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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布洛克先生的批判

拉法格

(1884年10月)


  *本文首次发表于1884年10月《经济学家杂志》。——编者注


  编辑先生!
  最近一期《经济学家杂志》刊登了三封来信,诚然,这三封信不是对我的信——《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利润和保·勒卢阿一博利约先生的批判》的回答,但是,同这封信有关。布洛克先生在其中的一封信中警告我说,勒卢阿—博利约先生有“牙齿和爪子”;现在他正在磨快它们,准备战斗,请允许我回答他的批判性评述。
  他说:“不确切的定义是马克思的全部论据的基础。”布洛克和洛里亚认为,马克思虚构定义和应用先验论原则,之后,像开矿一样,从这些定义和原则中开采出一系列逻辑推断。然而情况正好相反,马克思是形形色色的先验论概念的死敌;说实在的,在他的书中没有任何定义;他把炮制定义的工作留给常识问答和小学课本的作者们去完成。请翻开《资本论》吧。他从哪里下笔呢?他从确认众所周知的事实开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1]马克思把财富的要素商品挑出来,从各方而对它进行观察,翻过来倒过去,一个接着一个地发现它的秘密,而这些秘密要比天主教的秘密多得多和复杂得多。在分析商品本身之后,他研究了一个商品同其他商品在交换过程中的相互关系,然后研究了商品生产和商品生产的历史条件;他完全可以把他的书称作“商品的解剖学和历史”。
  布洛克写道:“一切经济学家都把资本规定为属于某人或某一集体所有的(物质)生产资料总和。”他对此进行嘲笑。这种说法不完全正确,因为经济学家对“资本”一词的含义是有争议的。麦克库洛赫把这一术语理解为一切积累的价值,而不管它们用于生产,还是用于美化无所事事者的生活。他断言,奢侈品对生产的促进,一点也不比其他物品(例如犁耙)小。让·巴·萨伊只是把非生产消费与之无关的那些价值包括在资本概念之中。罗西做了更加严格的限制:如果一切同消费无关的价值都算是资本,那么根据这一理由,蚂蚁也可以被看作是大资本家了[2]。许多经济学家都拒绝把土地和其他自然要素称为资本,所以“矿山、瀑布或瀑布的利用均不应算作资本”[3]。另一些经济学家声称,资本是积累的收入。但是所有的经济学家都同意这样的说法。他们改变了该词的最初的含义。“按照一般说法,一笔能带来利息的款额就称作资本。”这个非常准确的定义我们在布洛克先生的字典里找到了。马克思接受并总结了人们纳入“资本”一词中的经济含义。关于不劳而获的利润的思想,同内萨斯的衬衣一样,是紧贴在这个词上的。
  当代广泛使用的“资本”一词是前不久形成的一个名词;后来才开始从经济含义上使用这个词。拉库内·德·圣帕拉耶曾提到这个词,他主要把它当作形容词,用于说明革命前的某些税收;作为名词,被用来表示房产的某些部分和衣服[4]【疑为打印错误,根据上下文来看应为“某些部分和依附”——录入者】。在1728年出版的里什莱辞典中,这个词被当作形容词来引用;它作为名词只用于两三个场合。1771年出版的特雷乌辞典,也持这样的观点。只是在狄德罗的百科全书中,我们才第一次发现“资本”一词的经济含义。“一笔不依利息为转移而应予偿还的钱就叫作资本。该词也可理解为商业公司的资财。”韦氏大辞典给“资本”一词下的定义如下:“资本是商业和制造业中所使用的股本。”我们在十八世纪的任何一本辞典中也找不到“资本家”一词。据李特列[5]说,米拉波是第一个使用资本家这个词的著作家。词源及其含义表明,或者同许多经济学家断定史前就已存在这个东西的说法相反,从前并不存在这个东西,或者人们从前没有能力创造这一词汇。
  “资本”一词就其更广泛的经济意义来说可能出现于古代奴隶制度的瓦解时期[6];但是,在野蛮人入侵之后,只有随着资产阶级的兴起,或者随着商业,工业的兴起,它才能够再度出现。只要还保留着家庭生产,这个词就没有存在的理由,因为这个词所表示的现象并不存在,至少还没有成为某种普遍的和经常的现象。
  只有当生产资料事实上不是由它的所有者使用的时候,它才成为资本。一俟这一现象在某一社会开始占统治地位,这一社会便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西欧,这一现象出现在通往印度和美洲的航线被发现之后。宗教革命标志着这样一种经济运动:当罗马教皇,这位陈旧经济体系的宗教代表为反对抽取利息而大发雷霆之际,日内瓦的反教皇的加利文,这位新生经济体系的宗教代表却宣称从所有神学美德的观点来看利息都是合理的。新教由于否认圣徒及其节日,由于谴责获得救援的权利,由于提出神赐理论等等,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宗教表现。
  如果生产资料不变成资本,也就是说,如果生产资料的使用不从它的所有者的手中转移到雇佣工人的手中,那么,这样一种现代社会就不可能产生和发展起来,这个社会拥有股份公司、矿山、铁路、机织品等等,这里在人口稠密的城市和人烟稀少的乡村之间形成对立,存在着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和垄断了生产资料和交换资料的资本家阶级。正像使粘土成型的陶工一样,始于十六世纪的经济革命使人类成型,它强迫人类接受不同种类的生活方式和世界观。不同种类的舆论和管理,不同种类的宗教和艺术。这些革命正是由于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才发动起来[7]。马克思坚持了大众深刻地给予“资本”一词的这一含义,他做得很对,因为这个词标志着在人类历史中起着巨大作用的现象。



