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野百合花》有感

明报月刊重刊‘野百合花’，证以十六年来国内文化的以至一般政治的动向，是使人发深省的，我个人的感想则认为毛泽东至今仍帅承着斯大林的作风，以‘思想入人于罪’，如果修正主义的一面是在力争思想的‘自由权利’，那么在中国我们也得力争这个权利，即使被骂为修正主义也在所不惜。

其实赫鲁晓夫以至勃列兹湼夫之被骂为修正主义，还不是苏联人民所要求的‘修正主义’，苏联人民所要求的是澈底的反斯大林主义——反特务控制、思想禁制；要求批评自由、反对官僚制度等等。现在苏联人民还远没有达到这个目的，反斯大林主义的运动还会继续深入。

‘野百合花’全文的矛头，就是指向斯大林主义式的官僚制度——其等级、其特权、其独断。王实味是第一个以其思想、其批评被入于罪的，罪名是托派。纪德所说不虚，‘托派只不过是一种批评精神’，那么王实味确是托派，我们在五花八门的是非混淆的‘托洛次基主义者’这个无所不在的骂人名词之下，至少也可以得出一个真实的概念，像王实味那么‘千人诺诺一士谔谔’的批评精神才是‘托派’，能举起反对官僚主义大旗的，才是‘托派’，伟大的王实味，伟大的‘托派’！以后凡是因思想入罪的，因不满中共措施而敢于发言的，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阳谋’之下被劳改的，以至吴晗、田汉之流借古讽今，有所诤谏的，都是多少具有托派精神的‘托派’。

在革命政权初创时期的延安，官僚主义犹且如此严重，那么在建国十六年后现在，官僚主义的流毒又将如何?毛泽东之突然举起三面红旗，这不是像他常常自诩的调查研究的结果，而是官僚上謟下骗的结果，指标脱离实际，灾祸就临头了。斯大林的农业集体化，也会在一九三O年前后连续几年造成人为的荒歉。

斯大林主义对付批评的主要方法，是正面回避批评本身的对与不对，而指控任何批评为破坏党，削弱党的领导威信，由此引伸，便变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批评者也就变为该死的反革命、‘托派’了。‘野百合花’的作者肉体也许早已被消灭，但他所受的恶名，不必等待将来才昭雪的，他的精神，他的不可磨灭的一篇文字，足可传之百世而不渝了，他对官僚主义有力的弹劾，显出了他是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的斗士，他会永远写进历史中去，棱棱风骨，不愧‘托派’二字。

                      （一九六六、四、一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