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和大工业（machinery and machino－facture）
在工场手工业条件下，生产工具是工人的手工工具，这种工具的使用受到人的体力和技能的限制。随着以使用机器为特征的大工业或现代工业的发展，所有这些限制都消除了。机器由发动机、传动机构和工具机组成，它能够完成工人所进行的操作，但却能够摆脱手工工人使用手工工具操作所受的器官的限制。然而，机器并不是简单地代替在工场手工业的劳动分工中就已经简化了的那些劳动操作。这时候，工场手工业的劳动分工对人的专业和技能（马克思称之为主观原则）的依赖，被一种完全客观的过程所代替，这个过程以机器的型号、大小、速度之间的客观关系作为特征，从而也是以生产的连续性和自动化原则（参看自动化条目）作为特征的，现代的资本主义工业使用机器来生产机器，而只有这样做才为它本身创造一种适当的技术基础，一种完全客观的生产组织；在这种组织中，劳动过程的协作性质已经成为一种技术上的必要性，它对工人来说是一种事先存在的物质生产条件。利用机器来从事生产有时又叫做“大工业”，以区别于工场手工业的手工生产。
由于协作和劳动分工而产生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便成为能够被资本家无偿地利用的社会劳动力。至于在劳动工具方面，情况则并非如此。机器的价值是在机器的经济寿命期内转移到产品上的（必须把机器的经济寿命跟机器的“精神磨损”区分开来，后者是从机器的经济寿命和物质寿命之间的差异中产生的）。跟工场手工业的生产形式下的工具比较起来，在大工业的条件下，从机器转移到产品价值上的那部分价值，在产品的总价值中占有较大的比重，尽管产品的总价值是绝对地变得比较小了。机器的劳动生产率能够相应地按照它所取代的人的劳动力来衡量。总的说来，使用机器是为了使产品变得低廉，这就要求在生产机器上所耗费的劳动要小于使用该机器所代替的劳动。但是由于资本家所支付的是劳动力而不是劳动的价值，因此资本家使用机器的限度，便由机器的价值和它所取代的劳动力价值之间的差别来决定。这就意味着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使用机器的余地要比资本主义社会大得多。这是由于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使用机器是为了减轻人们的工作负担，而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机器则是纯粹用来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成为生产相对剩余价值的动力（参看价值；剩余价值；积累条目）。
然而，机器本身并不能够生产剩余价值。剩余价值只能从资本的可变部分中产生，而所产生的数量则决定于剩余价值率和雇佣工人的人数。因为在任何具有一定长度的工作日的情况下，机器的使用只有通过降低商品成本才能提高剩余价值率，也就是通过减少一定数量的资本所雇佣的工人人数来降低劳动力的价值。可变资本必须转化为不变资本，这种必然性成为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动态研究的中心问题。马克思认为它带来以下几种后果：
第一，机器这个减少劳动时间的最有力的手段，在资本主义的关系下却成为把全体工人阶级家庭转化为由资本所支配的（为其自身的增值）单纯的劳动时间的手段。劳动力被加紧剥削；工人丧失了技能并且不得不在机器的主宰下进行工作；工厂成为实行严酷纪律的场所，成为一个专制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缩影，它对有关劳动过程的社会立法是一种讽刺；科学、自然和社会劳动都被纳入机器制度之中，它们构成了资本家的实力，以对付处于劳动过程中的工人，从而使死的劳动统治着活的劳动。在每一劳动过程亦即价值增殖的过程中，客观现实是：不是工人支配他的工作条件，而相反地，是工作条件支配着工人。
第二，由于机器取代了工人，从而产生了剩余的工人人口，即劳动后备军。这种剩余人口的浮动则又对工资起调节作用，并且在通常的条件下保证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占有。
