利的翌日即行发布「剥夺剥削者的命令」，以坚定的步子和现实的步骤来赎买或没收大工商业者的资产。这样办，在国家方面不会蒙受「五毒」之害，在被剥夺的大工商业者方面也不需经受「凌迟处死」与「三收三放」之苦。中共不能以堂堂正正的社会革命名义强迫资产阶级作出历史性的牺牲，而却在保护私有财产的法令基础上，深文周纳地、鸡零狗碎地，课逐个工商业者以小偷毛贼之罪，逼其「自愿地」走上倾家荡产、名裂身亡的绝境。这样，中共便在最广大的城市民众中，彻底败坏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信誉。
中共、以至苏联集团，曾经把中国的「工商业改造」说成为创造性的经验，那是彻底的虚伪的。（当然，如何把数量庞大规模极小的工商业导上了合作道路，其经验值得人们好好学习。不过这是另一回事。）以刑事司法的小手术来代替社会主义的大革命，不但使人迷失方向，而且会在各方面撒布腐蚀性的影响。共产主义者的阶级斗争主要反对的是过了时的阶级和制度；个别的人身攻击，决不是它的主要内容。中共一方面宣布资本主义尚有广大的发展前途，他们要保护这个剥削制度。另方面，却造成种种「法律」陷阱，使资本家们像逐个「入瓮」，以至「自请改造」。中共以为此种手法乃适合新中国国情的巧计，殊不知严重地损害了社会主义事业。因为此种显然与中共政纲不符的政策，非但不能让劳苦大众认识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的公正，反倒让他们看出共产党的口是心非、阴险毒辣，因而很多人暗中同情「被欺骗和被凌辱的」资本家们。（无数小老板的被欺骗和被凌辱是真正值得同情的。）
在农村问题上，中共于被迫放弃资本主义道路，执行「不断革命」之时，给马克思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描绘了最残忍与最荒唐的讽刺画。根据最起码的马列主义，一个真想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共产党政权，不可能建筑在与全体农民的联盟上，当反对地主的民主革命阶段一经走完，农村阶级斗争会立即尖锐地爆发。此时当权的工人阶级政党，就应该立即紧密地依靠贫雇农，中立中农，反对富农。在俄国革命中，这过程大约延长了七个月。据列宁说法，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民主阶段结束于1918年6月11日发布的成立贫农委员会的法令。但为使这个阶级斗争纳入「社会主义的」轨辙，即使在斯大林那种专横与主观统治之下，也是开始于十年之后，即1928年。而集体化的最后完成，还要迟至1933年。我们知道，斯大林的那次集体化，是人类历史上一次最大规模的屠杀，据估计，大约有四百万至一千万的人因此死亡（由于直接迫害与饥馑结果）。托洛茨基曾经给了及时的警告，事后更不断指出这种集体化的罪恶，譬如在第四国际纲领中，他就说：
「制定土地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的纲领时，应把没收小农财产以及强迫他们集体化的可能性根本除掉。农民将仍旧是他的一块土地的所有主，只要他还相信这是一件可能和必要的事。为了在农民眼中恢复社会主义的纲领，便必需毫不留情地暴露斯大林派的集体化办法，这些办法的施行，并不是为着农民和工人的利益，而是为着官僚的利益。」
为什么托洛茨基要反对斯大林们在农村实行的「不断革命」呢？因为根据马克思派的传统见解，要小农们放弃私有制，接受社会主义制，必须：第一、能在较高的技术水准上（大规模的机器耕种）进行集体经营；第二、必须用事实教育而非官僚刺刀，让农民知道共营比单干有利。如果没有这两个条件而强迫集体化，结果只能是可怕的奴役、悲惨的死亡、农业生产的普遍低落，以及工农联盟在精神上乃至事实上的破裂（注）。
现在让我们回过来看看中共在这方面的情形。首先，毛泽东们与当年的列宁不同，认为农村中将长期地实行「耕者有其田」。（列宁一开始就反对这种办法，他之借用社会革命党的平分土地办法，乃是一种有意的与公开的让步，故时机一旦成熟，立即宣布了土地国有。）等到富农阶级公然打进共产党以后，他们才如梦初醒地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了。而一经走上这条道路，则非但没有认真地注意到上面指出的那两个条件，而且还没有最「冒进」的斯大林的耐性，把反富农斗争延长十年，集体化过程延长五年，他们倒是真正地「毕其功于一役」，在短短的二三年内，竟把比俄国农民更落后五亿几千万的中国农民，带过了「社会主义」阶段，甚至踏进「共产主义」的大门了。天下如果真有奇迹的话，这该是道地道地的奇迹了。
