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新的问题和澄清

自从本书第一版面世以来，许多国际科学研讨会对“长波”问题更增加了兴趣，这种研讨会曾举办多次：1985年6月，在巴黎由费尔南德·布劳代尔中心设在美国的宾厄姆顿和人类科学院（the Maision des Science de L’Homme）联合举办；1985年6月，由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IIASA）举办；1985年6月，在魏玛（德国）由IIASA举办；1986年12月，在锡耶纳和佛罗伦萨大学举办过；1987年7月在蒙比利埃（Montpellier）大学由IIASA和费尔南德·布劳代尔中心联合举办；1988年3月，在新西伯利亚的阿卡杰姆格罗多克（Akademgorodok）举办过；1989年1月，在布鲁塞尔大学由克莱因克内希特、沃勒斯坦和我组织。

大多数辩论和研讨的焦点集中在戴维·戈登所讲的积累的社会条件。在提交布鲁塞尔研讨会的一篇论文中，戈登宣称在本书第一章我们曲解了他的观点而将其归于内生“长波”学派理论家之列。我们对戈登的批评也许有些夸大。但是，我们注意到戈登本人明确感到有必要将其在该议题中的地位弄清楚。[①]我们不必去纠缠无意义的争论，让我们作一结论。现在，我们在导致长波由衰退到繁荣的因素的因果链中外生因素（既成秩序冲击）重要性的问题上观点一致。

重要的最新数据已突出表明了在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中某些趋势和重大事件的特点。让我们特别地提及以下几个问题：工人消费品的变化，包括一般工资水平所能购买的被认为是“社会必需”的商品和劳务；工厂层次上劳动组织形式的变化，包括所谓的“服务业”；当前阶级斗争——特别是罢工——的紧张程度及结果的可测知的变化；雇佣劳动供给的变化，包括对国际移民变动的影响；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市场的霸权与其货币成为世界普遍接受的“一般等价物”，成为如同黄金一样的货币之间的联系；在这种霸权高涨和低落的过程中，战争、革命及反革命所起的作用；在“长波”交替变化过程中信用膨胀与收缩的作用以及“核心国——外围国”关系变化对长波的影响。

所有这些领域的澄清使我们更加精确地分析“社会积累条件”的概念和“内生与外生”理论的争论。让我们首先留心一下安科纳大学毛罗·加莱加蒂的贡献，对于他的贡献至今很少有人注意。[②]其论述中再一次将凯恩斯主义及新凯恩斯主义关于由于乘数的剧烈波动作用而引起“需求拉上”理论引进长波理论。对于凯恩斯对经济周期的解释，我们在根本上持反对意见。但是根据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这一观点把经济增长〔扩大再生产〕看作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剩余价值的实现相结合的过程，而剩余价值的生产不能保证剩余价值的实现），在长波分析中，“总需求”波动的研究是必要的，但迄今为止它还是被忽略了。

在持续的长波中，“社会必要工资”水平并非与“总需求”波动无关。正如我们所多次提到的，马克思坚决反对任何被马尔萨斯和拉萨尔所宣扬的“工资铁律”理论（在某种程度上李嘉图也接受了这一理论）。这一理论归根结底是从人口因素来考虑问题的。根据这种理论，作为出生率（儿童成活率）波动导致雇佣劳动供应变化的结果，工资总是被设定要降至生理需求的最低水平。相反，马克思认为工资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生理工资，另一部分是“历史”或“社会”工资。前者代表工资的最低限度，降至低于最低限度的工资水平将不可能不危及工人阶级的存在，从而危及资本主义本身之存在。同样，历史或社会工资部分有一个最高限度，超过最高限度的工资水平的提高也不可能不使剩余价值及至资本主义消失。但是，在最低限度和最高限度之间工资可以是并确实是波动的，这种波动是马克思称作“（阶级）斗争诸力量对比”作用的结果。[③]

