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尹宽
郑超麟着
王凡西校
尹宽是二十年代上海三次武装暴动的最高领导者之一，他领导和发展了山东省共产党工作和群众运动，他在革命失败后主持了安徽省的共产党工作，他写了不少的宣传和教育的文章，最后他带动一部分共产党员在大革命失败后彷徨歧路时候毅然离开史大林主义的轨道而走上托洛茨基主义的轨道去，一直到死他还坚持着托洛茨基主义。不管他一生中有何缺点和错误，不管他晚年如何迫于形势不得不委曲求全，尹宽在中国革命史上仍不失为一个值得人怀念的革命家。
目录
一．小引
二．自明团
三．工学世界社
四．少年共产党
五．王辩
六．左派反对派
小引
我的革命朋友中，认识最早的、相知最深的要数尹宽。尹宽可以说是第一个引导我走上共产主义道路的。
我是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初到法国，十二月中旬便进圣日耳曼中学补习法文的。这个中学第一次收中国学生，特辟一个法文补习班，特请一个教师来教我们。全班除一人外都是福建籍的学生，陈炯明派来的，每年有本县公款三百元补助的半官费生。约二个月之后，华法教育会又送来几十个学生，另开一个法文补习班。这一班学生中就有尹宽。
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第一辑中，我找不到尹宽的踪迹。并非每个勤工俭学生都可以在这本书中找到踪迹。但凭我以上的记忆，即他一九二○年二月间到圣日耳曼中学来这件事实，我可以借助于这本书推断他是乘安德烈朋号轮来法国的。此轮，在上海载去学生五十多人，在香港载去四十多人，一九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抵马赛，与勒苏士号载去的学生从伦敦转来法国的人差不多同时到达巴黎。所以圣日耳曼中学新开的法文补习班中既有尹宽，又有汪颂鲁，熊志南及其它几个乘勒苏士号来的贵州学生。安德烈朋号乘客，上述书中没有全部名单，只有江苏、浙江、河南三省学生名单，故找不到尹宽姓名。我从别处知道，向警予、蔡和森、蔡畅以及他们的母亲葛健豪也是乘此轮来法国的。由此可以想见，尹宽在轮船上就已认识了蔡和森。
在圣日耳曼中学里，福建班学生和外省班学生，畛域分明，首先是语言隔阂。福建学生每人能说普通话，但一般都说不好，少数人说得好的，究竟不如说方言畅快。语言不便使福建学生同外省学生发生隔阂，在福建学生中也发生了漳州话和客家话之间的隔阂，因此又发生地域隔阂。旧漳州府属县的学生说的是漳州话，旧汀州府属县的学生说的是客家话。两府学生时常争吵，以至于打架，有一次还请张继来学生中间做调解工作。我在反感之中也受到了教育。开始，我也难免有地方主义，但受了教育后很快就从地方主义发展为汀漳一家的思想，福建一家的思想，全国一家的思想，以至于全世界一家的思想。
但比语言更重要的是文化程度的差异，福建学生是落后的。福建学生也经过了五四运动，但汀漳二府的五四运动简单是抵制日货的运动，而不是新文化运动。外省学生大多数经过了新文化运动，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还是以五四运动为标志的那一场大规模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例如尹宽就是芜湖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对于他们说来，抵制日货和新文化运动是分不开的。他们一面组织学生出去检查日货，同以当地商会为组织的资本家阶级面对面斗争，一面手不离《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国》等新出版的杂志。他们互相争论「文言和白话」、「三纲五常」和「赛先生德先生」，甚至于「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等问题。汀漳二府的学生不知道这些问题，即使知道一点对之也没有兴趣。他们爱说的是如何发财，如何物质享乐，如何个人奋斗，成名成家；他们向往的是南洋群岛，是华侨生活，充其量也是资本主义。他们动不动就开口相骂，甚至挥拳相打。他们对于外省学生含有敌意，称之为「外江人」。外省学生很快就感觉到这些福建人「野蛮」。有个湖南人明白说出这个感想，于是一部分福建人就准备去「问罪」，即是要打这个湖南学生，结果没有打起来。
我在这一批同乡中没有谈话的对象。他们感兴趣的话，我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话，他们不感兴趣。有时与外省人交话几句我倒发现有许多同感兴趣的问题可谈。至少，我可以向外省人借书看。福建学生的行箧中没有一本《新青年》等的新文化杂志，没有一本北京大学出版的新书，这也是福建学生落后的证据。反之，外省学生则有很多这类的书刊。我的第一本《新青年》就是在轮船上向一个外省学生借来的。确切点说是一个福建学生向外省学生借来看，看不下去，然后我拿起来看。这本《新青年》登载了一个叫做陈独秀的人写的一篇非圣无法的文章，最后用「不塞不行，不止不流」二句话来反对孔子。（按：这篇文章题为《宪法与孔庄》，载《新青年》第二卷第三期）当日，我写日记时长篇大论大骂陈独秀。可是从此我有了瘾，借了更多的《新青年》以及其它的新文化杂志来看，外省学生来到圣日耳曼中学后我就向他们借这类书刊来看。我早已不骂陈独秀了。
自明团
外省学生中有几个明白事理的人，他们并不骂福建学生野蛮，而是像中古时代的基督教徒一般要感化野蛮人。他们也做了一些工作，但收效甚微。我这个爱借新书看的人特别引起他们注意。贵州学生汪颂鲁特别喜欢帮助我向别人借书，喜欢同我谈话、讨论问题。他在我背后替我宣传，引得更多的外省人同我谈话。自然不可以把我上面说的话绝对化了，好像三十几个福建学生中只有我一个人同外省学生有思想上的接触。另有一个或二个福建学生也有些接触，不过性质上多少有点不同。他们是为了「交朋友」，我则是为了求知识。
一天汪颂鲁带我到学校内一个偏僻课堂的门口去。课堂内没有人，门是锁着的，门前走廊上站着一个高而瘦的人。面孔像煮熟的螃蟹壳。汪颂鲁作了介绍，说这人名尹宽，我听了不觉暗笑，叫作「尹长」不是更适合些么？这个人未等寒喧，立即向我作了一篇演说。内容，我自然忘记了。从此以后，我们三人常常会聚在一起讨论问题。为了不致引起别人惊怪，我们往往到校外圣日耳曼森林内的空地石凳上去谈话。渐渐地我们决定成立一个团体来研究学问。讨论名称时，我建议叫做「自明团」，他们二人立即接受了。
为什么叫做「自明团」呢？因为当时《新青年》发表了张崧年一篇文章，介绍以罗曼罗兰为首有名的知识分子发表的一篇《精神独立宣言》。张崧年给每个签字的人作了简单的介绍，对于不久之后获得龚古尔文学奖金的巴比塞，除介绍他本人外，还说他组织了一个团，叫做「光明团」。我不知怎样在巴黎一条小街道上寻找到了光明团出的刊物《光明》的地址，订了一份《光明》。那地址是一个小书店，卖革命书刊的。我的法文学得比他们二人好，常常告诉他们以革命书刊的内容。汪颂鲁说：「你这个名称取得好，要向别人说道理，自己先要懂得这道理。」我们的计划是以三人为核心先组织起来，然后争取别人加入的。可是，没有增加一个人，最后连团体本身也无形消灭了。
团体成立不久，暑假到了。外省学生全部离开学校，福建学生大部分离开学校，只有少数人没有离开，我是其中之一。
人分散了，但「自明团」没有解散。我们决定以通信来联系。暑假分手以前，在讨论问题中，我和尹宽二人之间就常有争论。分手以后我们用通信来争论，争论的是宗教问题。当时接受新文化的青年都是反对宗教的，但出人意外的是尹宽赞成宗教。他赞成的不是某一具体的宗教，如基督教、佛教之类，而是宗教精神。他认为必须有宗教徒那种百折不回、甘愿为信仰而忍受牺牲的精神。没有这个精神便甚么事情也做不成功。他举一个例说，有些勤工俭学生写回家信，信封上要写「大中华民国」，这个「大」字就是宗教精神。可见，他所谓「宗教」，意义是很广泛的。后来争论就演变为理智和感情孰优孰劣的问题。我主张感情应服从理智，他则相反。我们反复辩难，来往的信都写得很长，双方的信，我都保存下来，连同汪颂鲁的调和的短信。争论自然没有结果，但不记得怎样没有继续下去。一九二一年，我住在墨兰，认识了曾琦，谈得颇投机。他要拉我参加「少年中国学会」，我虽未参加，但拿我和尹宽关于宗教问题的来往信给曾琦看了。曾琦说《少年中国》准备出反对宗教的专号，他要拿这几封信去发表，我征求尹宽同意，尹宽反对，理由是：「不成熟的」。这些信，我还是保存下来，但以后遗失了，不记得何时遗失及怎样遗失的。
当时我们的思想确实是不成熟的。我们三人的思想都停留在《新青年》的水平上，而且是一九一九年《新青年》的水平上，一九二○年的《新青年》已经谈社会主义了，但我们没有跟上去。
一九二○年十二月下半月，我终于离开了圣日耳曼中学而住到墨兰来。当时，汪颂鲁住在巴黎，尹宽住在墨兰。巴黎生活费太贵，房租就出不起；墨兰是外省小城市，适合于我的经济条件。
法国有二个外省小城，读音相近，都有中学，都收中国学生补习法文。一个叫Melun，一个叫Moulins。二者读音，法国人是容易分别的，但其中第二音节中国人很难分别，前者一般译为墨兰，后者一般译为慕兰，也有其它的译名。墨兰是「塞纳-马恩省与曼因」县（有人译为「省」，其实面积只有中国一县大）的县城。后者是「阿里耶」县的县城。二县都在法国中部，前者偏北，后者偏南。我搬去的是墨兰城。在巴黎东南四十公里，塞纳-马恩省河岸上，巴黎至马赛的铁路经过市外，人口不足二万。中学有几十个中国学生补习法文，市内也有不少中国人赁屋居住，自炊自濯，自己学习。我是来此自学的。在圣日耳曼，不能过这种生活，因为房租太贵。在墨兰，除租赁人家余屋之外，还可以住小公寓，房间简陋，但租金便宜。我住的就是小公寓，可以向公寓主人包伙食，但我宁愿自己烧饭。我不是通过尹宽，而是通过一个在墨兰中学补习法文的中国学生预先租好公寓房间的。这个人曾在圣日耳曼中学补习过，我忘记是谁，可能是四川人秦治谷。尹宽住的是人家的余屋，他东奔西跑，不常在家。不久，汪颂鲁也搬到墨兰来。他也租赁人家余屋，虽然比我多付房租，但比巴黎公寓的房租节省得多了。
我们三人之中谁也不再提「自明团」的事情。我们各人思想都有发展以至于分歧。这时恰好爆发勤工俭学生的群众运动。对中国公使馆和华法教育会进行斗争，同时群众内部也发生分化和斗争。法国各地方，有勤工俭学生聚居的，都派代表到巴黎西北近郊的小镇拉加伦哥隆来。那里有个花园洋房的别墅，坐落在盘特街三十九号，是一位法国有钱的老寡妇赠送给中国侨民的。门前挂「华侨协社」牌子，表明是好几个华侨团体公共使用的，事实上是华法教育会一家独用，它处理有关勤工俭学的一切问题。我们同国内通信也在这里转交。屋子三层都作办公室，无工可做又无钱求学的人则住在地窖内；地窖住不下，便在花园草地上搭帆布篷居住。一九二一年初，那里住了不少的人，各地代表到达后便在那里开会。当时群众已形成了两个核心：一个叫做蒙达尔派，另一个很难用简单的名称概括起来，故称为「另一派」。蒙达尔派提的口号是：生存权和求学权——意思是要求公使馆和教育会保障勤工俭学生的生活和求学，即供给勤工俭学生进学校的一切费用。另一派则提出劳动权口号，只要求公使馆和教育会设法让勤工俭学生能进工厂做工。自然还有其它次要的分歧，双方在群众前辩论，而且写成文字，胶印多份散发。辩论发展为谩骂和诬蔑。另一派骂蒙达尔派为「寄生虫」，为逃避自食其力的劳动，而要求上层社会的豢养；他们根本反对蒙达尔派号召的二月二十八日去巴黎巴比伦街中国公使馆请愿，以为请愿是可耻的。蒙达尔派则说另一派受了公使陈箓收买，破坏群众运动。到了二月二十八日，只有蒙达尔派的群众来巴黎请愿，大闹公使馆，结果被法国警察冲散了。另一派则不参加这个「二八运动」。我自己当然置身于这个运动之外，因为我不是勤工俭学生，而是「半官费生」，因此我一向误记为另一派也参加了「二八运动」。近年看到了李隆郅于这个事件的回忆，才知道另一派并未参加这个运动。李隆郅的回忆文章说：「二八事件包围大使馆，我们没有参加。事后出现一种谣言，说我和世炎是受了陈箓的收买，因此对于这个事件不积极参加。其实，我和世炎虽不同意这个行动，但对中国公使馆勾结法国警察殴打学生的行为表示愤慨。因此，事件发生之后我们便明确表示：（一）坚决反对公使馆勾结法国警察殴打中国学生。（二）应建立一个群众性的勤工俭学学会。」这话是可信的，另一派确实没有参加二八运动，我以为他们也参加了，是出于误记。李隆郅回忆文章中其它部分的话，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则不是完全可信的，例如文章有意冲淡了两派之间激烈的对立和斗争的事实。我虽置身事外，但知道了和记得了这些事实。我的两个朋友恰好分属于两派：尹宽站在蒙达尔派方面，而汪颂鲁站在另一派方面。他们各自向我说本派的好话而丑诋敌派，我由此知道了双方的主张及其遗闻轶事。有时，尹宽和汪颂鲁在我家中见面也为此事争得面红耳赤。我对他们每个人都是好的，他们各人对我也是好的，但他们中间已经丧失友谊了，见面时候点点头，内心互相鄙视。但也不在我面对说对方的坏话。
我置身于勤工俭学生群众运动之外，把运动消息当作与己无关的社会新闻。也不去判断两派争论谁是谁非。我不想去认识两派中的活动人物，但通过尹宽和汪颂鲁，双方都知道有我这样一个人，虽然并不重视我这个人。有一天，李隆郅来墨兰看一个甚么人（不是汪颂鲁），不知怎样到我的小公寓来，推开我的房门，说他叫李隆郅，顺便来认识一下。我知道这个人，正要招待他坐下来谈谈，他不坐，说有事情就要走，改日再来谈，从此直至三年之后我才在上海同他见了面。那时他已改名李成了，次年再改名李立三。
我那时还在准备考大学，自修法文、数学及其它科学，同时通过《人道报》和《光明》杂志以及国内出版的书刊去关心当前的革命斗争和革命理论。我试译《光明》杂志上一篇法郎士的文章，投寄《东方杂志》，居然发表出来了，并寄来稿费。这是我第一篇发表的文章，可是直至今天六十二年之后我尚未看过这一期《东方杂志》。
汪颂鲁约我合译一本法文书，我选定了当时新出的一本《文学入门》，是法兰西学院一位有名的院士爱弥．法格（Emile Faquet）着的。一面译，一面写信给胡适，问他要不要这本译稿。当时胡适主编商务印书馆的「世界丛书」，很快收到胡适寄来的明信片（也可能是商务印书馆某个职员用胡适的名义写的）。嘱寄去看看。我们译好便寄去了，从此没有下文。这几个月的翻译工作，促进了我的法文知识。也给了我以许多有关世界文学发展的知识，书未出版，领不到稿费，我也不在乎。在翻译的过程中，汪颂鲁把关于波兰文学的一章单独抄出，寄给《学艺》杂志，也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有个编辑是汪颂鲁的朋友却发表了，译者用汪颂鲁、郑超麟之名。我在甚么刊物的广告上看见目录，但至今也未看到这期杂志，更未得到稿费。奇怪的是我回国后，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书目中看到了一本《文学入门》（或类此的书名），也是法格着的，但系另一个人翻译的。是否商务印书馆收到我们的译稿后，认为书是好的，但翻译不好（翻译当然不会好，因为我当时只学了一年多的法文），找另一个人重翻出版呢？我对于此事如此没有兴趣，以致于懒得买一本来研究一下。
