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老问题与新资料：对国际性辩论的梳理

在至今一百多年里，人们对长波的认识也是波动的，这种波动往往与长波自身的波动呈反周期性的运动。就是在1893～1913年这个经济上升的扩张时期，长波这个概念由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帕尔武斯和范格尔德伦首次提出，但并没有引起经院式经济学家们的任何反响。后来，经历了战后的经济长期萧条，随着康德拉季耶夫和熊彼特的具有开拓性的工作，杜普里兹的重要的文稿以及托洛茨基对辩论的积极参与，才使这个未定的概念得到了承认。

在整个二战后的长期经济繁荣期间，长波理论在很大程度上被人们遗忘，或者认为已被驳倒。而本书的作者可以说是在60年代中期，唯一一个预言在60年代末或70年代初将发生一个由于经济长期发展而引发的新的经济长期萧条的经济学家。后来，伴随着萧条的开始，人们关于长波问题的争论和兴趣迅猛增加，有关的书籍和学术刊物上的文章多得使我们不可能一一予以评述。

面对如此众多的新的论据和资料，我们必须马上澄清一点。即我们实质上讨论的是什么？到底是什么事物的长波？这可并不是一个语义上的问题。因为我们的观点认为，长波涉及世界规模上的产出、就业和国民收入，从而也涉及世界贸易发展的基本趋势。不管怎么说，长波这个概念毕竟是诸种商业周期理论的副产品，这些理论本质上处理的是相同的问题。因此，我们对长波的解释就不能与反复出现的生产过剩危机相分离。它们自身有机地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运动规律相联系。

如同我们曾在第一章所论述过的，在这方面的唯一“未决”问题是我们是否应该把第一个长波的起点放在19世纪20年代，从而与马克思所称的工业用品的世界市场同期诞生？或者问题在于是否长期的经济萧条是在长期的经济扩张后才开始的，且大致上与英法战争时期相重合？

康德拉季耶夫的理论是从价格波动的长期循环开始。而安德烈·冈德·弗兰克尤其是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把他们的这种循环分析溯推到几百年前。如果他们的分析是建立在经验性的证据上的，那么他们的努力也没有白费。但这种分析只是一个价格的长波理论。[①]但沃勒斯坦作了更深一步的研究，在那些价格波动的基础上，他建立了一个统一的世界经济长波理论。在这个理论中，他设计了一个不均衡的“核心对外国”的关系。认为这是至少从15世纪到现在的世界规模的资本积累的主要动力，[②]从而偏离那种认为主要动力源自生产剩余价值的理论，即是从工薪劳动者那里榨取的无偿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的理论。即使这些特征并不百分之百地与事实准确地相吻合。

原始资本的积累很大程度上的确是由“中心的”商业资本对“外围的”商业资本进行“掠夺”。在这么一个特殊的积累模式中，曾经直接地或间接地转移了雇佣劳动以外的农民和独立的手工业者的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产品。然而，从某一历史时点起，无论是在世界层次上还是在所有关键国家这一层次上，大量的剩余产品刺激了资本积累这种说法变成了雇佣劳动力创造的剩余价值刺激了资本积累。这里因为我们没有经验上的证据能使我们反对这一界定。因此我们得出结论，所探讨的长波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长波进行的时期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支配地位的时期相吻合。长波始自工业革命这一时点是可辨认的。

另一问题，是该理论需采用的时期编年结构。如果选择是任意的，则要找到一个不招来质疑的确切统计证据是极端困难的。但依照我们的长波观点，并不是任意50年间——比如说1800—1850年，1850—1900年，1900—1950年及1950—2000年——的先增长较快后又增长较慢的任意50年期的“平均值”。而是与确切的历史时期相对应。如果硬用古板的50年去分期，那末甚至可以导致人们错误地抹煞1929—1940年间的大萧条这一真实的历史。

与此相关的还有一个被称作库兹涅茨周期，这个曾被索洛莫斯·索洛莫引入当前的争论以试图反驳长波理论的问题。库兹涅茨的观点是以20～25年为一周期的偶发性的经济趋势，比正常的经济周期长，但比假定的长波要短。[③]然而，这样做同样招致质疑，即它还是用统计序列代替了因果分析。