第三，由于不变资本有依靠可变资本的减少而增加的倾向，这就造成马克思所说的生产领域中的“内在矛盾”，因为只有活的劳动才能够创造任何价值，然而为了增加剩余价值，这种活的劳动的数量却必须减少。这种情况，对于分析资本构成的运动倾向具有肯定的意义（参看资本有机构成；资本价值构成条目，在分析利润率方面可参看利润率下降；经济危机条目）。
（SM）
工场手工业（manufacture）
马克思把工场手工业定义为建立在手工业生产的劳动分工基础上的那种协作形式（见《资本论》第1卷第14章）。在英国，从16世纪中叶到18世纪下叶，工场手工业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占统治地位的形式。它有两种形式。第一种，适用于生产那些从各个独立的手工艺过程中产生的产品（马克思举了机车和钟表生产为例，并称之为“混成的工场手工业”，见《资本论》第1卷第12章）；这时候，独立的手工工人被联合在一个工场里，在一个资本家的监督下进行工作。然后在一段时间里，这些独立的生产过程被划分为各种细小的工序，它们成为专门的工人的专职，每一个工人只是一个完成局部工作的工人，而把所有这些局部的工序联合起来，则构成工场手工业的整个过程。第二种，适用于生产那些原来完全由一个手工工人在一系列工序中完成的产品（马克思举造纸和制针生产为例，并称之为“有机的工场手工业”，见同上引书）。同样地，这些工人也是同时受雇于一个工场之中，开始的时候他们都从事同样的工作。逐渐地，这项工作被划分了，一直到商品不再是一个独立的手工工人的个人产品，而是一个工场的手工工人的社会产品，而其中每一个工人只不过完成所组成的一个局部的工序。无论是前一种还是后一种形式，都采用了劳动分工，或者使劳动分工在生产过程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这时候，除了个别大规模的、需要花费大量人力的生产过程以外，很少使用机器（虽然在17世纪期间对机器的偶尔使用，对于为数学提供实际运用的基础并促进机械学的创立起了重要的作用）。这说明在工场手工业时期从来没有达到一种技术上的统一，当时唯一具有机器生产的特征的项目，就是每个工人都已具有马克思所说的“集体工人”的那种片面性，即每一工人的专业分工都迫使他或她不得不作为在机器的调节下的集体工人的一个部分去工作。
但是，从工场手工业的劳动分工中所产生的专业化，造成了工人跟生产资料的进一步脱离的后果，因为工人由于专业化而丧失的东西，已集中在雇佣他们的资本的手里。这就是说，资本的社会生产力已投放在集体工人的身上，而这种生产力的增长则只有通过个体的劳动生产力的贫困化来实现。在工场手工业中，劳动分工不仅使工人专业化和把他们联合在一个单一的机制中，而且由此创造了一种使劳动生产力为了资本的利益而得到新的发展的社会劳动组织，同时还从历史上创造了资本统治劳动的新的条件。可见，工场手工业的劳动分工是创造相对剩余价值的一种特殊的方法。不过这是一种有限的方法。手工技术仍然是生产的技术基础，而工场手工业所发展的技术等级制度，则为劳动相对于资本而自立创造了重要的条件。工场手工业还不具备一种能够不依靠工人本身而运行的客观框架结构；它基本上是一种以城市手工业生产和乡村家内作业为基础的人为的经济结构。如果不采用机器的话，资本就无法突破那种需要工人毕生从事他们的局部职能的局面，这种狭隘的技术基础意味着资本要经常地关心维持劳动纪律的问题，而这只有通过强制才能做到。为了取消工艺和技巧作为调节社会生产的原则的作用，便需要发展机器。
最后，在工场手工业时期，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而出现和发展起来。古时候的作者们所关心的质量和使用价值；而到工场手工业的早期，作者们（从威·配第开始）便着手去发展减少商品生产所必要劳动时间的原则，从而不断地强调数量和交换价值（参看价值条目）。事实上，马克思其所以把亚当·斯密称为“工场手工业时期集大成的政治经济学家”（《资本论》第1卷第386页），是因为他强调分工，并且透过工场手工业的劳动分工这面折光镜来观察社会的劳动分工（参看积累；劳动过程条目）。
（SM）
毛泽东(Mao Tse-Tung)
1893年12月26日生于中国湖南省韶山，1976年9月9日在北京逝世。