通常我们可以假定在经济周期繁荣阶段和长波的扩张期靠工资生活的人可以有更大的余地将新的商品和劳务并入社会承认的平均工资水平之中。相反，在经济危机或长期萧条期间，资本家可以有更大的余地将一定量的商品从平均实际工资中剔除。但这些仅仅是可能性。即使是现实的，那么在多大程度上它们是现实的，这取决于历史上主观和客观因素的辨证关系。这些因素中，组织的程度，阶级觉悟，两个基本阶级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斗争精神的高低，他们各自领导层的才能与团结程度以及各自历史传统的特征都起着重要作用。罗莎·卢森堡所讲的现代工人运动的启迪性恰恰在于依靠工资生存的人意识到新的需要并为实现这些需要而斗争的倾向。马克思在《大纲》和1861—63年《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手稿中阐述了同样的观点。[④]倍倍尔后来谈到工人们“糟透了的安于现状“，这是他从反面表述了这一观点。

在经济扩张阶段，靠工资生活的人所消费的商品和劳务的增加一定伴随着（正如马克思反复强调的）工人为缩短工作日而斗争的启迪引导效应，这种效应包括对进步力量发展的积极影响。而在经济危机和萧条阶段，资本想方设法要使该趋势逆转。但是，随之而来的是习俗与传统的介入。当工人阶级家庭已经习惯于某种消费类型和某种长度的工作日时，他们对于资本企图侵蚀以前利得的反抗将会非常强烈，尽管由于存在大量失业使得工人在这种力量均衡中处于劣势。当前所发生的对社会保障的有关规定的抨击是以说明这种反抗的倾向。

资本试图通过扩展劳动后备大军和对工人阶级进行巨大的政治和社会打击来削弱或击溃工人们的反抗能力。在工厂层次上对劳动程度的重组是这一趋势的核心组成部分。但是，伴随着对真实工资的冲击，这一趋势在长波衰退期最后阶段成为阶级矛盾加剧的主要原因。

确实，工人经常以相对较弱的地位进入长期扩张期。在前一衰退期，工人阶级的相对力量由于长期的失业与贫困而削弱，甚至有可能导致政治上的失败。但是在长期扩张期，工人阶级的力量将逐渐恢复，这要得益于就业的增加，组织和斗争条件的改善以及雇主抵制工资上升力量的减弱。（当然，没有任何一个过程是机械发展的；“主观因素”总是起着重要作用。）

相对地，工人阶级开始进入随后衰退期时的力量要强于开始进入扩张期时的力量，并且更有能力保护自己并进行战斗（这里再一次考虑到“主观因素”的不同形式）。因此，我们得到了关于当今经济发展趋势，工人阶级反应及经济最终结果这三者交织在一起的不平衡发展的辨证关系。其中，劳动力对资本在结构上的依赖（附属）与工人阶级反应（斗争）的相对独立自主结合起来。而这又是不对称的结合。劳动力不能阻止资本对利润率下降作出反应而采取那些会导致衰退的措施。然而，资本的这种以劳动者作出牺牲为代价的防卫措施本身又孕育着一次新的长久扩张期。这样就存在一种三阶段运动：源于资本家决策的最初的经济发展；工人阶级与资本家阶级对抗和冲突的产生；取决于前两方面相互作用的最终经济发展。这种复杂的辨证关系符合史实，即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不成比例以及其结果并非预先决定。[⑤]

弗朗西斯科·卢萨使人了解了内生与外生长波理论的情况，并且指出了对于理解长波理论有贡献的二十三个因素。[⑥]他将这种争论置于科学发明与技术发展的更广阔的框架中，这超出了本书第二章开始时所作的结论。在第二章我们认为科学进步与长波之间的关系在资本主义生产和积累的条件下归根结蒂可以简化为一种应用科学。但是这与我们自己所坚持的阶级斗争周期的相对独立性产生了矛盾。我们赞同卢萨对技术——经济型范式的驳斥并支持技术——经济次系统的概念。此概念与社会机制变化这一因素在一起，基本上说明了由一轮长波转化为另一轮长波的主要原因。科学发明将有助于形成科学革命进而引起技术革命。在讨论到科学革命的理论时，卢萨强调虽然大多数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讨论都是以均衡为前提的，但经济史证实了马克思主义者的论点，资本主义制度是不均衡的，即使有短暂的均衡也是不明确的。[⑦]根据这种分析，“内生与外生”长波理论的争论将变得更清楚。这样技术革命，升级的阶级斗争，工人阶级的相对力量以及工人运动很明显都是长波的内生因素。但是阶级斗争的实际结果不是预先注定的。这个结果部分地是一个独立变量，从更准确的意义上讲，它不是长波的内生因素。对于资产阶级来讲，它是不可预知的。阶级斗争的实际结果会影响投资决策，从而影响资本发起新的扩张性长波的能力，在此且不论发明、创造及新产品是否能推动巨大的技术革命浪潮。[⑧]