当索洛莫说我是被一个下降的利润率判断所误导，认为我用这下降的利润率来解释战后繁荣的终结的到来是不对的。而他忘了，正是依下降的利润率使我早在1964年就预言了繁荣将于60年代末，70年代初结束。如果利润率是一个意义含糊的判断指标，那么我的这一预告又怎么可能得以言中呢？

针对我所使用的取自库钦斯基关于长波的证据，索洛莫持相反意见：“只有1872年的历史被截去，历史的发展波动才能与康德拉季耶夫的世界经济发展长波分期一致”。[④]但这并不是资料所显示的结果。1872年的“截去”是与长期经济萧条的开始相对应的。[⑤]这一点已被众多历史学家确认，它紧跟着的是一个经济扩张阶段。在这个阶段，平均增长率比前几十年的高50%。

难道索洛莫要否认两次战争期间增长率的急剧下降，而又在战后繁荣时期急剧上升，然后又于70年代初再次剧烈下降的事实？ 难道他不觉得这并不是无规律的持续期间吗？（从1873—1893年，1893—1913年，1914—1940年，1940（48）—1973年，1973—2000年？）难道这仍不能简化为一个22年一周期的模型吗？毕竟，这种情况的出现不是纯属偶然，它们是与内在逻辑相对应。这结论根据自本书1980年第一版时所呈的分析后所发生的事实的证明，已是不可推翻的了。

索洛莫试图去解释过去的150年的经济增长的基本的无规律的模型。他根据的是“技术差距”。根据“技术差距”曾导出过“极无规律的追赶型G—波（shocked Gerschenkronian catching-up waves）”，但这本质上是两个国家国民经济的技术差距所引致的。其他因素，如信用膨胀，索洛莫认为这些因素不相关而把它们忽略不计了。但墨西哥债务危机和1987年股票市场暴跌等事件的暴发，使索洛莫的假设失效。

索洛莫的论据的缺陷可以从它的结论中清楚地找到：“这里值得强调的是，既然在世界经济中仍然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相对落后，那么一旦迅速经济增长得以恢复，相对落后即是G—波增长路径延续的充分条件。”[⑥]是什么样的充分条件呢？索洛莫不能回答。但我们曾在1978年就作出了回答，并且时至今日，可以看得更清楚。

长波的确切的周期确定是有争议的。克莱因克内希特列出12个不同作者在这方面的尝试。如果他挑了我的，那只不过因为他认为我的这个最正统，并且包含了世界市场的发展趋势。[⑦]他首先想到的是在统计资料的基础上测试长波的现实性。大体上说来，他的结论是，过去的一百年里，世界经济长波的具有说服力的证据是有的。但在1890年以前就没有了。克莱因克内希特自己的关于向下趋势的9年移动平均数的数据可以验证长波的现实性。这里我们给出他的一个图（图8），我们还可以再绘出更多的图象。

世界产出和主要工业国家产出的长波变动趋势很清楚。只有因为众所周知的结构原因，美国于1880年以前的产出趋势并不清楚，是个例外。唯一可能的争论即，是否波动的范围可以验证长波模型？因为结构性失业急剧增加，并伴随着一些由过度生产和生产能力过剩产生的后果，所以只要在长期经济萧条下降期，产出的平均增长率总是低于长期经济发展时的平均值，这就可验证长波模型。尽管此时劳动生产率仍像以前一样地继续增长。这样长波模型就可被验证、认定了。

图8  世界工业生产：包括采矿业（年偏离倾向为-41.62127+0.02519）

(根据克莱因克内希特第39页图改制，见本章注⑦)

图9  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a

（根据克里斯托夫·弗里曼主编的《世界经济长波》

中被克利里和霍布斯引用的库钦斯基的图改编。）

a.增长率是年增长百分数，11年移动平均。

在这里，我们必须考虑长波假说的一个重要方面，即增长率的改变的累积特性。如果在经济扩张期和经济萧条期间，每年增长率只相差1%或更小的数值，而当20年或25年后，这逐年累积的效果是不可否认的。