工学世界社
尹宽当时就不赞成我做翻译工作，也不赞成我读《光明》杂志。一天，他拿一本法文的《共产党宣言》给我，要我看。他说：「这本书，有学问的人看了，不见得欣赏，工人看了，则每句话都说到了自己的切身利益，立刻就会接受的。」我早知道这本有名的著作，但自己是不会去买来看的。尹宽给我的是一本字体很小，纸张很薄的书，法国共产党人印出来向群众宣传的。我拿到了尹宽介绍的书，自然要看下去，同时知道这是蒙达尔派拿给尹宽看的书，尹宽对我说的那几句话也一定是蒙达尔派拿书给他时对他说的话，我看了《共产党宣言》，随后又看了尹宽拿来的《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看了这二本法文小册子，我增加了不少的知识。更多知道「马克思派的社会主义」的内容。如此而已，我自己未曾在工厂做工，周围的朋友也没有在工厂做过工的人，我仅仅把各派社会主义当作学说，社会主义著作上的话都未能说到我的切身利益，我是在「探索真理」，在各种学说中探索我所认为的「真理」，但尹宽以及他背后的蒙达尔派显然已经把「马克思派的社会主义」奉为唯一真理了。
尹宽和汪颂鲁确实是二个不同类型的人。一年前，在圣日耳曼中学，我们三人的思想根本是一致的，即都是「新青年派」，反对旧礼教，提倡新文化等等。一年以后，我们已经不能满足于这种思想了，我们都在探索，尹宽受了蒙达尔派的影响首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我是在探索；汪颂鲁也在探索，但不久就落后了，没有前进，反而后退了。三人思想进程不同，明显是受家庭出身和社会经历所决定的。这里，我说的不是一般的规律，而是就尹宽、汪颂鲁、郑超麟三个人的具体经历来说。
尹宽喜欢说自己的家庭出身，并非同我熟悉之后才同我说，而是一认识我就同我说了，似乎第一次见面，在圣日耳曼中学课堂门口的走廊上他站着向我发表长篇演说之时就告诉我他的家庭出身。他说，他的父亲是农民。家里很穷，他少时就在田里劳动，也在私塾读书。私塾先生看见他很聪明，很会读书，可以造就为人才，于是有意培养他，物质上支持他（我想，当然不是先生自己拿钱培养他，因「十个先生九个穷」），送他进新式学校，最后送他到芜湖进农业中学。五四运动中，他在芜湖成了学生群众的一个领袖。
我欣赏尹宽是桐城人，我交了一个桐城人朋友，因为我在中学学的是桐城派古文，读的是桐城人姚鼐选的《古文辞类篡》。那时人家说桐城人出门只说自己是桐城人就够了，不必说安徽省桐城人，安庆府首县是怀宁，但与桐城并举时人家不说「怀桐」而说「桐怀」等等。《新青年》虽然骂「桐城谬种」，我虽然不再作桐城派古文，但余威还在，对于桐城的向往尚未泯灭。反之，我却不欣赏尹宽的农民家庭出身。我是世代地主家庭出身的，从我上朔五代都是有文化的地主，到我父亲一代成为破产的地主，但我还是看不起家乡农家出身的读书子弟，这种人各地方都有。我这个感想总是放在心里，后来没有说出来的。事实上，我很佩服尹宽。他读的书也许没有我多，但比我从书中得到更多更大的益处。他没有书呆子气，能办事，能辩论，能指挥群众，能演说，而在群众面前说话时又能随机应变。这些，我是自叹不如的。自然，他的优点之中也包含了缺点。
他是五四芜湖学生运动的领袖之一，很活跃。在五四运动中，安徽各城市的学生没有芜湖闹得凶，省会安庆学生运动也不如芜湖。高语罕、恽代英都曾在芜湖教书，恽代英在宣城教书，但常来芜湖讲演，自然发生了作用，但这不是唯一的原因。尹宽怎样活动，我今天已经说不出来了。他也许根本没有同我说起，可能说了但我忘记。我是从其它安徽学生知道一点尹宽的作用的。我身边有一本安徽省政协出版的《文史资料选辑》一九八○年第一辑（总第二辑），其中几篇文章记载芜湖的五四学生运动，可是翻遍这些文章只发现一处提到尹宽，即在介绍李慰农烈士时提到李慰农「后与尹宽（硕夫）等同时赴法参加勤工俭学」，在记载芜湖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时都把尹宽姓名抹掉了。例如，《芜湖学生运动记略》一文内记载「二农」（全文是「安徽省立第二甲种农业学校」）风潮开除五个学生时只记何其巩、王思、马寅寿三个姓名，另二个姓名就不记了。
我自然不能补叙尹宽在芜湖这一段生活，我想后人可能找到史料。我只说，在法国，安徽学生都是把尹宽看作领导人而表示敬意的，但又都在背后骂他或说他坏话。唯有李慰农一人始终跟着他走。以后我还有机会说到李慰农。在法国，尹宽还领导全体安徽学生，争取安徽省军阀政权拨款救济本省学生，所以安徽学生的经济情况比四川、湖南学生好些。
上面提到二农被开除的学生何其巩。此人，三十年代中期做了国民党政权的北平市长，不是蒋介石嫡系，而是宋哲元委任的。尹宽在芜湖同他关系很好，第二次被捕时写信向他求援，他也出了力，以致尹宽此次没有判刑而从南京卫戍司令部解去反省院。这与其它政治犯经过自首而解反省院的，是不同的。
尹宽怎样参加了蒙达尔派的呢？蒙达尔派绝大部分是湖南人，一个安徽人怎样会加入其中呢？以前我没有去弄清楚这个问题。一九五六年夏天，我同他一道由上海第一看守所解去提蓝桥大监狱，关在一个囚室，谈话间想起了这个问题，提出来问他。他告诉了我如下的情节。
他同蒙达尔派早有来往了，但思想尚未一致。蒙达尔派很看重他这个人，蔡和森特意派欧阳泽（字玉生）从蒙达尔到墨兰来，住在尹宽家中，天天同尹宽讨论问题，最后说服了尹宽。这就是说，尹宽由此从复杂的混乱的思想走到马克思主义来。
经他一说。我想起了一九二一年我搬到墨兰那个小公寓自炊自学时几次在尹宽家中看见一个湖南青年，叫做欧阳玉生的，介绍之后他也同我谈思想问题，谈人生观。谈一般的哲学。至今我还保留着如下的印象：这个人很有学问。当时，我对于哲学发生了兴趣，找中国杂志来看，同时也找法文书来看。我在中文书中看到一个有名的法国哲学家，叫做笛卡儿；我在法文书中看到一个有名的法国哲学家叫做Descartes。我如此幼稚，竟不知道把这二个人名联系起来。欧阳玉生同我谈笛卡儿，我知道，我也能够同他谈，可是一次他说了笛卡儿。接着就用法文注释「德斯卡特斯」，于是我恍然大悟：原来笛卡儿就是Descartes。欧阳玉生同我一样读错了法国字。Descartes不应当读为「德斯卡特斯」，正应当读为笛卡儿或德卡尔。但由此我承认欧阳玉生知道得比我多。
最近看到新发表的《贺果日记》，我还可以确定欧阳玉生到墨兰来去的具体日期。贺果日记见《党史研究资料》一九八三年第二期。由此可以看到一九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至三十一日，「工学世界社」在蒙达尔开大会（第一次大会），贺果从商巴尼（Champagne）来蒙达尔，会毕，一九二一年一月二日回去。这日的日记说：「上午八时偕寿圃，富春回商巴尼；同车者有特夫，兼士往巴黎转郎西去；有欧阳君玉生往木兰去。……」木兰即墨兰。这就是说：欧阳玉生是工学世界社大会后决定派去墨兰做尹宽的思想工作的。一九二一年二月二十三日日记说：「早五时十八分附车赴巴里，与驻巴代表谈话一切。商及直接行动办法。下午偕尹君赴木兰，晚宿尹君寓所。」巴里即巴黎。这就是说：尹宽也参加了「二八运动」，也是一个领导人，事前五日亲自去巴黎，同蒙达尔派的人商议行动计划，当日便同贺果回墨兰，留贺果住在自己家里。贺果来墨兰是有作用的。二月二十四日日记说：「上午木兰公学同学会商，结果赞成直接行动，签名的十二人。下午偕欧阳君来商巴尼。和笙已自蒙达尼归。晚印公启五十份，明早即发」，和笙就是利瓦伊汉。他当时也住在商巴尼。那次，商巴尼的学生派贺果去巴黎，派利瓦伊汉去蒙达尔，派另一个人去枫丹白露。贺果由巴黎再到墨兰去动员。更重要的是由此知道，欧阳玉生做尹宽工作已经成功了，二月二十四日离开墨兰回商巴尼去。欧阳玉生在墨兰共住了五十三日。二月二十八日，尹宽无疑去参加了包围公使馆这个直接行动。
发生这一切时，我都住在墨兰，但事后才知道这个运动。尹宽事前毫未告诉我。这是难怪的，因为当时我还不是勤工俭学生，此外我当时的思想也是落后的。尹宽给我法文《共产党宣言》和《空想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看，当是二八运动以后的事情。
提到欧阳玉生，尹宽在上海市监狱内还告诉我一件事情。欧阳玉生是蔡畅第一个爱人，这我知道。尹宽告诉我，这人生了肺结核病，在甚么地方租了房子养病，蔡畅特意从蒙达尔住到那里去，服侍他。帮他烧饭，洗衣服。两人是自由恋爱的，但「蔡伯母」不赞成。「蔡伯母」看中了李富春。里昂大学事件中，欧阳泽同蔡和森一起被遗送回国了，两人的关系从此断绝。（也可能遣送前就已断绝了的。）蔡畅留在法国，同李富春住在一起，没有同她的母亲和嫂嫂一起回国。少年共产党成立后，这两夫妇参加。我记得李富春出席了第二次大会，但我未见过蔡畅，他们转来苏联时，我已回国了。我未回国前，莫斯科东方大学收到了欧阳玉生从湖南寄来一本日记。用毛笔在十行纸上写的，给蔡畅，此时蔡畅尚未到莫斯科。我们都拿来看了，我从头看到底。日记大多数是思念蔡畅的话。第一篇讨论的是「人死观」的问题。那时他的肺病已经很重了。我由此联想到他在墨兰同我说「人生观」问题。贺果一九二一年四月廿五日日记说：「下午因为欧阳玉生的人生问题特开谈话会。会场在森林中，欧阳谓「人生的究竟怎样，谁也不能解答，所以人生是无意义的。凡人的行动都是无意义的。……」经数人数小时的讨论，归结到人生等于凡生物之生存，所以是形而上学的空想，必须提开，专注重既生以后的生的方法。以为人的意义就在于「生」，所以人的一切举动是维持并且增进人的「生」。由此可见，欧阳玉生到处拉人谈「人生观」问题，至死还纠缠在人生观问题上。五四运动时期的青年都要纠缠这个问题。但二十年代，我们已经抛开这个问题了，正如贺果说的「必须提开」，可是欧阳玉生提不开。我不明白他怎么能够说服尹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
欧阳玉生这本寄给蔡畅的日记，不知下落如何？也许这人看看，那人看看之后就遗失了，蔡畅从法国来到莫斯科后可能没有看到。我一九二五年在上海会见蔡畅时曾向她提起这本日记，她只是淡淡一笑，不说自己看到了，也不说自己不知道此事。欧阳玉生显然寄出日记之后不久就死了。
参加工学世界社，是尹宽生平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由一般的民主思想转到马克思主义，这里不能不多说几句。
我一向认为工学世界社就是蔡和森领导的一个组织，服从蔡和森的一切指挥的。近年看见一些史料才知道事情没有我设想的那么简单。蔡和森领导的，只是总部设在长沙的「新民学会」旅法会员的组织。在湖南，蔡和森是仅次于毛泽东的新民学会领袖，两人思想状态不相上下，蔡和森率领一部分会员来保定预备赴法勤工俭学的期间，思想进步了，走到马克思主义。据说。他刚刚学了几天法文，便依靠字典蛮读蛮译法文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他带了妹妹和母亲一起来到法国，始终住在蒙达尔，似乎未曾离开那里的中学。向警予住在那里的女子中学。法国的中学是男女分开的。向警予在蔡和森思想影响之下不久也走到马克思主义来了。他们二人结婚时发表了一个《向上同盟》的宣言。蔡和森在蒙达尔中学更加蛮读蛮译法文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人道报》以及有关俄国革命的书。他学习、谈话、工作，至于废寝忘食的地步。有人说，他脸也不洗，衣服也不换，「囚首丧面而谈马克思主义」。这话自然是夸大了的。后来，我在上海碰到蔡和森，同他夫妇相处几个月，发现他虽不修边幅，却没有传闻的那种地步。不仅在新民学会的旅法会员中间而且在全体勤工俭学生中间，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是遥遥领先的。
工学世界社不过是旅法的新民学会会员中一部分人的组织，是以利瓦伊汉为领袖的。这些人仍旧是新民学会会员，仍旧受国内毛泽东，国外蔡和森的领导。他们组织这个新团体，不是要代替新民学会，只是为了联络感情，为了互相帮助，如交换书报，储蓄救济之类。成员不限于新民学会会员，更不限于湖南籍学生。用现在的话说，那不过是新民学会的一个「外围团体」。一九二○年七月间新民学会旅法会员在蒙达尔开大会，工学世界社中属于新民学会的人自然参加，不属于新民学会的人也列席。如此，工学世界社的人可以说都参加了新民学会，但新民学会的人不见得都参加工学世界社。蔡和森本人及其亲近的几个人就未曾参加工学世界社。同年年底工学世界社开第一次大会时，蔡和森、向警予等人应邀参加的。蔡和森为甚么不加入工学世界社呢？其原因之一就是反对「工学」二字。蔡和森早已认为「勤工俭学」是不可能的。所以一九二一年七月间开第二次大会时就提出改变「工学世界社」名称的问题。贺果日记说，一部分人主张改名，因为原名「名不副实」；另一部分人则注重实际，认为不必改名。双方人数相等，就不改名了。这是表示，此时工学世界社事实上已经抛弃「工学主义」了。
我们外面的人只知道蒙达尔的组织就是工学世界社，不知道有这些曲折。一九二二年六月间我们筹备少年共产党成立大会时，利瓦伊汉关照我：「如果木棚宿舍有人问你去巴黎做甚么，你就回答说：去参加工学世界社的年会。」尹宽参加的，可见也是工学世界社，而不是新民学会。而且，据我研究，尹宽是在一九二一年七月间工学世界社第二次年会时才正式参加的。利瓦伊汉在《回忆新民学会》一文中把尹宽姓名列入一九二○年年底工学世界社第一次年会出席者之内，恐怕是误记的。事实是第一次年会以后，欧阳玉生才去墨兰做尹宽的思想工作。第二次年会上，据贺果日记有十四个人新加入的，而且在大会上发言，尹宽当在此十四个人之中。但因从二八运动前后起尹宽便同蒙达尔派站在一起了，无论是另一派，无论是群众都把尹宽算入蒙达尔派，而且算入蒙达尔派的头头。
本书初稿写好，我才看到一九八三年八月出版的《芜湖党史资料》第四辑，其中有尹宽一篇回忆文章，关于他在法国和苏联生活的。这是他在上海市监狱中写的「交代材料」，所记有许多不合事实，但也有许多是可信的，可以补充和证实我这里所说的。
尹宽论蔡和森说：「在法国勤工俭学生中，首先倡导共产主义的是蔡和森。蔡和森这个怪杰，一到法国，就不想进工厂也不肯随班学法文，囚首垢面高谈马克思主义，开口闭口是无产阶级专政，除开会外终日抱着法华新字典找僻静处看书。他还做「特运」工作，把所译的错误百出的《国家与革命》逐段传给别人看。……蔡和森在法国最初所团结的团体，就是『工学世界社』。顾名思义，可以知道这个团体还是受五四运动后『工读互助团』之类泛劳动主义的影响。据说，它的基础还是五四运动时湖南师范里所成立的新民学会，不待说它的成员起初也是清一色的湖南人，以后才卷进我这个忘记省界的安徽人。」（按尹宽也不清楚「工学世界社」和「新民学会」之间曲折的关系。）