除非采取合理化的政策（例如逐步提高节约劳动的投资），否则巨大的移民波动将改变雇佣劳动的供求比率以及劳动与资本力量的客观对比关系。[⑨]这一问题与长波之间的关系已被深入阐明，特别是通过利迪娅·波茨的研究。[⑩]她提供给我们的数据清楚地显示了在19和20世纪除日本以外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国际移民浪潮与长波的相互关系。在长波的扩张期，国际移民出现高潮，而在长波的衰退期，国际移民则相对回落。战后，移民与长波之间的这种相互关系更为显著。在联邦德国移民工人的数量在1973年达到顶峰（占总劳动工人数的11.9%），而在1987年这一数字降至7.5%。在法国同样在1973年这一数字达到最高峰，随后稳步下降。

下面这张图表展示了美国国际移民与长波的相互关系。这种相互关系令人印象极为深刻。尽管自70年代初以来出现了长期衰退，但向美国移民的增长趋势并未改变，这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

图12 美国移入移民之波动。

（根据《星期日时报》1993年8月22日所载资料改制。）

首先，考虑到1986年对非法移民的大赦法案，官方数字是带有误导性的。这是因为它并未反映移民真实水平的增加而只反映了被认为是合法移民的数量的增加。应该记住从波多黎各来的“移民”不是真正的移民，因为波多黎各是美国的一部分。最后，美国南部边界存在的外国移民进入美国的许多处“疏漏地带”，其原因不仅仅是美国与墨西哥和中美洲在工资和福利方面的巨大差异，更重要的是美国资本家故意吸引廉价的不受法律保护的移民劳工作为降低本国工资进而“分化”美国工人阶级的手段。

这引起一个关于国际移民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更为一般的问题。那就是涉及一亿多人的大规模移民运动，其中6000万移民出现在20年代初，3000多万名移民出现在二战后。[11]其原因，传统的文献常常着重于移民的产生是对来源国原始恶劣条件的反应，如19世纪40年代爱尔兰大饥荒。但这种研究方法只反映了真实历史趋势的次要方面。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基本经济动力在于资本而不是劳动。当某个国家对雇佣劳动需求下降时，向该国移民就减少，即使那些输出移民的国家贫穷与人口压力不断增加也是如此。当今所发生的从马格里布和黑非洲向西欧的移民可以说明资本主义生活的事实。移民主要是对资本要求的回应，并跟着资本国际运动走。事实上，在19和20世纪这种资本运动与移民流动有惊人的吻合现象。[12]

这就是为什么利迪娅·波茨认为全球劳动力市场已经形成的假设实质上是不正确的。它只能归纳出一种早期的趋势。真正的全球性劳动后备军是巨大的，它包括大量的失业者，无地的劳动者，在“第三世界”的贫苦农民以及大量从质上看是未充分就业的产业工人（那些从质上看平均劳动生产率低下的工人），总计可能达10多亿人。另外，工业化国家本身有大量的家庭主妇及领取养老金的人尚未作为雇佣劳动而被雇佣，他们可能非常愿意从事半职或部分时间的工作，如果他们能够找到这样工作的话。