毛泽东作为一位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家，或者在任何情况下，作为发动一场他相信是在马克思主义原则影响下的革命的领导者所起的重要作用，是得到普遍公认的。但是，另一方面，他事实上是否曾作过任何首创性的理论贡献？如果是的话，那么这种贡献究竟是发展还是歪曲了马克思主义？这是一个引起热烈争论而又悬而未决的问题。难以否定的是，毛泽东不仅讲了，而且做了一些与众不同、富有意义的事情。至于这些创新活动在性质上是否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这是人们的一个争论不休之点；然而，人们可以举出事例来支持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这些活动是真正马克思主义的，至少是部分如此。毛泽东往往被人们誉为或贬为一位“农民革命家”。他确实对农民起了一种作用，一种首先在首创性的程度上要大于通常被看作是正统主义者的作用；那么，对于他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或者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也许最好能够用这样一种态度来对待，即首先要全面地考虑到中国社会的结构以及他从中所得出的结论。
本世纪20年代，当毛泽东开始其革命生涯的时候，中国无疑是一个在经济上非常落后的国家。这意味着，当时无论对于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或其先锋队的作用）是怎么说的，可是共产党必须依靠农民这个支持革命事业的最大的一股社会力量。然而，当时中国社会的性质，既不主要是资本主义的（如同托洛茨基所想像那样），又不单纯是“封建”或“半殖民地”的。在这个社会里，除了数量有限但却在迅速增长的城市工人外，还包含：中国的实业家或称“民族资产阶级”，人数很少但却很有势力的地主阶级，农民（富有的和贫苦的，有地的和无地的）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阶层——从手工业者和小贩到为外国资本家服务的“买办”，从官僚和军人到僧侣、土匪以及农村无业游民。这种复杂的社会结构，源自于从不同历史时期沿袭下来的各种成份和阶层的共存的局面，并且在本国和外国的种种影响下形成的。
这种情况所造成的后果，反映在“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这些对于毛泽东所阐明的辩证法起了如此重大作用的概念中。几乎没有必要指出，马克思在19世纪在谈到法国或英国的情况时，是从来不会提出“什么矛盾在今天是主要的？”这个问题的。他把下述情况视为公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基本矛盾，而这种种情况将维持不变，直到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把矛盾解决为止。至于毛泽东，他是根据他所认为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认为他的更为迫切的实际任务是断定应当在什么地方划清具有决定意义的分界线，认为这无论在中国和世界都是如此。当然，从一定意义上说，他只不过是追随了马克思所拟定的、由列宁（和斯大林）所进一步发展的那条分析线索；根据这条线索，不仅是农民，而且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其他阶级和集团都可能参加革命的民主阶段，而在一个国家中，外国统治这一事实可以影响到各个阶级的不同表现。但是，毛泽东把这些思想加以系统化和整理加工，从中得出哲学的结论，并赋予这些结论以普遍的效准。
成问题的是，毛泽东对革命所进行的这方面的探索，结合着他认为实践的第一性、理论是第二性和派生的观点，已经引起了对他本人和他的思想如此广泛而且往往是截然对立的解释。一方面，那些强调他的策略的灵活性和善于适应形势变化的人（如60年代以来的苏联马克思主义者），会根据他在1938年和1945年所作的妥协，以及在50年代初期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让步，而断言他是一位投降主义者，或是一个不讲原则的机会主义者，或是两者兼而有之，然而，相反地，那些对他强调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价值以及百折不挠地把革命进行到底的做法抱有深刻印象的人，则会把他刻画成在所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和理论家中最激进的人物（特别是从50年代后期以来）。
