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 人 反 对 派
[苏] 亚·米·柯伦泰 著
叶林 段为 译
商务印书馆
1981年·北京
Alexandra Kollontai
THE WORKERS OPPOSITION
Solidarity Pamphlet No.7
Published by E．Morse，183，Beech Lane,
Lower Earley，Reading．
“为了研究和探讨现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各种社会主义模式的理论和实践、各种共产主义流派学说以及其它政治学说，了解外国政治、社会和学术情况，我国部分出版社分别组织翻译一批有代表性的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供有关方面研究参考，本书是其中一种。”
译者前言
本书作者亚历山德拉·米哈伊洛夫娜·柯伦泰（Колонтай，Александра Михайловна，1872—1952年）是俄国的职业革命家、苏联著名的党和国务活动家、第一个妇女外交家。她出身于彼得堡的一个沙皇将军之家，革命前长期侨居国外。1899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活动，在1906—1915年期间接近孟什维克；1915年正式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在旅居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和美国时，曾受列宁的委托，担负团结左派国际社会民主分子的任务和组织工作，并曾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团成员身分参加1907、1910和1912年的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担任社会主义国际局委员。 1917年春返回俄国，被选入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在军队中开展宣传工作。1917年七月事变时曾被资产阶级临时政府逮捕入狱。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她当选为中央委员，积极参加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革命以后在党和国家领导机关中担任重要职务，曾经领导俄共(布)中央妇女工作部并担任过共产国际国际妇女书记处书记。从1923年起，长期从事外交工作，曾任苏联驻瑞典和驻墨西哥大使及苏联外交部顾问，并曾荣获列宁勋章和劳动红旗奖章。1952年3月9日逝世。柯伦泰一生颇有著述。除现在译出的这本小册子外，七十年代苏联还出版了她的《柯伦泰论文和讲演选集》，1972年；《我的生活与工作片断》，1974年，等等。
在二十年代初期，联共(布)党内发生工会问题的争论并先后出现若干反对派期间，柯伦泰是“工人反对派”的积极参加者和代言人。“工人反对派”形成于1920年底，以施略普尼柯夫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和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联席会议上宣读他起草的《国民经济的组织与工会的任务》一文为发端，而以柯伦泰的小册子《工人反对派》为最完备的纲领性文件。柯伦泰在自己的小册子中一开始便说：“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人的先进部分加入了反对派”，“工人反对派代表我们工业无产阶级中实行阶级团结、具有阶级觉悟、阶级意志坚定的部分”。工人反对派还提出了要把全部国民经济的管理交给全俄生产者代表大会，由这个代表大会再选出国民经济的管理机关，……等等。对此，施略普尼柯夫解释说：“我们要消灭国家机关中的官僚主义和国民经济部门中的官僚主义”，“你们低估了工人，工人应当发挥更大的主动性”等等。但同时，施略普尼柯夫又提出了“把国家工会化”和认为工人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不是党而是工会的主张。
1921年3月，列宁在第十次党代表大会上对于工人反对派的种种主张作了分析和答复，指出工人反对派的纲领带有明显的工团主义倾向。在第十次和次年召开的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上，列宁对柯伦泰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大会并对她作出了留党察看的处分。柯伦泰在接受了列宁的批判后，很快便承认了错误，脱离了工人反对派而继续为党和国家做了大量的工作。
对于工人反对派，列宁一方面指出它的错误倾向和它的危害性，一方面也说：“在这个反对派里面哪怕有一点健康的东西，都应当加以利用，以便把不健康的成分淘汰出去。”因此，当代表大会责令一切反对派立即解散派别组织的同时，还号召被解散的工人反对派的一切成员服从党的纪律，继续担任党所委派的职务，一概不准辞职。有些反对派分子并没有认真听从党的号召，如施略普尼柯夫，终于被开除出党，而柯伦泰则留了下来为党工作，成为杰出的苏维埃女外交家。
现在我们把柯伦泰的这本《工人反对派》的小册子译出供研究参考。由于没有找到它的俄文原版，只能根据四十年后由英国复制的一个英译本转译。这个英译本并不是很完善的，译者对文中可考的出处都已尽量核对有关的原始材料并予注明；少数查不到出处的，只好从英译本转译。遇有疑问处，适当加了一些译注。错漏不妥之处或仍难免，尚希读者和研究者予以指正。
另外，还另附了两个文件：施略普尼柯夫《国民经济的组织与工会的任务》和《‘工人反对派’纲领》，一并供研究参考。
译者
1980年12月
目 次
序 言……………………………………………………………3
一、工人反对派的根源…………………………………………7
1．个人管理还是集体管理? ………………………………7
2．工人反对派的成长…………………………………………9
3．危机的原因………………………………………………11
4．“专家们”日益增强的影响 ……………………………14
5．国家和党…………………………………………………17
6．“群众并不是瞎子!”……………………………………19
7．谁从这个革命中得到好处? ……………………………21
8．“我们的痛苦与他们无干……”…………………………23
9．反对派的目的……………………………………………25
二、工会及其作用和问题………………………………………27
1．应该由谁来建设共产主义经济…………………………27
2．新的生产关系和唯物史观………………………………29
3．谁来管理生产? …………………………………………33
4．托洛茨基的观点…………………………………………34
5．列宁、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的观点……………………36
6．限制创造性………………………………………………40
7．技术与组织………………………………………………43
8．工人反对派纲领…………………………………………47
三、论官僚主义和群众的自我能动性…………………………50
1．积极性以及漠不关心的根源……………………………50
2．官僚主义的实质…………………………………………52
3．反对党内官僚主义………………………………………55
4．把问题提出来公开讨论！………………………………59
5．反对派的历史必要性……………………………………61
附录：
一 国民经济的组织与工会的任务………………………87
二 “工人反对派”纲领……………………………………94
三 参考资料………………………………………………106
四 年表……………………………………………………108
序 言
下面的正文是作者在1921年头几个星期用俄文写的。英译本最初刊登在同一年4月22日至8月19日的由西尔维亚·潘克赫斯特主编的《工人无畏号战舰》专栏上。
《团结报》很高兴地在四十多年以后来复印这个文件，作为对现在广泛展开讨论的有关“究竟错在哪里”这一问题的贡献。我们相信，柯伦泰的分析，基本上是正确的。她的分析包括了涉及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官僚主义的本质的基本概念，这些概念早已被人遗忘。它以俄国群众的实践经验为例论述工人监督和工人管理问题。最后，它以苦恼而富有洞察力的预言，警告革命所面临的内在危机。