如果确实存在一个全球的劳动力市场，那么大量的劳动力将不知不觉地增加工业化和半工业化国家劳动力的供给；这将形成世界范围的工资均等化的总趋势，那种工资水平将根本低于（比如说4—5倍）当今工业化国家的工资水平。但是，丝毫没有迹象表明这种趋势已经在起作用。我们可以反对是由于制度和政治——意识形态的屏障（诸如种族主义，性别主义和组成工会的“工人贵族”的反应）阻止了这种趋势的发生。波茨事实上叙述了这一观点。但这只是真实过程的一个部分。在资本操纵劳动力供给的能力背后存在着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现象，这种现象产生的基础在于经济而不是单纯的意识形态。反过来，这种现象反映了资本近乎无限的流动性与植根于雇工本性的工人阶级的相对不流动性之间质上的区别。[13]

因此，资本之制约和最终分割无产阶级的能力既不是无限的也不是可预知的。正如工资的波动，它至少部分地依靠主观因素，这些因素对资本来说是不可预知的。如果工人阶级的觉悟达到某种水平并且可胜任领导的能力达到某个最低限度，那么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将会部分地被克服。移民工人能够日益地结合成越来越紧密的劳动力联盟，甚至能够在“本土”工人中扮演组织者的角色。在历史上，像这种成功联合的例子诚然是存在的：犹太工人在阿姆斯特丹，纽约或希腊的塞萨洛尼基，犹太联盟在俄国、波兰的部分地区，意大利工人在比利时和瑞士，意大利和西班牙工人在欧洲其他国家。当然，我们不得不看到近150年间，这种现象是特例，并非常规。但是结论仍然成立。资本预先没有无限的能力对分割的劳动力市场施加影响，以保证剩余价值率的巨大增长，从而对利润率的提高作出决定性的贡献，并有助于启动一轮新的长波扩张期。对资本来说，工人阶级的抵抗程度基本上是不能预测的。在一定限度内它是一个独立的变量。

根据制度背景，埃尔玛·阿尔特瓦特注意到资本在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是被历史安排的制度背景下，试图对“二元社会”施加影响所取得成功的不同程度。[14]他描绘出四种典型情况：工会继续保持相对力量，例如西欧的“福利国家”；工会力量的相对削弱及持续的衰落（如美国）；由政府冷酷而成功地解散了工会力量（如英国）；政府在不存在强大的独立工会的情况下趋向于对劳动力市场“不加管理”，但伴有社会保障措施，政府根据经济政策的导向和群众抵制程度来决定这种社会保障措施（如东欧和前苏联）。他本来还应补充第五种情况：即像印度那样的国家，在那里大量劳动后备军使得工会运动通常处于衰弱状态。

阿尔特瓦特的分类清楚地证实了工人阶级对剩余价值率强制性巨大提高而进行的不同程度的抵抗。他也强调了一种新的劳动力市场分割形式：在国际上，通过向“第三世界”转移低技术高污染的工作；在西方，通过“微电子工业”来增加西方内部劳动力市场的自我雇佣；鼓励东欧技术熟练工人而不是非熟练工人向西方移民。

然而，阿尔特瓦特是在设想，伴随着积累的新的社会条件的出现，向全球化“管理”方向转变在某种程度上是自动地取得成功的。这严重地低估了视诸多政治—意识形态主观的因素而定的工人不同程度的抵抗。例如埃里克·塔克提出了如下论点：

安大略的经验是有启发意义的。它显示工人们将不安全不健康的工作环境问题政治化协同运动可给国家施加压力，使其行使更强硬的规制权利。当这种情况在恰巧遇到政府选举，而政府本身又感到至少要依靠工人的一些投票支持时，更强硬的措施将会被付诸实施。[15]

图13  阶级斗争（1871-1973年）

这一分析强化了我们的阶级斗争长周期的论点，该论点是本书对长波理论的主要新贡献。在图3中（本书第40页），我提出了欧洲阶级斗争的一般趋势，这一结论源于一般历史知识，但未被实证数据所验证。贝弗利·西尔弗根据重大的工人斗争的新闻报导绘了一条曲线，这条曲线与我提出的曲线相当接近。如果有不一致之处，那主要是因为西班牙（这个国家在20世纪有多次工人运动高潮）没有纳入西尔弗的数据。[16]图13是从1871—1973年阶级斗争的历史规模，实线是西尔弗所绘的曲线，虚线源自本书第一版。

