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原载美国《逆流而上》（Against the Current）第217期，2022年3-4月号。作者黛安娜 ·菲莉是《逆流而上》杂志的编辑。她是一名退休汽车工人，积极参加汽车工人大篷车活动（Autoworker Caravan），这是一个由在职和退休的汽车工人组成的网络，倡导工会民主和非化石燃料运输业。她还积极参加底特律拆迁保护组织（Detroit Eviction Defense）。
原文链接：The Movement, the Plants, the Party
1967年，当我得到邀请加入社会主义工人党（Socialist Workers Party）的青年团——青年社会主义者联盟（Young Socialist Alliance）时，我毫不犹豫。我已经准备好加入一个激进的政治组织。我曾在哈莱姆区的一所非裔美国人学校担任教师，与密西西比州儿童发展组织（Child Development Group of Michigan）合作发起了一个名为“启蒙计划”（Headstart ）的项目，并在反越战的直接行动中被捕。
社会主义工人党青年团是一个有趣的混合体，其中既有在早先的激进运动中崭露头角的年长工会成员，也有以校园为根据地的年轻成员。在新泽西州帕特森纺织工人罢工期间，一位年长的同志还是个孩子，她在那里听到了伊丽莎白·格利·弗林（Elizabeth Gurley Flynn）的演讲。二战期间，她参与领导了海员党的一个支部。
其中三人是活跃在油漆工联盟第4号地方组织（painters Local#4）的油漆工，其领导人道·威尔逊（Dow Wilson）最近因铲除暴徒而被暗杀。一对活跃在反战联盟中的夫妇都是工会成员——丈夫是码头工人，妻子是行政人员工会的成员。大多数人经受住了冷战的考验。他们有丰富的社会主义经验，并渴望与年轻成员讨论各种各样的问题。
一位年轻的女性是一名图书管理员，她将继续致力于在她的工作场所组织工会活动；一位刚转入到支部的同志是一名卡车司机。（后来他以同性恋身份出柜并成功组织了同性恋酒吧试图抵制反工会的库尔斯公司。）
这些经验丰富的同志可能是劳工激进主义的重要导师。然而，在社会主义工人党/青年社会主义者联盟中，很少有年轻成员得到鼓励去寻找工人阶级的工作。相反，我们可以留在大学校园里继续组织反战行动，包括向军事基地散发传单，组织大规模示威游行，并将后备军官训练团和其他军事研究项目逐出校园。
我们还建立了劳工分遣队、妇女分遣队、非裔美国人分遣队和奇卡诺人分遣队，以实现大规模的反战行动。1968年秋，我担任由现役美国军人领导的“退伍军人和平游行”办公室主任。
去年春天，我开始在旧金山州立大学读研究生，但指派给我的任务是帮助组建青年社会主义者联盟的力量。那个学期以我们在行政大楼发起静坐活动而结束，我们与哥伦比亚大学的罢课者取得了联系，深感自己成为了世界青年运动的一部分。最终，当局出动了警察；经过多次讨论后，我们投票决定离开，而不是面临被逮捕。然而，警察急于尝试他们的装备，并开始攻击我们。幸运的是，夜校正在放学的人群干扰了他们的计划。
那年秋天，黑人学生联合会和其他第三世界组织列出了15项要求，向政府提出了辩论的挑战，行政官员愚蠢地退出辩论导致罢工活动兴起。在长达五个月的罢工过程中，白人社会活动家与第三世界罢工委员会（Third World strike Committee）协调，争取使他们的要求获得支持。
我们有社区团体、家长和工会加入我们的纠察线和集会。我们与里士满罢工的石油工人达成了互助协议：我们会相互前往对方的纠察线。在罢工期间，我们约有850人被捕，但赢得了几项要求，最重要的是，我们的行为，促使有关部门成立了一所延续至今的种族研究学院。
女权主义热潮
到了60年代末，通过提升团队和联合会的觉悟，新女权主义运动兴起。同志们踊跃参与讨论性别歧视，以及性别歧视与阶级和种族的关系。我们不仅开始研究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而且还如饥似渴地阅读了西蒙娜·波伏娃（Simone Beauvoir）的《第二性》（The Second Sex）以及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的《女性的奥秘》（The Feminine Mystique）。
尽管“多元交织性（Intersectionity）”这个词还没有被提及，我们仍然展开讨论了种族和性别压迫的关系是如何被套入资本主义的阶级框架中的。我尤其记得在一次社会主义工人党周五晚间论坛上的激烈讨论，我们分析了凯特·米利特（Kate Millet）刚刚发布的《性政治》（Sexual Politics）。