不论是在本序言中或是在柯伦泰正文后面的注释中，我们都不打算描述1917年至1921年间苏俄当时的主导形势。因为在这个题目方面已出版过几本出色的著作，而且柯伦泰本人也揭露了许多新的事实，我们的任务是比较平易的。我们只是想把一个基本文件公诸于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因为多少年来在这个国家里都看不到这个文件。我们还打算在注释中使读者们能看到，布尔什维克思想体系在俄国革命蜕化变质的整个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这种蜕化变质通常都归咎于诸如俄国的落后、革命未能扩及工业先进的西欧各国、农民占绝大优势，以及“帝国主义大战”、国内战争和外国武装干涉战争的破坏遗留下来的可怕恶果等等这样一些“不可避免的”和“外在的”因素。毫无疑问，这些因素对于形成俄国革命蜕化变质独具的特征，是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的。但是，它们仍不能解释这个过程的内在本质。这种传统的，十分肤浅的“解释”肯定无助于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的提高，而唯独这种社会主义觉悟才能保证在夺得政权之后能朝向社会主义迈进。最后，这些传统的解释，也无助于人民从蜕化变质中吸取教训，以避免今后重蹈覆辙。
只要稍加思索就会懂得。如果蜕化变质只是由于“不可避免的”和“外在的”因素，如果走向社会主义只是取决于这些因素(工业化程度、文化水平、原材料的提供，等等)，那末整个革命运动现在需要关心的就只是夺取政权的问题。那末，革命运动能够继续存在，就只有指望夺得政权之后，自然资源没有遭到很大的破坏……或者不是在那些农民占总人口比重太大的国家夺取政权。
如果从另一方面来说，走向社会主义取决于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群众的创造积极性和工人阶级大规模参加各级经济和政治生活，那末从现在起就应该揭露那些想以杰出人物的活动取代群众的行动的各种思想。
我们的论点是，布尔什维主义的思想体系——包括他们所强调的工业上的“一长制”和“党在政治上的最高权力”——，在这种蜕化变质中起着极为巨大的作用。我们并不想评价争论之点或贬低俄国革命领袖们。我们并不比列宁或托洛茨基“更加聪明”。只是我们生活在四十年之后。我们看到了俄国十月革命的后果。我们看到了革命的自由思想和人道主义思想被歪曲得面目全非。我们必须对这种怪诞的过程觅求最充分的解释。
在布尔什维克党大厦里形成的意识是和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是和工人阶级觉悟的一定程度相适应的。事实上，这些意识标志着工人阶级觉悟的高涨。俄国无产阶级和它所建立的布尔什维克党具有血肉相联的关系。它把自己最优秀和最勇敢的战士贡献给党。它把自己所创造的党看作和它本身一样。通过超人的努力和牺牲使党取得政权之后，这个阶级便从历史舞台上退让出来，选出“它”的党承担建设新社会的重任。
这种退出创造性的积极工作，部分是由于这个阶级无法控制的一些因素造成的。战争和饥饿使无产阶级的基本干部分散了和大大削减了。但这种退出也是由于布尔什维主义的思想体系所促使，而且有时甚至是强迫施行的。我们所要讨论的正是这一方面的问题。对这一问题柯伦泰曾隐约地意识到，但至今还没有认真分析过。在我们的分析中，我们力求尽可能使自己依据俄国的官方文献。
柯伦泰的论文之所以在这个特殊时刻重行刊印，并不是偶然的。成千上万的社会主义者对传统的分析和组织都表示不满。他们正在寻求给这个运动的目的重加解释。他们在试图寻找出这个运动怎样和为何“越出了正轨”。这种思想上的惶惑不安是和工人阶级觉悟的新阶段相适应的，这种觉悟正在缓慢地发展。
在过去的四十年间，工人阶级经历了一种最基本的经验：“他们自己的”领导人的经验，实际上是所有自命为“领导人”的经验。现在在铁幕的两边正在经历这种经验。工人阶级正在开始深深地吸取某些重要教训，这是一个整个历史时代的教训。这些教训就是，工人阶级的解放只有依靠自己持续不断的努力才能获得和保持。
一百多年以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写道，工人阶级的解放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无产阶级运动是广大群众自觉的、独立的运动。在1921年，亚历山德拉·柯伦泰和工人反对派通过官僚主义反革命的可怕经验教训，领悟了这个基本真理的主要方面。今天，在(苏共)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二次党代表大会之后，在匈牙利事件之后，革命者的任务在于对现实作不偏不倚的观察，吸取所有的教训并毫无顾虑地把它们公诸于世。
译本和拼写法
柯伦泰的论文的这个译本(原载于《工人无畏号战舰》专栏上)并不是一个很完善的译本。为了忠实于历史，我们仍照原样逐字逐句复印出来，包括一些古老的拼写法。在注释中我们使用了现代拼法。书中主要大标题是原著中旧有的。小标题是我们添加的。
一、工人反对派的根源
1．个人管理还是集体管理?
在清楚说明“工人反对派”和我们的上级中央的官方观点之间日益加深的破裂的原因之前，有必要向读者指出以下两个事实：
(一)工人反对派是由苏俄工业无产阶级的核心涌现出来的，它的产生不仅是由于七百万产业工人发觉自己的生活与劳动条件无法忍受，而且也是由于那种因循苟且、自相矛盾和我们苏维埃政策完全背离了早期共产主义纲领所表现的符合阶级实质的原则而造成的；
(二)反对派并不是起于某些个别中心部门，也不是由于个人意见分歧和争论的结果，相反地，它包括了整个苏维埃俄国的各个方面，并获得深远的反应。
目前的一种流行看法是，工人反对派与领袖人物当中出现的许多引人注目的流派之间发生的争论全部根源，仅仅涉及对工会面临的一些问题的意见有所不同。然而这并不是真实的。破裂的程度更为深远。反对派的代表们并不总是能够清楚地表达和解释这一点，但一当涉及我们共和国的重建的主要问题时，在一系列的经济和政治基本问题上就发生了争论。
在我党领袖和有组织的工人阶级代表们之间第一次表露出观点分歧，是在我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注１）上反映出来的。在这次大会上讨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即：“工业方面的集体管理还是个人管理问题”。当时还没有来自一个很好组织起来的集团的反对意见，但非常值得注意的是，所有工会代表们都倾向于集体管理制，而所有我党领袖都反对这一点，因为他们都习惯于从国家体制的角度来评价一切事物。他们需要相当多的技巧才智来调和居民中间不同社会集团——例如无产阶级、小私有者、农民和身为专家以及各种各样冒牌专家的资产阶级——所表露的各种社会成分庞杂的、有时甚至政治上敌对的愿望。
为什么在当时除了工会之外没有人坚持捍卫集体管理的原则，甚至他们自己也列举不出主张集体管理的科学论证?为什么那些专家的支持者在当时维护“一长制”（注２）呢?原因在于，在这个争论中，尽管双方都极力否认这是一个涉及原则性的问题，但历史上不可调和的两种观点却发生了冲突。“一长制”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观念的产物。“一长制”原则上是脱离集体的一长的不受约束的、孤立的、随心所欲的意志的表露。
这种想法在人类奋勉努力的各个方面——从国家元首的选任直至一个工厂首长的委派——都有反映。这是资产阶级的最高智慧。资产阶级不相信集体的力量。他们所喜欢的只是驱使群众，使他们成为驯服的羊群，可以任凭他们的意向，为所欲为地到处加以驱使。
反之，工人阶级及其发言人理解到，新的共产党人的抱负只有通过工人们自己集体的努力才能达成。群众的集体意志和共同思想越是能够表达出来，那末工人阶级的抱负就越能更快地和更加完满地实现，因为那将创建一种新型的、步调一致的、团结的和安排周到的共产主义工业。只有那些直接同工业结成一体者才能对之发挥其生动活泼的革新积极性。
放弃原则，放弃工业经营中的集体管理原则，是表明我党在策略方面的妥协，是一种迁就的权宜之计；而且那又是对我们在革命最初阶段如此热心培植和捍卫的阶级政策的背离行为。
这一切由何而来呢?在革命斗争中锻炼成熟起来的我党，为何会容许自己脱离正轨，走向迁就权宜的弯路，过去这条道路曾经受到严厉谴责并被控为“机会主义”的。
后面我们再对这个问题提出解答。现在我们要转过来谈谈下一问题：工人反对派是怎样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呢?