不错，我们从来认为，旧中国的农村关系与俄国革命前的农村关系有很大不同，地主势力比较单薄，资本主义关系则远较发展，因之，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农业生产的合作化或集体化，亦必较实行于苏联者为早为速。这就是说，在中国农村中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理论，比俄国当年更不实际，也更加反动。1956年以还中国农村面貌之迅速改变，一方面在证明着那个理论之不实际与反动，他方面也表示了不断革命的客观需要。但毛泽东们一经在右边碰了壁，急速地转向到左边的时候，农村社会化的发展竟可以加速到此种地步，那总是荒唐的。在这里，我们将不谈论中共突然提倡「人民公社」运动的真正动机，这个运动有多少符合于客观需要，它对农民大众的利害如何，以及它的前途和中共统治之间的辩证式的相互影响如何。（这些将另文详述）
这里我们只想指出的是：依据共产主义的常识与苏联经济建设的经验，要想在低下的甚至原始的生产基础上，用人为的「不断革命」方法，硬生生造成农业的「共产主义」，即使是「萌芽」也罢，却总不能不意味着大量的强制、普遍的奴役，以及生产之无法真正提高（甚至会猛烈下跌）。
然则我们怎能拥护他们这样的「不断革命」？
中共对「不断革命」的歪曲了解和荒谬应用，在取消智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取消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差别上面，发挥到了极致。在真正用得着渐进，真正需要有长期历史过程之处，他们却要「一步登天」。不错，智体城乡之间的差别是数千年来阶级社会的结果，也是社会产生阶级剥削的原因之一，为要实现社会主义，必需取消这两种差别。但它们跟打倒地主和资本家的任务完全不同，绝对不能藉共产党的一纸决议，几场斗争可以完成。若以为靠几个干部「升帐挂帅」，放一些明星教授下乡种田，拔几名劳动模范进大学读书，乡村里建立几座小工厂，城市工人种几亩蔬菜地，如此就已取消了这两种差别，未免滑天下之大稽。当然，我们完全拥护种种合理与可行的走向此种取消的办法。我们尤其主张认真地而非宣传地、自觉自愿地而非意存惩罚地、经常将国家干部与在业工农交换工作，藉以造成真正的而非「理论上」的工人国家。但同时我们必须指出：智体与成乡差别的实际取消，只能真正实现了社会主义才可思议。而真正的社会主义（并非斯大林毛泽东们口中与纸上的社会主义）的实现，则只当全人类的生产在世界范围内组织起来，而平均的生产力已高出于目前美国所已达到的水平（或甚至数倍）才可思议。
在贫穷落后的一个国家之内而想实现社会主义，甚至实现共产主义，那是反动的幻想。其所以是幻想，因为它不可能实现；其所以是反动，因为它硬要实现。硬要实现，就只靠一个全能的野蛮的官僚独裁，通过庞大的官僚等级，以经常的赤裸的暴力，强迫全体人民进行日夜不休的劳动，并劫夺其全部劳动成果，以此维持一个饥饿冻馁的「共产主义」。
由此可见，中共今天提出的所谓「不断革命」，实则是实行反动的「一国社会主义论」的步骤，亦即是「一国社会主义」的表现和结果。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共之实行「不断革命论」，正因为它违反了马克思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
为什么？请让我们就在这里谈一谈不断革命论的两个主要方面，根据托洛茨基发展了的马克思的此一理论，无产阶级革命的不断性主要表现于两个方面：
一、纵的方面：「无产阶级以民主革命领导者资格取得政权，必须地而且很快地就要遇着一些与深深侵犯资产阶级财资产权有关系的任务。民主革命直接生长为社会主义革命，因之成为不断的革命。」（见托洛茨基着「不断革命论提纲」第8条。）
然则我们怎能拥护他们这样的「不断革命」？
这方面，在上面说过，中共已被客观事变所逼，不自觉地实行了，并加以曲解，荒唐而愚蠢地继续实行着。