1989年,在布鲁塞尔研讨会上,乔治·加泰伊提供了关于英国、德国、法国、美国和意大利罢工日数的统计资料，资料显示罢工的高峰出现在1893年，1905-1906年（俄国革命！），1911-1913年（1913年是一战前罢工人数最多的一年），1919-1921年（俄国和德国革命及意大利北部的大罢工风潮），1926年（英国的总罢工）。这个统计资料在某种程度上是有缺陷的，因为它未包括法国1936-1945年，西班牙1912-1937年，德国1933-1948年的罢工情况（1945年后，德国出现了重要的罢工风潮）。

下表列示了加泰伊总结的他的研究结果[17]：

通过图14，埃内斯托·斯科雷潘蒂认为以上的罢工数据与资料主义经济的长波有着本质的联系。[18]阶级斗争长周期的统计证明，波峰与波谷大约50年改变一次，此外，斯科雷潘蒂先前曾经尝试对国际工人运动的周期性高涨与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之间的关系进行更为精确地解释[19]。由于对工人阶级战斗力和破坏力的认识和恐惧，这种相互关系围绕着资本家们从事大规模投资的意愿而构建。反过来，这又与工人阶级的成败波动相联系，与经济长期扩张和衰退对阶级力量对比关系及阶级觉悟水平的影响相联系。

图14  罢工活动的长波

这种分析中存在着许多有趣的并具有说服力的成分。但同时，这种分析又受到过多的“唯意志论”和宿命论偏见的困扰。这样，在长期衰退结束时资本激起巨大投资浪潮的意向就不完全与利润率的强烈推动相联系。工人阶级的反抗程度（或挫败程度）就不完全与雇主们引入剧烈的劳动力组织形式变革的企图相联系。这种变革将是资本抬高剩余价值从而提高利润率的途径之一。在过去的25年间，对于获得高利润的尝试以及这种尝试与工人阶级（工人运动）力量相对强弱关系的不确定、不可预测的结果，我们没有充分的理解。同时，斯科雷潘蒂试图阐明工人战斗力和阶级斗争的持续波动，主要是作为一种自发的运动。这种阐述降低了组织的作用和领导层不和谐的负作用。这导致他描述的全球模型与史实不符。

为什么1848年的革命没有波及到英国？为什么1871年的公社运动在巴黎发生而没有在德国发生？为什么俄国十月革命成功了而德国革命却失败了？为什么在1933年德国工人运动屈服于希特勒而奥地利，尤其是西班牙的工人阶级在1934-1936年奋起抵抗法西斯？为什么在美国没有全国性罢工？为什么阿根廷的工人总是举行大量的总罢工但没有威胁及资产阶级政权之存亡，而在巴西仅有比阿根廷少的罢工经历却至少出现了对政权存亡的威胁？这些差别不重要吗？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吗？我们相信我们对于阶级斗争周期相对独立性的解释将更符合史实而且在理论上更加一致，尽管我们的解释比斯科雷潘蒂的解释简单。当然，吸取一些斯科雷潘蒂的理论贡献是有益的。

相对独立的阶级斗争周期与资本主义发展长波之间的关系正是植根于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作为社会诸阶级的特性.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产阶级完全有能力解雇工人或大规模关闭工厂,如果这样做符合资产阶级当前的偏见和兴趣。工薪阶级只能通过直接对全国性资本力量的挑战来阻止这种事情的发生。在严重的经济危机期间，历史上还没有这种情况发生的例子。但如果法西斯的崛起被成功地抑制和扭转，那么，在1923年和30年代初，德国还是有可能发生这种情况的。尽管如此，在危机的后期阶段或在长久的萧条期间，资本不能机械地将需要工人阶级担负危机代价的政策强加给难驾驭的工人阶级。资本对于厂房和机器有绝对的权力。但它对活劳动就没有这种权力。