2．工人反对派的成长
(俄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是在春天(1920年)召开的。在这一年的夏天，反对派还没有表明自己的立场。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发生的疾风暴雨般的争论时，对此尚无所闻，而只是在暗地里，在积蓄经验和批判思想。第一次在当时说来还是不完全的表露出这一过程，是在1920年9月党的代表会议上（注３）。有一段时间，这种思想在人们内心主要是持否定态度和批评意见。反对派还没有很好地形成它自己的主张。但显然，党已经进入了党内生活的一个新阶段。在党的队伍中，“基层”分子要求有批评的自由，并大声疾呼官僚主义在窒息他们，使人毫无自由活动或者自由发挥其积极性的余地。
党的领袖们了解这种暗流，季诺维也夫同志作了许多诺言，如批评自由，扩大群众发挥自我能动性的余地，查究背离民主原则的领导人，等等。他们讲得很多，并且讲得很漂亮；但他们讲的和做的相差很大。九月代表会议以及季诺维也夫慷慨许诺的演说，既没使党本身，也没使群众生活起任何变化。反对派赖以产生的根源并没有消除。在底层，嗫嚅不清的不满、批判意见和独立自主的要求正在滋长。
这种嗫嚅不清的骚动连党的领袖们也有所察觉，结果不期而然地引起了尖锐的争论。意味深远的是，在党的中央机构里，有关工会所必须发挥的作用问题引起了尖锐的争辩。然而，这也是十分自然的。
在目前，反对派与党的领袖之间争论这个问题，尽管不是唯一问题，仍然是我们整个国内政策的主要点。
早在工人反对派提出它的纲领和建立了它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在工业重建方面必须赖以立足的基础之前，党的领袖们就坚决不同意他们对工人阶级组织在其参加在共产主义基础上的工业重建中所起作用的估价。党中央委员会分裂成几派。列宁同志反对托洛茨基的主张，而布哈林采取中间立场（注４）。
只有在第八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注５）和继此之后，党内才清楚地显示出存在着一个联合的派系，主要是在关于工会问题的原则提纲上把他们团结在一起。这个派系，即工人反对派，没有大理论家，尽管党内最有威望的领袖坚决反对它，但在整个劳动人民的俄国，它仍旧日益强大和日益扩展起来。仅仅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是如此吗?绝对不然!甚至从顿涅茨矿区、乌拉尔山区、西伯利亚，以及某些其它工业中心，都有报告送到中央委员会说，在那里也正在形成工人反对派，并正在那里活动。确实，并不是在任何地方反对派的主张同莫斯科工人的所有观点都是完全一致的。有时反对派的说法、要求和宗旨还非常糊涂不清、支离破碎和妄诞无稽，甚至在主要论点上也不尽相同；可是不论在哪里仍然有一种坚定不变的论点，问题就是：谁将在经济重建的范围内发挥创造力?是直接同产业紧紧联系在一起的纯阶级组织，也就是说，由产业工会承担重建工作，还是让苏维埃机关来承担呢?后者同直接的主要产业活动脱节，而其组成成分又较复杂。这乃是破裂的根源。工人反对派维护前一原则，而党的领袖们，尽管对某些次要问题看法不尽相同，但在主要论点上是完全一致的，他们维护第二种原则。
这意味着什么呢?
这就意味着我们的党正在经历革命时期的第一次严重危机，而反对派并不是随便给加上一顶廉价的“工团主义”帽子就能够把它赶跑的。因此所有同志都必须极其认真地来思考这个问题。谁是正确的——是党的领袖们，还是赋有健康的阶级本能的工人群众?
3．危机的原因
在考虑我党领袖同工人反对派之间的基本争论点之前，必须先寻求下一问题的答案，那就是：过去由于具有明确坚定的阶级政策而成为强大和不可战胜的我党，为何会开始背离它的纲领呢?
我们越是热爱共产党，正因为它在把我们工人从资本的束缚下解放出来的大道上迈进了果敢的一大步，那我们就越发不应该对领导核心犯下的错误视而不见。（注６）
党的力量就在于我们的领导核心发现工人面临的问题和任务的能力，就在于跟上工人指出的趋向的能力，因此群众可以再次赢得他们的历史地位。过去倒确是这样，现在情况却再也不是这样了。我们的党不仅降低了进展速度，而且往往更加“明智地”回头看，并问道：“我们是不是走得太远了呢?现在不是到了该刹住一下的时候吗?更加谨慎一些，避免在整个历史过程中从未经历过的大胆尝试，不是更为明智吗?”
这种“明智的谨慎态度”(特别表现于党的领导核心对工会在经营管理工业的能力上不信任)，究竟由何而产生的呢?这种谨慎态度在我们的所有核心近来已占压倒优势。原因何在呢?
如果我们开始努力寻找在我们党内正在出现的争论的原因，那末越来越清楚的是，党正在经历一次危机，这种危机是由以下三个基本原因造成的。
第一个主要基本原因是我们的党所面临的那种困难环境，而党必须在这种环境中工作。俄国共产党必须建立共产主义和实现它的纲领：
(一)处在经济结构遭到完全破坏和崩溃的环境中；
(二)面临帝国主义国家和白卫军永无休止的残酷压力；
(三)俄国工人阶级注定要在一个经济上落后、农民人口占优势的国家里实现共产主义，建立经济上的共产主义新形式，在这里实现生产和分配社会化的必要经济先决条件又很贫乏，而这里资本主义发展还未能完成其整个周期(从资本主义发展第一阶段的无限自由竞争至其最高级形式——由资本家的联合组织即托拉斯来实现生产的调节)。
当然，所有这些因素都有碍于实现我们的纲领(特别是纲领的主要部分，即在这个新的基础上重建工业)，并使我国苏维埃经济政策受到各种不同影响并缺乏统一性。
从这个基本原因又带来了其它两个原因。其一就是，俄国的经济落后和在全国农民占统治地位造成了那种变化多端的形势，因而不可避免地使我党的具体政策偏离了在原则上和理论上一致的鲜明的阶级方向。
任何一个党来领导一个庞杂的苏维埃国家，都不得不考虑农民的意向，这些农民带有小资产阶级的倾向性和对共产主义的憎恨，同时还要倾听人数众多的小资产阶级分子、俄国旧资本家的残余，各种商人、经纪人和小官吏之流的声音，这些人很快就使自己适应于苏维埃制度，并在中央占居负责地位，以各人民委员部的代理人的资格出现等等。怪不得供应人民委员瞿鲁巴在第八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列举出的这样的数字，这些数字表明，在供应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中，工人占17%，农民占18%，专家不到20%，而其余部分，占50%以上的是“商人、推销员和与此类似的人物，其中大多数甚至都是不学无术者”(引用瞿鲁巴自己的话)。按照瞿鲁巴自己的意见，这就是他们的民主体制的一种明证，尽管他们与无产者阶级毫无共同之处，与全部财富的创造者、与工厂工人毫无共同之处。
这些就是广泛分布在苏维埃机构中的小资产阶级分子、中产阶级分子，他们敌视共产主义，并偏爱过去那些一成不变的陋习，他们憎恨和害怕革命行动——就是他们这些家伙给苏维埃机关带来腐朽气息，在那里培养十分厌恶工人阶级的气氛。这是两个不同的世界，并且敌视后者。可是我们在苏俄还不得不这样来劝服我们自己和工人阶级，似乎小资产阶级和中等阶级(更不用说还有富农)能相当满意地生活在这样一句普通的警句下：“一切权力归于苏维埃”，而忘记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在实际日常生活中，工人的利益同那些中等阶级以及充满小资产阶级心理的农民的利益，必然会发生冲突，把苏维埃政策弄得支离破碎，并破坏明确的阶级规章。