尹宽说他怎样被欧阳泽说服走到革命路上去的。「我在来法国的轮船上只认识一个湖南人欧阳泽（又名玉生），并且成为至交。一天，他从蒙达尔公学转来木兰（按即墨兰）找我……他就依靠我过生活，住在一个狭小的搁楼上，每日买面包，煮汤，如是一个多月，谈话间知道，他是受蔡和森和利瓦伊汉等友人委托，特来做说客的。不过，他再三申明，他自己是不相信马克思主义或共产主义的。他倾慕尼采的超人主义，当时所研究的是博格森的创化论，他的书包里就夹着一大本博格森创化论原本。但他不向我宣传创化论，只向我宣传蔡和森的革命。他说：未来的革命的领袖不是陈独秀，而是蔡和森。他向我宣传蔡和森如何有能力。他说：他自己将来不愿意参加革命，却愿意从旁赞助。很显然，他把运动当作俗事，而他自己另有高尚的理想。不知怎的，我竟被他说动了，竟被他拉到蒙达尔去见蔡和森，利瓦伊汉，以及工学世界社的一些社员。不知怎的，我后来也就加入了工学世界社。从此我就摒弃一切抱着法华字典钻研马克思主义。我原来买的许多名著，都收藏起来了。我开始读的就是《共产党宣言》。——这个《共产党宣言》，解放及经过十多年的「教育改造」，我才弄懂了哩！这是否叫做「人牵着不走，鬼牵着乱跑」呢？我以为不能这样说。当时摆我面前的路很多，也曾有人引我走「正路」，惟独欧阳泽来一说，我就听从了，归根究柢，还不是甚么人走甚么路么？」
我本来听说，蒙达尔派有四个头头：蔡和森、利瓦伊汉、汪泽楷、薛世纶。蔡和森又是头头中的头头，所有的人都听他的话。他自己不在群众面前露面，利瓦伊汉、汪泽楷等人向群众说的就是他的话。现在看到一些史料之后才知不然。新民学会会员虽初到法国时思想是复杂而混乱的；无政府主义，其中工学主义，占了上风。蔡和森一人先行一步，学习了和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然后把其它会员的思想统一到马克思主义来。这需要一个过程，大抵可以这样说：蒙达尔派夺取勤工俭学群众运动领导权的过程，同时就是蔡和森统一新民学会或工学世界社思想的过程。从贺果日记可以看到蒙达尔派第二个头头利瓦伊汉，思想上同蔡和森距离很远，蔡和森早已克服工学主义了，利瓦伊汉另组织一个团体仍以「工学」为名（「工学励进社」，后改「工学世界社」）；一九二○年年底，工学世界社开第一次年会时，「蔡和森作竟日长篇谈话，主张无产阶级专政，社会大革命，否定无政府主义（认为它是理想的乌托邦主义）」。可是，第二天，利瓦伊汉谈话则「主张无政府主义；从个性出发，主张社会（应）建设在健全分子上面」。利瓦伊汉的无政府主义不知何时才放弃而接受蔡和森的马克思主义。我想经过二八运动之后，到了一九二一年七月下旬开第二次年会时，工学世界社的思想当然得到统一了。
利瓦伊汉在思想转变期间，据尹宽解放前某次闲谈时告诉我说，曾发表一种议论，认为社会的动力是「为己主义」。尹宽说这话当然是为了反对利瓦伊汉。其实，尹宽不知道，这不是利瓦伊汉的发明，而是近代哲学中有一派这样说。为己主义并非自私自利之意，我们古代的杨朱毕竟是百家中的一家，不可废的。此外，当时工学世界社的成员存有这种思想的，决非利瓦伊汉一人，上面引的贺果一条日记就说他们讨论欧阳玉生提出的人生观问题时，一致的结论是：「人的意义就在于生，人的一切举动是维持并且增进人的『生』。」这当然不是马克思主义，但这也不值得大惊小怪。
应当说一说蒙达尔派的对立面，另一派的情况，这派一个头头李隆郅写了回忆。他说。他到法国以后写了一篇文章投寄《旅欧周刊》，登载出来了。文章大意是拥护勤工俭学，希望国内贫苦学生更多来法国勤工俭学。而反对当时出现的「勤工俭学不可能」的论调，赵世炎看到这篇文章，写信给作者表示同意并要求见面，从此李赵二人结成一个核心，不久吸收了刘伯坚、刘伯庄、陈公培、罗汉、周钦若等共七八人，组成一个「劳动学会」，他们反对「请愿」不参加二八包围公使馆的运动。运动失败后，群众更多拥护他们。他们发起组织「勤工俭学学会」，以原来的「劳动学会」为「领导核心」，「不久，三千多勤工俭学生中的绝大部分便报名参加。」（按这话是夸大的）。「若飞、延年、乔年同志等都参加了。」（按王若飞确实参加了，但陈延年、乔年兄弟曾否参加，还须查考。）
据我所知，组成另一派的勤工俭学生是各省人都有的，不似「蒙达尔派」以湖南人为主体。大体可以说另一派是：四川人，非新民学会系统的湖南人，跟随黄齐生来法国的贵州人，以及一些零星的分子组成的。贵州人在其中活跃的人物，除王若飞之外还有熊志南。黄齐生自己没有参加，他不是勤工俭学生。这一批贵州学生，我找到了踪迹，是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从上海坐英国轮船勒苏士号出发的，先到英国，再由英国转来法国。我们有中国乘客的全体名单，共四十人，其中贵州籍十一人，有三人不是黄齐生系统的。属于黄齐生系统的八人，名单如下：黄齐生、汪颂鲁、刘方岳、态铭青、熊瑾、冉蕴明、胡礼同、熊志南。这名单中没有王若飞也没有我知道另几个贵州人，他们大概是另坐一船来法国的，我在汪颂鲁住所看见他的许多同乡，他们在勤工俭学生内部斗争中都是站在另一派方面的。
二八运动失败后，两派各自扩张自己的势力，互相攻击，采取多种多样方式。一九二一年初夏某一天，汪颂鲁来找我，说有几个朋友提议组织一个「通信图书馆」（或「流通图书馆」或别的类此名称，我记不清楚），办法是：参加的人把身边的书开一张目录，然后汇齐印成总目录，发给各人，书名下注明何人所有，何处可借等等。他们邀汪颂鲁参加，并托汪颂鲁邀我参加，参加者可于某日去巴黎西郊散客庐（Saint-Cloud）地方熊志南的寓所开一个成立会。散客庐是巴黎一个名胜地，在丘陵上。有拿破仑离宫，普法战争时被普鲁士人焚毁，美丽的花园还在。我没有去过。熊志南的寓所就设在山坡上，他替一个瓷器厂画瓷坯，每月工资相当多。熊志南曾在圣日耳曼中学补习法文，我常常见面，但未曾谈过话。我知道，他在勤工俭学生中属于另一派，反对蒙达尔派的，汪颂鲁说，他自己决定参加了，他劝我也去参加。我不愿意卷入斗争漩涡。过去只听尹宽说蒙达尔派，听汪颂鲁说另一派，不置可否；他们二人有时在我面前争得面红耳赤，我也不作左右袒。但现在，要成立的团体，不过是互相借书看，既不参加行动，也不讨论思想，同这一派人往来也不会有甚么问题，就答应那日到散客庐去了。汪颂鲁也约尹宽一道去，尹宽属于蒙达尔派是人所共知的，汪颂鲁大概是虚邀一声，明知尹宽不会去的。谁知出人意外，尹宽答应去了。
到了约定的一天，我们三个人从墨兰到巴黎去。熊志南热情迎接我们，房里收拾得很干净，案头放着未画完的花瓶瓷坯，窗外阳光灿烂，天气并不热，在那里的人，除熊志南外，我都是初次见面的，有王若飞，有赵世炎，有无名，还有二三个其它的人。有二件事，我的印象最深，至今还不会忘记。一件，在开会前，我们几个人在屋外闲步。赵世炎正在路上同人说话，尹宽走上前去，问道：「你是赵世炎么？」问了二次，可是赵世炎没有回答他，是有意不回答呢，还是没有听到呢？我至今还不能确定。据李隆郅说，他们那一派于二八运动后曾派赵世炎去蒙达尔同蔡和森谈了三天的话。不知此事发生在此以前或在此以后。即令在此以前，蔡和森会见了赵世炎，尹宽也不见得会见了赵世炎。恐怕在二八前后的群众运动中尹宽也没有机会同赵世炎会面。另一件则发生于开会以后，开会，讨论名称、章程、推举办事人，及其它事情，我都没有留下印象，只记得我自己也发了言，而且同王若飞争论了甚么事情。尹宽一句话没有说，会开完了，他才站起来说：他今天是来旁听的。这话大出我意外，我只记得，会上只无名一个人有反应，好像是用讽剌的口吻回答了一句：「我们知道了。」
无名当时也是翩翩年少，年龄同我差不多，我似乎未曾听汪颂鲁说起他。事后，汪颂鲁才告诉我。无名的父亲是革命党，在辛亥革命或反袁斗争中被杀了，他本人信仰无政府主义，「三无」中有「无家庭」的一项，因此废除原有的姓名，自称「无名」，有时也叫「吴明」。当时勤工俭学生中信仰无政府主义的人很多，我听了汪颂鲁的话，也不觉得奇怪。以后几个月，无名在里大运动中也被法国政府驱逐回国了。一九二二年下半年，少年共产党成立后，我们在法国收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出版的机关报《先驱》，看见无名在那上面发表文章。一九二四年秋天，我回国以后，听说。无名已经消极脱离了，留下一则故事供人传说。即说：某年，社会主义青年团准备召开一次会议，上海不安全，沈玄庐邀请他们去萧山开。会开了，但无名为了杨之华的美貌神魂颠倒。以后就消极，离开上海，不知去向。最近几年，我接触到中国共产党一些历史数据，才第一次知道无名，吴明的真姓名叫做陈公培，很早就脱了党，一九三三年福建事变中曾代表十九路军去同江西红军谈判，解放后尚未死，曾留下一些回忆文章，其中也提到我这个人，虽然是道听途说的。
散客庐开会那日，李隆郅没有出场。这个会以及成立的「通信图书馆」，显然是一种活动，藉此发展影响和组织的。团体成立了，我把身边的书抄了一份目录寄去，不久收到全体成员的名单和总书目。成员中有李隆郅，有熊雄、有林祖烈以及其它我知名的人，自然有那日到会的人，尹宽不在内，蒙达尔派都不在内。我也曾向别人借书看，别人也曾向我借书看。这个通信图书馆还是有生命的。可是这生命太短促了。图书馆成立不久，勤工俭学生中的两派就合作发起一个更大的群众运动，即准备占领里昂大学。尹宽积极参加了这个运动，里昂大学运动的经过记载很多，我这里不必多费笔墨。我只说尹宽在这个运动中的作用。一九六○年十一月十六日有人去上海公安局第二看守所访问羁押在那里的尹宽。搜集有关赵世炎传记的资料。尹宽自己说：他在那次运动中是参加占领里大校舍的；他同大伙一起被关押在一个兵营内，吴稚晖到法国后，要被押学生推出代表同他谈判，尹宽就是被推举的四个代表之一，他们面对面同吴稚晖辩论；谈判失败后，代表复回兵营；回到门口，里面的学生叫尹宽不要进去，而去巴黎同公使陈箓办交涉；他到巴黎后不久，一百多学生就被驱逐回国了。
尹宽这个叙述，基本上是可信的，虽然细节方面有不合事实之处。被关押的学生确实同吴稚晖当面辩论过，李立三的回忆也这样说，我自己没有参加这个运动，说不清楚这件事情。我当然知道这件事，也记得十月间尹宽在墨兰，我所住的小公寓中，我们一起听到那批学生被驱逐回国的消息——不是在我的房间听到的，也不是在尹宽的房间听到的，当时我和尹宽都在小公寓三楼一个大房间内，那里住的也是一个安徽学生，忘其姓名，英文很好。他主张打电报去里昂或巴黎证实这个消息。电报简单写「Expulsion?」尹宽并未接受这个建议。不知道为甚么。我如此清楚记得这个细节，这个细节和尹宽的回忆并不矛盾。可以设想，尹宽从里昂回到巴黎，看见无事可做，便回墨兰来了，在墨兰听到了驱逐回国的消息，当时勤工俭学生有十个人留守巴黎，做后援的工作。据今人考证，此十人中有利瓦伊汉、汪泽偕、萧子暲、王若飞、方敦元等，赵世炎、尹宽二人则是从里昂兵营内逃出来的。
里大运动当时算是失败，群众纷纷反对领导的人。这些未被驱逐回国的人特别引起群众的反对，当面骂他们，甚至要打他们。这是任何群众运动经过失败后必然要发生的现象。一切集会，研究等工作都停止了，无法进行了。我参加的那个「通信图书馆」也是如此无形消灭。但对我说来，这个组织并非无疾而终的。里大运动失败后，一天，我在墨兰接到「图书馆」办事人熊志南来信，向我借《老子》、《庄子》、《列子》三部古书，我寄给他，熊志南向我借这三部古书已经是奇怪的了，但他写给我的信更加令人惊异，他接连给我几封信，简直是把我当作知已，向我倾诉心中的苦闷，他不知道哪里来这些苦闷！他的世界是空虚的，他的前途是渺茫的，他要在道家思想中寻找依托，我不知道怎样回答他的信，我能够回答他甚么呢？我正在从出世走向入世，而熊志南此时则从入世走向出世！当时外面传说，我是易卜生主义者，我主张极端的个人主义。我自己却不知道是甚么主义！熊志南大概希望我能够在他的绝望之中拉他一把，我没有这个力量。以后，过了几个月，我听汪颂鲁说，熊志南死了，他去法国北方县做工，爱了一个法国姑娘，相约在一个甚么咖啡馆举行「裸体结婚」。届时，姑娘没有来，他于是发了疯，闹了笑话，不久就死去了。以后，我去华侨协社，在转信处窗口看见里面一大堆书，其中有我的《老子》、《庄子》、《列子》。我没有向转信人讨回这些书。
事隔六十多年，我回忆起来，历历在目。这件事，我一向以为是偶然的个人的事件，不值得去寻根究柢；此次为记尹宽事顺带回忆起来，忽然想起熊志南的发疯可能与里大运动的失败有关系。我也曾问过王若飞和赵世炎关于熊志南的事情，他们二人都不愿回答。现在想起来，他们二人可能有理由不愿回答熊志南的事情。今天无法解决这个问题了。我只好依靠想象试作一个解释。
没有根据断定熊志南参加了里大运动。即使他没有参加，但运动的失败一定给了他很大的打击。他是一个画家，艺术家；同他几次接触之后，我发现他的心灵是很脆弱的，多愁善感。运动失败了，代表北京政府的陈箓公使首先成了仇恨的对象；其次，吴稚晖以及一切提倡勤工俭学的人也成了仇恨的对象，至少被人看作「骗子」；但这还不会使熊志南发疯。我猜想他还反对运动的领导人，反对自己一派的赵世炎和王若飞。不仅反对他们无能，而且怀疑甚至肯定他们「叛卖」。这是一切群众运动遭受失败之后，领导人的命运。熊志南也同普通群众一般，在失败之下不去反对敌人的残暴和狡诈，而去反对自己的领导人。所有残留下来的领导人当时都遭受这个命运，赵世炎被迫要去自杀；汪泽楷在少年共产党中取的化名叫做「裸体」，意为自己是清白无疵的。我当时接触的群众很少，不知道群众对于这些领导人提出了甚么奇奇怪怪的控告。正因为我不参加运动，不是领导人，不属于那一派，熊志南才把心里的怨恨和苦闷向我倾诉的。以上所说，纯属臆测，没有根据。
从英国轮船勒苏士号中国乘客的名单中，我发现了熊志南名下填：贵州人，二十一岁，去英国，天津南开学校出身。《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书中还登载了熊志南一个长篇记事，从七卷《学生杂志》第二、第六、第七号转载来的。署名「贵州留学团熊志南」。记事文从上海登船以前写起，到法国安置下来为止，文内最后部分，说起他到伦敦以后如何改变计划转到法国来的。
熊志南与尹宽无关，整个「通信图书馆」也与尹宽无关，我这里写得那么多，只因图书馆成立大会时尹宽曾去「旁听」，又因许多回忆文章中唯有尹宽提到这个图书馆。尹宽在上海市公安局第二看守所回答访问者说：另一派「当时搞了一个流动图书馆，以后又搞了一个劳动学会」。事实上是劳动学会在先，图书馆在后，又尹宽记得名称是「流动图书馆」，可能他记得对。
初稿写完后，我才细看赵世炎在法国写的几封信，发现有二处提到熊志南。他致周太玄的信中说：「我们现在成为众矢之的，实在太苦，但只好仍努力。勤会成立后就好办了（至少一百人），我们也才可以自问，否则精神痛苦受不住。像熊志南，已经算是『弱了一个』」。信后记的日期是「24」，未记年月。一九二一年是不错的：发自克鲁邹也是可信的。五月不见得准确，似是六月或七月。由此信可以知道，熊志南所以「弱了一个」是由于「精神痛苦受不住」，而精神痛苦是由于他们那一派在二八运动后「成为众矢之的」。我上面说熊志南发疯在里大运动以后，由此看来他倾向消极在里大运动以前，可能经受里大失败打击之后才完全发疯。
赵世炎一九二二年四月三十日致无名信说：「熊自难艺术家早已经疯了，始拘于比国，现移在里尔狱里，我们百法挽救无效。」可见，熊志南不仅发疯，而且因疯犯了法，先被比利时警察拘捕，后移交法国，关在里尔（北方县首城）监狱中，最后死于狱中。
里大运动并未表明蒙达尔派和另一派（工学世界社和劳动学会）之间思想已趋于统一。两派之间不过是联合行动而已。思想上并未统一。运动失败以后，两派仍旧分开，各干各的。蒙达尔派残存的人仍旧回到蒙达尔，利瓦伊汉成为这一派最高领导人，他此时大概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另一派残存的人则分散各地。熊志南发疯了，赵世炎去北方县做苦工，其余的人也都分散，似乎失去了联系。