二、横的方面：「在一国境界之内完成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可设想的。资产阶级社会发生危机，其基本的原因之一，就是这个社会造成的生产力同民族国家境界发生冲突。由此，一方面产生了帝国主义战争，他方面产生了资产阶级的欧洲合众国空想。社会主义革命开始于民族范围内，继续发展于国际间，最后进行于世界舞台上。这样，社会主义革命在更新的更广大的意义之下成为不断革命了，只有当地球上新社会最后胜利时，这个革命才达到完成。」（见同上引提纲第10条。）
「某一落后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它的无产阶级……如因民主革命结果夺得了政权，则在此国内的专政和社会主义的以后命运，就不仅依赖于本国生产力，而且依赖于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依赖于后者比依赖于前者还更多些。」（见同上引提纲第11条。）
不断革命论的这个方面，对于社会主义建设具有决定意义的方面，却不为中共所领会，他们根本就不愿领会。因为在此问题上，他们至今仍是彻底的斯大林主义者，他们最坚定地拥护「一国社会主义」，要建设「民族共产主义」。
当然，客观的事变也同样压迫着中共官僚们，即，事实会接二连三地给他们提出不能在一国之内克服的政治和经济问题；不过他们并不从不断革命论的「更新的更广的意义」上去求解决；他们反而从更「深」的更老的方面去想办法，那就是专在「本国生产力」头上打主意，亦即出尽一切精神和物质的压榨手段，驱使本国的生产大众，要他们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不食不衣，不眠不息地，发展和提高生产力，以此实现「国家社会主义」。我们自然赞成用种种方法发展和提高生产力，但不赞成用任何方法，不赞成运用根本上违反社会主义精神的；比资本家手段更为毒辣的、蔑视人道与人类起码要求的方法来达到这个目的。因为这样做，一来是事实上达不到这个目的；二来是：它在「人心上」掘毁了社会主义的事业，客观上只是替杜勒斯和蒋介石的「解放大陆」准备一片沃壤。
但毛泽东们却把这种方法称为「不断革命」。他们此种向「深」处发展的、顶顶古老的「不断革命论」，首先是他们不接受马克思主义不断革命论中向「横面」发展的国际革命的结果。
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任务，与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任务一样，必须置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战略平面上，才能有健全的与完满的解决。对中国言，它首先和日本与美国的无产阶级革命问题分不开，这当然不是说，中国应该停止向社会主义建设路上前进，等待美国和日本的无产阶级革命成功后给我们援助。这是蠢材的想法，是斯大林从来对于托洛茨基立场的曲解。问题乃关于两种基本的方向：一种是国际主义，一种是民族主义。根据前者，中国革命既然是世界革命的一部份，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亦必须置于世界社会主义建设的远景上，作为争取全世界社会主义胜利的一个力量，与一个单位来谋解决。因此，它一方面固然要和同性质的兄弟国家紧密结合（其紧密程度甚至要无视现存国界的），另一方面必须竭力帮助和促成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无产阶级革命。落后国家的革命成功，断绝了帝国主义国家榨取高利贷的一大来源，这个打击本身就已给了各该国工人阶级革命以一个「物质的」帮助。这是客观的帮助，在主观的努力上，胜利了的落后的工人国家，能够以最有说服力量的事实例子，给先进国家无产阶级以政治的与思想的影响，这是精神的帮助。一个真正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政府，在它胜利后的一切内外举措上，如果处处表示出事实上而非宣传上的更高于资产阶级制度所能给予的民主与福利，处处表示出与从来资产阶级政治的伪善与自私大不相同，它用种种事实表示出来国际主义的、革命的、以全人类解放为目的的真诚意图，如果它坦白而如实地指出革命在一国胜利后，社会主义建设所能到达的限度，同时指出要超过这个限度必须依赖各先进国工人阶级革命的成功，有赖于他们的及时援助——如此，则配合着因市场失去而必然来到的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那些国家的工人阶级将迅速地从传统的改良主义成见中解放出来，将如电与热一样感染着革命国家的影响，因而走上革命的道路。只当欧美先进国社会主义革命奏凯之后，在全世界经济的通盘筹划中，根据社会主义的崇高原则，互通有无，彼此支持，才能谈得上社会主义的实现，才能谈得上苏联及中国的社会主义彻底成功。也只有这样的社会主义，才能保证享受有真正的民主、自由与富饶，跻于大同之境，因而永免于战争之祸。