除了农村中的农民私有者和城市市民之外，我党制定的苏维埃国家政策还不得不对付资产阶级富有者代表人物的影响，（注７）现在他们以专家、技师、工程师和原来的金融和工业事业经理人的形式出现，这些人由于他们过去的全部经验必然摆脱不掉资本主义生产制度。他们甚至连想也不会想到任何其它种的生产方式，而只是局限于资本主义经济传统范围以内的生产方式。
4．“专家们”日益增强的影响
苏维埃俄国越是感到在技术和生产管理方面需要专家，他们这些分子的影响就越大，而他们在发展我国经济问题上，同工人阶级分子是格格不入的。在革命的第一阶段，他们被扔在一边，因而被迫采取观望等待态度，有时甚至采取公开敌视苏维埃当局的态度，特别是在最艰苦的岁月(历史上著名的知识分子怠工)，这个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受雇于资本，忠实为资本服务而领取高薪的劳心者社会集团，现在随着时日的推移而在我们的政策中取得越来越大的影响和重要性。
需要我们把他们的名字举出来吗?每一个我们的工人同志只要仔细观察一下我国的国内外政策，就可以联想起不少这种名字。
只要我们生活的中心仍然系于军事前线上，这些先生们控制我们苏维埃政策的影响，特别是在工业复兴方面，还是不十分显著的。
专家们、这些旧时代的残滓，按他们的本性必然始终不变地与资本主义制度连结在一起，而这种制度正是我们所要摧毁的，他们逐渐开始钻进我们的红军，把他们过去的那种气氛带到那里(盲目服从、奴役性驯服、等级界线分明，以及用上级的武断取代阶级纪律，等等)，但就苏维埃共和国的一般政治活动来说，他们的影响还没有扩展。
无产阶级并不怀疑专家们对指挥军事具有高超技能，但无产阶级从自己健康的阶级本能出发充分认识到，在军事方面，作为一个阶级的工人阶级没法发表新的意见，也无力对军事体系作出巨大的变革——在一种新的阶级原则上改造它的基础。在共产主义社会里，职业军阀制度——它是旧时代的遗物——、军阀制度和战争将无容身之地。斗争将沿着其它途径来进行，将采取我们所意想不到的完全不同的形式。军阀制度面临了它的末日，处于专政的过渡时代，因而很自然地工人作为一个阶级来说，在形式和制度方面，拿不出任何新的东西和对未来的社会发展有益的东西。可是，即使在红军中，在那里工人阶级曾作了一些革新尝试，但军阀制度的性质依然如故。不过旧军队的前军官和将军们指挥军事，并不曾使苏维埃军事方面的政策转到对立面去，使工人们足以感到有损于他们自己或者他们的阶级利益。
可是，在国民经济范围内情况却完全不同。生产、生产组织——这是共产主义的实质。在工业组织中排斥工人、剥夺工人，那就是说剥夺他们独特的组织，使其没有机会通过他们的工会发挥他们的力量，在工业生产中创造新的形式，否认无产阶级这个阶级组织的这些表现，同时却完全信赖训练有素的、并且只会在完全不同的生产制度下进行生产的专家们的“技能”——所有这些都越出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正轨。然而，这正是今天我党的领袖们所干的事。
我党领袖考虑到我们工业的彻底崩溃，同时又抱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用货币支付劳动、根据完成的工作量获得级差工资)不放，而根本不信任工人集体的创造能力，他们就这样来寻求解救工业混乱局面之路。出路究竟何在呢?答案是在资产阶级—资本家旧商人的后代和技术人员的手里，而他们在工业方面的创造力则靠乞灵于资本主义生产和经济制度的陈规、习惯和方法。就是他们这些人鼓吹这样一种幼稚可笑的信念，即通过官僚主义方法可以实现共产主义。他们“下令”规定现在哪里需要创造和进行研究。
军事战线的重要性越是让位给经济战线，我们的迫切需要就越加急迫，他们这一帮人的影响就越加显着，他们不仅本来就与共产主义格格不入，而且他们绝对不能为组织工作，为增加生产的新动因，为生产和分配的新的研究，引入新的形式，作出正确的贡献。所有这些技术人员、实践家和懂得生意经的人，在我们苏维埃生活中现在正在出头露面，对经济政策正在施加其影响，通过苏维埃机构或在这些机构里面，正在对我党领袖施加压力。
5．国家和党
这样一来，在控制苏维埃国家方面，党就被迫处于一种艰难而尴尬的局面，并且不得不倾听和适应居民中在经济方面敌对的三个集团的声音。这三个集团的社会结构各不相同。工人提出一种明确和不妥协的政策，一种快速的强行向到共产主义前进的政策；而农民，带着其小资产阶级倾向和情调，提出各种各样的“自由”要求，包括买卖自由和不干涉他们的事务。后者的这种要求又得到市民阶级的附和，他们以苏维埃官员，军队中的政委等等“代理人”的形式出现，他们早已适应于苏维埃制度，并使我们的政策滑向小资产阶级路线。
至于在中央方面，这些小资产阶级分子的影响还不很明显，但在各省和地方苏维埃的活动方面，则他们的影响又大又为害不浅。最后，还有另外一种人，那就是资本主义工业原来的经理和厂长们。这些人并不是资本巨头，象里亚布申斯基和鲁布里柯夫那样，在革命的最初阶段苏维埃共和国早就把他们清除掉了。但这些人却是资本主义生产制度最能干的仆人，是资本主义的“智囊”，是资本主义的真正创建者和发起人。他们衷心赞成苏维埃政府在经济方面的这种中派分子的倾向，他们深刻理解生产托拉斯化和调整生产的所有好处(顺便提及，在所有先进的工业国家里资本家都在这样做)。与此同时，他们只是努力争取一件事：他们要使这种调整不是通过工人的组织(即产业工会)，而是通过他们自己来实现，也就是现在假借苏维埃经济机关——即中央工业委员会、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所属工业总局——之名进行，而他们在这些地方早已根深蒂固了。这些先生们对我们的领袖们的这种“清醒的”国家政策的影响很大，大到非常过分的程度。这种影响在我们的政策上反映出来，而这种政策正是捍卫和培植官僚主义的(并不打算完全加以改变，而只是改进它)。在我们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对外贸易方面，这种政策变得特别明显，这种贸易才刚刚开始萌发：这种商业关系是在无视俄国工人以及外国有组织的工人的情况下进行的。这种政策也表现在一系列限制性措施上，即限制群众的独立活动，而使资本主义世界的接班人发挥其积极作用。
在全国人口的所有这三种不同集团当中，我党想要寻求一种中间立场，因而被迫遵循这样一种方向，那就是不致于冒险危及国家各种利益的统一。我党在把它自己与苏维埃国家机关等同起来的过程中所制订的明确政策，逐渐变成一种上层阶级的政策，就其本质来说，这不是别的而只不过是使我们的领导核心适应于居民中社会成分混杂不一的大杂烩的不可调和的利益。这种适应不可避免地导致摇摆不定、进退两难、发生偏差和错误百出。在这里只要回顾一下我们在对待农民的政策上所走的曲折道路就行了，我们在这方面的政策从“依靠贫农”转到信赖“勤勉的农民私有者”。我们可以这么说，这个政策是我们的领导核心在政治上的清醒明智和具有“治国大智”的证明，但是未来的历史学家，在不偏不倚地分析我们统治的各个阶段时，就会发现并指出，在这里显然是“一种危险的邪门歪道”，是从阶级路线转到“适应迁就”，是一条充满有害的可能性和后果的道路。
让我们再转到对外贸易问题上来看看。在这方面我们的政策存在着明显的两重性。只要提到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和外交人民委员部之间没完没了的长期摩擦就可以证明这一点。这种摩擦并不仅仅属于行政管理性质；其原由还要深远，如果把领导核心在这方面的秘密活动向党员群众暴露的话，那谁知道促使外交人民委员部和派驻国外贸易代表分裂的争论还会引出什么结果?