这里，需要研究一个问题，即：在里大运动前后，中国共产党在西欧有没有组织？换一句话说。一九二一年七月以前法国是否已有「共产主义小组」存在，只因路远才不能派代表来上海参加建党大会？党史界经常争论这个问题。
当事人张崧年的回忆是不能作准的。据他说，一九二○年八月间，上海、北京两地开始建党；上海有以陈独秀为首的几个人，北京只有李大钊和他二人；他十一月间乘船去法国，应聘作未来的里大教授，一九二一年初住在巴黎，当时刘清扬和周恩来也在巴黎，他先介绍刘清扬入党，后二人一起介绍周恩来入党。约在一九二一年二、三月间，不久之后，赵世炎和陈公培也来法国，于是原来三个党员连同新来二个党员共五人成立一个小组。张崧年说：「留法勤工俭学生在一九二一年的三次斗争，我们没有以小组的名义领导活动，小组同这三次斗争没有关系。」（以上张崧年的话出于他的二篇访问记：《建党初期的一些情况》和《中国共产党建立前后情况的回忆》）
张崧年这二篇访问记有许多失实之处，关于中共旅欧的组织的成立，其时间和人数，也是不可全信的。我查出了：赵世炎是一九二○年五月九日离上海，六月十五日抵马赛的，陈公培是同年六月二十五日离上海八月四日抵马赛的（按赵陈二人离上海时陈独秀尚未在上海建党），周恩来是同年十一月七日离上海十二月十三日抵马赛的，张崧年和刘清扬二人是十一月二十四日离上海十二月二十七日抵马赛的。张崧年到法国后即介绍刘清扬入党。二三月间二人再介绍周恩来入党，不久赵世炎和陈公培来了便同他们三人结成一个「小组」，于是在一九二一年上半年即中共一大以前就成立了「巴黎小组」，——就时间说，这是完全可能的；但论当时的斗争情况，一九二一年上半年，甚至里大运动以前，看不出有共产党小组存在的迹象。我认为「小组」正式成立，至少赵世炎同「小组」发生联系，是里大运动失败以后的事情。除张崧年老年回忆不可靠之外，我们发现「小组」活动，最早的证据是利瓦伊汉的回忆。他说：「一九二一年底或一九二二年初，我收到恩来、世炎托人转来的信，约我到巴黎一个旅馆会面，商定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事。我们商定分头筹备」。此时，周恩来尚未去柏林，赵世炎尚未去北方县，他们才能约利瓦伊汉从蒙达尔来巴黎会面。赵世炎是一九二一年底去北方县的，可见此次会面是一九二一年底的事，即里大运动失败后一个多月的事。从此以后「小组」活动的证据就多起来了。我们有周恩来一九二二年三月给「山妹」（邓颖超？）的信，又有赵世炎同年四月给李隆郅和无名的信。惟有这样才能够说明：在一九二一年的「三次斗争」（另一次是反对朱启钤来法借款事）中，「共产党员」赵世炎和陈公培为甚么表现得远逊于非共产党员的蒙达尔派。
我将另作一文，说明我这个意见，不在这里喧宾夺主了。
尹宽参加了里大斗争，侥幸未被关押而驱逐回国。他成了剩余的蒙达尔派的一个头头，似乎住到蒙达尔去了。此时，他和别的头头都坚定地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了。他有理由看不起汪颂鲁，也看不起我。同他比较起来，我当时确实是落后的。我读了几本马克思主义的书，但只把马克思主义看作一种学说，同别的学说一般的地位。我那时还一心只想考进大学，没有疏忽考试的准备。我不需要去工厂做工，因为即使家里没有钱寄来，县公署每年还可以给我三百元官费，在当时法国生活程度之下我仍然可以维持自学的生活的。
可是，一九二一年底，我的如意算盘都打破了，不仅家里没有钱寄来，连三百元官费也被父亲领来作为家用。地主家庭破产到了这种地步！听说，我的三伯父为此同我的父亲大闹一场，但有甚么办法呢？一家人饿死何如一个人饿死？三伯父大概以为我就要葬身异域的。
这个时候汪颂鲁也陷于与我相同的命运。我们身边的钱都剩下不多了。里昂大学从国内招来的学生中有三个是汪颂鲁的同乡、朋友。汪颂鲁同他们取得了联系。当时出现一种传说，里昂大学准备通过考试在法国招收一部分学生，而且学膳宿等费用可以拖欠，候国内寄钱来偿还的。汪颂鲁和我于是从墨兰迁居里昂，交涉这件事情。二个福建学生同我们一起迁去，他们身边剩下更多的钱。
谁知这传说不符合事实。确实有几个勤工俭学生进里大上课的，但那是「走后门」进去的，我们没有后门可走。我们在学校院子内看到了校长吴稚晖正在同学生聊天，于是走上去向他提出要求。他说了几句风趣的话拒绝了。我们进退两难。一天，汪颂鲁提议：找褚民谊去！我和二个福建同乡跟着他去。我们以为是去交涉入学事情的。但见面时，汪颂鲁直接叫褚民谊负责我们几个人的生活，即叫他拿出钱来给我们。这话大出我们意外。我们三个福建学生站在旁边一声不响。汪颂鲁和褚民谊吵起来，双方拍桌子大骂。学校办事的人出来劝解，把褚民谊从会客室拉进办公室了，汪颂鲁才同我们回去。这事情近于无赖，我们都不满意汪颂鲁，尤其不满意他事先不同我们商量。
我和尹宽都是刚出校门的学生，尹宽社会经验比我丰富得多，但仍是一派学生腔。汪颂鲁则像一个政客。他未曾告诉我，出了校门以后做了甚么事情，但我知道他交游甚广，认识许多贵州籍的学者，例如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学艺》，编辑部就有他的熟人，他把我们二人合译的一章文学史寄去，居然登载出来了。他曾告诉我，他看见几个做官的朋友显赫一时不久就没落了，几个研究学问的朋友始终有名。结论是做官不好，做学者好。一九二○年暑假后，他从圣日耳曼迁去巴黎，在孔德派办的一个甚么自由讲座听讲，同时也结交了几个中国名人。在墨兰时，一个星期天，他约我去巴黎卢森堡公园同一个叫做谢寿康的留学生会面，谈了社会主义问题。在里昂时，一天我同他在街上走路，他同对面来的一个中年中国人打招呼，介绍我说这个人是华林，我当然知道当时很有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华林。这天以前几日发生了李鹤龄剌陈箓的事件。汪颂鲁和华林站在街上谈几句关于这个事件的话。总之，汪颂鲁活动的方向是与尹宽不同的。
以上写的这一段里昂生活，尹宽恐怕全不知道，否则他更加有理由轻视汪颂鲁和我为落后分子。
里昂大学进不去，我身边的钱也用光了，家里何时寄钱来没有准信，不能长久依靠向同乡学生借钱过生活。怎么办？此时我第一次考虑进工厂做工的办法，汪颂鲁自己不考虑这个办法，但代我筹划，我们发现蒙达尔郊外的橡胶工厂还能接受中国学生去做工，我们在圣日耳曼中学认识的四川人秦治谷正在那里做工，于是我写信给秦治谷，得到回信后我便一个人带着轻便行李从里昂乘火车去蒙达尔了。
如此结束了我的「俭学」生活而开始我的「勤工」生活，这是一九二二年二月间的事。
少年共产党
「于山孙橡胶制品厂」设在蒙达尔郊区，距城约二公里，运河岸边，制造套鞋、跑鞋、自行车轮胎等。工人五六百，大部分是女工，也有童工，男工人则干搬运一类的笨重工作，管理计划一类工作也是男人做的。中国学生，体力较弱，做的是女工的工作，同女工一个车间。有个湖南人，名谭天堑，法语说得好，被厂方提拔为工头，管理中国学生。他原来也是在蒙达尔中学读书的，大概不是新民学会会员。他工资较高，在城里租房子居住，走路来上工。同他一样住在城里的，还有几个人，大部分是蒙达尔派的头头，利瓦伊汉、汪泽楷、薛世纶、张增孟、汪泽巍；尹宽和王若飞来做工时也住在城里。他们倒不是为了工资更高，图舒服，而住在城里的，而是为了避免群众反对，不敢住到厂方免费供给的木棚宿舍。二十几个人都住在木棚宿舍，我也住在那里。那里不付房租，电费，水费。二个安徽学生，汪同祖和余中揖，脱产给大家烧饭，打扫，照顾财物。每人每日付饭费三佛郎，包含食物和二人工资在内，月底报告帐目。二人照领厂里的计时工资，即每日十佛郎。面包尽吃，早餐一大碗咖啡，午晚两餐都有肉吃，或烧土豆，或烧卷心菜，此外有汤。我自从离开圣日耳曼中学以来，日常伙食没有这样好了。我做的始终是计时制，每日十佛郎，星期日休息，星期六只做半天工。每日劳动十小时，即一小时一个佛郎，帐倒是容易算的。如此，扣去四个星期日和四个星期六下午，我每月净收入为二百四十佛郎。付出九十佛郎伙食费之后还剩下一百五十佛郎可供还债和零用。我没有做衣服，一直穿着香港做的三件头西装和初到法国买的现成大衣，内衣添制是另一回事。
木棚里住的人，四川、安徽二省共占半数以上，湖南人倒不多，其余各省人更少。我只认识一个秦治谷，他在圣日耳曼中学读过书，我在那里认识他，同他说过话，似乎我去墨兰也是请他先租好房间的。他当时的思想也是落后的，他不大清楚我的思想。反之，木棚里倒有一个我不认识的人却很清楚我的思想。我去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就来同我接近，同老朋友一般对待我，向我谈社会主义，谈马克思主义，我很诧异，后来才明白他是从尹宽处知道我的。那时尹宽并不在蒙达尔，我不知道在甚么地方。李慰农——这个人就是李慰农——大概得到尹宽的信来注意我的。我渐渐知道他是安徽巢县人，在芜湖读书，同尹宽一起来法国的。三年前我得到一张圣日耳曼中学中国学生的集体照片，发现其中也有李慰农，由此才知道他同尹宽一起在那个中学读了半年书。他认识我，但我不认识他。别的安徽学生也认识尹宽，但提起时都没有好感。他们对李慰农也没有好感，有些人当面挖苦他，尤其反对他爱谈社会主义。那些四川学生也反对谈社会主义，听到人家谈话涉及思想理论问题时候，就走开了，或者说「又是社会学！」我同李慰农接近，引起他们注意。
我一到木棚，就发现西南角靠墙的床铺上坐着一个老头子，带着眼镜。留着一部山羊须，戴着大礼帽，穿着燕尾服，没有去工厂做工。秦治谷告诉我，他就是黄齐生。我知道黄齐生，他是汪颂鲁的先生；他带着一批学生从贵州出来在全国游历，去北京、上海等地访问名人，其中有康有为、章炳麟，也有陈独秀；他带着他们去过日本，又带着他们来英国和法国。他自称来欧洲考察教育，并不像徐特立（另一个老头子）那样标榜为来法国勤工俭学的。二八运动以后，里大运动以前，他和湖北人石英出面做调人，奔走于勤工俭学生和华法教育会之间。《旅欧周刊》或勤工俭学生发表的文件记载此事。我想不到在这里遇着他。不知道甚么人安排他住在这个木棚里，在这里吃饭，不交伙食费，有时我们上工去，他帮助打扫，蒙达尔派头头没有一个人同他接触。
黄齐生自然不知道我的底细。他看见新来一个青年人，便同我谈话，掂掂斤两，中外古今无所不谈。似乎当时别的人都不愿同他谈话了。他是见过世面的人，不消几日他就摸清我的底细了，于是像老师对待学生那样关心我。他的思想还停滞在新文化运动或更早的阶段，对我不会有甚么帮助。
我当时尚未放弃考进大学的计划，尚以为来此做工是暂时的，一旦家里寄钱来又可恢复自学的生活。每日做了十小时工以后，我还有精力和时间读书到九点或十点以后上床睡觉。我还携带一本法文的解析几何，每日学习一点，以后才丢开了。
晚饭后至睡觉时间有二小时至三小时可以利用。此时木棚里很热闹，看书的人很少，甚至没有，大家闲谈、开玩笑、相骂，幸而没有相打的。有个四川小青年，矮矮的，胖胖的，只十八岁，每日这个时候总是跳跳蹦蹦，走到这一角同人说笑话，又走到那一角找人开玩笑。我心里想，这个小青年不学习一点东西，不爱看书，很可惜。似乎我曾委婉地同他本人说了这个意见。
大概在那个时候新出版一个《工余》杂志，寄到蒙达尔木棚来，大家都可拿来看。过去只有《旅欧周刊》，在都尔的中文印刷厂铅印的，记载旅法侨民的消息，也有言论。那是华法教育会办的，没有人爱看。勤工俭学生有甚么事情就发表宣言、公启，用胶印印几十份散发。胶印很方便：到文具店去买一张胶版纸，一瓶特殊墨水，把文字写在一种特殊纸上，然后把写字的一面覆盖在胶版上，揭开以后留下墨迹，就可以用普通纸头去印了。我在苏联和中国都没有看到胶印。勤工俭学生自己办的油印刊物，《工余》是第一个，我看了一两期，后发现它并不替华法教育会及其它统治者说话，于是投了一篇稿子，随便用一个笔名。不久注销来了，但有许多删节（以后知道是陈延年删节的）。木棚里的人纷纷议论这篇文章，猜想是谁写的。我当然不会承认自己写的，可是我听到李慰农低声告诉别人：是郑超麟写的。我很惊讶。现在想起来，并不奇怪，因为我同李慰农谈话发过这种议论。究竟甚么议论，用甚么题目，署甚么笔名，我都忘记了。如果有人收藏《工余》，我可能找出这篇文章。
李慰农大概同尹宽一起早已参加了「工学世界社」，但他未去占领里大，未当代表，未出头露角，又不是湖南人，因此那些群众不仇视他。仅仅为了他爱谈社会主义而当面挖苦他。至于住在城里那些头头，以及湖南籍的工学世界社分子当时是不能在木棚居住的。
有一天，天气已经转暖了，李慰农暗中通知我：「明白，星期天下午，有人约你去森林里谈话。」我答应了。工厂近旁有一片小森林，我去那里，会见了李慰农，韩奇和薛世纶。约我们去谈话的，就是薛世纶。我早知道这个人，他是蒙达尔派的第四个头头，在工厂上下工时也有人指给我看。至于韩奇，他也住在木棚，我没有同他谈过话，但秦治谷告诉我：这个人头脑很不简单。
我们在森林里坐下来。薛世纶说了很多话，结论是说：现在有人发起，要组织一个少年共产党，征求我们三个人参加这个组织。李慰农，不用说，是早已知道这件事情，而且早已决定参加了的，但薛世纶还是把他当作征求的对象，同我们两人一样。我考虑了好久，才答应参加，韩奇比我考虑得更长久。如此，决定了我的一生的方向。
组织少年共产党一事，是以张崧年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或其它名称）的决策，我事后就知道了，现在更有文件为证。据李隆郅回忆，一九二一年赵世炎在克鲁邹做工时曾写信给蔡和森建议组织一个「共产主义同盟会」，蔡和森表示同意组织，但主张用「少年共产党」名称；同年五、六月间（按：据贺果日记系七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五日）「工学世界社」开大会，李隆郅应邀列席，蔡和森提议组织「少年共产党」，但有一部分人坚决反对，李隆郅虽赞成，但因以客人身份列席，不便争论，故未通过。李隆郅这个回忆如果符合事实，那也可见，此时，一九二一年八月以前，张崧年所说有赵世炎和陈公培参加的中国共产党小组尚未存在，因为如果已经存在，赵世炎为甚么还要同蒙达尔派一起组织「共产主义同盟会」呢？由此又可见。「少年共产党」虽成立于一九二二年，但名称已提出于一九二一年了，是蔡和森提出的。蔡和森要组织的显然是《人道报》上常见的 Jeunesse Communiste 而不是 Parti Communiste，即是团而不党。当时蔡和森不见得知道国内已有「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译名。赵世炎、李隆郅等人要组织的，则是党而不是团，或者说他们也许不知道党团的区分。以后，赵世炎同张崧年接了头，建立少年共产党的工作便由旅欧支部担负起来了。支部派周恩来协助赵世炎进行这个工作。他们二人联名写信给住在蒙达尔的利瓦伊汉，不是直接邮寄的，而是托人转交的，约利瓦伊汉来巴黎一个小旅馆商谈建「党」事。时间大概在一九二一年底。以后，赵世炎就去北方县做工了，一面同在柏林的支部密切通信，也同蒙达尔派函商建「党」问题。一九二二年四月二十六日，他从北方县写信给无名说：「欧洲方面决定成立一个『青年团』（大约一月以内可以完成）。」信内还透露若干有关筹备的消息：蒙达尔派主张「工学世界社」全体参加，并「以去就争」；旅欧支部则主张个人参加；人数估计为法国约二十人，比国七、八人，德国六、七人，但若「工学世界社」坚持原意，人数就不能前定。信中提到蒙达尔派头头只说利瓦伊汉和薛世纶。但四月三十日给无名的信则说：「工学世界社世纶，硕夫等欲等该社开会要求全社加入且以去就力争。我不赞成。」硕夫就是尹宽。可证此时尹宽是工学世界社一个重要头头，负责同赵世炎谈判的。赵世炎接着说：「我意即在初步严格取人之意，要求他们取个人行动，现在他们亦承认。」可见，到四月三十日，双方争执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五月一日，赵世炎就离开北方县到巴黎来，以后便完全为建「党」事而奔走了。