克里斯托夫·弗里曼所编的书中提供了关于长波的广泛证据。[⑧]安德鲁·泰莱科特的有关书中也有不少证据。泰莱科特的周期确定基本上与我们的一致。他的历史评论也和关于美国保留权与我们所提的也一致。他的关于英国的评述也不错（对于英国，我们曾在第一章的叙述中出了错，而范杜因抓住了那个错处，而把全书都批判了）。同时，虽然泰莱科特似乎由于受普遍的对马克思主义的反感的影响，而不得不指责我们所主张的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存在着“社会政治环境的根本性改变，并在此环境中该系统发挥作用。（这个社会政治环境变化包括工会组织的破坏，资产阶级民主的消亡，工人阶级力量的弱小化、雇佣劳动自身的集体推销的不可能性，等等。）”[⑨]这是泰莱科特对我们所主张的一个特别的误解。我们从来没有认为工人阶级的重大失败发生于20世纪40年代后期，而是认为它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直到1942—1943年左右）。这种失败在美国以外的几个主要帝国主义国家中都不同程度地发生，且大多数欠发达国家（主要有中国、印度及拉丁美洲国家）也一样地存在。在本世纪30—40年代，剩余价值率迅猛地增长，导致工人阶级的实际消费水平的下降。这种情况是从1930年左右持续到40年代后期，（而不是在40年代后期才刚开始）。因此，战后的长期经济繁荣开始时，一方面有很高的利润率，一方面有一个正在扩展的市场，这使得那些工薪阶层能够使其实际消费在低水平的基础上迅速提高。

图10  美国人均GDP增长百分数

（此图承蒙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彼得·格兰姆斯赠送，此图由他编制。）

不少学者曾作了大量的研究，试图给处于不同国民经济中的长波以更精确的勾画。其中最有影响的就是赫苏斯·阿尔瓦拉辛对西班牙经济的长波的研究。但类似的研究也已针对法国、比利时、美国、加拿大、德国、阿根廷和意大利诸国经济而作过。[⑩]在苏联、东欧和一些共产党“官方”的经济学家一直否认长波的存在。但自1970年后也有所变化。由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于尔根·库钦斯基和法国共产党的保罗·博卡拉[⑪]开始，然后是苏联的斯坦尼斯拉夫·缅希科夫[⑫]，中国的情况还不大清楚。但本节第一版也已被北京某学院出版。在斯大林压制的漫长黑夜和他对思想的铁腕控制这种背景下，任何严肃的科学论辩都不可能产生。然后，随着非斯大林化的进展，长波的论辩再一次展开了，并且20年代的论战及与此相联系的康德拉季耶夫的作品又被重新推出。最近，一个苏联作者给这些争论作了详尽的总结。大多都是关于自动的长期上升阶段的长波问题。（此即属长波假说）这问题是托洛茨基等人一开始就拒绝接受的。他们并不认为关于长波理论有什么重要性。

如同曾经提到过的，理查德·戴指责我们试图对康德拉季耶夫和特罗特斯基的理论作一个折衷处理，从而将他们二者的观点进行不一致的揉合。事实上，我们所特别强调的，从长期扩张到长期萧条的过程与从长期经济萧条到长期经济发展的过程并不对称。（前者本质上是内生的，而后者则是非内生的，是需要来自外部的既成秩序的冲击才产生的过程）我们的理论的显著之处就在于，它是以它自己的是非曲直来判断的，以历史的证据和它自身的理论一致性来验证和反证的。你可以接受它，你也可以反对它，但你不能把它当作他人理论的折衷综合。

 此处戴的错误在于他把对长波的争论与政策问题联系起来了。这政策问题是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初联共和苏联的经济争论的一部分：即孤立于国际资本主义经济之外的自我封闭问题。在这争论中，托洛茨基和左翼反对派（后来成为联合反对派）就俄国经济发展独立于世界经济的规划的可能性和有用性表示了一致的反对。事实上，一国不可能与世界他国完全隔绝是一个用来反对在一国之内可以完成社会主义建设这一理论的关键论据。在这一点上，我们也没有站在折衷的立场上：我们一直完全同意托洛斯基的观点。但重要的是，这并不与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理论有什么矛盾。而长波理论意味着，在世界资本主义的长期萧条和长期扩张期间，世界市场将对苏联经济的发展有着多么不同的重大影响。历史事实也肯定了这一点。