昨天的斯大林与今日的毛泽东走的都不是这条道路。他们是「一国社会主义者」，其目标为「富而且强的社会主义祖国」。偶然他们也谈谈国际主义，但这「高调」仅仅是一种外交辞令，只弹唱于克里姆林宫与怀仁堂中大宴贵宾的场合。即使在那些场合。歌唱主调也还是「互不干涉内政」、「东风压倒西风」，或「中国人战胜美国人」等等。他们早已忘记了「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完全不敢与不想促成世界革命。至于世界革命之并非辽远与空洞的原则，而是落后国家先行胜利的无产阶级在其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一个最重要的条件，则他们不是斥之为迂腐，便是诬之为反动——据说这便是否定了本国工农的伟大潜力。因此，他们把彻底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计划全部根据于本国固有的资源与人力，而且要在极其短促的期间完成之。于是，唯一可取的方法就是无穷无尽的压榨，由此产生了从事压榨的可怕可厌的国家机关，因此形成了跋扈而庞大的官僚等级，实施了野蛮绝顶的管制办法；刺探与监视无孔不入，迫害与欺诈无微不至；他们藉此将人民的生活水平降至最低限度，将劳动强度驱迫至最大限，将民主与自由的权利和享受则减少至最少限度。结果，生产力当然提高了（虽然这样的提高决不能稳定），但是付出怎样的代价呢？生命的丧失无法计算，工农对真正社会主义事业之失望与反感更无法估量，而更坏的，以苏联、中国那种「社会主义」的活的榜样，再加上东德、波兰以及匈牙利工农反对「社会主义」的活的事例，使现在尚处于资本统治之下的英美等国工人（他们本应该作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主人的），深深害怕了，厌恶了，反对了一般的社会主义（不论那一种牌子，真正的或假冒的）；使他们正在脱离改良派影响的时候又回到了改良主义，甚至回得更远，索性坦白地拥护资本主义。
请看，斯大林毛泽东排斥了世界范围内发展的不断革命论，其贻害竟然如此！不但此也，有一点还得指出来，即：我们退一万步，姑且承认共产党在逐个单一国家内建设社会主义终于可以成功，在苏联竟业已成功，将来在英美诸国也会成功。但若民族国家的境界始终被尊为神圣，各国的官僚等级因欲维护其「独自为王」的统治权利，而继续保持国家境界，那末，当生产力在更高的阶段上为要突破这个早已束缚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的桎梏之时，岂不仍旧要发生国与国间的战争，发生比今天的帝国主义战争更为惨烈与可怕的「社会主义」战争吗？
打破私产制与打破国家限制乃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两大目标，它的任务是在全世界的整体上建立公产制的最高度的经济和文化体系。但今天斯大林主义者们的所作所为，最多只能说向前一目标进了一步，于后一目标则非但不会企图接近，反而越离越远。因为事实上，每一个共产党获得了政权的国家，不管它像阿尔巴尼亚那样的蕞尔小国，也都要建设一个自给自足的、自成一个经济单位的、因而是排他的「社会主义」国家哩！
总之，怀抱着「一国社会主义」，便不可能真正接受不断革命论。今天毛泽东刘少奇们把这二者拉在一起，其实只是「不断要命论」罢了。
1958年11月
（注） 毛泽东自己就指出过这一点，在「论人民民主革命」中他说：「农民的经济是分散的，根据苏联经验，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才能做到农业的社会化……。而欲农业社会化，必须发展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强大工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