  布洛克先生攻击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价值是整个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难题。谁了解价值的属性和基本特征,谁就掌握了引路的线头,后者可以引导他走出资本主义生产和资本主义交换的迷宫。格罗夫[8]和他身后的物理学家,只有在迈耶尔博士得出热的机械当量的规律以后,才有可能对一种自然力转换为另一种自然力进行研究。
  大家都知道马克思的下述著名结论:某一商品的价值是由该商品所包含的、生产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量决定的。我之所以谈起这个“结论”,是因为马克思只是在详尽而耐心地分析商品这一概念之后,在全面研究了政治经济学领域中的各个先行者之后,才得出这一结论的[9];他的学识异常渊博,这是任何人都不会怀疑的,甚至他的许多敌人也都赞同布洛克先生1872年8月在《经济学家杂志》上所发表的下述看法:“马克思的这部著作(《资本论》)表明,他是一位最卓越的科学分析家。”
  布洛克得意洋洋地说:“啊!懂得怎样把拉斐尔和亚里士多德的一小时化为一名裁缝或一名短工的一小时,这是非常有用的。”但是,何必重复基督的奇迹和使亚里士多德与拉斐尔复活呢?这两个人把关于辉煌的希腊时代和文艺复兴时代的回忆带进了坟墓。在使他们遭受资本主义制度的折磨之前,布洛克先生应当先给他们数万法郎利息,或者至少向他们保证,画商和出版商愿意为他们的作品支付一笔价钱,这笔价钱是这些商人为X先生的轻佻的画或Y先生的下流剽窃作品而付出的价钱的十分之一或者甚至二十分之一[10]。否则,这些无与伦比的天才就有陷入米莱所遇到的那种贫困或者像费尔巴哈那样死于饥饿的危险。
  借助于拉斐尔和亚里士多德来进行论证,在当代是十分流行的,但多少有些陈旧了,并且显得有些幼稚,李嘉图早就证明这样进行论证是站不住脚的。“有些商品,其价值完全是由它们的稀缺性决定的。任何劳动都不能增加它们的数量,因此它们的价值不可能由于供应增加而下降。某些珍贵的塑像和画就属于这类商品。它们的价值完全不取决于从前生产它们时所耗费的劳动量。它们的价值随着那些希望得到它们的人的财富和兴趣而变化。但是在每天上市的商品量中这类商品为数不多。人们希望得到的各种财货的绝大部分都可以通过劳动得到。只要我们乐于为此而耗费必要的劳动,它们的数量就可以无止境地增数量大下去。”接着,为了回答当时的布洛克,他又补充说:“某个人或公司所垄断的产品的价值,将按照罗德戴尔伯爵的规律而发生变化;它们的价值随着供给量的增加而降低,随着购买者的需求的增加而提高,它们的价格同它们的自然价值不必保持一致。至于作为出售者竞争对象和数量可以增大的那些物品,其价格归根到底不取决于需求的性质和它们的储备量,而是取决于生产费用的增大或减少[11]。我们还是不要去打扰拉斐尔和亚里士多德这些光荣的死者吧。让我们来研究一下骡马、哲学和自然科学副博士、工程师、短工、呢料和羊毛等等这样一些商品吧,任何特权都不能使这些商品免于竞争。我们来看一看在任何地方都碰不到拉斐尔和亚里士多德的这个世界上的情形吧。
  资本家来到市场上物色出纳员、化学家、农学家,他为所找到的每一个这样的人每月要付出三百法郎;为了补充夫妇之间的乐趣,他在家庭之外要有一个女人,他每月要支出一千法郎来赡养这个女人;他花在绞尽脑汁为他的报纸炮制材料的作家们身上的钱不算多,每月支出二百法郎到六百法郎;短工、工人、机械师每月从他那里得到九十到二百五十法郎;他为他的仆人购买仆役制服每月要支出一百二十法郎;为女儿过命名日购买鲜花支出五百法郎,等等。一句话,资本家在市场上找到(税率和工资率是预先规定好的)各种各样的商品,而且不需要计算器的帮助,就可以把献身爱情的人的一小时换算成新闻记者的一小时,或者换算成花在养羊剪毛、棉毛混纺、织成呢料并为仆人缝制仆役制服上的许多小时。出纳员的诚实、作家的才能、妇人的爱情——所有这一切竟被看成是同阿魏胶和硫酸之类一样的商品,所有这些如此不同的商品竟由于无意识的社会过程而被化为一个共同的尺度即货币,这不能不认为是十分可耻的。这真是岂有此理,然而事实就是如此!
  官方经济学对这种可怕的事实于分厌恶,它非常人道,非常敏感,以致根本不想知道克劳德·贝尔纳、海克尔、肖莱马这样的人物竟像典狱吏那样受雇于人,不想知道知识和女人的羞耻像竟像海鸟粪和小萝卜一样是买卖的对象。这样假装正经同社会主义经济学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资本主义社会所提出的问题可归结如下:不同性质、不同数量和不同属性的商品(如化学家、短工的筋力、铁、鞋、菜豆、金银等等)按照不同的比例相互交换;为了方便和简化交换,这些商品用金子即按照共同协议被采用为共同尺度的一种商品来表示自身的价值,所有的商品都同这个享有特权的商品相交换,有的换半克金,有的换二、三、四克金。彼此完全不同的物品怎样才能相互交换并化为一个共同尺度呢?“了解这一简化过程如何发生,这是十分重要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完全同意布洛克先生的意见。
  所有商品,不管它们如何不同,都有一个共同属性,即它们都是人类劳动的产品。
