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诗的曲解

鲁迅有两句诗，现在给人广泛引用的，是：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这的是好诗，和他的另一首诗‘悼柔石’正可媲美，而且永远可以写进文学史去的。这两首诗都表示出鲁迅的战斗精神，读了能使‘懦夫立’的。

可是鲁迅写‘俯首甘为孺子牛’时，他的感情只不过倾注在他的儿子海婴的身上，这个‘兴风狂啸’的战士，也常常‘回眸时看小于莬’的。这首诗提名‘自嘲’，书赠柳亚子，而且附有欸识：‘达夫赏饭，闲人打油，偷得半联，凑成一律’。鲁迅时时以牛自况，对于文学家也说‘吃的是草，挤的是牛奶’；他给李秉中的信里说：‘只得加倍努力，为孺子牛耳。’但他虽以牛自况，并不是光给人做工，而且老了还给人杀了吃的。他说：‘譬如一匹瘦牛罢，明知不堪大用的了，但废物何妨利用呢？所以张家要我耕一弓之地，可以的；李家要我挨一转磨也可以的；赵家要我在他店前站一刻，在我背上贴出广告道：敝店备有肥牛，出售上等消毒滋养牛乳。我虽然深知道自己是怎样瘦，又是公的，并没有乳，然而想到他们为张罗生意起见，情有可原；只要出售的不是毒药，也就不说什么了。但倘若用得我太苦，是不行的，我还要自己觅草吃，要喘气的工夫，要专指我为某家的牛，将我关在他的牛牢内也不行的，我有时也许还要给别家挨几转磨。如果连肉都要出卖，那自然更不行，理由自明，无须细说。倘若遇到上述的三不行，我就跑，或者索性躺在荒山里。即使因此忽而从深刻变为浅薄，从战士化为畜生，吓我以康有为，比我以梁启超，也都满不在乎，还是我跑我的，我躺我的，决不上当。’

由此可见，近人把鲁迅的‘俯首甘为孺子牛’作广义的解释，认为‘孺子’是指人民大众，鲁迅‘甘为孺子牛’，是愿意为人民大众服务，即使不是曲解，也是一种穿凿，或者只不过利用鲁迅的话，来为一种政策注解，或者甚至不过假借‘人民大众’名义，要人服从某种领导吧了。把鲁迅的诗作广义解释的，始于毛泽东在一九四二年五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他说：‘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千夫”在这里就是说敌人，对于无论什么凶恶的敌人决不屈服。“孺子”在这里就是说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群众，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从此以后，这个解释便成为正统的解释。最近文化大革命当中，打倒了掌权十七年的鲁迅所不齿的周扬，替鲁迅反了个身，于是这两句诗更为每篇有关鲁迅的文章所必引了。

但是我觉得如果把鲁迅所说的‘孺子’当作‘人民大众’来解释，那是完全违反鲁迅精神的，鲁迅靱性的战斗，矛头常常指向黑暗社会，但大半生他只是孤军奋斗的，在晚年他靠左了，但他首先遇到的‘元帅’却正是现在的‘反革命黑帮’周扬，这就使他‘一到里面去，即酱在无聊的纠纷中，无声无息。’而且使他痛苦地感到‘我不敢对别人说关于我们的话，对于外国人，我避而不说，不得已时，就撒谎。’

即使在这样的‘苦境’中，他还是干，‘今天要给文学做论坛，明知不配做第二、第三，却仍替状元捧场，一面又要顾及第三种人，不能示弱，此所谓“哑子吃黄莲”——有苦说不出也。’（以上引文均见致胡风信）

鲁迅也许明白革命是‘人民大众’的革命，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众’的革命，但他一定不明白共产党领导之中，有王明的领导，也有毛泽东的领导，抗战时期，这两种领导之间的矛盾，常常表面化的，但鲁迅死前，即使有冯雪峯从瓦窑堡带来的指示，他对于两个口号之间的斗争，还是由于他一生对黑暗势力斗争的经验而来，而不是基于一个革命政党的策略改变。他在‘致徐懋庸信’以后所写的‘女吊’中，说得很明白，‘被压迫者即使没有报复的毒心，也决无被报复的恐惧，只有明明暗暗，吸血吃肉的凶手或其帮闲们，这才赠人以“犯而勿校”或“勿念旧恶”的格言——我到今年，也愈加看透了这些人面东西的秘密。’右倾机会主义者王明及其追随者周扬（何止他一个人？）是否宣扬过‘勿念旧恶’的格言，这主要得求之于当时斯大林的世界政策。希特拉上台以后，他广泛推行‘统一战线’，‘人民阵线’，出卖了西班牙革命，也几乎出卖了中国的第二次革命。鲁迅的文章中很少用‘人民大众’字样（自然他用过大众文学，大众语字样），至于用‘孺子’来代替人民大众，我相信鲁迅绝对没有这种想法，因为把人民大众看做孺子，‘孺子可教也’的孺子，孟子说的‘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的孺子，这只是毛泽东的想法，他是红太阳，普照万方，普照子民的。这和国民党训政一样，把四万万人民看做刘阿斗，才能让他们做诸葛亮。毛泽东也只有把人民大众看做‘孺子’，他才能做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

  （一九六六，一二，二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