当我们在本书中使用“内生的”和“外生的”这两个概念时，首先要弄清我们所说的这两个词的含义。当“外生的”被定义为关于资本主义社会或关于最广、最抽象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就不存在什么争议了。真正的问题（与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的理论上的困难）在于，是否由萧条不可避免地引发了开始于1849、1893和1940（49）年的三个长期经济上升期？或者，这三个上升期的发生仅仅是由于战争、资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反革命或金产量的剧增等“既成秩序的冲击”引起的？我们比较倾向于第二种假说，它看起来与历史事实更为吻合。

至于博卡拉和缅希科夫，他们对长波理论的有价值的贡献是存在的，但都因过于刻板地遵循由经济周期理论推断而来，使得其贡献价值减弱了。博卡拉的关键的概念是资本的过度积累和贬值的交替。在正常的商业周期中，这种交替是建立在固定资本的投入年限和内生地导致繁荣结束的固定资产之物质和精神损耗衰废的这两个基础上的。但因为没有一种固定资产的主要因素可持续20-30年（除了大厦和铁路。然而一百年来，它们在投资中并不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我们也不清楚为什么固定资产之损耗衰废将引发长期间的资本价格下降，从而带来长期经济萧条。

缅希科夫建立了一个精致的模型，该模型以三个变量为基础：即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资本密集度的增长率（每小时劳动实际消耗的资本存量），以及利润率的增长率。他认为，每个变量都以不同的变动率调整着。实质上是，劳动生产率受资本密集程度而调整，资本密集度受利润率大小来调整。这说明长期运动之性质是内生的，实际上是自动的。而波动是由于调节的慢节奏造成的。如果利润率很高，往往较少需要进行节约劳动的革新便出现长期经济扩张。如果利润率是下降的，则新的投资也随之下降，于是引发长期经济萧条。相反，在萧条将要结束时，改革将带动利润率增加，新的投资支出也将随之被驱动，于是新的长期经济扩张开始。

这里是以稳定的或接近稳定的剩余价值率为基础的假设。所以利润率主要是或者实质上是资本有机构成的波动之函数。虽然这一点没有经验性证据的验证。相反，这样的等式简单地排除了阶级斗争及阶级斗争的积累的长期效应，也就是排除了被马克思称作抗争者的相对力量。缅希科夫指责我们，认为资本主义在战争期间的长期经济萧条是通过“偶然事件和小花招”、“改革和军事化”来克服的。他的这种说法简直荒谬。[⑬]有谁会把希特勒上台，佛朗哥在西班牙内战的胜利，美国的军备运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美帝国主义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霸权地位或马歇尔计划等事件当作“偶然事件和小花招”呢？缅希科夫预料，强制资本主义刷新其技术、改变其组织（包括改革其劳动组织）的一轮长期萧条，会自动地将改变劳动组织的负担成功地加到劳动阶级身上。我们否认这一点。

就像福雷斯特在麻省理工学院系统分析中心所做的一样，约翰·斯特曼曾建立了一个模拟的模型。在那个模型中，长期运动是由生产资料部门（马克思再生产细表中的第一部类）的投资决策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影响所引起的。[⑭]然后，不同的长期的结果是以不同销售增长率与最终消费者相联系的。这里的最终消费者即马克思所说的第二部类。在一定程度上，这两个增长率相关。第一部类的过剩生产能力将在几个连续的商业周期中增长得相当缓慢。如果这两者的比例失调变得较大，那就会出现过剩生产能力的累积性增长。

斯特曼能根据美国经济发展历史中的经验性资料来支持他的理论的。然而他不能充分地调和事前和事后的利润率。在过剩生产能力和物质资本的损耗均并不严重的情况下，一般不会自动引起投资决策的增加，只有当证明了存在着“合理的”预期利润，投资决策才会增加、而在过剩生产能力和物质资本的价值损耗二者加剧的情况下，的确将自动引发投资率下降。这给了我们一个不对称的长期运动：从长期经济发展的转变。后者的转变需要外生因素（既成秩序的冲击）引发，投资决策只有在预期和已达到的利润率的带动下才能迅速增加。