  如果六百升黑麦、三吨铁、一只宝石戒指和一位政治经济学教授的十个工作日可以交换同一货币额,那么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说,这些商品在各自不同的外壳下隐藏着某种使它们相等的东西的一定量。这种东西只能是商品共有的要素,这就是商品中包含的人类劳动,即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但是,人类劳动并不是在所有的情况下都是一样的。关于这一点,布洛克先生曾完全正确地指出过;由此便产生了这样一种情况:宝石戒指中所包含的复杂劳动(熟练劳动)只是六百升黑麦中所包含的那种简单劳动自乘多倍的产物。马克思说:“经验证明,这种(复杂劳动)简化(成简单劳动)是经常进行的。一个商品可能是最复杂的劳动的产品,但是它的价值使它与简单劳动的产品相等,因而本身只表示一定量的简单劳动。”[12]布洛克先生大概没有读过这一页,所以他写道:“在马克思看来,一小时劳动就值一小时劳动。”
  我们看到,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使问题得到解决。
  接着,布洛克先生转而研究剩余价值理论;题目虽然换了,然而他仍然忠于自己的批判方法。我们刚刚已经看到,他说马克思把不可靠的定义当作自己的论证的根据。现在布洛克先生声明说,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是建立在假定的基础之上。这一理论将“像用纸牌搭成的房于一样”倒塌下去,为此“只须指出这一点就够了;这一切无非是个假定,因而这里没有任何现实的东西……作者总是这样去议论,似乎来自假说的抽象,即自乘的乌有会反映现实”。
  马克思的假定指的是什么呢?他假定,每一个把自己的生命力(筋力和脑力)用于生产的人,在资本主义企业中通常达十、十二、十四小时的劳动中,不仅创造了同维持他本人的生命所必需的那一部分商品的价值相等的价值,而且还在这以外创造了他本人或资本家能够用于储备即“储蓄”的东西。这个假定是如此可笑,甚至在所有的经济学家那里都出现过。不过,马克思,这位抽象领域的大师,并不满足于这种假定,他把商品和劳动分成两个部分,即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然后,开始玩弄所得出的这些概念,他耍了不少“辩证法的把戏”,并得出如下结论。
  资本家根据再生产雇佣工人本身所需的花费而向劳动力支付四个、五个或十个法郎;资本家在自己的工厂中在长达十或十二个小时的时间内充分使用这个劳动力;按照所有权,工人属于资本家,他从使用工人的过程中得到的全部好处也是如此。但是,由于在长达十或十二小时内将自己的生命力用于生产的人,不但生产了维持自己的生命所必需的商品的价值,还生产了多于这一价值的某种东西,所以,在工作日的前一半,工人创造的是等于他的工资的价值,而在工作日的后一半,创造的是新价值,这部分新价值按照权利属于劳动力的购买者,因为他已按照劳动力的真正价值,即按照劳动力的生产费用的价格进行了支付。可见,马克思借助于辩证法的把戏成功地阐明了人所共知的事实:资本家渴望用尽可能少的工资维持尽可能长的工作日。实际上,工资越低,工作日越长,雇佣工人用于再生产自己的工资的时间就越短,用于创造剩余价值的时间就越长。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彻底揭露了关于工人懒惰和不守纪律的满口仁义道德的胡说八道的真相,其实这些东西在那些不参加劳动但十分富有的人那里倒是常有所闻。如果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量不是这样直接取决于工资额和工作日的长度,那么,应用到民众身上的以这种美德为特征的道德(其他道德一般来说绝不是美德)就决不会被想出来。
  似乎在自然和社会生活的现象中着了魔,这些现象竟处于不断运动之中,它们在发展中有时竟采取极其意外的和令人震惊的形式。为了追踪它们的所有变动、转化、逐渐的和突然的变形,研究这些形式的批评家必须学会作一套十分复杂的智力体操,以致只根据表面特征去进行判断的人还会以为这样的批评家是一些杂技演员呢。
  例如,数学家列出二元方程式的公式:x =∓√m和x2+px+q=0。而凡夫俗子立即大声疾呼:要知道,指望同一正数既等于正数又等于负数,这是违背常识的;把零同正数等量齐观,这是在变戏法!这一切都是“来自假说的抽象,即自乘的乌有”。接着,物理学家向他显示了令人眩目的闪光。这已经不是建筑在假说之上的抽象了。这就是电,这个电无非是经过变形的蒸汽机的运动,而这种运动又无非是成吨的煤炭中包含的热能,至于这种热能……够了!这样,你说不定会向我证实:“马是浑身长毛的反刍动物。”胚胎学家谢尔回答说:“我还要告诉你,我在我的《脑的比较解剖学》中断定,鱼是较发达的动物的始终存在的胚胎”。圣伊雷尔赞成他的说法并指出:“在我们看来,畸形人是不符合自然规律的生物;然而恰恰相反,他们是高度自然的生物,是在自身发展中停顿下来的生物。”在圣伊雷尔之后,罗宾和生物组织学家指出:癌这一人体中的恶瘤,是由完全正常的因素形成的,这些因素由于营养太好而过于肥大。——是啊,这完全是欺人之谈!——在科学领域中玩弄把戏已达到闻所未闻的地步,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正直的凡夫俗子只要把鼻子伸到这个领域中来,就会感到无所适从。我们要迫使谢尔、圣伊雷尔和科学中的所有这些杂技演员免开尊口,我们要听一听勒卢阿—博利约先生的声音,因为任何人都不会把他当成玩弄辩证法的杂技演员。“竞争并非总是导致商品降价和改进质量,并非在自身发展的一切阶段上都是如此。竞争在自身发展的一定阶段上会导致相反的结果——使商品质量下降和涨价。”[13]凡夫俗子喊道:Tu quo que,Brute!(原来你也在内,布鲁土斯!)这位凡夫俗子每遇到他一生中的庄严时刻就说起拉丁文来。永别了,政治经济学,既然竞争同时是善又是恶!闪闪发光的金币变成了臭不可闻的破烂货。这是什么样的魔法!可怜的凡夫俗子啊!