可以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有若干真实的成分，前者针对的是他的策略，后者指的是他的比较一般的思想原则。也许，最关键的一个问题是毛泽东所说的“无产阶级”究竟是什么意思。当然，至少从20年代后期开始，他就注意到马克思主义赋予城市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并且从原则上接受了这一原理。毫无疑问，他对“无产阶级”这个术语的理解在一定程度上带有中文在这个词义上所包括的色彩，即没有财产的阶级；然而，他始终认识到城市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地位。一个比较重要的、有意义的地方通常被加以强调，但却是含糊不清的，那就是有关无产阶级的客观本质和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或无产阶级道德）之间的关系问题。
早在1928年毛泽东就提出，农村的无业游民和其他类似的成分可以通过学习和参加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方法来转变成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这种思路一直贯串在他后来的半个世纪的思想中。众所周知，这特别明显表现在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但即使在那个时候，毛泽东也没有（像人们有时所断言的那样）对一般阶级特别是无产阶级下一种完全主观的定义。他是把客观标准和主观标准结合在一个复杂而又可变的样板之中，这部分是出于权宜之计，部分是出于他对主观力量在历史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的信念。在这个比较广泛的问题上，阿瑟·科恩曾断言：若非斯大林在1938年和1950年所发表的论著开辟了道路的话，毛泽东是不太可能提出关于在某些情况下上层建筑在历史变革中起了“主导和决定的作用”的观点的（见“参考书目” ①）。然而，新近发现的《矛盾论》原稿证明，事实上毛泽东是先于斯大林提出这种观点的。这可以被看作是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时期在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政策中所出现的，如今被中国人自己打上“唯意志论”的烙印的那些倾向的根源所在。但是，应当补充指出，当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今日如此地批判对主观力量的过分强调时，其主要论点还是不能低估“人的自觉行动”是一种社会力量。
在本条目开头曾提到毛泽东强调必须在每一场合识别“主要矛盾”的重要意义，除了这一点以外，他的辩证法的最重要的方面便是把黑格尔和马克思提出的三条规律归结为一条：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这在1937年发表的《矛盾论》中就已见端倪，当时他把对立统一的规律说成是“思维的根本法则”，从而明显地把这条规律置于否定的否定和质变到量变规律之上。到1964年，他明确地否定了后两条规律，说他并“不相信”否定的否定，而从质变到量变只不过是对立统一的一种特殊事例。有一些人把毛泽东思想的这种思想发展看作是道家传统的“阴”“阳”辩证法的表现，另一些人则认为是反映了斯大林的影响。不管怎样，它在逻辑上无疑是跟毛泽东的下面这种倾向性携手并进的，即他日益把历史发展看作是一个模糊不清和疑难重重的过程，同时把革命继续向前推进看作是一种奇迹，而这是跟我们所有的人内在的修正主义倾向大相径庭的。
那末，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正面的贡献究竟是什么呢？首先是“群众路线”的概念，这甚至在理论上（更不用说在实践上）也不意味着把革命斗争（在1949年前）或国家管理（在1949年以后）交给人民自己去干，但是它毕竟引进了一种来自下面的民主参与的因素（在严格限制的范围并在党的领导下），而这是列宁主义和苏联的传统所完全没有的。第二，尽管他有时候荒谬地夸大群众的能量，认为只要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把群众动员起来，就能够随心所欲地改造自然和社会，然而，与此同时，他确实给马克思主义哲学带来了（或者说是重验了）一种为大多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普遍了解的思想，即人的变革应当伴随并促进经济和技术的进步，而不单纯是作为一种副产品从中产生。