这种表面上的行政摩擦，实际上是一种严重的深刻的社会摩擦。这种摩擦是对一般群众保密的。它使苏维埃政策必须适应居民中三个庞杂的社会集团(工人、农民和旧资产阶级的代表)，并构成为导致我党产生危机的另一原因。并且我们不能不注意到这个原因。它简直太特殊了，其可能性列举不完。因此，我们的党有责任为了党的团结和为了未来的活动，应该仔细思考这个原因，从一般群众中由此而引起的普遍不满中吸取必要的教训。
6．“群众并不是瞎子!”
由于工人阶级在革命的最初时期自认为是共产主义的唯一承担者，因而党内完全团结一致。紧接着十月革命以后的那些日子里，谁连想也不会想到“上面”同“下面”还会有什么差别，因为在那些日子里，先进工人都忙于逐条来实现我们本阶级的共产主义纲领。而获得土地的农民，在当时并不坚持自己作为苏维埃共和国羽毛丰满的公民的一部分的权利。知识分子、专家和业务人员——整个小资产阶级和假专家，正在沿着苏维埃阶梯一步一步向上爬，他们背着所谓“专家”的招牌，小心翼翼地谨防一步踏偏了，因而使先进的工人群众能够自由发挥他们的创造能力。
可是，在目前，情况却完全两样。工人感觉到、看得出来，并且觉察到专家们，而更糟糕的是那些不学无术的冒牌专家和毫无实践经验的人，把工人抛在一边，霸占了工业和经济机关的所有高级主管职位。可是党，不去阻止这些同工人阶级和共产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的分子的这种趋向，反而加以鼓励，并指望依靠这些家伙，而不是依靠工人来解救工业混乱。党所依赖的并不是工人，不是他们的工会组织，而是这些傢伙。工人群众感觉到这一点，党内已经不是团结一致的了，出现了裂痕。
群众并不是瞎子。不管那些最有威信的领袖们用什么话来掩饰对明确的阶级政策的背离、同农民和世界资本主义的妥协，以及对资本主义生产制度的信徒的信赖，工人阶级都感觉到这里已开始离开了正途。
工人们可能非常热爱象列宁这样的人物；他们也可能被托洛茨基的那种无比优美的口才和他的组织才能迷住了；他们还可能尊敬某些其它领导人，尊之为领袖，可是一当群众感到他们和他们的阶级不受信任，那末十分自然地他们会说：“不，打住吧!我们拒绝盲目地跟从你们。让我们来检查一下当前情况。你们在三个对立的社会集团之间选择中间立场的政策确是一种聪明的政策，但却带有万变不离其宗的适应和机会主义的气味。在今天我们可能从你们清醒的政策中获得裨益，但要小心，免得我们走入歧路。那是条弯曲迂回从未来通向过去的废墟的歧路。”
领袖们对工人的不信任正在逐步增长。这些领袖们变得越清醒，他们由于执行在共产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过去妥协之间的刀刃上滑动的政策成为越加明智的政治家，在“上面”和“下面”之间的鸿沟就越深，就越缺少了解，党自己内部的危机就成为越加令人痛心和不可避免。
党内危机日益增强的第三个原因是，在革命的这三年里，事实上工人阶级、那些在工厂中工作的工人的经济状况，不但无所改善，而且变得更加不堪忍受。没有人敢于否认这一点。在工人(请注意，工人们!)中间被压抑的和普遍漫延的不满情绪有其真正的正当理由。
7．谁从这个革命中得到好处?（注８）
只有农民直接从革命中得到了好处；至于谈到中等阶级，他们巧妙地适应新的环境，和那些富裕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一起，占据了苏维埃机关所有负责的指导位置(特别是在国家经济领导部门方面，在工业组织以及同外国重建商业关系的机构方面)。唯独苏维埃共和国的基本阶级，它作为一个集团承担了专政的全部重担，所得到的却是勉强维持的可耻的悲惨的生活!
由共产党人，即由工人阶级先锋队——按照列宁的话说，他们“充满了这个阶级的所有革命活力”——控制的工人共和国，没有足够的时间考虑和改善所有工人，即总的说来所有工人的生活条件(不是指在这个或那个所谓“突击工业”部门里碰巧引起人民委员会注意的个别企业里的工人)，并提高他们的生活条件，使其能达到象人的生存标准。
劳动人民委员部是所有人民委员部中最不活跃的一个机构。就整个苏维埃政策来说，从来没有在全国范围内认真提出并讨论过这样一个问题：面临国内工业彻底崩溃和国内形势极为不利的条件下，必须作什么和能作什么来改善工人的状况，保护他们的健康，使其能在未来继续从事生产劳动，和改善车间工人的命运呢?
直到最近，苏维埃政策还没有任何制订得很好的改善工人命运和改进他们生活条件的计划。在这方面所做的只能说是偶一为之，或者是地方当局在工人群众的压力下敷衍塞责不得已而为之的。在三年国内战争时期，无产阶级英勇地走上革命的祭坛，作出了无数牺牲。他们耐心地等待，但在今天，在事物转折的时刻，当共和国生活的动向重新转到经济战线方面来的时候，工人群众认为，他们没有必要再“受熬煎和等待了”。为什么呢?难道他们不是在共产主义的基础上创造生活的人吗?让我们自己来承担起重建的责任吧，因为我们比那些在中央的先生们更清楚地知道，什么地方伤害我们最厉害。
工人群众是善于观察的。他们看到，到目前为止，个人卫生、环境卫生和改善车间劳动条件诸问题——换句话说就是工人命运的改善，在我们的政策中所占的位置是最不受到重视的。除了一些工人家属住进不方便的资产阶级宅邸以外，在住房问题上我们没有谋求解决之道。更糟的是，对于有关工人住房的具体问题，直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提出过。就在我们共和国的心脏，就在莫斯科，工人们还住在污浊不堪、拥挤而不合乎卫生条件的工人宿舍里，这简直是耻辱。只要到这些地方参观一下，就会觉得似乎根本没有发生过革命。我们都懂得，住房问题并不是在几个月，甚至不是在几年之内就能解决的。由于我们的贫困，这个问题的解决更面临着一些严重的困难。然而事实是，苏俄居民中的特权集团和工人群众——“专政的栋梁”——之间出现的日益增长的不平等现象，正在培育滋长不满情绪。
工人群众都看得到，苏维埃官员和有办法的人是怎样生活的，而他们自己又是怎样生活的——他们不正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吗?他们不能不想到，在革命时期，车间工人的生活和健康是最不受重视的；在革命之前生活条件多少还过得去的地方，这些条件现在仍由工厂委员会保存下来了，可是在原来没有工厂委员会的地方，到处都是潮湿、乌烟瘴气、毒害和摧残工人的健康，这种情况现在依旧未变。“我们还谈不到这个问题；请看吧，军事前线还存在呢。”可是凡属苏维埃机关占用的房屋需要修理的话，材料和劳力便都能找到。假如我们要在还有劳动群众住着或在那里劳动的棚屋里安顿专家或从事同外国资本家进行商业交易方面的有办法的人员时，那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呢?他们就会吼叫起来，于是必须调动整个住房部门，来纠正“这混乱情况”，因为这有碍于我们的专家们的工作效率。
8．“我们的痛苦与他们无干……”