安瓦尔·沙伊克对马克思主义一般经济理论和马克思主义长波理论的贡献是非常突出的。不幸的是，他在一个主要的问题上犯了错误。他写道：

我主张的与曼德尔的相近（认为长波的加速和减速的积累直接表现了与利润率增加和减少相对应），不过，我与曼德尔的重大区别在于，曼德尔的长波理论建立在利润率上下波动的基础上，而与此相反，我们一直认为的是马克思的理论，即长期下降的利润率给长波理论提供了一个天然的基础。[⑮]

当然，我们从未否认平均利润率的长期趋势是下降的，但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确实对马克思主义提出了挑战。在三个时期内，1848年，1892年和1940（48）年以后，长期资本积累的加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即使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也不能否认这利润率的推动之势给人留下的深刻印象。无论长期平均利润率趋势是否下降，上面的那种“表述”决不可能是认为在表述平均利润下降。相反还应承认，它暂时性地打破了利润下降的趋势。

安瓦尔·沙伊克主张，利润额的增加与长波之间的过渡有关。而据马克思所说，这种增加确实部分抵消了下降的平均利润作用于资本主义商业活动的影响。然而，马克思仍清楚地讲明，这仅是几个这样趋势中的一个。无论是过去还是，我们都认为这些抗衡力量至少在对长期扩张也起促进的作用（除即成秩序的冲击外）。

安瓦尔·沙伊克的资料本身也可证明战后美国制造业繁荣期间，利润率的上升。他补充说：

战后，正常的利润率显示了一个明显的下降趋势，但这被生产能力利用的17年为一周期的波动掩盖了！这个波从1958—1966年迅速上升，而于1966—1975年同样迅速地下降。实际利润率在战后长波的上升阶段增加，而在下降阶段减少。曼德尔把这解释为实际利润率的增减导致长波的上升和下降的证据。我倒宁愿把这解释为长期下降的利润率所带来的影响，也就是下降的利润率最终截断长波的上升趋势。[⑯]

在上一段论述的最后部分我与沙伊克并无分歧，但它已经离题了，我们真正的问题不是研究什么截断了长期扩张，而是，什么使长期扩张成为可能。安瓦尔·沙伊克的图7.6显示了利润率的急剧上升。那么，是什么引起了战后繁荣？仅仅是生产能力利用的增加吗？为什么会发生这些？这是否也是正在扩大的市场的作用？这是否提醒我们前面提到的所有“抗衡力量”的作用呢？

拉巴·贝纳库切断言我们的资本有机构成在提高的假定并非建立在经验性资料的基础上。而且为了支持他的论点，他坚持资本有机构成是反映在资本产出比率上的。[⑰]这种说法是不对的，热拉尔·迪梅尼和多米尼克·莱维最近提供的美国的资料，资料显示，自1869—1989年间的资本产出就一直呈稳定的上升趋势。在这120年里，即使是1869—1912年和1951—1989年两个时期的节奏甚强，而1912—1951年间的节奏较弱，[⑱]但资本产出比都是上升的。资本产出并不完全与资本有机构成一致，但二者都是密切相关的。可见我们是正确的。

令人感兴趣的是贝纳库切认为利润率上升和下降与他所称的劳动过程的组织有关。我们倒宁愿坚持古典马克思主义的术语——剩余价值率，但每当他说起相对的“劳动力私自流入美国的边境“疏漏地带”，他理应清楚地说明其中心问题。资本从生产中的雇佣劳动榨取更多的剩余劳动的可能性建立在两种矛盾运动的最终结果上，这两个矛盾运动，一是劳动生产率增长率，这是相对剩余价值的源泉，二是劳动者的能力，即通过不断发展的阶级斗争，通过把对附加的商品和服务的购买力结合进工资来提高劳动者力量的价值（生产价格）。关于这方面我们还将在下一章谈及。

事实上，现在所面临的大量失业不断增加的衰退情况，在相当的程度上是由于在平均的产出和收入增长率锐减的情况下，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所造成的。

在本书的第一版中，我们面临着建立宜称之为利润率长期波动的统计资料的困难。于是我们用利息率的波动作为利润率波动的指示器（或反映）。然而迪梅尼和莱维的研究直接证实了美国利润率的长期波动。