他在1949年前后提出的关于资产阶级参加革命的思想，虽然大体上源自于列宁（工人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和斯大林（四个阶级的联盟），但却在一种较诸亚洲的介于民族革命和社会革命之间的综合体前进一步的程度上把非无产阶级成分结合到中国的革命过程中来（当然，有的人把这看作是好事，有的人则不然）。他对官僚主义进行了一场巨大的战争，这场战争进行的方式是如此残暴和不公正，以至引起混乱，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生产的发展，然而它毕竟把这个问题提到将来有待解决的日程上。最后，再回过来看看我们先前提起的他的思想的一个方面。在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工人阶级对农民的领导权的原理上，毛泽东绝没有什么古怪的地方。他在1959年就曾提到工人在跟农民的关系上是“老大哥”。但是，他试图把这个原则（也许他没有领会到这个原则的一切含意，至少是呈现在马克思面前的那一切含意）跟中国社会的引力中心是在农村，而农民应在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中起一种积极作用这种信念结合在一起。同样地，这个问题他也是提出来了，而没有解决；在他死后，中国城乡之间的矛盾仍然存在。不过，无论是好是坏，看来通过工业化和工人教育农民那种常规的马克思主义解决方案，如果不根据毛泽东所拟定的方向加以重大的改进的话，是不宜在将来采用的。
（SRS）
参考书目
① 阿瑟·A·科恩：《毛泽东的共产主义》，1964年英文版。
② 詹姆斯·Chieh Hsiung：《思想意识与实践——中国共产主义的演进》，1970年英文版。
③ 《毛泽东选集》（1961—1977），英文版。
④ 《毛泽东思想拾零》（1949—1968），1974年英文版。
⑤ 斯图亚特·R·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1969年英文版。
⑥ 同上作者：《未经彩排的毛泽东》，1969年英文版。
⑦ 同上作者《马克思主义者》，载狄克·威尔逊编《毛泽东在历史的天平上》，1977年英文版。
⑧ 约翰·布莱恩·斯塔尔：《继续革命——毛泽东的政治思想》，1979年英文版。
⑨ 布兰特利·沃马克：《毛泽东的政治思想基础》，1982年英文版。
马尔库塞，赫伯特（Marcuse，Herbert）
1898年7月19日生于柏林，1979年7月30日卒于慕尼黑。
马尔库塞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服兵役后，不久就在柏林一个士兵委员会中从事政治活动。1919年，他曾一度参加社会民主党，但很快就退出，以抗议该党背叛委员会运动（参看委员会条目）。他先后在柏林和弗赖堡攻读哲学，在短时期内当过海德格尔和胡塞尔的学生。由于他从一开始就关心哲学跟政治的联系，于是便在1933年加入了社会研究所（同年被迫离开纳粹德国），随后成为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位重要人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在美国定居。尽管他的许多观点跟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这两位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人物所提出的观点相似，然而由于他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抱有浓厚兴趣，因而在这方面所作的研究要比他们两人更多。他对政治和社会斗争的毫不暧昧的态度，使他成为本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期的新左派运动的理论家和杰出的代言人。正是通过马尔库塞的著作，使得法兰克福学派对当代文化、独裁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批判传播甚广，特别是在北美。