工人反对派的任务在于，把改进工人的命运以及工人的其它一些次要的要求，纳入总的经济政策中去。除非工人的生活能够在新的共产主义基础上加以组织，否则劳动生产率是不可能提高的。
在这方面，越是着手计划得少(我暂且不谈做得少)，则误会和隔阂就越深，领导和工人之间的互不信任程度就越大。他们的要求、需要和愿望是不一致的，感受也不会相同。领导人是一回事，而我们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也许领导人对管理国家确实懂得多一些，但他们却不理解我们的需要、我们在车间的生活及其需求和当务之急；他们既不明白也不理解。从这种推断看来，理所当然地就会倾向于工会，结果就抛弃了党。“本来他们也是我们当中的一部分，可是一当他们进入了中央部门，他们就完全脱离了我们；他们就开始生活得两样了；假如说我们有痛苦，那又与他们何干?我们的痛苦再也不是他们的痛苦了。”
党从我们的工业机构和工会组织中吸取它们的优秀分子越多，把他们送到前线或送到苏维埃机关去，那末工人群众同党的领导核心之间的直接联系就越减弱。裂痕正在扩大，因此在目前，连党的队伍本身里也显示出这种分裂。工人们通过他们的工人反对派要问一句：我们究竟是什么人?我们当真是阶级专政的柱石，或者只不过是驯服的羊群，只是作为他们的垫脚架呢?他们割断了同群众的一切联系，执行他们自己的政策，他们在党的招牌的可靠掩护下，在办工业问题上一点也不考虑我们的意见和创造能力。
9．反对派的目的
无论党的领袖怎样想把工人反对派清除掉，它还是会永远保存那种日益成长的健康的阶级力量的，它注定要把新的生命力注入到经济生活中去，使其复兴，同时也注入共产党，因为这个党已开始枯萎，摇摇欲坠。
可见，造成我党产生危机的原因有三：首先就是俄国共产主义的实现，是处在这样一些最重要的客观条件下(国内战争、国家的经济落后，以及由于长年战争的后果引起的工业彻底崩溃)；第二个原因是我国人口的庞杂成分(七百万工人，以及农民、中间阶级，最后还有前资产阶级、各行各业从业人员，他们影响苏维埃机关的政策，并且钻进党里面)；第三个原因是党对于立刻改善工人生活方面的无所作为（注９），以及相应的苏维埃机关对于承担解决这些问题方面的弱不经风和无能为力。
那末，工人反对派所要求的究竟是什么呢?它的使命何在呢?
如果说它的使命包括：把所有麻烦问题提到党的面前，把过去只是在群众中引起轻微骚动，并且使一些非党工人更加远离党的问题明摆出来；那末它就可以响亮地无所畏忌地大声向领袖们呼叫：“停停吧，仔细想想!你们要把我们领向哪里去?我们没有脱出正轨吗?对党说来糟糕的是，它发现自己失去了专政的基础，党成了孤家寡人，而工人阶级也被抛在一边。革命的最大危险就在这里。”
处于当前的危机下，党的任务在于大胆地正视错误，并且倾听广大工人群众健康的阶级呼声。通过这个上升的阶级的创造力，通过产业工会的形式，我们将会走向国家的复兴和创造性力量的发展；走向清洗阶级异己分子，使党本身纯洁化；走向改正党的活动，办法是恢复党内民主、自由发表意见和展开批评。
二、工会及其作用和问题
1．应该由谁来建设共产主义经济
在上一章简短扼要的概述中，我们已经阐明了究竟是什么原因在我党内部引起了危机。现在我们要澄清在我党领袖和工人反对派之间最重要的争论之点是什么。不外有两点，其一是在国民经济重建时期，工会所起的作用和它所面临的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在共产主义基础上的生产组织问题，其次则是群众的自我能动性问题，以及与此有关的在党和苏维埃内部的官僚主义问题。
现在先来回答第一个问题。至于第二个问题，那不过是从第一个问题演绎出来的结果。在党内“提出种种提纲”的时期已经结束了。在我们面前，我们发现有六种不同的纲领，即六种党内思潮。以前我党从未看见过在思潮方面存在着如此花样繁多和如此细微的差别，而且党内思想在同一问题上的构想也从未如此丰富。因此，显而易见，这个问题是一个基本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正是这样。整个争论问题归结于一个基本问题，即应该由谁来建设共产主义经济，以及它将如何实现?这就是我们的纲领的实质所在，是我们的纲领的核心。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和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相比，不相上下。只有所谓政治上的(民主)集中派的（注１０）布勃诺夫集团才会如此近视，以致低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并且说什么：“关于工会问题，在目前没有任何重要性，而且也不构成任何理论上的困难。”
可是，这个问题却使党深深激动不安，这是很自然的，因为实际上，这个问题是：我们将朝着什么方向转动历史车轮，我们要把它倒转呢，还是把它推向前进呢?任何一个共产党人都不能在这个问题的讨论中置身于局外，这也是很自然的。结果，就出现了六个不同的集团。
然而，如果我们认真分析差别细微的这些集团的所有提纲，那末就会发现，在基本问题上，也就是说，在应该由谁来建设共产主义经济和在新的基础上组织生产的问题上，只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在工人反对派的原则声明中所提出和阐述的观点；另一种是把所有其余集团统一起来的观点，这些集团只在细节上存在着差别，而在实质上却是一致的。
工人反对派究竟提出什么主张呢?而所有其余集团又如何理解工会所应起的作用呢?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们如何理解产业工会在目前所应起的作用呢?“我们相信，我国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只有在改变人民经济整个管理制度的情况下，才能得到解决。”(引自12月30日施略普尼柯夫的报告。)请同志们注意“只有在改变人民经济整个管理制度的情况下”一语。它意味着什么呢?报告继续说：“争论的基本点是围绕着下面这一问题进行的，即在转变时期，我们共产党用什么手段来贯彻它的经济政策，是通过组织在自己的阶级工会里的工人来贯彻呢，还是用官僚主义手段，即通过高踞于工人之上、由上级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来贯彻呢?”争论的基本点就在于，究竟我们是要通过工人来实现共产主义呢，还是假借高踞于工人之上的苏维埃官员之手来实现呢?同志们，让我们仔细想一想，我们能否依靠其它阶级的后代之手及其创造力达成并建设共产主义经济?这些人可都惯于墨守陈规。假如我们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作为研究科学的人来开始思考问题，那末，我们就将毫不含糊地干脆回答：“不行!”
