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黄永玉

九龙荔枝角九华径这一都市边缘的小村，在一九五O年以前的几年中，住着许多流亡的左翼文人，邵荃麟、楼适夷、黄永玉、端木蕻良等都是。茅盾和夏衍则住九龙尖沙咀附近。他们的生活都是很艰苦的。

他们相互间也有若干矛盾，其中最受排挤的要算黄永玉了，因为他的版画相当出名，在思豪酒店（现在的历山大厦）开过几次画展。受排挤的原因，是他并不按照‘党’的要求而创作，他刻苗女、苗人、九华径当地的老太婆、少女；热情、幻想、美、有诗意，即使采取贫苦的题材，也总是生趣盎然。但却缺少‘斗争’，因此被视为唯美派、异已份子。

记不清他是什么时候回去的，总之比什么人都迟。许多以后身据要津的文化人，在上海解放后就都陆续北上，九华径一时冷落了，黄永玉也迁居到湾仔的半山去，上下要跑几百步石级。

他是湘西人，《边城》作者沈从文是他表叔，这时沈从文正在北京自杀不成，这事非常引起他的关心，常和我谈起沈从文的一切。

他的太太梅溪是福建人，地主女儿，和黄永玉是私奔出来的，温婉娴静，不大会说普通话，见人总是黙黙地笑靥相迎，在贫困中怡然自得。记得那时他们还没有小孩，而他们二人似乎是大小孩，一个非常淘气，一个非常随顺。

在九华径村，我和黄永玉常有往来，我爱那里的乡村气味：小溪、老牛、赤脚的孩子。他住到湾仔的半山后，便疏远了，那时的形势使他变得非常孤立，仿佛被遗弃似的。后来如何回到北京在美术界中大露头角，他的‘唯美派’作风（从他以后出名的许多木刻，如‘阿诗玛’、‘上学去’等等看来，他的作风并未改变）何以一下子给人重视，我都不大了了。

他临走前送了我一本书，那是纪德的‘新的粮食’，上面有他的题辞：‘一九五O年一月港九劳军团回穗时，在街头购得此书，仅人民券六百元，合港币二毫，廉极，纪德今日之不卖座，于此可见。特持赠××兄。’

这本书出版于一九四三年的桂林，抗日战争的后方，卡之琳译并序土纸印三千本，现在已很难见到这种版本了。这本以二毫子代价检来的‘新的粮食’，不仅成为我珍贵的精神粮食，而且也是我和永玉友谊的永久纪念。

黄永玉当然不是因为我欢喜纪德，特别给我买来这本书，而是因为他原本也欢喜纪德和这本书，这才人弃我取。不管纪德如何不得时和不卖座，在街头路边捡宝似的捡了来的。永玉的版画中正有独立不覊，乐观反省的纪德精神。

纪德死于一九五一年二月十九日，近来有更多的人提起他。我认为如果中共今天积极反对苏联的修正主义，正应该重印纪德的‘从苏联归来‘。纪德是从文化的社会的观点批评苏联的，修正主义不是孤立的偶然的现象，正和布尔什维克主义堕落成为斯大林主义一样，斯大林主义堕落才成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

　　　　　　　　　　　（一九六六、三、二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