马尔库塞的事业，反映了一种坚持不断地对马克思主义的成果进行检验和重建的意图。对革命前途的高度关心，相信社会主义的巨大潜力，以及对那些看来不可能实现的“空想主义”目标的捍卫，这一切都明显地贯穿在他的著作中。他所采取的对社会进行批判的方法，其目的在于实现自我解放、扶植一种非集中化的政治运动以及协调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早年马克思”的著作的重要性固然为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所承认，然而则更为马尔库塞所强调，特别是马克思的《经济学哲学手稿》。有关劳动和异化的一般理论成为他的所有论著的衬托。把这种理论跟弗洛依德的论著精心地结合在一起，也许首先可以标明马尔库塞的理论方案的特色。
马尔库塞对社会和政治理论所作的最主要的贡献包括以下这些：早期发表的一部试图把海德格尔的现象学跟马克思主义综合在一起的著作（见“参考书目” ④）；一部对黑格尔论著的理论和政治意义进行重新考察的著作（见“参考书目” ⑤）；一部通过综合马克思和弗洛依德的理论来对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进行再研究的著作（见“参考书目” ⑥）；对国家社会主义和工业资本主义进行批判分析的著作（见“参考书目” ⑦、⑧），对作为一种统治形式的现代科学进行富有刺激性的评价（见“参考书目” ⑧）；以及提出一种新的美学的概论（见“参考书目” ⑨）。
（DH）
参考书目
① 保罗·布雷恩斯编：《批判的解说》，1972年英文版。
② 尤根·哈贝马斯编：《答赫伯特·马尔库塞》，1968年德文版。
③ 威廉·列斯：《自然的统治》，1974年英文版。
④ 赫伯特·马尔库塞：《论历史唯物主义的现象学》（1928），1969年英文版。
⑤ 同上作者：《理性与革命》，1941年英文版。
⑥ 同上作者：《爱欲与文明》，1955年英文版。
⑦ 同上作者：《苏联马克思主义》，1958年英文版。
⑧ 同上作者：《单向度的人》，1964年英文版。
⑨ 同上作者：《美学的广度》，1978年英文版。
⑩ 保罗·罗宾逊：《性的激进主义者》，1969年英文版。
马尔托夫，尤·奥·（策杰尔包姆）(Martov,Y.O.【Tsederbaum】)
1873年11月24日生于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1923年4月4日卒于德国舍姆贝格。
马尔托夫曾跟列宁一道创建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895年）和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火星报》集团（1900年），然而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1903年），却成为孟什维主义（参看孟什维克派条目）的创始人。从那以后，他对列宁的那个狭隘的、高度集中的、由职业革命家组成的精英党的组织纲领进行挑战，而主张用一个广泛的社会民主党来取代它，以适应俄国当时的非法的（1905年革命后）和半非法的条件。
在1905年跟列宁和托洛茨基就政权问题进行论战时，马尔托夫维护普列汉诺夫的关于资产阶级革命的学说，痛斥那种要求过早地实现社会主义执政的主张，理由是在落后的俄国缺乏实现社会主义的客观的经济前提和社会前提，而且它的愚昧无知的小资产阶级群众还显然没有实现社会主义的意愿。马尔托夫和他的孟什维克伙伴亚历山大·马尔丁诺夫一致认为，社会民主党没有权利夺取并利用国家政权来“压制小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意愿的抗拒”。然而，以马克思在1850年对德国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劝告为依据，马尔托夫让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担当一种战斗的、革命反对派的角色，即埋伏在诸如苏维埃、工会、工人俱乐部、合作社以及城镇杜马这样一些“革命自治机关”里，以便在出现“两个政权”的情况下，促使官方的资产阶级民主政府去实施“民主的”政策。
在大战期间，马尔托夫是齐美尔瓦尔德社会主义和平运动的中坚分子，并在1917年成为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的领袖；他反对官方的孟什维主义的“革命护国主义”和“联盟主义”，主张建立一个人民阵线的政府，而在十月革命后，则主张建立一个包括从民粹社会主义者到布尔什维克派组成的社会主义联合政府。