2．新的生产关系和唯物史观
争论的根源和危机的原因在于下面这一推论，那就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事务人员”、技术人员、专家和经理，在对待劳工的方式方法方面，能够突然从他们的传统观念束缚下把自己解脱出来——他们在长年为资本效劳的过程中，使这种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地扎进了他们的血肉——，从而能够具备创造新的生产方式、新的劳动组织形式和刺激劳动的新形式的能力。
这样推论就是忘记了一个不容置辩的真理，那就是，几个个别的天才人物是不能改变一种生产制度的，而一个阶级的需要才能改变它。
请稍微设想一下，在从建筑在强制劳动基础上的封建制度，转向在工业中使用所谓自由雇佣劳动的资本主义生产制度的这一过渡时期中，资产阶级当时缺乏组织资本主义生产的必要经验，势必要聘请封建庄园的所有聪明、机警和有经验的管事人，尽管这种人一直习惯于对付唯命是从的牛马般的奴隶，可是仍被委以在新的资本主义基础上组织生产的重任。结果会发生什么情况呢?这些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依靠皮鞭去增加劳动生产率的行家们，能够成功地对付一个“自由”但是挨饿的无产者——从非自愿劳动的灾难中把自己解脱出来，并且成为一个士兵或打零工的无产者——吗?这些“行家们”不会完全破坏新生的发展中的资本主义生产吗?牛马般的奴隶的个别监工，个别的旧地主，以及这些地主的管事人，是能够使自己适应于新的生产方式的，但是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经济的真正创造者和建设者，并不是从这些人的行列中招募来的。
阶级本能在头一批资本主义企业所有者的耳边窃窃私语：在寻求新方式方法以建立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关系方面，与其采用已被摒弃的旧制度的过时而无用的剥削劳动的方法，不如把步子放慢些，还是利用常识而不利用经验为好。阶级本能非常有道理地对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第一批资本家说：你们必须应用另一种刺激来代替昔日监工的鞭子，必须对面临失业和穷困的工人，利用他们的竞争和个人欲望。于是掌握了这种新的劳动刺激的资本家，把“自由”雇佣劳动的生产率提高到一个高水平，为促进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而非常高明地利用这种刺激。
五个世纪以前，资产阶级曾小心翼翼地听从他们阶级本能的指使。他们更加信赖他们的普通常识，而不依靠在旧的封建庄园组织生产方面训练有素的专家的经验。正如历史所显示的，这些资产阶级完全正确。
我们握有一个强大的武器，它能够帮助我们找到工人阶级取得胜利的最短捷径，减少前进道路上的艰难困苦，并且更迅速地实现新的生产制度——共产主义。
这个武器就是唯物史观。可是，我们不但不去运用它，不按照历史去扩展我们的经验和矫正我们的研究工作，我们反而准备把这个武器丢在一边，并且沿着盲目经验和障碍重重的弯路走下去。
不论我们的经济发生了什么样的灾难，我们也毫无理由绝望到这种极端的程度，因为绝望只能难住走投无路的资本主义政府；他们在耗尽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创造性刺激之后，根本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就多灾多难的俄国而言，自从十月革命以来，经济创造方面开辟了新的空前来有的机会，同时开创和发展了史无前例的新的生产方式，这个生产方式带来了劳动生产率的巨大增长。因此，根本没有绝望的余地。
唯一必要的是，不是乞灵于过去，而是相反地，对未来的创造力赋予完全的自由。这就是工人反对派正在作的。谁能成为共产主义经济的创造者和建设者呢?答案是，不是过去的个别天才人物，而是与新的发展中的经过痛苦产生的生产方式——这是一种生产效率更高和更完善的经济制度——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那个阶级。哪个机构能找出解决在组织新经济及其生产方面所存在的创造性问题呢?是纯粹的阶级产业工会，还是成分复杂的苏维埃经济机构呢?工人反对派认为，只有前者，即只有工人集体才能作到这点，而那个例行公事的、官僚主义的、社会成分复杂的集体是作不到这点的，这个集体是由旧的资本主义类型分子组成的大杂烩，他们脑子里塞满了资本主义陈规陋矩的垃圾。
“必须吸引现在对经济机构处于被动、辅助地位的工人工会积极参加整个经济结构的管理”(《工人反对派提纲》)。要寻求、探索和创造新的和更完善的经济形式，要找到对劳动生产率的新刺激，所有这一切，只有与新的生产方式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工人集体才能作得到；只有他们才能够从他们每日的经验中得出一定的理论上的结论，这种结论，在最初一瞥之下，只不过具有实践的重要性而已，可是在一个新的劳动国家里在对待劳动力方面，它却是非常有价值的理论上的结论，因为在这里，困苦，贫穷、失业以及劳动市场上的竞争，不再构成对劳动的刺激了。
寻找一种刺激因素，即寻找一种对劳动的刺激，这是站在共产主义门槛上的工人阶级的最伟大的任务。可是，没有别的任何阶级，而只有工人阶级本身以其阶级集体的形式，才能够解决这个重大问题。
正如产业工会所提议的，这个问题的解决在于，对工人，也就是说，对只有它才能够成为共产主义创建者的阶级，在下列各方面给以完全的自由，即在有关实验、阶级培训、调整和寻求新生产方式，以及在他们的创造能力的表现和发展方面，给以完全的自由。这是工人反对派在处理这个困难问题时的解决方法，从这个方法演出工人反对派提纲的最本质的一点，即“管理国民经济之权应当属于联合在各种产业工会中的生产者的全俄代表大会，应当由他们选出中央机关来管理整个国民经济。”(《工人反对派提纲》——参看《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2卷，187页：《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译者)这一点确保阶级创造能力的表现自由，而不受官僚主义机器的限制和被它弄得残缺不全，这种官僚主义机器充满着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生产制度和管理的老一套精神。工人反对派依靠自己阶级、即工人的创造力。从这个前提演绎出纲领的其余部分。
3．谁来管理生产?
但是，正是在这一点上，工人反对派开始与党的领袖们所遵循的路线分道扬镳了。对工人阶级的不信任(不是在政治方面，而是在经济创造能力方面)，是我党领袖们所签署的提纲的全部真髓。他们不相信，在技术上未经训练的工人的粗糙的手能够创造出经济形式的基本轮廓。这种经济形式在时间的推移中将发展成为和谐的共产主义生产制度。
对列宁、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所有这些人来说，生产似乎是这样一种“微妙的东西”，以致若不借助于“经理们”之力，就不可能干下去。首先，我们要“培养”工人，“教会他们”，只有在他们成长起来时，我们才可以从他们当中撤走所有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老师，并且让产业工会管理生产。归根结蒂，下面这一事实是意味深长的，即党的领袖们所撰写的一切提纲，在一个具有实质性的特征上是一致的，那就是目前我们还不打算把生产的监督管理权交给工会；目前我们“还要等待”。为什么在目前就不能把工业经营交托给工人呢?在阐明其理由方面，托洛茨基、列宁、季诺维也夫，以及布哈林的观点是各不相同的，这也是事实。但是，他们全都一致同意，正是在目前，必须由一个从过去继承下来的官僚主义制度凌驾于工人之上进行生产管理。
在这一点上，我党的所有领袖是完全一致的。在“十人提纲”（注１１）里强调主张，目前工会工作的重心必须转移到工业经济方面。按照工人的产业活动建立起来的、作为工人的阶级组织的工会，必须在生产组织方面担负起“主要工作”。“主要工作”是一个过于笼统的用语，它容许各种各样的解释，然而看起来，“十人提纲”比起托洛茨基的集中制（注１２），在经营工业方面，对工会赋予更大的余地。加之，“十人提纲”进一步阐明了他们在工会“主要工作”一语上的意义。那就是，“最积极地参加调整生产，管理、登记和分配劳动力，组织城乡交流的核心工作，进行反怠工的斗争，以及执行关于各种强制劳动义务的法令，等等。”如此而已。比工会一直在作的，并没有什么新的和更丰富的内容，它既不能解救我们的生产，也不能帮助解决基本问题——提高和发展我国的生产力。