薛世纶约我们谈话，大概在五一赵世炎回巴黎以后，至早也在那个争执问题解决了以后。
由赵世炎给无名二信，也可以知道建党事是设在德国的旅欧支部命令和督促赵世炎去做的。信内说：「日前，德国诸友联名——寿康、申府、伯简、恩来、清扬、子暲、披素——给我信，促于五一告成。」又说：「申府给我信最密。我在法国方面事事审慎，故进行很迟，因此常遭他的责备与催促。」这些话，对于那次在法国建立少年共产党的事都是很重要的，对于尹宽的生平也是很重要的。张崧年今天还活着，可是这段生活他几乎忘记干净了。他一九七七年回忆说：「这样，我们五个人成立一个小组（张申府、周恩来、刘清扬、赵世炎、陈公培），小组一直是这五个人。」他完全忘记了还有张伯简、谢寿康、萧子暲、熊雄！
森林谈话之后一个星期日，李慰农带我进城去会见利瓦伊汉、汪泽楷、薛世纶、张增益、汪泽巍。似乎没有看见尹宽，可是次一个星期日尹宽又是在蒙达尔，因为那天我们四个人（利瓦伊汉、尹宽、李慰农和我）一起到巴黎去。赵世炎到里昂车站接我们。我第二次看见他。我们乘地道电车到十三区意大利广场去，到广场侧面一条不很热闹的街道 Rue Godfroy（戈德弗卢瓦街）十七号一个小旅馆去。那就是赵世炎从北方县迁来巴黎后租住的旅馆。他住在底层，窗子开向一个小院子。我们当日就回蒙达尔去。谈了甚么话，我都忘记了，也忘记了有没有别的中国人同他住在这个旅馆。少年共产党成立以后我再去这个小旅馆时，几次都看到情况改变了：楼下的房间是陈延年兄弟居住，赵世炎则搬到二楼上一个房间，尚有其它五六个人也租住这个小旅馆，纷纷扰扰，热闹得很。我没有去别的房间，包含周恩来所住房间在内，因为大家都在楼下陈延年兄弟房间和二楼赵世炎房间会面。
六月十八日开成立大会，蒙达尔同志决定派利瓦伊汉，尹宽和我三人去巴黎出席。当时，决定参加的人在蒙达尔有：汪泽楷、薛世纶、汪泽巍、张增益、李慰农、韩奇、连我们去出席的共九人，我们没有开会，没有选举，得到李慰农通知，十七日我就同李尹二人去巴黎了。各地代表人数和名单，大概是赵世炎、周恩来，连同各地的头头协商决定的，即使不是当面协商，也是通信协商。蒙达尔由利瓦伊汉和尹宽出席，是理所当然的，他们二人本是头头。但为甚么派我去呢？如果要派一个非工学世界社成员，那么韩奇也比我适宜。
我们三人似乎不住在一个旅馆，因为我记得十八日早晨是独自一人按约定的时间到达西北郊外布洛宜森林（Bois de Boulogne）某一进口处的。那里我看见许多中国人。一个人上前招呼我，自称任卓宣。我未曾见过，他和我并排走，指着前面一个穿黄色春大衣的人，说是周恩来。好像我已经知道周恩来是甚么人。任卓宣住在巴黎，常去赵世炎旅馆，当然见过周恩来，也许知道了周恩来是张崧年派来协助赵世炎建「党」的。我则不知道这个内幕，李慰农不会告诉我，他自己也许不知道。当时六月间，虽非盛暑，我们都不穿大衣了。我看见周恩来穿得整整齐齐，不像在工厂做工的。再走一段路，到一个转折点，任卓宣又指着站在路旁同人说话的一个人说是陈延年。我听说过有个陈延年，是陈独秀的儿子，但信仰无政府主义，反对陈独秀的。陈延年倒是同我们一样 en dimanche，即是一个工人在星期日换一套好衣服上街的。大家来到一个林中空地，各人拿起一把铁折椅，围成圆圈坐下来，赵世炎这年四月二十六日从北方县写信给无名说：「现在开会地址是很难觅。」会址问题就是这样解决了。我们上下午开会，高谈阔论，都无人过问。下午，才有一个老太婆来收椅子租钱，她说：「你们在这里开会。呶（指着任卓宣）！他是你们的主席。」
上午的主席是赵世炎，他宣布开会。到会的共十八人，介绍了姓名。我早已记不齐全了。肯定到会的，有：赵世炎、周恩来、利瓦伊汉、王若飞、尹宽、萧朴生、任卓宣、刘伯坚、熊锐、王凌汉、畲立亚、郑超麟。其余六人，想不起来。可能有袁庆云。似乎没有陈乔年。
议事日程，我也想不起来，却记得几次争论。
第一次是关于名称的争论。一致主张用「少年共产党」（干脆五个字，没有戴甚么「旅欧中国」的帽子，那是后来加上的）；惟有周恩来提出异议，他主张用「少年共产团」，争论的是「党」字和「团」字。周恩来的理由是说：一国不能有两个共产党，中国已经有了共产党，不能再成立一个共产党；我们知道这个道理，但以为「少年」二字足够区别了。当时没有人提出「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名称。我们都知道，要建立的就是《人道报》上常说的 Jeunesse Communiste（全名是 La Ligue de Jeunesse Communiste），谁也不以为要建立第二个党。我一向认为，我们当时都不知道中国已有「青年团」的译名。但看了赵世炎给无名的信以后才知道至少赵世炎一人是知道国内已译为「青年团」的，可以断言旅欧支部都知道这个译名，为甚么大会上没有人提出「共产主义青年团」名称呢？因为张崧年不赞成这个译名，他主张用「少年共产团」的名称。周恩来是代表张崧年和旅欧支部主张用「少年共产团」名称的。赵世炎当主席不能附和周恩来说话，他也不能根据国内已经固定的译名提出「共产主义青年团」名称。张崧年如此固执用「少年共产团」名称，以致半世纪之后回忆时他也只记得「少年共产团」，而忘记了此名称已为成立大会所否决。他甚至于否定曾经用过「少年共产党」的名称，反而捏造一个甚么「共产主义少年团」的名称。
另一个争论是在讨论党章的时候。周恩来提出党章要规定凡入党的人都须「宣誓」。起初我们听不懂他的口音，（他曾说：「酝酿」二字，搞了好久我们才听懂）后来弄清楚他说的是「宣誓」二字时，我们几乎一致反对。我当时反对宗教的意识十分强烈，当然反对，但别的人也反对。我们认为「宣誓」是宗教的仪式。是向上帝或其它的神宣誓的，我们不信神，向谁宣誓呢？周恩来解释说，宣誓不一定是宗教的仪式。他举最近的历史为例：民国元年，孙中山让袁世凯接替他做临时总统时，要求袁世凯就职那天宣誓忠于民国，袁世凯宣誓了，以后做皇帝，孙中山便以他背誓为理由讨伐他。我们同周恩来辩论，结果否决了他的提议。我们成立少年共产党没有宣誓，以后我加入中国共产党也没有宣誓，回国以后我参加几次入党仪式也没有看见宣誓，但后来我在图画和电影中看见入党仪式。发现入党的人都要举起拳头对着党旗发表几句决心，不知道算不算宣誓？
讨论党章以后还要讨论党纲，我曾发言说党章和党纲没有分别，何必分成二项来讨论呢？这话一出，好多人都笑我没有常识。以后我自己也明白党章和党纲是两回事，我确实没有常识。我在会上听别人发言，确实感到对于革命方面的知识。别人知道得比我多得多，我应当好好学习。但在党章和党纲的问题上，这几年我却发现，二十年代初期闹笑话的不止我一个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大会通过了一个文件，称为党纲，而其实是党章，不过夹杂了几个党纲性质的条文，至少应当说是党纲和党章的混合物。今天中国共产党没有党纲，只有党章，不过在党章的总纲部分列了几个党纲性质的条文，但我今天不能够引用这些事例来辩护我当初的缺乏常识。
当天晚上，我就向赵世炎请假不参加以后的大会而回蒙达尔去。理由是工厂旷工太久不好。因此，第二天和第三天开会的情形，我就不知道了。最后选出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单和分工，我也是以后才知道的，而且知道得不完全。结合周恩来于第二次大会后向国内团中央所作的第一号报告，可以列出委员会的名单：赵世炎、张伯简、陈延年、周恩来、利瓦伊汉、王若飞、尹宽共七人。分工时，赵世炎任总书记。张伯简任组织部长，陈延年任宣传部长，周恩来任职工部长（或华工运动委员会主任）。张伯简当时在德国，没有参加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在张伯简未回巴黎就职之前，以利瓦伊汉代理组织部长。
少年共产党成立便完全结束勤工俭学生中蒙达尔派和另一派。即工学世界社和劳动学会互相对立的历史了。双方统一于马克思主义。统一于共产主义，丝毫没有留下旧的裂痕。两派之外还团结了从无政府党分裂出来的陈延年一派。无政府党在勤工俭学生群众运动中没有地位，但他们代表一种思想倾向，足以影响劳动学会方面的人，甚至工学世界社方面的人。
赵世炎离开北方县前一天，即四月三十日，写信给无名，说他对于建「党」事立下二个原则：（一）极端严格。（二）没有遗漏。这二个原则，他是实行了的。当时参加的人确实是经过严格审查的，应当团结的人确实没有或很少遗漏。
当时，汪颂鲁也在巴黎，他本来靠近劳动学会方面，早就认识赵世炎，同王若飞既是同乡，又同出于黄齐生门下，但没有人去团结他。他们显然不满意汪颂鲁。我以后同赵世炎和王若飞无所不谈，但从未谈到汪颂鲁。组织成立之后我也想不到介绍汪颂鲁参加。在里昂那一个月，我同他都到了山穷水尽，都靠向同乡借钱过生活的地步了。我下决心去工厂做工，可是他不能下此决心，继续借钱度日。他从不到蒙达尔来，却有一次约我去巴黎见面。原来，他从一个与我接近的福建学生讨得介绍信，要去新加坡筹款，再来法国进学校的。他借到船费就要动身了，我去巴黎同他叙别。我颇怀疑他能实现这个计划，以后我就忘记这个朋友了。五卅运动后那个福建学生回国来上海看我。说汪颂鲁居然在新嘉坡筹到一笔款，再到法国去，可是过去学的法国话都忘记了。我很惊讶。后来一想，这是出于华侨的风气，有些华侨赚了钱，并不大方，但想结交几个有地位的朋友。一个「法国留学生」。愿意同他交朋友，他会感到光荣而向同辈夸耀的。在此情形下资助一笔钱也是不会困难的。汪颂鲁以后的下落，我完全不知道。
另一个老朋友尹宽，从少年共产党成立起，甚至可说从里大运动起，他和我的关系便融化于一般朋友关系，同志关系之中了。我和他之间从此没有私人的关系，未曾单独说一次话，一直到回国在上海见面的时候。
少年共产党一成立，工学世界社便停止存在了，新民学会也停止存在，至于勤工俭学会，劳动学会更不会有人提起。我们亲密地团结起来，不定期地开会，接受和讨论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通告，散发对外的油印刊物《少年》，封面上公开印着「少年共产党机关」字样（应写「机关报」，但张崧年坚持不用「报」字），阅读对内的刊物（我忘记了名称，只记得有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报告，有各方面活动的消息，有同志的建议和意见等等。每本封面都编了号码，不能给外人看，脱党时必须交还的。）。我们住在木棚的三个人（李慰农、韩奇和我）单独成一个小组，单独开会，然后由李慰农上城里汇报。记得木棚小组第一次开会时，韩奇提出一个建议，即党内每个人都须采用一个化名，大家以化名相称。这个建议由李慰农汇报上去，立即被采用了，很快内部刊物就注销了真名化名对照表。我至今还记得好多人的化名。乐生（赵世炎）、红鸿（张伯简）、罗迈（利瓦伊汉）、林木（陈延年）、伍豪（周恩来）、雷音（王若飞）、石人（尹宽）、罗热（陈乔年）、爱弥（萧子暲）、R（张崧年）、裸体（汪泽楷）、锄斧（李慰农）、捉掀（任卓宣）、戈般（王凌汉）、觉奴（萧朴生）、丝连（郑超麟）、尹常（熊锐）、其光（熊雄）等等。这些化名，后来都不用了，惟有「罗迈」、「伍豪」二名一直用下来。据说「罗迈」取义于浪漫主义，不知确否？「伍豪」则是周恩来在天津的「觉悟社」的化名。「觉悟社」似乎是一种秘密的或半秘密的团体，社员编成号码，周恩来编为第五号，故谐声为「伍豪」；刘清扬编为第二十五号，故谐声为「念吾」，她在少年共产党中亦用此为化名；一个人编为第十三号，故谐声为「施珊」；一个人编为第十一号，故谐声为「施以」；一个人编为四十三号，故谐声为「峙山」；一个人编为第一号，故谐声为「逸豪」。
少年共产党一成立，立即进行对内的团结和教育的工作，对外的活动和发展的工作。
凡有成员住居的地方都成立小组，定期开会，定期向中央汇报；中央也定期或不定期地发给各小组以书面报告，总书记赵世炎也曾几次巡视法国各地，写出巡视的报告。中央之下设立一个「共产主义研究会」，以张崧年为主任，内部刊物曾发表张崧年关于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文章，其中介绍了几本应读的书，有法文的、英文的、也有德文的。我不记得法国境内有几个地方小组，但记得比国有一个小组，设在沙鲁瓦，有刘伯坚等人，德国有一个小组，设在柏林，有张崧年、刘清扬、熊雄等人。在蒙达尔，我们住木棚的三个人，似乎是起初单独开会。后来还是同住城里的人一道开会的。我只记得二次开会的内容。一次讨论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大概是中共二次大会以后或西湖会议以后通告各地方讨论这个问题以备三大作出决议的。旅欧支部得到此通告后便通过少年共产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动各地小组讨论这个问题，形式上说，少年共产党是独立的，并非中国共产党属下的一个组织，但事实上我们大家都明白中国共产党领导着我们，而要加入国民党的，不仅有共产党员而且有青年团员（此时我们已经知道中国早已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了）。我在小组会上反对加入国民党。当时我不仅反对北方的军阀政府，而且反对南方的国民党政府。我出国前在广州住了个把月，看见那里公开烟赌，每隔几家店铺就有一面大旗挂着，上写「边防经费，楼上开灯。」政府抽取烟捐、赌捐，还有花捐，数目不少，美其名曰「边防经费」，以此准许公开吃鸦片烟，公开赌博，公开卖淫。我并不认为国民党的南方政府比军阀的北方政府更好些。不错，我出国前的广州不是国民党嫡系军队统治的，是广西陆荣廷统治的，但后来国民党嫡系军队陈炯明代替广西军阀统治广州，一样抽取烟捐，赌捐，花捐。
至于国民党的「主义」，辛亥革命前后我从父亲的朋友的议论中知道是很厉害的，是被人们视为洪水猛兽的。可是，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特别是我三年来的思想变化以后，那种民主共和的思想已经失去吸引力了。我正是因为对于国民党的主义和孙文的思想的失望才会去参加组织少年共产党的。但现在要我回头去加入国民党！我在小组会上提出反对意见，但得不到别人同情，特别带头反对我的恰好是我的老朋友尹宽。我想，中央执行委员会总已开过会议，讨论过这个通告，而取得一致意见的。尹宽说的就是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意见。他是从策略立论的，认为我们不过利用国民党已成的力量来发展我们自己的力量，并不需要思想方面的让步。我还记得他的譬喻。他说，譬如狮子滚雪球，愈滚愈大；又说。法国共产党虽然是公开的，但仍有秘密的部分，侵犯的人就有生命的危险（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秘密工作应当与公开工作相结合）。我是孤立的，讨论结果自然是蒙达尔小组以赞成加入国民党的意见汇报于巴黎中央。另一次会议则是为了送别利瓦伊汉的。少年共产党特派组织部长利瓦伊汉回国去交涉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事情。我们一面散步，一面谈话。我们的会议往往如此。有时坐下来，说一阵话，然后再走。利瓦伊汉留下一篇告别书，同时也说了一通告别的话，内容我都忘记了，大意是勉励的话。这次会议没有争论。利瓦伊汉回国后不知谁继任组织部长，可能是周恩来。