和斯科雷潘蒂一样，许多作者甘愿冒徒劳无功之险将“战争周期”与长波联系起来。虽然他们又提供了有趣的资料，但他们的结论过于机械。但是需要强调的是霸权在世界市场的存在（或不存在）是否在国际资本主义经济中对于大规模的信用扩张起着重要的作用。我们对于这一问题比在本书第一版中更为重视。无疑，美国资本主义在国际市场上已失去了绝对的霸权。这一点可以很明显地从下列表格中看到。

表6.1 美国产出占其他国家产出的百分比

通过通货膨胀的手段来推迟计算日期，这种方法的功能有多种含义。[20]正如上表列示的，一个非霸权国家终究不能通过以政治—军事为主的手段来对其竞争伙伴或单个资本家施加影响，也不能对其贬值的货币继续作为世界货币有所作为。如果美元的衰落尚未转化为不断下跌的趋势，那是因为美帝国主义与“第三世界国家”和前东方国家相比保持了甚至提高了它的优势，尽管美国的劳动生产率与西欧和日本相比已经失去了领导地位。第三世界与前东欧国家遭受了像皮埃尔·萨拉玛生动描述的所谓经济“美元化”之苦。

通观现代资本主义的历史，资本在全球内运作的趋势与它出于自卫原因而作为民族资本运行的趋势之间不断增加的矛盾已经产生。这种矛盾在相对长期扩张期趋于缓和而在相对长期衰退期则趋于尖锐。

当代帝国主义产生于1873-1893年的长期萧条并伴随着保护主义和“损人利己”及殖民征服的暴力战争。在1893-1913年长期扩张期（这时各强国都从国际贸易中不同程度的受益），帝国主义的国际竞争不断提高。起初这种竞争是相对和平的，除日俄战争之外没有发生重大战争。但是随着扩张力量自身的增强，军备竞争加速了步伐，一场大战便成为可能。战争的爆发出现在1913年经济大危机之后决不仅仅是个巧合。

在1913-1940（48）年长期萧条期间，资本主义主要国家之间的世界市场的瓦解——这种市场就是布哈林所称的“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21]——成为世界格局的主要特征。资本的国际化似乎倒退了。当然，我们可以认为这些恰恰是通向资本主义扩张的阶梯，它本身就是世界霸权进行侵略的跳板，这可反映在诸如美帝国主义在拉丁美洲，德国帝国主义在东欧，英国帝国主义在中东，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和南亚的行动上。但是世界市场的基本趋势曾经是分裂而不是进一步的统一。[22]

从1949年开始，这种趋势被日益逆转过来。这种过程当然与美帝国主义在世界经济中以霸权国的地位出现不无关系，不过还有深层的基本原因。这符合不断增加的生产力国际化，符合不断增长的“职能”资本的国际化，符合多国（跨国）公司作为主要资本主义形式在世界市场上的出现。[23]

那些多国公司变得甚至比多数主权国家更为自主。资产阶级国家对于“职能资本”的无能为力的一个重要结果是不断增加的货币利己主义化（Privatization of money）,这是当前长波衰退期最明显的特点。通过投机经营，信用货币日益扩张，这是任何一个单一国家都不能控制的，而且它的确切存在形式也不为人所知。[24]资产阶级仍需要国家权力。在“职能资本”业已国际化的条件下，国家权力的适当形式应是全球国家，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由于经济与社会——政治原因，这种形式绝不会实现的。

帝国主义之间的竞争和单一霸权的不存在，这二者的矛盾可以用发生在电子领域的例子来说明。与美国相比，日本和韩国在许多电子分支领域取得了巨大进展。但是在个人电脑推广和有线电视用户的扩大方面美国要领先于日本。下表显示了这一点。

这与日本资本主义对其国民实行半独裁管理的特有方式不无关系。这正如东京大学艺术与设计系副教授永久香行强调和指责的那样。

表6.2 美国的进展（1993年数字）

资料来源：法文《外交世界》1995年2月号。

卡雷尔·范·沃尔费伦（《日本权力之谜》，文塔奇图书公司，纽约，1990年）在更广泛的范围内指出，日本经济的突出成功，它的出口驱动力，它的大量国际收支盈余，它对美国赤字的“基金”主要归因于其政府导向。因此“这种气泡（土地和股票的价格飞速上涨）一时不会破裂（第339页）。但是，将来会不会如此呢？