为了澄清下面这一事实，即“十人提纲”并没有给工会以任何领导职能，而只指派它在生产管理中充当一个配角，纲领的作者们说：“经过一个发展阶段(不是现在，而是经过一个发展阶段)，工会在它的社会革命进程中应该成为社会权力机关，作为其它组织的下级进行工作，向实现经济生活的新组织原则迈进。”这样一来，他们的意思就是，工会必须作为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及其分支机构的下级进行工作。
4．托洛茨基的观点
那末，这和托洛茨基提出的“通过成长而结合”（注１３）有什么区别呢?仅仅在方法上有所区别而已。“十人提纲”着重强调工会的教育性质。他们向工会所提出的问题主要是在组织、工业和教育范围内的。作为英明的政治家的我党领袖们突然把自己变成了“教师”。
这个特殊的争论并不是围绕着工业管理制度进行的，主要是围绕着培养群众的制度而进行的；事实上，当人们开始翻阅我们的杰出领袖们所作的讲演和速记记录时，人们就会由于他们出乎意料地表现出教师的倾向而感到大吃一惊。提纲的每一个作者都提出了最完善的培养群众的制度，但是所有这些“教育”制度都缺乏关于实验自由、培训和受教育者表现创造力方面的条款；在这方面，我们所有的教师们，也都落后于时间。
麻烦的是，列宁、托洛茨基、布哈林和其它人不是把工会的职能限定在管理生产或接管工业上，而是仅仅把它局限于培养群众的学校上。在讨论中，对于我们的一些同志来说，似乎托洛茨基赞成“国家逐步吸收工会”——不是猛然一下子吸收，而是逐步吸收，并且也象我们的纲领里所表达的那样，他想要为工会保留最终监督管理生产的权利。在这一点上，当列宁和季诺维也夫所代表的集团反对由“国家吸收”，而认为工会活动的目的和工会的问题在于“培养共产主义”的时候，乍看起来好象是把托洛茨基和工人反对派放在共同的立场上。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大声疾呼：“粗糙工作需要工会”(12月30日报告第22页)。托洛茨基他自己似乎对工会的任务稍有不同的理解；他认为，工会最重要的工作在于组织生产。在这点上，他是完全正确的。他说：“由于工会是共产主义学校，所以它就不应该是进行一般宣传的(因为在这种场合，就会起俱乐部的作用)，不是动员其成员从事军事工作，或从事征收生产税的工作，而是要在其成员参加生产的基础上，对他们进行全面教育的一种学校。”(12月30日托洛茨基的报告)当他这样说时，他也是正确的。所有这些都是确切的，但是有一个严重的漏洞，即工会不仅是共产主义学校，而且也是共产主义的创建者。
阶级的创造性被忽视了。托洛茨基用“真正的生产组织者”的积极性，即用工会内部的共产党人来代替它(12月30日托洛茨基的报告)。什么样的共产党人呢?按照托洛茨基的说法，就是党派到工会担任负责职务的那些共产党人，派遣这些人的理由往往完全不是从工会的工业和经济问题的角度来考虑的。托洛茨基是很坦率的。他不相信工人已准备好创建共产主义，可是却历尽艰苦地去探索、碰壁而仍要创造出新的生产方式。他坦率而公开地表明了这点。他已经实施了他对群众的“俱乐部教育”制度，培训他们在中央铁路管理总局里充当“主人翁”的角色（注１４）。在那里采用的教育群众的所有方法，都是我们的传统的师傅对徒弟所实行的方法。诚然，用鞋揎子在脑袋上敲打，并不能把一个徒弟从他成为一个师傅之后，就变为一个成功的掌柜的。可是，只要工头师傅的棍子在他的头上摇晃，他就会埋头工作和生产。
依照托洛茨基的看法，这就是把中心要点“从政治转移到工业问题”的全部实质。任务的整个关键在于千方百计地，哪怕是暂时地提高生产率。按照托洛茨基的看法，工会的全部培训过程也必须遵循这个目的。
5．列宁、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的观点
可是，列宁同志和季诺维也夫同志与托洛茨基的意见不同。他们是“一种近代思潮”的“教育家”。他们屡次提出，工会是共产主义学校。“共产主义学校”意味着什么呢?如果我们严格地对待这个定义，那末，它就意味着，在共产主义学校里首先必须是教学和培养，而不是命令(这种对托洛茨基观点的暗示赢得了喝采)。季诺维也夫进一步补充说：为了无产阶级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工会正在履行一个伟大的任务。这是工会所应起的基本作用。可是，现在我们忘了这点，反而认为我们可以非常轻率地、非常粗暴地、非常严酷地处理工会问题。
有必要记住，这些组织有它们自己的种种特殊任务——不是命令、监督或指挥的任务，而是一切都可以归结为一件事，那就是把工人群众吸引到有组织的无产阶级运动的渠道里来。这样一来，托洛茨基老师在他的培养群众制度方面就走得太远了。但是，季诺维也夫同志他自己又提议什么呢?他提议在工会内部传授关于共产主义的初步课程，“向他们(群众)传授无产阶级运动基本原理。”怎样传授呢?“通过实际经验，通过实际创造新的生产方式(正如工人反对派所期望的)吗?”完全不是。季诺维也夫—列宁集团偏爱通过阅读、列举道德格言和精心选定的好人好事来进行教育的方法。共产党人与工人的数目对比是，共产党人50万，工人700万。遗憾的是，在这50万共产党人当中，有许多却是“异己分子”，是从其它各界进来的迷途者。
按照列宁同志的说法，党已经把“无产阶级先锋队”吸收到党内，而最优秀的共产党人正在与苏维埃经济机关的专家们合作，在他们的试验室里刻苦地寻求共产主义生产的新方式。现在，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或其它核心的“好老师”的照顾下进行工作的这些共产党人，即这些彼得和约翰（彼得和约翰(Peter and John)，是基督教创始者耶稣的大弟子，使徒彼得是第一大弟子，约翰是十二使徒之一。——译者），确实是最好的学生，但工会里的工人群众必须效法这些示范的彼得和约翰，向他们学习一些东西，却不许工人群众亲自动手触动控制的舵轮，因为他们还没有学到家，所以还为时过早。
按照列宁的看法，工会——即工人阶级组织——不是共产主义人民经济形式的创建者，因为它仅仅是承担先锋队与群众之间的一种联系作用，“工会通过日常的工作说服群众，说服……阶级的群众……”(《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中文版，第32卷第3页。——译者)等等。
这不是托洛茨基的“俱乐部制度”，不是一个中世纪的教育制度。这是以学习样板为基础的弗吕贝尔—佩斯塔罗基的日耳曼制度（注１５）。不许工会在工业方面作任何举足轻重的事，而只许它去说服群众，使群众与先锋队，即与党保持联系。(记住这点!)这个党并不是作为一个集体来组织生产，而仅仅是创建一个成分复杂的苏维埃经济机构，并向这个机构委派共产党人。
哪一种制度比较好呢?这是问题所在。托洛茨基的制度，无论在其它方面是什么样子，它是比较明确的，因此，它是更为真实的。靠读书学习，学习好心肠的彼得和约翰的范例，人们是不可能从这种教育中获益太多的。必须记住这点，并且要牢牢记住。
布哈林集团站在中间立场，或者不如说它试图把两种培养制度调和起来。然而，我们必须注意到，这种办法还是不承认工会在工业中的独立创造性原则的。布哈林集团的意思是，工会起着双重作用(在他的提纲中是这样宣称的)；一方面，它(显然是就“作用”而言)承担“共产主义学校”的职能，而在另一方面，它承担党与群众之间的中间人的职能(这是从列宁集团引用来的)，换句话说，它起着把广大无产阶级群众纳入积极的生活中去的一台机器的作用(同志们请注意“纳入积极的生活中去”，而不是“纳入创造一个新经济形式、探索新生产方式中去)。除此以外，他们(显然这是指工会)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必须成为经济机器和国家当局二者的组成部分。这是从托洛茨基的“结合起来”脱胎而来的。
争论并不是围绕工会问题进行的，而是围绕通过工会教育群众的教育方法进行的。托洛茨基维护，或者倒不如说曾经维护这样一种制度，即借助于在铁路工人当中所推行的制度，就可以向有组织的工人灌输共产主义的恢复经济的智慧，并且通过“委派大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