当贝蒂·弗里丹呼吁女性“走出厨房，走上街头”庆祝妇女获得选举权50周年纪念日时（1970年8月26日），我们积极围绕“24小时免费托儿服务”、“同工同酬”和“按需免费堕胎”的要求，发起了联合示威游行。
在此期间，党组织要求我加入全国妇女组织（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Women），在那里我参与制定生育权、平权修正案，并设计了一系列课程。纽约全国妇女组织将有20-30名新人参加月度会议，因此将他们纳入全国妇女组织的常委会十分重要。否则，他们将会消失。（类似于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DSA）地方支部当前面临的窘境。）
姗姗来迟的工业转向（Turn to Industry）
对这十年做一个总结，我会把社会主义工人党/青年社会主义者联盟视为一个托洛茨基派组织，它将社会主义宣传（書籍销售、竞选公职、举办论坛）与群众工作相结合。
但随着70年代的到来，尤其是随着美国军队从越南撤军，以及美国最高法院通过罗伊诉韦德案（Roe v. Wade）的裁决使堕胎合法化，我们最大的两次全国性协调行动接近尾声。随后，社会主义工人党领导层计划建立以社区为中心的分支部门。由于局限性太大，并且又需要长期的投入，它们很快就失败了。
当我参加第一次社会主义工人党大会时，我列席了劳工分会。虽然有一些关于同志们在汽车、钢铁和教师工会工作的有趣报道，但没有对新成员进行培训。尽管这是组织年轻同志从事这些工作并接受已经扎根于此的同志指导的理想机会。
当然，党报《战士报》（The Militant）也有关于劳工斗争的报道。到上世纪70年代中期，这些活动包括煤矿工人罢工，以及推动铁路和钢铁行业建立更民主的工会（我们在这方面有同志）的运动。在整个过程中，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开展了罢工支撑工作，并注意争取劳动人民，以及在可能的情况下争取他们的工会，参加反战、妇女权利和黑人示威活动，但直到1977年，社会主义工人党才开始转向。
当你把社会主义工人党的行动与其他社会主义组织的行动相比较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决定来得相当晚，因为70年代的劳工运动浪潮正在减弱。但是，基于让同志们进入钢铁和铁路行业的成功经验，领导层在两年后发出了全力以赴的号召，要求党员同志们进到越来越多的行业：航空业、汽车业、纺织业和采矿业。
这就是众所周知的“在转变中转变”（the turn within the turn）。在公共部门工会工作的同志们被敦促离开，加入一个更加工业化的工会。甚至连教师、社会工作者、图书管理员和在工会任职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同志也被要求辞职成为矿工或铁路工人。
我做了两年的社会主义工人党全国委员会委员，能够近距离接触最高领导团队。在一次全体会议上，他们声称校园激进主义已经消散，并呼吁青年组织放弃校园。
因为我最近作为社会主义工人党候选人参加了纽约州州长的竞选，并且长时间在校园里进行竞选活动，所以我知道这不可能是真的。事实上，我可以用几个小时在校园内卖出100份《战士报》。校园中的反种族隔离撤资运动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社会主义工人党领导层认为，我们现在需要获得工业就业机会，因为革命前的形势正在变化。我愿意接受这个前提，并认为也许有必要离开校园，因为体力劳动和校园工作难以同时兼顾。然而，我对领导层的动机感到不安。
在我们听取这份报告之前，其他全国委员会委员告诉我，这在他们的支部是行不通的。但是在这份报告出台之后，当我鼓励他们积极发言时，大多数人却告诉我，他们已经被说服了。他们怎么会被这种误导性的分析说服呢？
我认为委员们有责任提出问题。尽管我支持在关键行业扎根，但我反对该提案的动机，因此投了反对票。从此以后，人们对我产生了怀疑。后来我意识到，这就是“无产阶级倾向”（Proletarian Orientation Tendency）﹝译按：1970年代初社会主义工人党内的一个派别，主张检讨社工党投入反战和女权等运动的路线，更多地面向工人﹞所产生的后果，他们在几年前提出了这一个更为温和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