作为一个半忠顺、半叛逆的孟什维克反对党的领袖，马尔托夫反对列宁的少数人专政，认为这种做法既明目张胆地背离马克思关于由多数人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又跟巴黎公社的民主实践背道而驰。马尔托夫断言，马克思并没有像列宁那样，把无产阶级专政设想为一种由“有革命觉悟的少数人”强加给“没有觉悟的多数人”的国家政权，从而使后者成为“社会实验的消极对象”。他宣称，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体现无产阶级多数人的“自觉意志”，它的“革命力量”只是用来对付“少数资本产义统治者”对于“把政权合法地转移给工人群众”所进行的反抗。
据马尔托夫看来，正是由于坚定地信仰“国家政权属于劳动大众”，才使那些“把自己称为社会民主党人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跟共产主义者断然分裂。他认为后者不仅笃信一种“少数革命派的专政”，而且致力于创造“那些旨在使这种情况永远维持不变的制度”。马尔托夫被人们看作是俄国社会民主的马克思主义的真正代言人，他跟列宁的布尔什维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及其实践实行对抗。
（IG）
参考书目
① 安娜·布尔奎纳：《俄国社会民主党——孟什维克运动及书刊介绍》，1968年英文版。
② 伊斯列尔·盖茨勒：《马尔托夫——一个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政治传记》，1967年英文版。
③ 同上作者：《马尔托夫和革命前后的孟什维克派》，载《马克思主义史》第3卷，1980年意大利文版。
④ 列奥波特·海姆逊：《孟什维克派——从1917年革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1974），1976年英文版。
⑤ 尤利·马尔托夫：《国家与社会主义革命》，1938年英文版。
马克思，卡尔·亨利希（Marx，Karl Heinrich）
1818年5月5日生于特利尔，1883年3月14日在伦敦逝世。
作为社会科学家、历史学家和革命者的马克思，无疑是最有影响的社会主义思想家。虽然他在世时基本上不为当时学者所注意，但是从他在1883年逝世后，他所制订的社会政治思想体系日益迅速地为社会主义运动所接受。目前，世界上几乎有一半人口生活在号称为马克思主义的制度之下。然而，这种成就本身也就说明：由于人们试图把马克思的思想用来适应千差万别的政治形势，从而模糊了它的本来面目。此外，还由于马克思的许多著作未能及时出版，所以只是在比较晚的时候才有机会对他的思想的涵量作出公正的评价。
马克思出生在德国摩泽尔河畔特利尔城的一个生活优裕的中等家庭里。他的家庭，不论是父方还是母方，都有悠久的犹太教传统。他的父亲虽然是一个谙熟伏尔泰和莱辛作品的典型的启蒙派唯理论者，可是他作为特利尔的最受尊敬的律师之一，只是出于害怕失去他的职务，才同意接受洗礼，成为一名新教徒。马克思在17岁那年进入波恩大学法律系学习，接受了该校所流行的浪漫主义的影响，特别是当时他刚跟燕妮·冯·威斯特华伦订婚，她是特利尔的社会名流冯·威斯特华伦男爵的女儿。马克思曾在这位男爵的影响下对浪漫主义文学和圣西门主义的政治学（参看空想社会主义条目）发生兴趣。第二年，马克思被他的父亲送进一家比较大的和思想比较严肃的大学——柏林大学，在那里又读了4年，在这期间马克思放弃了浪漫主义而接受了当时在柏林十分盛行的黑格尔主义（参看黑格尔和马克思；青年黑格尔主义者条目）。
马克思开始深深地卷入青年黑格尔派运动。这个集团包括鲍威尔和斯特劳斯等人物，他们正对基督教进行一种激进的批判，这同时也意味着对普鲁士的专制制度采取一种自由派的反对立场。由于他发现大学执教的前程已被普鲁士政府封死，马克思便于1842年10月在科伦一份有影响力的报纸—《莱茵报》里当编辑，这是一份由莱茵地区的工业家支持的自由派报纸。马克思在报上发表的那些富有煽动性的文章（特别是经济问题上），导致政府封闭了该报，于是马克思便决定侨居法国。