实际上，美、日、德三个资本主义列强集团中日本显得最为脆弱。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这与资产阶级在日本的特有统治形式，与日本试图形成全社会统一，包括内部统治阶级本身的特有方法不无关系。

据此考虑，我们必须对推理过程作一重要补充。这就是我在本书中所阐述的既要注重历史主观因素的重要性，更要注重历史上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的具体辨证关系。

当我们谈到长波的衰退期间阶级斗争不确定的结果时，我们必须不仅考察工薪阶级的状况，而且要考察统治阶级的状况。很明显，工人阶级的相对力量由于萧条期间的失业上升而削弱，但我们要再次强调这种削弱只是相对的。领取工薪者仍具有巨大的抵抗潜力，这种潜力是在先前长波扩张期间积累起来的。

那么，正因为上述理由，资本家阶级在萧条期间根据各自遵循的策略，并根据通过剩余价值率（剥削率）的急剧高涨使得利润率恢复从而增加工人阶级负担的方法和手段这一方面是分裂的。但是，资本家踌躇的是如果“走得太远”将引起受苦者巨大的“反击”。现在在美国、英国、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所发生的情况都证实了上述判断。

德国和西班牙的资本家在1933年和1936年就远远没有一致地支持法西斯。在德国，资产阶级甚至在希特勒成为“元首”之后仍对试图平息工人运动的作法犹豫不决。他们害怕发生内战——正像对西班牙发生的那样。他们的计算严重失误几近失败。即使他们在西班牙最终获胜，这也要归因于工人阶级“主观因素”的软弱，革命觉悟的不充分以及未考虑经济制约条件的（“过于武断的”）领导决策。

从经济角度讲，作为一种个人资产（许多资本）持有的结果，竞争一直在资本国际化的框架内运行。从政治角度讲，当出现的跨国国家实体缺乏相应于一国政权的可比功能时，国家政权作为保卫资产阶级统治手段的相对效率主要取决于国家的立法。因为没有一个资产阶级的全球国家和全球货币需要国家货币为基础，[25]所以也就没有真正的世界货币。[26]因此，货币的利己主义的不断增加意味着国际货币紊乱的不断增加。这种紊乱成为阻碍当前长期衰退结束的额外障碍。

任何长期衰退都具有的一个普遍特征是资本的逐渐加速贬值。当技术创新变得“流行”，商品中所包含的创新就会变得较便宜。计算机可作为一个好例子，特别是计算机中芯片和半导体元件。今天，一台微机的价格比第一台ENIAC计算机的成本低10000倍，其运行速度却快了20倍，而只需占用原先三万分之一的空间。集成电路显现出在过去每年复杂性增加一倍。在1976-1978年间，每个电路至少都包含262000个“比特”。在70年代，存储器中的每个“比特”的成本每年都下降35%。[27]

然而问题来了。谁每年打算多购买25%的芯片、集成电路或是半导体呢？在1960年50亿个晶体管已经被生产出来。为了与产品的成本降低保持一致而每年生产50亿个晶体管，这是否能销售出去？如果不能销售出去，不仅技术租将会消失，甚至平均利润也注定要下降。28

注定要发生的事果然发生了。1984年IBM的税后利润接近70亿美元，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公司能有如此业绩。但在1992年，IBM亏损50亿美元，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公司亏损的都要多。从另一个角度讲，这一数字比世界上10多个国家的GDP还要大。29

举个更加精确而较少推论的例子。西门子公司的执行副总裁瓦尔特·库纳特教授讲道：“技术水平越高，需要的资本就越多，需要的操作者就越少，对市场的需求也就越甚。”兴许可以补充一句：其利润越低。另一个专家提出一个惊人的设想：如果罗尔斯·罗伊斯公司能够达到电视机工业那样的生产率，那么今天一辆罗尔斯轿车只值一辆自行车的卖价。30这里你将接触到马克思所阐明的资本主义“运动规律”的外壳。31