对外的活动，则有好多事情可记。首先要复活里大以前那种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现在，两派群众领袖已经融合为一个组织，不会互相斗争了。可是，这个时候，这些领袖，利瓦伊汉、汪泽楷、赵世炎、王若飞、尹宽等人都不能出面。群众仍在反对他们。虽不致于打他们，总不会响应他们的号召，必须换一批人出来号召，少年共产党有人才。蒙达尔小组就有一个韩奇。我同他住在一个宿舍，但在薛世纶约我们谈话以前，我未曾同他谈过一句话。他这个人很能干，活动能力决不会比那些头头差。他很快就看穿我这个人，看不起我的能力。我们参加同一组织之后，虽然一起开会，交换意见。但会外也不单独单谈话。我们的组织决定要发起一个群众运动，调韩奇出来领导，我忘记了为甚么事情。韩奇在木棚一号召，大家都来听他说话，他做了报告，主张用「蒙达尔同学」名义发表宣言，印发给法国各地勤工俭学生集中的地方，要求各地派代表到华法教育会来开会讨论，很快得到响应。「蒙达尔同学」就派韩奇为代表到巴黎去。各地方代表都来了，都是新人，其中有几个是少年共产党党员，但也有几个非党员。开会有争论，结果韩奇代表的「蒙达尔同学」的主张得到胜利。事情应当顺利发展下去了。我没有去巴黎，不知道详情，连为什么去开会，今天也不记得。但不久之后，李慰农告诉我，韩奇退出组织，就要离开蒙达尔，运动也停止了。原来是韩奇和王若飞发生冲突。过去的领袖不能出面，只可让从来不出面的韩奇去领导群众，但又不放心，于是派王若飞去暗中指导。王若飞跟着韩奇到巴黎去，「手把手地」教着韩奇怎么做，最后惹得韩奇发火，王若飞便用「纪律」去压他。结果破裂了。我从李慰农的话抽绎出这件事情的轮廊，细节如何，是否另有原因，则我无从知道。
韩奇以后在法国进了甚么学校，学成归国，恢复原名为韩雁门，在国民党底下做了什么小官，出版了一本替他的在辛亥革命中牺牲的父亲韩耆伯作纪念的书，请他的父亲的故友高语罕写一篇长序。在抗战时期我在上海看到这本书，前面一张照片：一个西装革履的中年人站在一个坟墓的墓碑旁边。日本投降后，我在上海遇见高语罕，说起了韩耆伯的故事。一九五六年我在市监狱遇见尹宽，闲谈中提到韩奇，他竟不认识。我说这人后来改名韩雁门，他才说他认识韩雁门，五四运动时同他站在对立面的。他问我怎么认识韩雁门？他竟不知韩雁门曾改名韩奇，与他同在一厂做工，同属于一个革命组织！他不是不知道，而是年老忘记了。
蒙达尔城里的人指挥李慰农和我在木棚活动，叫我们发起一个讨论会，他们星期日也可以来木棚参加。我们二人活动力有限，只组织了二三个人，秦治谷在内。第一次开会时城里竟来了五个人：利瓦伊汉、汪泽楷、薛世纶、尹宽、王若飞。大家提出问题来讨论。我提出一个问题，好像是说我们对待社会上的斗争应当采取什么态度。我说：我们有三种态度可供选择，一是站在进步方面反对落后方面，一是站在落后方面反对进步方面，一是超然于斗争双方之上。我原意是要先列出这三种可能的态度，然后批评第二种和第三种而归结于第一种的。可是未曾等我把话说下去，王若飞立即打断我的话，说只有二种态度，没有第三种态度，我说第三种态度是有的，例如罗曼罗兰，于是所有的人，包含秦治谷在内，都支持王若飞而攻击我，结果不欢而散。散会之后下微雨，他们要回城去，我送他们一程，他们不要我送，我送到一个桥底下避雨之处才看出他们是要交换意见如何对待我这个「错误」的。我就回木棚去了。下次开小组会，他们严厉批评我，说连群众都认为没有超然的态度，而你坚持有超然的态度。我说：那天，你们不让我说下去；我的意思是要批评超然的态度，但必须把这个态度列出来才好批评的。他们将信将疑，还是说我赞成超然的态度。尹宽当然说了反对我的话，但我忘记了什么话。这件事无疑同尹宽有关，因为他知道我以前爱读罗曼罗兰尤其欣赏他在世界大战中发表的那几篇反战的文章，总标题为 Au-dessus de Melee（《超于混战之上》），尹宽知道；他也知道我就是用此态度对待一九二一年勤工俭学生中蒙达尔派和另一派之间的斗争的。他不知道，我进了工厂之后思想已经进步了，我正要借这个机会来批评我这个旧思想。
随着时间的推移，加上我们在木棚的暗中活动，群众的情绪渐渐改变了，渐渐不反对那些过去领导运动至于失败的一批头头。新来工厂的群众本来就没有成见。此时，大约九月间，发生了一件事，工头谭天堑，湖南人，也是在蒙达尔中学读书，但不属于新民学会或工学世界社一派，同这一派人有矛盾。他法国话说得好，去橡胶厂做工，被提拔为工头，即不做工而管理厂内的中国工人，工资照拿。事实上是资本家雇用的一条狗，侦察中国工人动静的。一天，他在做工时间同薛世纶发生冲突，他报告资本家，立刻就辞退薛世纶了。究竟为甚么事情冲突，谁是谁非，我现在全不记得，也许当时就不知道。但薛世纶被辞退是由于谭天堑向资本家报告，则是尽人皆知的。于是经过我们号召，全体中国工人都不上工，以示抗议。木棚里开大会。激昂慷慨讲话，怒斥谭天堑，号召罢工的，不是我们，李慰农和我都没有这种群众鼓动的能力，而是江苏泰州人于履中和四川人穆清。二人都是新来的工人。罢工是一致的。我不记得这件事如何收场，以及罢了几天工。我们要求资本家辞退谭天堑，但显然没有达到目的。可能薛世纶复了工。事后我们介绍于履中和穆清参加了组织。谭天堑好久不敢到木棚来，这也是我们的胜利。可是，十月初，他来到木棚了，带了一个讨好群众的消息，即说他已经同厂方说好十月十日中华民国国庆，给中国工人放假一天，让大家在木棚里庆祝佳节。他要带照相机来给大家照相。群众自然欢迎，我则十分愤慨。到十月十日，大家都不上工，连李慰农和住在城里的同志也不上工，但我同一个福建学生相约照样上工。一面为了抗议群众同谭天堑和解，一面也是表示反对「中华民国」。少年共产党的建立，以及我自己参加这个组织，正是为了革「中华民国」之命的。晚上放工回到木棚来，黄齐生老先生把我拉到他的床前去，点着指头说：「你这个怪物！」他看我当时的表情，没有说下去。以后，我上城去看汪泽楷，他没有赞成，也没有反对，只是说：辛亥革命是有进步意义的，李石曾就是同盟会内的暗杀部长。我可以承认辛亥革命的进步意义，但李石曾即使当过暗杀部长，那同我们又有甚么相干呢？
那几个月，橡胶厂的中国工人的流动性很大，好多新人来做几个星期的工，就离开了。他们的旧成见比较少，我们在他们中间做了工作，吸收了许多同志。上述于履中、穆清之外，参加我们的组织的还有：吴祺、周维桢、谢陈常、李季达、李楠、以及我忘记了姓名的几个人。旧的人，在我以前来做工的，也渐渐消除成见而同我们接近，以至于加入我们的组织了。例如，秦治谷、熊禹九、舒某某，一九二七年我在武汉看见他们才知道他们也是同志。但那是我离办厂去莫斯科以后的事情。
这里就要说说我们怎样去莫斯科的。
一九二二年下半年和一九二三年初，我每次去巴黎玩时，总要到戈德弗卢瓦街十七号去看看的。他们招待我，赵世炎还把收到的信，不准备发表于内部刊物的，拿出来给我看。一次，我看见了利瓦伊汉回国以后写来的信。他到了北京，找到了「老施」（施存统），交涉少年共产党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事情。「老施」答应了。一次，我看见了萧子暲从莫斯科写来的信，他在那里看见了中国共产党派去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的代表团。我还记得他说刘仁静「二十少年，有名士气。」一次，我看见了陈独秀写给赵世炎的信，显然不是第一次通信，因为陈独秀在信内反驳了赵世炎所持的不肯回国的理由。赵世炎去信，我未见。大概是说法国有许多华工，需要他去做工作，他不能丢开这些华工。陈独秀反驳说：国内的工人不知道比法国华工多多少倍，你为甚么不在更多的工人中间做工作呢？我忘记了是在这封信内，或者另一封信内，或在萧子暲的信内，我得悉莫斯科有个甚么学校可以招收中国学生，要少年共产党派几个同志去。我当时并未曾把这个消息同我自己联系起来，我只当作利瓦伊汉回国交涉成功，中国共产党也派代表去莫斯科参加国际大会，张伯简、萧子暲去莫斯科读书一类新闻来看，看过就不去想了。可是，有一天，大概已经进入一九二三年，李慰农悄悄告诉我：「组织上正在考虑派你去莫斯科的事情。」我听到大出意外。但我想，在考虑么，不见得决定派我去的。那时我早已放弃在法国进大学的念头了，我对于个人出路也不再去想，甚至不去想将来怎样回国的问题。我是无产阶级一分子，受外国资本家剥削不是同受中国资本家剥削一样么？在外国照样可以干革命。过了一段时间，组织上正式通知我，要派我去莫斯科东方大学读书，我并不争取，但已经决定派我去，我也就不推辞了。
我去莫斯科读书一事，尹宽有不同意见。上面所引他在上海市监狱中写的交代材料说出了他的意见。他说：「那不好斗争，又不肯胼胝甘为劳动人的郑超麟，却先我到了莫斯科留学；他在一九二三年初就同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王若飞等第一批由组织介绍到莫斯科进了东方劳动大学，我是在这年十月才同刘伯坚等十人到莫斯科的。」尹宽应当知道，此事不是我争取的。
少年共产党决定在巴黎再开一次大会，议决几项日程，其中最重要的二项日程就是：决定正式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为其旅欧支部的问题和改选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问题。后一问题所以成为必要，因为准备派往莫斯科的同志中有几个是中央执行委员：赵世炎、陈延年、王若飞。一九二三年二月中旬，我们在巴黎西郊向警察分局租了一个会场，开了四天大会。根据会后新选出的书记周恩来写的向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的报告，会期是二月十七日至廿日。我始终以为此次是少年共产党的第二次大会，但周恩来上述报告则说是「临时代表大会」，当以当时的报告为准。
此次我们不是在森林中露天开会，而是在一个正式的会场开会，周恩来报告中当然不会提到这是一个甚么会场，这是巴黎西郊比扬古镇（Billancourt）警察分局内一个会议厅。比扬古镇有许多工厂，也是勤工俭学生集中地之一。镇的北面就是布洛宜森林，第一次大会开会的地方；镇的南面临塞纳-马恩省河，河上有桥，过桥就是散客庐。我住在巴黎中心，一个福建同乡租的旅馆，每日早晨在塞纳-马恩省河边乘船来到比扬古码头的。
警察局里的会议厅是袁庆云租来的。四川人袁庆云是赵世炎的朋友，长久住在比扬古镇，且与一个法国姑娘同居很久，直至离开法国。赵世炎常借他的住址转信。他的法国话说得不见得好，但能达意。他同警察分局很熟，以中国学生开会为名租下这个会议厅。他关照我们，法国警察听不懂中国话，我们甚么话都可以说，但不要唱国际歌。虽然如此，这四日开会期间我们还是提心吊胆的。警察常常在会场门口经过，有时探头进来看看。
大会经过，有周恩来的报告可看（见《一大前后》第一册）。我已经忘记了，即使记得也不值得写。但有一件事情，我还记得，而且值得写的，何况它同尹宽有关。这就是大会开除张崧年的事件。我一向保持着很简单的印象，即：张崧年在第一次大会上并未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但他控制中央执行委员会，当太上皇。周恩来和赵世炎是党员，执行他的指示，但其它的中央委员不服气。反对他，直至于开除他。发言最激烈的是陈延年和尹宽。他们的话我忘记了，大意是反对张崧年处处干涉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工作。张崧年大概提出了少年共产党应受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领导的原则，而他是旅欧支部书记（或者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任的旅欧通信员）。陈延年和尹宽就是不接受这个原则。我记得尹宽说：「R（即张崧年）把他这个身份装在口袋里，需要时就拿出来，不需要时就不拿出来。」大会上只有周恩来替张崧年辩护，赵世炎当主席（四天大会都是他当主席），不能说话。到表决时，他要大会另推一个主席主持表决。我忘记了大会是否另推主席，但周恩来那个报告说：四天大会未换主席。
但最近读周恩来报告，发现开除张崧年事件比我所记忆的更复杂得多。原来，在德国张崧年和张伯简两人发生矛盾，张崧年列举张伯简种种罪状，要求少年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开除张伯简。中央执行委员会认为张崧年「罗织罪状过甚」，只决定给张伯简以「警告」处分，而不「开除」他。在这件事情上，中央执行委员会表现了独立性。二个党员（周恩来和赵世炎）占据少数，只好服从多数。于是张崧年生气，「且有胁迫中央之言」，中央又给他「劝告」（不是「警告」），张崧年不接受此「劝告」，并辞去共产主义研究会主任之职。而且向「柏林地方会」几次声明他退出少年共产党。此时「柏林地方会」是廖焕星负责。赵世炎说廖焕星并未报告张崧年声明退出少年共产党的事。大概廖焕星以为张崧年退出是一时气话，没有报告上来的。周恩来代表德国同志向大会报告德国工作，才把这件事情说出来了。于是大会认为张崧年「处处违反共产主义的纪律」，决议开除他。
张崧年得知大会开除他，暴跳起来。他写了一篇很长的告同志书寄到巴黎来。我看到了，其中他引用周恩来大会后回柏林时同他的对话来证明开除完全出于周恩来的阴谋。例如，周恩来对他说：「你太骄傲了，群众不满意，故打击你一下。」据周恩来从柏林回巴黎告诉我们，张崧年曾反问周恩来：「如果群众反对仲甫同志，我们也要跟着反对仲甫同志么？」于此可见，张崧年当时有决心，如果全党反对陈独秀，他一个人也要站在陈独秀方面的。一个月以后，周恩来陪伴我们去莫斯科的人到柏林时，张崧年和刘清扬夫妇竟拒绝同我们见面，也不愿意再见周恩来。周恩来只好召集「柏林地方会」的其它同志同我们开一个会。除了我们从法国来的十个人以外，属于德国方面的同志有熊雄、王圭、周恩来本人，此外还到了一个人（或二个人）。按据周恩来报告，此时在德国的同志只有八人，已知张崧年、刘清扬、周恩来、熊雄、王圭五人外尚有三人，其中必有一人是「柏林地方会」负责人廖焕星，那天来的可能是廖焕星。我只记得他衣服穿得很好，不像我们这些勤工俭学生，也不像熊雄、王圭，他自始自终没有说一句话，而周恩来则声嘶力竭，替自己辩护，力言他在开除张崧年事件上没有耍阴谋诡计，直至于以自己的「政治生命」来发誓。