在1843年底到巴黎后，马克思很快就跟德国侨民工人的有组织的团体和法国社会主义者的各种派别进行联系。他还编辑了那份很快就夭折了的《德法年鉴》，该刊的目的是要在新生的法国社会主义和德国激进的黑格尔主义者思想之间架起一道桥梁。在巴黎逗留的头几个月里，马克思很快就成为一个坚决的共产主义者，并且在一系列著作中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其中包括著名的《经济学哲学手稿》，这部作品直到1930年左右才发表。在那里，他概括地阐发了共产主义的人道主义观点，这种观点是在费尔巴哈哲学的影响下形成的，并且建立在把资本主义制度下异化的劳动本质跟共产主义社会里人们在协作生产中自由地发展自己的本性进行对比的基础之上。也就是在巴黎，马克思第一次跟恩格斯建立起终生的合作关系。
马克思在1844年底被驱逐出巴黎，跟恩格斯一道迁往布鲁塞尔，在那里住了3年，在这期间曾到英国进行访问。当时英国是最发达的工业国家，恩格斯的家庭在曼彻斯特经营棉纺业。在布鲁塞尔期间，马克思广泛地研究历史，并且制定了后来大家所知道的唯物史观（参看历史唯物主义条目）。这种观点是他在一份手稿（也是在他死后发表的）即著名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来的，这部著作的基本论点是“个人的本质决定于制约他们生产的物质条件”。马克思追述了各种不同生产方式的历史，并且预见到目前的制度——资本主义的崩溃及其为共产主义制度所代替。在从事这种理论工作的同时，马克思开始参与政治活动，跟他认为不合事宜的蒲鲁东的唯心主义社会主义进行论战（在《哲学的贫困》中），同时参加了共产主义者同盟。这是一个德国侨工组织，它的总部设在伦敦，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它的主要的理论家。在该同盟于1847年底在伦敦召开的会议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受托写作《共产党宣言》，这个文献是他们的观点的最精辟的反映。《宣言》刚一发表，1848年的革命浪潮就席卷了欧洲。
1848年初，马克思回到最早爆发革命的巴黎，然后到德国，在那里，他还是在科隆创办了《新莱茵报》。这份具有广泛影响的报纸，支持一条反对普鲁士专制制度的激进民主主义路线；由于当时共产主义者同盟实际上已经解散，马克思便把他的主要精力投入到该报的编辑上。然而，随着革命趋于低潮，马克思办的这份报纸也被取缔，于是他便于1849年5月到伦敦避难，开始了“漫长的、不眠的流亡之夜”，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他去世。
在伦敦定居后，马克思由于对一场新的革命行将在欧洲爆发持乐观态度，他便重新参加和整顿了共产主义者同盟，并且写了两本分量比较大的小册子来论述法国1848年革命及其后果，这两本小册子的题目分别是《法兰西阶级斗争》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但很快他就开始认识到一场新的革命只能是一场新的危机的后果，于是便致力于研究政治经济学，以确定这场危机的原因和条件。
在19世纪50年代上半期，马克思一家住在伦敦索荷区的一套三居室的住房里，饱受贫困之苦。到伦敦的时候，这个家庭已经有四个孩子，而且不久又添了两个。但是在索荷居住的时期，只有三个孩子成活下来。这时期（以及后来）马克思的主要收入来源是靠恩格斯的接济，而后者则从他的父亲在曼彻斯特经营的棉花生意中领取一笔不断稳步增长的收入。除了恩格斯的接济外，马克思还靠他作为《纽约每日论坛报》的一名国外通讯员的每周投稿所得来贴补生活。在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期，马克思接受了几笔遗赠，因而使他的经济状况有所改善，然而只有从1869年起，他才从恩格斯那里得到一种足够的、有保障的收入。
因此，不足为怪，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方面的主要论著进展缓慢。在1857—1858年前后，他已经写出了一部厚达800页的手稿，这是他打算用来写作有关资本、土地所有制、工资劳动、国家、外贸和世界市场的草稿。这部手稿就是人们所知道的《大纲》或《草稿》，它直到1941年才发表。可是，19世纪60年代初，他突然中断了这项工作，而去创作一部共有三大卷的题为《剩余价值理论》的论著，这部著作对他的政治经济学的前辈特别是斯密和李嘉图进行了探讨。然而，直到1867年，马克思才有可能发表他的研究工作的首项成果——《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