  现在我来作最后的批判性评述。布洛克说,如果期望改造社会秩序的马克思竟没有着手建立理想的社会,那么这是因为他意识到自己无能为力。完全正确:马克思是没有这样的能力的,他只限于寻找和发现社会运动的原因,在现存的东西中揭示未来,并指出:要使资本主义世界得以分娩,必须实行剖腹产。十九世纪的社会秩序同十八世纪的社会秩序一样,在腹中孕育着新的世界:“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发展为生产的集体占有方式创造了物质的和精神的因素[14]。产品的社会生产和社会分配用力学的语言来说是以位能的形式存在的,要使它们实际存在,就必须打碎束缚它们和使它们无法发挥出来的资本主义形式。难道卢梭、狄德罗、魁奈、加利阿尼、杜尔哥这样一些人物,日益迫近的革命的这些天才先驱者竟会花时间去从事炮制理想社会制度计划这种无益的事情吗?他们分析并抨击了旧秩序,有人是为了感情,有人是为了纯粹理性,有人是为了经济原则。而当暴风雨来临时,革命者们做了什么呢?他们打碎了束缚受尽苦难的世界的封建枷锁;他们废除了王族特权(王室金库票据),而正是这些特权使国库枯竭,使国家信贷即公共信贷的基础发生动摇(暂时中止支付利息),等等;他们消灭了压制工商业的行会特权;他们取缔了阻碍农业进步的农民特权(公共牧场、封建租赁形式、公共地产);他们废除了使工农产品流通不畅的各种主人、各种等级以及各省市的特权。十八世纪的人们只是由于成为理论和实践上的可怕的破坏者,他们才把人类引向一条新的、从未经历过的道路。十九世纪的社会主义者们不必迷恋乌托邦;他们应当分析和批判现存的社会制度,深刻体验现在和过去,以便创造未来,而一旦时机成熟,就应当坚决进行冲击。1884年的德国选举正在证明,并且1885年的法国选举将要证明:在欧洲,人们是有能力的。但是,正如工人党的纲领所断言的那样,如果人们(精神因素)准备好了,那么物质世界(物质因素)同样也就准备好了,因为人无非是一种合力。政治经济学如果不能像天文学解释和预见涨落潮那样来解释和预见无产阶级群众的运动,证明这种运动的必然性,那么它就差不多成了集邮一类的无害的事业。