张崧年既然要求退出少年共产党，现在少年共产党开除了他，「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何必暴跳如雷呢？这也可以证明他要求退出是假的，不过是一种抗议手段，要求少年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驯服于他这个太上皇之下罢了。
现在还是回到大会去罢。最后一天大会选举新的「执行委员会」（去掉「中央」二字）。事先，于履中给我一个小条子，叫我投票选哪几个人，我照办了。于履中住在戈德弗卢瓦街十七号，当然是前任执行委员会授意的。我忘记了选出哪些人。但周恩来报告中有名单。正式执行委员为周恩来、尹宽、任卓宣、汪泽楷、萧朴生五人；候补执行委员为刘伯坚、王凌汉、袁子贞三人。执行委员会开会，推周恩来为书记（去掉「总」字），尹宽为共产主义研究会主任（接替张崧年）、汪泽楷为学生运动委员会主任，萧朴生为华工运动委员会主任，任卓宣为出版委员会主任。
领导人于是分成两路：一路去苏联学习，一路留在法国领导。周恩来和尹宽留下来领导，汪泽楷、萧朴生、任卓宣填补了离去者的空缺。
大会闭幕时，全体代表还照了相，在警察分局内，会议厅外空地上照的，这照片今天还保存着。会后将近一个月，我们这些去苏联的人才终于离开了巴黎。
为甚么会派我去呢？至今是一个谜。我是一个消极的成员，没有办事的能力，连文章也不写。初进工厂，看到初出版的《工余》杂志，还投了一篇稿子，发泄当时的感想。《少年》出版了，有自已的刊物，反而无话可说。有个党史单位问我当时的化名是什么，在《少年》上发表了哪些文章。我说了化名，又说我未曾在《少年》上发表文章。可是这个单位告诉我，《少年》上有我的文章。原来是我到苏联后从法文或世界语译了一篇文章寄回巴黎去发表的，也许我不知道《少年》是否发表了我的译文。我在木棚里利用工余的时间，既读当时新出的《国家与革命》法文译本，也读大仲马的达特安三部曲。那么凭甚么选派我去苏联读书呢？大概十二人中我是最蹩脚的一个人。周恩来报告中列出的赴苏名单是按照各人的重要性排列的：赵世炎、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畲立亚、高风、陈九鼎、王凌汉、郑超麟、袁庆云、王圭、熊雄。后二人本来在德国。袁庆云则是当作先遣人员，当周恩来作此报告时（三月十三日）已经去柏林了，我还看见他从柏林写回巴黎来的信。信内有个名词「兴六娃」，我不懂，赵世炎起初也不懂，后来说：「恐怕是 Chinois 的译音」。
我们是三月十八日从巴黎北站乘火车出发的。我大概是三日以前办理了离办厂的手续，然后携行李去巴黎的。木棚里的人知道我要去莫斯科读书，于是几个平时谈得来的朋友要给我饯行。政治上的朋友，我们相约，在众人面前不要表示亲密；至于平日同我闲谈、说笑的，我认为都是一些没有政治头脑的人，只是感情上同我接近而已。木棚里还有一部分人，则平日见面也不说话，或说几句不相干的话。这天夜里，我如约到工厂附近一个酒店去，那四五个朋友已经在那里了，可是我发现他们中间也有那个四川小青年，平时不同我接近的。我们喝着加热的白葡萄酒，谈着不相干的话，尽欢而散。我回到木棚睡觉时，告诉李慰农：那个四川小青年也参加饯行的事情，要他注意。
十八日早上，我们九个人出发了，周恩来同我们一路走，护照上写着经过西比利亚回中国去，我们在比利时境内的沙鲁瓦停下来，住一日或二日，同那里的劳动大学的同志开会，谈话，照相。到柏林，我们同袁庆云、熊雄、王圭三个人会了面，在柏林办理苏联入境的手续等等。
办手续事同我们接头的，是一个红头发的犹太人，约三十多岁，能说法国话、德国话、俄国话。他同我们说话当中常常提到一个人，叫做混格混格，我不知道是谁，好久才弄清楚他说的是俄文名字 Xohe Xohe，法文则为 Hong Hong，中文则为红鸿，即张伯简。原来张伯简是通过他到莫斯科去的，后来萧子暲也是通过他到莫斯科去的。
上面说到少年共产党大会开除张崧年，起因于张崧年和张伯简的矛盾；再上面说到少年共产党第一次大会后推张伯简为组织部长，暂叫利瓦伊汉代理；现在又说到张伯简第一个开辟到莫斯科之路。张伯简究竟是怎样一个人？这里牵涉到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产生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我就要离开西欧去俄国了，应当趁此机会把这个问题弄清楚。
张崧年在老年回忆中说不清楚这个问题，他一九七七—七八年回忆说：他初到欧洲后一九二一年春天介绍刘清扬和周恩来入党。以后赵世炎和陈公培来，他们已在国内入党，「我们五个人成立一个小组，小组一直是这五个人」。他一九七九年的回忆则说的更详细：不仅有那「五个人」，而且有其它的从国内去的党员：高语罕、郑太朴、章伯钧、李季、孙炳文、廖焕星，而且介绍朱德入党。他也提到张伯简，以及张伯简介绍的谢寿康，但所记不实。总之，张崧年所记旅欧共产党员只有两类，不是新介绍入党的，便是国内转来的。他完全忘记了第三类党员，即先加入德国或法国共产党，然后按照共产国际章程规定天然成为中国共产党员的。这件事要从张伯简说起。
张伯简，云南人，滇军出身，不知何时并怎样来到欧洲，但并非先在国内入党再来欧洲的。他很能活动，善于耍手腕，有野心，看中了共产党这条道路，在法国结识了谢寿康，又与张崧年和赵世炎分别通信。据我所知，谢寿康，江西人，在法国留学，官费生或自费生，爱谈社会主义，有意组织一个社会主义团体，物色同道者。汪颂鲁也曾介绍我去巴黎同他在卢森堡公园谈了一次话，我对他的印象并不好。张崧年说他是在德国学文学的，大概因为后来谢寿康也从法国转到德国去了，因为德国生活便宜，或因为德国便于进行社会主义活动，或二者兼而有之。这些细节已无法查考了，我只好出于假定，以待后人做出正确结论。我假定，谢寿康同德国共产党接上了关系，自己加入德国党，又介绍张伯简、熊雄、王圭及其它的人加入德国党，由此认识了德国活动的共产国际工作人员。反过来，这几个德国共产党员又要求参加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即张崧年说的「小组」。按照共产国际章程规定，张崧年无法拒绝他们，但在德国的张崧年对于张伯简、谢寿康二人的印象是不好的，结果至于要求少年共产党开除张伯简；在法国的赵世炎，对于这二个人的印象是好的，甚至于主张派谢寿康做代表去出席准备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而且写信给国内的党员李隆郅和无名，要他们活动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派谢寿康为代表，对于张伯简，赵世炎在致李隆郅信中则说：「伯简信仰很坚，诚实又有见地，且善活动，不过不善言语就是。」
这些德国共产党员显然都参加了旅欧支部的。张崧年自言张伯简介绍谢寿康入党，意即以德国共产党员身份参加旅欧支部。一九二二年五一节前，谢寿康、张崧年、张伯简、周恩来、刘清扬、萧子暲、熊雄七人还从德国「联名」写信给赵世炎，催促赵世炎建成少年共产党，「促于五一前告成」。正是由于如此重视张伯简，所以在少年共产党第一次大会上，张伯简虽未出席，仍能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开会还任命他为组织部长。
在法国，据萧子暲回忆，少年共产党五个成员：王若飞、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萧子暲，经过阮爱国的介绍加入了法国共产党。这些法国共产党员反过来也成为中国共产党员。
这里产生了混乱，引起了纠纷。按照共产国际章程的规定，凡是共产党员，无论住在哪一国家，都应当参加这个国家的共产党的组织。如此，旅欧支部便无存在的理由（同样，旅莫支部亦无存在的理由）。住在德国的中国共产党都应当加入德国共产党的组织，住在法国的中国共产党员都应当加入法国共产党的组织（出于同样理由，少年共产党或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也没有存在的理由）。但理论上这样说，事实上是做不到的。混乱、纠纷，就是从这个矛盾产生出来的。张崧年事实上反对人家先加入所在国的共产党，然后参加旅欧支部的组织，但他理论上无法反对。他老年回忆时，就我所见而言，他绝口不提旅欧支部中这第三类的党员。少年共产党第二次大会（周恩来报告说是「临时代表大会」）上，便有人提出一项议案：「以后本团团员有加入各所在国共产党者，必须得本团执行委员会之许可。」何人提出这个议案，无法查考了。但这个议案是违反共产国际章程的。每个共产主义者有权加入共产党。每个共产党有权接纳任何它认为合格的人为党员，不受任何限制。这次大会讨论了这个议案，但没有通过，也没有撤消，而是决定「交新执行委员会审议」。
这些第三类党员并未曾辜负同志的信任（除谢寿康不久消极脱离以外）。大会批准了旧执行委员会给张伯简的警告处分。张伯简确实有许多缺点和错误，但到一九二五年末病死为止，仍是一个忠实的共产党员。我所知道的他的一项错误就是告诉人说：他手里掌握着一个秘密团体。有几十个成员，都是很好的，现在尚未到公开出来的时候。赵世炎信以为真，因此团结他。要他参加少年共产党，担任组织部长的重要职务。他因事羁留德国，没有参加第一次大会。以后，他回法国来了，利瓦伊汉以代理组织部长的身份接待他。要他交出这个秘密组织。他不肯，利瓦伊汉说：「我们的革命团体已经成立了，你还保持那个秘密组织干甚么？」没有让他做组织部长。他又去德国了，以后由德国去苏联。在德国，他同张崧年发生冲突；在苏联，他同罗觉发生冲突。二次为甚么事情发生冲突，我当时就不知道，也不想去研究。从两次冲突对方都是组织的「第一把手」看来，我可以设想张伯简要争领导权，他自命不凡，觉得「第一把手」不够重视他。冲突结果，他都失败了。从此以后他放弃当领导人的野心，忠实地做工作。一九二四年临暑假时，他从莫斯科回国，恰好同尹宽一路。回国后，尹宽被派去山东作省委书记，萧子暲被派去湖南作青年团省委书记。蒋光赤被派去上海大学当教授，张伯简仅仅做新设立的中央宣传部一个工作人员，管理印刷，发行及其它事务性工作。他做得很好，很令人满意。我回国后与他同在中央宣传部共事，他处处帮助我，绝不同别人一样鄙视我缺乏办事能力。一九二五年秋后，广东国共合作准备消灭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中央派他去广东做滇军工作。我不知道他在此战役中有何贡献，但战役结束后，他肺病发作了，死于医院，留下了结婚不久的爱人，她是上海一个女工同志。
现在要说说尹宽是怎样由青年团员转为党员的。尹宽一九二三年十一月间从法国来到莫斯科已经是党员了，每次参加旅莫支部党员会议。他一九六○年在狱中回答访问者时，说：少年共产党改称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后，「另外几个原来加入党的，如赵世炎、周恩来、陈延年、王若飞、萧三、我等几个人，就成立共产党旅欧总支部。这些党员入党是没有手续的，国内党指示在原共产主义青年团中选一些年纪较大的，政治上较为稳定的，作为党员，和国内联络，报国内批准，推赵世炎作通讯员。这几个党员都参加了法国共产党。」尹宽这几句话并不可信，他这篇访问记有好多处明显地不符合事实。这也难怪。我们关在监狱内，不断地有人来审问案情，绝未去想将近四十年前的旧事；忽然有一天来了一个人，不是问案情，而是问革命史料，我们一时当然不会回答得很正确。例如，这里说的，国内党指示把团员中一部分年纪较大政治上较成熟的人升格为党员。——这话，别人就未曾说过，而且是不合情理的。如果这话是可信的，那么赵世炎、周恩来二人本来都是团员，到此时才升格为党员。这是说不过去的，但尹宽说他也加入了法国共产党，这话萧子暲未说，却是可信的，即使不在同一次，也在以后几次。尹宽也是第三类党员。
上引尹宽的交代材料，也说到他如何变成党员和旅欧支部的问题。他的回忆多不可信，这里所引，不过聊备一说而已。他说：「我们的党员都『自封』的；并且还议定，以及青年团员要升为党员需要经过我们的同意，报告中央核准。所谓『总支部』的领导人，就是张申府。张申府与陈独秀原来都是北京大学教授，与周恩来也是旧相识，他的总支部『领导人』也是自封的。在法国的党小组，我们就推定赵世炎负责同中央通信，因为他是我们青年团的书记。……取消中国少年共产党的名称，成立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和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实际上并不存在），都是张申府通过周恩来传来陈独秀的信决定的。」
我们从法国出发的九个人，在柏林停留了十天，便同原在柏林的三个人一起乘火车去莫斯科了。四月初的一天，我们到了莫斯科。我由此开始了新的生活。
以上写法国的生活，即使与尹宽无直接关系，我回忆起来也舍不得抛弃。那些事实，即使与尹宽本人无直接关系，也足以烘托那个时代，尹宽和我们就在那个时代中形成性格和思想的。
但以后，我不能那样写了。在莫斯科的一段生活，以及回国后长年的生活，可以写的事实很多，如果照以前那样写下去，不知道要写成多大的篇幅！我决定以后只写与尹宽直接有关的事实。
我们第一批人春天到莫斯科，同年秋天第二批人又从法国来了。其中有尹宽，也有李慰农、汪泽楷、薛世纶、刘伯坚、李鹤龄、于履中、王人达等。据尹宽狱内答访问者的话，此行一共十人，我忘记了另几个是谁。他们经过柏林时分别住在德国共产党工人党员的家中。他们看见德国同志兴高采烈，准备纱布绷带为即将举行的武装起义之用。此事，廖焕星的回忆中亦有记载，说他们极受工人党员的「热情招待」（但廖焕星记此行人名有错误）。廖焕星说是十一月间事，尹宽说是十二月间事，廖说较可靠，因为他们经过柏林时德国那次革命尚未失败。（尹宽在上引交代材料中，则说是十月，那更可靠），他们是从史特丁港上船来彼得格勒，然后由彼得格勒乘车来莫斯科的。尹宽一到莫斯科，就参加旅莫党支部会议，可证那时他已经是党员，我还是团员。在莫斯科，我同他的关系完全同别的同志的关系一样。他自己也没有突出之处。他没有参加党的领导圈子，也没有参加团的领导圈子，未曾担负任何特殊的工作，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党员。他不是同我一班上课，而是另编一班。他没有学俄文，或虽学而没学好。倒不是因为当时旅莫支部有反对学俄文的空气，他如果想学，会抵制这个空气的。他不是从通过翻译听课而增长知识，他是读法文书增长知识的。他能读法文，也能翻译法文，自然没有我理解得好，翻译得好，他未曾译过一本法文书，但零篇文章是译过的。一九二四年上半年，旅欧支部发起给《新青年》季刊供给稿子。我翻译了一篇普列哈诺夫论办证法的文章，从俄文译的；他也翻译了一篇论辩证法的文章，则是从法文译的，我不记得何人所作。我们二人的译文后来都在《新青年》季刊第三期上登载出来了。这一期不是瞿秋白编的，瞿秋白去了广州，而是陈独秀编的，莫斯科供给的稿子都登载了。后来瞿秋白很不满意，曾告诉我这二篇文章为甚么译得那样诘屈聱牙。稿子送回国前，旅莫支部领导人先审查一遍。第一把手罗觉以为哲学是他的专业，特别找尹宽和我谈一次话，暗示我们二人都不懂得辩证法。其实，我们二人不过借翻译来学习辩证法而已。这件事情也可以证明，尹宽和我那时不约而同地从哲学下手去研究马克思主义。