图11  利润率的历史变动及其趋势（1869-1989年）

（根据迪梅尼和莱维的图改编。[⑲]）

对在上升的长波时期持久的、高于平均利润率的解释之一是由于各种剩余利润来源的长期可取得。其中最显著的来源就是技术地租和垄断地租。这些来源的可取得与科学发明、技术革新和技术传播相联系，对此我们已于本书的第二章中进行了论述。通过熊彼特以及后来的格哈德·门施和范杜因，还有多西及其他一些人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一连串”的技术革新发生在长期经济萧条的末期，这是扩张性长波期的主要缘由。为了验证门施范杜因的假说，克莱因克内希特以马达维对120个主要革新的调研[⑳]为主要的基础，对现存的资料和当前的争论进行了彻底的检验。再把大量的批评评论考虑在内，尤其是克拉克、弗里曼和索特的评论。[21]于是，克莱因克内希特得出结论：即“革新串”的假说并不说明问题。他补充道，长期经济萧条可能对新技术的出现带来正负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强烈刺激人们在新方向的创新，另一方面又增加了创新活动的风险。克莱因克内希特认为，经验性证据显示“萧条触发”机制要比阻碍因素更强有力。[22]然而，我们认为至少在这样简单化的模式中，他的结论是否有效值得怀疑。

门施为了弥补他最初关于长波的技术层面上的解释之不足，他发展了一个更为复杂的从长期萧条到长期经济扩张转变的解释。[23]他现在认为关键的贡献因素是由于在萧条的诸工业中固定资本货物的贬值的发生率极高，致使投资者去寻找其他的出路。他还把生产力利用的波动考虑在内，于是为发展新技术作了制度性准备。[24]

然而在门施的论点中有一个大漏洞，因为大量的（与技术的研究探索不同的）革新发生，必将同时存在着利润率的急剧上升和市场的显著扩大。只要预期的销售额仍低于某一个界限值时，就不可能有大量的投资投入新的技术和产品。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至少上百万个几十年来一直在全世界销售的单位。所以问题并不是：是否有新的发明可资利用吗？或新的革新开始了吗？问题是：是否有充足的时间和空间使得战后繁荣重现成为可能？至今为止的证据却清楚地指向反面。无论是上百万的“无污染的”小汽车还是上百万的家用或应用了激光的机器人，都不可能在可见的未来出现于市场上。可以肯定的是，电动汽车已进入应用阶段。[25]生命技术方面也有了很大的进步，但关于它的大量的应用（从而大量技术租的出现）被一些难以克服的经济障碍所阻碍。[26]

值得补充的是曾在本书第一版中提到的，技术革新积累特性的重要性。正是因为有了积累特性才可能引起最终的技术革命。每一次的技术革命都意味着有不同的能源来作为新的机械系统的基础。最初，我们有由手工劳动制造出来的机器，这些机器仍由蒸汽机发动（第一次技术革命）。后来，我们有了由电来发动的人工操作的机器（第二次技术革命）。而机械系统是由大量微电子半自动操作的第三次技术革命仍在展开之中。

克里斯托夫·弗里曼把五个“康德拉季耶夫长波”分成有趣的部分，（第五个波正在进行中）发展了我们在这方面的认识。他重点集中地分析了“第三个康德拉季耶夫长波”，第三波所处的历史阶段被他称为“钢铁、电气化和帝国主义的时代”。[27]

最后，我们应强调技术革命的社会经济方面的问题。这方面起着将需求的动态和供给的动态相连起来的作用。以第三次技术革命为例，我们可以说其增长率要比战后繁荣时期的高增长幅度高40%的原因，不外乎归功于两个部门：房屋和汽车。不仅是上百万的单位投身于这两个部门的生产和销售，而且这两个部门也带动了其他工业部门，如橡胶、滚珠轴承、电池组、汽油及其他燃料、公路、家庭用具、油漆、玻璃等部门的巨大的销售额。对于下一个将会发生的扩张时期的长波，也必须有新产品作为同样的积累动力。当然很明显这些积累动力决不是彩电或个人电脑。这里，我们面临着资本主义增长过程的基本矛盾，即利润率的迅速增长和不断拓宽的巨大市场均为引发经济扩张的必要因素，而一般说来，保证实现第一个条件存在的资本主义方式与保证第二个条件存在的资本主义方式相冲突。