另一个关于这个基本矛盾的典型例子便是机器人。当机器人刚问世时，过分醉心此物的观察者们便发表议论，说人的劳动将开始逐渐被替代。工业生产中所使用的每个机器人平均替代两份工人从事的工作，同时只剩下一个监督者看管4-5台机器。32这可真是所谓“后工业化社会”了。另一方面也很像马克思140年前在《大纲》一书中所预言到的所谓的后市场化社会。对那些极端推崇市场经济的顽固分子而言，不幸的是在于机器人并不会去购买商品及劳务。但同时他们的确生产出堆积如山的日益难以销售的商品。33

尽管如此，所有关于“机器人与逐渐消失的人力”的故事在实际中只会成为科幻小说。我们并没有生活在一个完全自动化的时代，我们仍然处于一个半自动化的时代。在1983年斯坦利·波尔辛已预测到在1990年初，每年大约仅能卖掉40000台机器人，共计金额不超过20亿美元。34而且现在看起来存在机器人生产过剩及机器人行业生产能力过剩的问题。35所有这些都意味着技术租金的消失及大量商品资本和固定资本部分价值的丧失。资本贬值导致可获资本相对缺乏，这使得在新技术和新产品方面的大量投资更为困难。36

图15  英国资本支出

（根据《星期日时报》1993年8月29日所载资料改制。）

乍一看，这个结论和目前长期衰退的一个重要特征相悖。在趋于下降的通货膨胀条件下，人们何以可谈在这个充斥着纸币的世界里资本会贬值呢？但这个似非而是的论点仅仅是表面上推断的结果。大量流动性纸币主要落在从事投机活动（房产、债券市场或通货投机）的那部分资本家手里，因而未能投放到能生产剩余价值的部门中去。但是投机商所得到的大量利润却要从目前创造的剩余价值总额中汲取。因此，可用于现阶段生活性投资的那部分剩余价值会不断下降。从整体上看，不断扩大的经济再生产（增长）活动也在衰退。平均利润率依然保持相对下降。长期衰退还尚未出现终止的迹象。

让我们采用一个简直难以置信的数字说明这种现象。根据1994年3月21日的《金融时报》记载，期货合同交易量估计可达每年14万亿美元：14000000000000美元！当然，同样的投机者们在一些连续性的交易上存在预售数的重复使用，因此期货交易的实际每年支出额应该是14万亿美元再除以5或10。如果考虑到大通曼哈顿银行，其全球范围内的私人资本总额在1993年除房地产外总计达10万亿美元。那么上述的那个数字倒是令人费解的。

总之，本章中所讨论的各种因素均指出了当代资本主义（自我）规制理论的缺陷。资本主义无疑意味着资产阶级的权力存在于社会活动的大多数领域。这也意味着资本能力与各个方面相关联，这些方面有：生活性投资的新模式（加速进行的技术研究与革新），组织劳动的新形式，工人消费的新模式，社会思潮的新变化组合，这些思潮包含工人阶级的重要思潮部分（如消费主义，新改革主义，“政治上保持一致”等等）。但这种（自我）规制能力是有一定限度的。它面临着两大障碍：资本家的竞争以及工人抵抗的能力。这些障碍不可能轻易地克服掉。当然，它们也不能被自动地克服掉。

长期衰退期的性质本身使得在此方向的任何尝试，都不仅是困难的，而且是不切实际的。如果长期的繁荣创造出更有利于劳资妥协或达成一致的外部环境，长期的衰退则能有利于形成各种利益冲突的环境，在这些冲突中所有的角逐者都拒绝作出重大让步。不是成功的规制，而是增加中的矛盾和冲突日趋普遍化。

因此，不存在从长期衰退期脱颖而出的“软着陆”，存在的是经济周期的上升，上升结束随之而来的是新的衰退；在此波动过程中，失业稳步增加，而平均长期经济增长率远远低于“战后经济热”时期的增长率。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