译自《拉法格选集》第2卷1928年莫斯科—列宁格勒
俄文版第486—496页。
(刘焱译 王锡君校)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7页。——编者注

[2] 见科克林的《资本》一文,载于《政治经济学词典》,——拉法格注

[3] 莫·布洛克《通用政治词典》。——拉法格注

[4] 拉库内·德·圣帕拉耶《古法语词典——从法语的起源到路易十四时代》。——拉法格注

[5] 埃米尔·李特列(1801—1881)——法国词汇学家,著有《法语词典》(1863—1873)。——编者注

[6] 拉丁语学家把这个词翻译成Gaput,sors,意味着一笔用于增长的钱,即债款和取息的本金。我说得过于详细了,不过词源在许多方面都很重要,因为它证明大众一清二楚地表达了这个词的含义,而比任何学院的感觉都要灵敏得多。——拉法格注

[7] 经济学家应当感谢马克思,因为他是指出经济科学的伟大历史作用的第一个思想家。哲学史学家和社会学史学家企图从宗教和哲学思想的运动中去寻找社会变化和革命的原因,而马克思则把全部问题颠倒过来,并尝试指出,人类社会及其管理形式,艺术、宗教和哲学体系,都是在经济因素的作用和影响下发生变化的。马克思把历史过程置于物质基础之上。——拉法格注

[8] 威廉·罗伯特·格罗夫(1811—1896)——英国物理学家和法学家。——编者注

[9] 马提诺先生用令人信服的引文证明,把巴师夏以及李嘉图和斯密这些人物一起列为古典经济学家,是符合“真实情况”的。我请批评家读读拉弗勒的著作,因为我从来不可能产生这类思想。——拉法格注

[10] 德拉克鲁瓦非常大胆地给自己的一副杰作——《列日主教的被害》规定一千五百法郎的价格。据哥提埃说,这幅作品是艺术史上的一个伟大阶段,使“中世纪及其挂钟和歌者从此而告终。”德拉克鲁瓦并役有得到这笔钱。布洛克先生显然不知道,乔祖阿·海耳曼这位剪毛机的发明人恰恰死于贫困,虽然他的发明使欧洲和美洲的纺纱者大发横财。——拉法格注

[11] 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康斯坦西奥翻译)1835年版第1卷第4—5页;第2卷第150页。——拉法格注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8页。——编者注

[13] 《法国经济学家》1884年10月18日。——拉法格注

[14] 法国工人党纲领中的这句具有代表性的话属于马克思。——拉法格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