现在，如果假设增长的利润率或多或少将自动地保障一个大众消费品的市场的平行发展：这一假设与另一个假设，即一个由于消费品的销量大增而自动导致利润率的上升（不是长期上升）的假设，同样地不现实。只有在特殊的环境下，上述关于长期扩张的两个条件才会真正地同时发生。

一个长期的经济萧条将刺激人们对新技术、新产品的研究，但这个萧条期只是将研究活动限制在创新的早期阶段。所以，并不是技术革新本身引起了新的长期扩张，只有当这个经济扩张已经开始，技术革新才可能大规模地发生。革新公司带来的大量的技术租才可给长期经济发展提供了推动力。接下来，随着新的技术和产品不断地被应用和推广，技术租将开始减少。即使有寡头垄断为保护技术租作了种种努力，包括对可能使现在的生产能力“无形耗损”的新的巨大变革设立障碍等举措，技术租仍将不可避免地开始减少。因此革新创举往往滑向较小的新厂商承担。尽管这些小的新厂商并不具有大量投入的生产能力，而且只能作为革新的发起者而不是推广者来从事运营。

因此，我们根据“资本积累”的长波解释，得出结论：所有因素的总和最终将抵消利润率长期下降，而这些因素又是使新的长期扩张出现成为可能的基本条件。大量的技术革新可以解释为什么这种运动积聚推动力，而不能用来解释为什么这种运动会发生。

这整场争论中有着其突出的具体含意。很明显，商业周期的上升在长期经济萧条期间不断发生，就如同过度生产的阶段性危机时常在长期经济扩张时期暴发一样。但目前的“长期经济萧条”是否有可能最终以“软着陆”的方式安全度过？对此我们的预测有所不同，我们既不默守教条，也不参预政治性的如意算盘。原则上，我们并不排除“软着陆”的可能性。我们只不过指出它的基本前提是：由迅速增长的利润率（从剩余价值率更明显的增长而诱致的利润率）及明显扩大的市场两者相结合的巨大的“既成秩序冲击”。在当前的世界形势下，通过把前苏联和中国纳入世界资本市场，是有可能具备一个不断扩大的市场的。而实现利润率的迅速增长首先必须对劳动阶级取得重要胜利（并不一定是法西斯式的专政形式的胜利），其次要对“第三世界”解放运动取得同样重大的胜利。以上两种情况发生的范围必须是包括至少一切主要国家。

这个方向的第一步的确已经迈出，但结果如何还远远不能肯定。如果认为全世界范围内的大量失业和群众贫困的扩散这个因素就产生上述结果，那末，这就低估了群众斗争和抵抗的潜力，也低估了群众抵抗所致的各种政治成果。根据在若干国家内所发生的事实可见，那并不是一个符合现实的假说。[28]所以，我们被引回到阶级斗争的相对独立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长波之外的问题。就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来看，这是基本的方法论和理论的问题。我们在这里只是重复我们曾于1989年2月于布鲁塞尔学术讨论会上的报告所陈述的：

这场争论的重要含义是：是否阶级斗争周期是由经济力量机械地决定的，而经济力量是由就业水平决定的吗？（比如，就业水平由劳动力大军储备的波动决定？）是否长期经济萧条将使得战胜劳动阶级这一点不可能避免？阿道夫·希特勒于1933年的胜利是必然的吗？或是否有人倾向于认为确实有一个长期阶级斗争的相对独立性，并导致阶级斗争与投资、产出、就业和收入的上下波动之间的非同步化？历史的主观因素可以造成诸如法西斯主义的或胜或败之间的决定性差别？

不可否认，根据经验性的证据，实际工资的长期波动并不是由失业率上下波动直接作用而成的。而是所有变量共同作用而成的，这些变量我将试图在别处进行分析。

在这场争论中隐含着一个令人感兴趣的哲学论辩。两类决定性的变量在这里相遇：一方面是机械—经济（经济学家）的线性决定论，另一方面是辨证的、因参数而异的社会—经济决定论。我认为从第二类决定论形式可以看出各次特定的历史性危机的可能的二、三种结果，不是可以看到无数种可能的结果。当然，这些结果也不是与既存的生产方式的基本动力不相关，其中有几个既与马克思理论、又与马克思分析方法相对应。[29]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