在莫斯科东方大学期间，我和尹宽关系是很疏远的。我想不起他还有甚么事情可记。要而上引的交代材料中，尹宽自己记了一段他在那个时期的事情。他所记，我也未曾发现有甚么不符合事实之处。
尹宽说：「我在莫斯科东方大学里总共住了不到半年。列宁逝世时，我正在距莫斯科百里的一个旧地主农庄上休养一个多月，因此，今日回忆起来，没有多少有意思的话可说。
我一到莫斯科，人们就把我看成书呆子，给我取个俄文名字：里亚萨诺夫。他是当时布尔什维克党中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人们一叫里亚萨诺夫，就特别强调，含有几分诙谐的意思。
「在东方劳动大学里有俄共的中国支部（按：应说中共的旅莫支部），其负责人就是罗觉（即罗亦农），彭述之等。不多时，支部就指令陈延年主持一个特别的讨论会，讨论民族问题，参加的主要是从法国来的人，赵世炎当然也参加，会议一开始就指定我做正报告，然后由彭泽湘做副报告。……正副报告两方面的冲突是很厉害的，其详细内容，我已完全记不得了。可想而知，彭泽湘是主张民族统一战线的，他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有相当革命性，并说吴佩孚也有一些民族倾向，在一定条件下能结成反帝统一战线，他们都经过支部从俄国共产党方面拾得一些牙慧，我则对当时领导路线毫无所闻，只是在法国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时就养成了一些阶级成见，对于统一战线的说法确实是格格不相入。当时，我是很幼稚的，毫无斗争经验，只知一本正经地说出自己所想的，而罗觉、彭述之等得风气之先，已从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学得了一些斗争的经验和方法。今日，经过十二年的教育改造，回忆起来，我才省悟到那次讨论会是专为打击我而召集的，大概因为我平时在言谈中流露出一些不合领导路线的意见，被人认为有懈可击。当晚，讨论会结果，绝大多数都拥护彭泽湘的主张，而反对我的意见。主持人做了结论后还声明：如我有不同意见，下次再开会讨论。会后，我又写了一篇意见书，申述我的意见，也不记得写了些甚么，只记得一次张太雷来到宿舍时，彭述之拿我的意见给他看，他拿到手，看我那歪歪斜斜的字，就以不屑一顾的态度扔在床铺上走出去了。」
原来尹宽在莫斯科时曾去乡下疗养，又曾被人开会批斗，我都忘记了。记得在法国小组讨论加入国民党问题，我反对加入，尹宽赞成加入；在莫斯科，我比他先到半年，讨论同一问题时，我不再反对了，他倒采取反对立场，因为在法国他是领导人，在莫斯科他只是普通党员。
一九二四年暑假前，旅莫支部派了一批人回国。当时国共正式合作，共产党帮助孙文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苏联政府帮助孙文创办了黄埔军官学校，供给金钱和枪械。国内需要一批干部开展工作。尹宽狱内答访问者的话，说是七月离开莫斯科的，我则记得更早一些，在暑假以前，因为萧子暲路上写信回来，我们尚未去乡村度假，在学校里收到信，互相传观。信内说了旅途上一些笑话。萧子暲给尹宽取一个绰号叫做「虾子」，形容他身高而背曲。萧子暲和尹宽二人又嘲笑蒋光赤的「恋爱至上主义」。蒋光赤路上爱谈女人，又写爱情诗，哥哥，妹妹。尹宽给蒋光赤取个绰号叫做「马桶盖」，萧子暲则叫蒋光赤做「拜×教主」。我们传观时大家哈哈大笑，彭述之则不笑而说萧子暲无聊。以后在国内，大家都叫尹宽「长子」，我有时叫他「虾子」。
我忘记了这批回国的有几个人，上面三个人之外还有谁。他们是走那条道路回到上海的。张伯简无疑是这批回国的。
我是第二批回国的。那时我已经是党员了，这年春间罗觉同我谈了一次话，取得我同意，介绍我入党，旅莫党支部开会，李大钊出席，举行了入党仪式：介绍人说了几句话，我表示了态度，没有任何宣誓，支部便讨论其它日程了。暑假，我们都到乡村避暑，住了一个时候，然后得到通知准备回国。我回国要做甚么工作，已经在莫斯科内定了。旅莫支部发动同志写稿给《新青年》季刊，已经寄回一批了，我提议《新青年》应当出一期「列宁号」，纪念年初逝世的伟大导师。提议被接受了，分配了应写的稿子，又派我负责催写。我认真履行责任，到期便去催讨，那些写稿的人看见我去，就说：「债主又来了。」彭述之看中我这个本事，以后共产国际东方部派他回国做中国共产党中央宣传部长，他要去占领《新青年》，便决定叫我去做他的助手。事先我完全不知道。我们这批人大约是七月下旬离开莫斯科的，火车走了二十多天才到海参威，在那里候船约一个月，到得上海时已是九月下旬了。我们这一批人以陈延年为队长，我为会计，队员记得的有：汪泽楷、薛世纶、于履中、蔡支华、周兆秋、傅大庆、李仲武、林可彝、似乎还有其它的人。内定的宣传部长彭述之在我们动身之后好久才离开莫斯科的，但他经过满洲里从陆路回国，比我先到上海。他已经建立了中央宣传部，张伯简帮助了他。我一到上海就搬进宣传部机关居住。
王辩
到上海后，张伯简告诉我尹宽奉派去山东做省委书记了。三个多月以后，一九二五年一月中旬，中国共产党开第四次大会，尹宽代表山东的党组织来上海出席，我担任大会记录，我们二人又见了面，而且同周恩来见了面，周恩来是以旅欧支部代表身份从广东来出席大会的。参加大会的人当中唯有尹宽、周恩来和我三个人是从法国来的，因此关系特别密切（不错，还有利瓦伊汉，但他老成持重，不同我们一道玩。）。周恩来住在二马路大新街口新旅社，尹宽住在大会会场三楼，我住在宣传部，但每日散会之后周恩来就邀我们二人到他的旅馆去，请我们吃饭，饭后闲谈，或在马路上玩，夜深我们二人才回家去，或竟不回去。我们二人没有钱，玩的钱都是周恩来出的。我们绝口不谈工作，也不谈正经话。我记得周恩来告诉我们二人，他已经约邓颖超从天津来上海会面了；以后他又告诉我们邓颖超来信说不来上海了。
尹宽没有同我谈起山东工作，我也不问他。他在大会上自然报告了山东工作；我也记录下来，但现在我完全想不起他报告了甚么，大会记录也已丧失了。不过，我在中央似乎听人说山东工作做得好。
尹宽不是中央派去山东主持工作的第一个人，最近我看了一些有关山东党史的材料，知道从北京派去的第一个人是湖南人陈为人，他不久就走了。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中央派吴容沧化名吴慧铭去负责山东「地方会」工作，以扶轮学校教员为掩护。他是浙江人，北京大学学生，在济南做了一年以上的工作，一九二四年一月闹出一个笑话：持手枪去某银行找经理，要借一千元做共产党经费，结果被捕，判了四年十个月徒刑。此事影响极坏，「在济南的同志几乎逃亡殆尽」，党的工作停顿了好几个月。可以知道尹宽就是派去恢复山东组织的。马保三一九五一年说：「一九二四年中央派尹宽来山东协助党务工作，当时的书记是王烬美同志；一九二五年初根据中央指示，又选举尹宽为书记；一九二五年八月尹宽离山东回上海」。马保三不是亲知，是从王翔千知道的。应当可信，其中说尹宽初到山东时不是省委书记大概也是可信的。《一大前后》书中收了三篇有关山东早期党史的材料，两篇系老党员所写都抹煞了尹宽姓名，惟有这篇马保三得自王翔千的史料提到尹宽。王翔千是不会抹煞尹宽姓名的。
尹宽在法国和苏联学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革命运动经验；他能写文章，能演说，在芜湖做学生运动时又有领导群众的本领；他很注意群众心理，研究群众运动方法，初到法国略能阅读法文书后便买来法国人列朋写的《群众心理学》，并介绍我去读。我对于这门学问没有兴趣，读不下去。王烬美、陈为人都曾出国，到苏联去，又都不久就回来了，在那里没有学到甚么。尹宽则是学习了很久、很多，刚刚从国外回来的。他对内进行了思想教育，训练的工作；对外发动了群众的斗争，特别是青岛日本纱厂的罢工斗争。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以前，青岛日本纱厂的罢工和上海日本纱厂的罢工，此起彼伏，遥相呼应。当时报纸新闻常称为「青沪工潮」。可是，上海有多少能干的同志做工作，山东则是尹宽一个人领导本省同志做工作。在罢工高潮中，中央派刚回国的李慰农去山东协助尹宽，尹宽派李慰农坐镇青岛。李慰农与尹宽同是芜湖二农学生，在五四运动中跟着尹宽闹学潮的。他跟着尹宽去法国勤工俭学，参加工学世界社，参加少年共产党，又一路从法国来到莫斯科东方大学读书，但比尹宽后半年多才回国。他在青岛工作没有多少时候，还在拟订工作计划，就被捕了。当时山东是奉系军阀张宗昌的地盘，李慰农不久被张宗昌枪毙了。
李慰农死后，尹宽继续领导山东工作。上海五卅惨案爆发后，山东群众同其它各省一样蜂起反对。自然，这是客观革命形势造成的，不能完全归功于尹宽，但尹宽个人是发挥了作用。
上海革命形势，五卅以后和五卅以前大不相同，党的工作也不相同、我最近看见一个党史资料，据上海区委组织部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七日的报告，五卅前上海全区党员为295人，五卅后增加至1080人，其中包括上海以外的九个支部党员人数，换一句话说，经过这次大运动后上海党员人数猛增3.7倍。负责上海地方工作的庄文恭，忠实有余而能力不足，五卅前勉强可以对付，五卅后大家都看出非换一个有本事的人不能处理上海工作了。上海这个地方确实需要像北方赵世炎，南方陈延年那样的人来领导工作。哪里去找那样的人呢？中央考虑结果，决定把尹宽从山东调到上海来。当时总书记陈独秀兼中央组织部长，最后的决定是他作出的。谁向他推荐呢？当时，一九二五年八月间，陈独秀之外只有二个中央委员：瞿秋白和张国焘，他们不熟悉尹宽，同陈独秀一样。相当知道尹宽的彭述之此时还在宝隆医院养病。无疑，中央是根据山东工作的成绩作出这个决定的。
最近上海市委发表的一个史料说：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一日中央决定将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改组为中共上海区委，指定庄文恭、何量澄、顾顺章、尹宽、郑超麟、何今亮、李成等七人为上海区委正式委员，张佐臣、戴三、陈竹山三人为候补委员；上海区委由尹宽任书记；区委下设组织、宣传、工农三个部；组织部由庄文恭、何量澄、顾顺章负责，庄文恭任主任，何量澄负责召集会议，顾顺章负责党内工作，陈竹山负责书报流通处；宣传部由尹宽、郑超麟负责，尹宽任主任（兼），郑超麟负责传单和号外的出版印发工作；工农部由何今亮、李成负责，何今亮任主任并负责对内的工作，李成负责对外的工作，张佐臣负责对群众工作，戴三任交通。」这个史料是可信的，由此可以知道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一日尹宽已经来到上海。
这个史料也列入我的名字，而且是第一次发现我参加上海地方工作的。但在这件事情上，史料的记载和我个人的回忆相差很远。照此史料说，我是尹宽做上海区委书记时候起才参加上海工作的；照我的回忆说，则我早已参加了上海地方工作，庄文恭任书记时候，我就参加了，到尹宽任书记时候我就退出了上海工作。史料是可信的，我的回忆则不能完全否定，也不能完全肯定。我的回忆有许多自相矛盾之处。
无疑，一九二五年五卅以前我就参加了以庄文恭为首的地方委员会工作，当时地委设在闸北香山路一个弄堂内，一楼一底的房子，楼上办公，楼下吃饭，我常在那里吃饭。我奉庄文恭之命，代表地委去出席基层支部会议。但五卅惨案前后地委如何开会，如何布置工作，则我毫无印象。这怎么解释呢？大概我那时不是正式参加地委，而是帮忙的性质，中央宣传部工作忙时可以不必去地委工作。八月间，《热血日报》早已停刊，运动趋于低潮，我又应当去地委兼职了。地委改组为区委，尹宽代替庄文恭，我无疑被任命为区委七个委员之一的，但我没有改变过去那种「客串」的观念，尹宽上任不久就下台，故我以为未曾同尹宽在区委工作上合作过。但我记得，我正式脱离上海地方工作是在这年深秋靠瞿秋白说情才达到的，在尹宽和王一飞任上我还是在上海区委兼职的。
不论如何，尹宽来上海后我还是时常去看他，不仅在区委机关见面，而是到他住家的地方去。我至今还清晰记得，他从山东来上海后我第一次到他住家的地方去时，发现他的房间内有个大姑娘，矮矮的，胖胖的，大约不到二十岁，生的并不漂亮。尹宽介绍了她的姓名，「王辩同志」，但未介绍二人的关系。姑娘不说一句话，只低着头笑。不必等待别人传说，我已经猜准二人之间不仅是同志的关系了。
以后不久，从中央传出了一件大事：山东同志几乎全体闹起来，要求中央开除尹宽党籍，说他「拐带」王翔千同志之女王辩逃到上海来。王翔千本人要带刀来上海同尹宽拼老命。山东同志都支持王翔千。
这个问题提到中央面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陈独秀不会对这种落后意识让步。——因为我们都认为这是邹鲁礼义之邦的封建意识。——但这件事已经在山东党内激起公愤，也不能置之不理。王翔千和山东同志看见中央没有答应他们的要求，便自动让步。王翔千要求尹宽和王辩正式举行婚礼。而陈独秀和恽代英两人出来做证婚人。这个让步的要求，中央也没有答应。问题挂在那里。最后，尹宽吐血了，他本来有肺病。结果，中央这样处理：尹宽离职养病。由王一飞代理他的工作，王辩则去莫斯科读书。没有开除尹宽党籍，没有罢免尹宽上海区委书记之职，没有拆散尹宽和王辩的关系，但王翔千和山东同志也只好收兵了。
我过去只知道山东有二个老同志，王烬美和邓恩铭，他们参加了第一次党大会；此时，我才知道山东还有第三个老同志，王翔千。王翔千比王邓二人大得多，不是学生或初出校门的人，而是一个老先生，在济南一家甚么报纸当编辑，据说是清朝的秀才，从中国古代学问逐步走向革命的。最近我翻阅有关山东的早期党史材料，看见贾乃甫回忆说：「王翔千，山东诸城人，是诸城有名的才子，诗词歌赋都好。」又说：在山东早期活动中，「王烬美、邓恩铭、王翔千占主要地位。」马馥塘回忆说：王翔千是中学的国文教师，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时也参加。那时已有三十多岁（按如此他不会是清朝秀才），自称为「特别团员」。
如此，我们就可以明白王翔千为甚么给女儿取名为「辩」了。在先秦，「辩」就是辩论术，就是逻辑学，我们有「墨辩」。父亲希望女儿长大后不仅有学问，还要有条理，做出结论要有根据。父亲特别爱女儿，把她当作掌上明珠，把她介绍到社会主义青年团来，受革命教育，参加革命工作，对她寄托了很大的希望。可是尹宽骗走了她！王翔千气愤到了发狂的程度，这有甚么不可以理解的呢？但王翔千和山东同志的气愤，不能够说与邹鲁礼义之邦的旧意识毫无关系。在这件事情上，他们只顾气愤，却不考虑王辩本人的意志，好像王辩只是一个未见世面的深闺小姐，听到一个坏人的甜言密语就跟着坏人走了的。
事实恰好相反。王辩发挥了自己的意志，对尹宽个人对革命对政治作了充分的考虑，然后决定的。她以后的行动可以证明。
据尹宽说，他在山东每次在会议上讲话时，王辩如痴如醉地听着，表现十分佩服的神气。当时，她一定把尹宽看作马克思主义的化身，山东工作又开展得很好，以为完全是尹宽的功绩，由此生出了个人崇拜。这一切尹宽都知道，当他奉了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