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管理与利润的实现：资产阶级官僚的成长

1. 资本主义的国家机器

革命的资产阶级在其通往历史性统治的上升过程中，基本上攫取了专制主义国家机器，将其重新塑造以服务于自己的目的。〔1〕它能够这样做，因为它有信心凭借财富和经济权力将其意志加诸国家。它必须这样做，因为其阶级统治不可能、也从来不会仅仅依靠经济强制这个重要武器。

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安全性，需要人口中并非资本家的大多数接受经济上的强制，这在正常条件下也许是可能的，但是群众会不断起来反抗那些隶属、剥削和压迫条件。即便这种反抗还是潜在的，为了应对这些反抗，解雇、失业以及饥饿的威胁就不够了。[1][2]这些手段甚至会刺激群众起来行动。

为了减少这些风险，或者在爆炸性时刻应对得当，资产阶级既需要压迫机构——“不加掩饰的暴力机器”，也需要对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特别是以挣工资为生的无产阶级进行意识形态灌输的机构。这样一来，资产阶级国家就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中起着重要作用，舍此资本积累便无从进行。此外，尽管剩余价值是资本的唯一源泉并且本质上是从生产过程中生产出来的，但是国家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还是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

资本的本性在于，它只能以许多资本的形式，即以私有制和竞争的形式生存。由于这个原因，所以没有任何私人资本家或资本家集团能在重要的经济活动领域代表资本家阶级的一般利益。在政治领域这一情形更加明显。

“理想的”或“总的”资本家只能是一个非资本家，它不能直接从事于追求利润的最大化。确保资本主义生产和利润实现的一般条件这个任务——譬如，运作良好的货币制度、有效的财税体制——必须从资产阶级手里转移给一个特殊机构，即国家。否则，利润实现就不可能在最优条件下、甚至不可能在令人满意的条件下进行。

出于特定的历史原因，现代资本主义尚在其商业及手工制造业阶段，就是在彼此竞争的民族国家以及由它们联合形成的帝国内部发展出来的，在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时代就更是如此。到了19世纪末，国民市场仍然是生产力发展的自然框架。尽管国际贸易、不平等交换、掠夺别的国家(特别是中南美洲、非洲和亚洲)在西方及后来日本的资本积累中起着很大的作用，但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实现基本上是与国民市场相适应的。[2][3]在整个过渡时期，至少在主要国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事实上一直低于一国市场的吸收能力。革命的资产阶级必须通过斗争以克服加诸自由贸易的前资本主义障碍，同时又须保护自己以免于国外产品的“过度”侵入。

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具有促进社会一体化的功能。除了这种政治上的考量外，资产阶级巩固民族国家的斗争意味着竞争转移到国际战场、转移到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上来了。资产阶级国家不仅需要警察、神甫和教师以致力于维护私有财产，还需要军队这样更特殊的机构。个别资本家、甚至整个资产阶级会为此缴出某些主权和一部分收人。

应予明确的是，接受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机器绝非唯一的传统。[3][4]年轻的资产阶级在自治方一面相当有经验，[4]〔5〕并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表现出对国家极不信任。甚至有一股自由意志论或半自由意志论思潮在让－雅克·卢梭那里发展到顶峰，它在许多方面堪称马克思和列宁关于劳动者自我组织和自治的思想的直接先驱。[5][6]

然而，一旦由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组成的“第四等级”开始与市民阶级一同壮大，并将自我能动性和自治付诸实践时，[6][7]资本家们就越来越避免过分地反对“专制主义”。“法律和秩序”如今必须不惜代价地予以实现，而没有一个专制主义国家，这是不可能的。在一段长时期里，统治阶级内部实际斗争的核心，便是应该从利润当中汲取多少税收以应国家所需。议会制和资产阶级革命的真正起源就在这里。

随着群众性劳工运动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进人帝国主义阶段，资产阶级国家变得日益强大，并且消耗的金钱越来越多。美国的联邦税收在1880——1881年间占GNP的1.3%，1930－1931年间占3.3%，1960－1961年间占18.1%。在澳大利亚，税收总额从1902－1903年间占GNP的4.2%，攀升至1932－1933年间的8.6%以及1960－1961年间的17.1%。如表3所示，税收增长快于生产和国民收人增长的趋势一直在持续。

与此相应，资产阶级划分为打算支付这一成本与不打算支付这一成本的两个集团，或者说在商业、货币、社会和国际政策的抉择与平衡上产生分化，而每一种政策抉择和平衡所要求的财税资源具有不同规模，这一财税资源的分配方式也是不同的。不过，不管这种分歧严重到何种程度，扣除了转移性支付(即通过国家预算或准国家预算所转移的收人)的政府支出在1960－年间急剧增长：譬如，在英国从占国民生产总值(GNP)的20.1%上升到38%，在瑞典则由25%上升至28.9%。1990年，在经过十多年意识形态的鼓吹和蛊惑人心的神秘化之后，经合组织七个最大的成员国的政府支出约占国内生产总值(GDP )的39%。[8]

表3 总税收在GNP中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Eva Etzioni-Halavy，Bureaucracy and Democracy， London 1983， p.119.

晚近资本主义的确是国家势力强大的资本主义，所有国家职能都得以强化。尤为特别的是，行政部门的增长与立法和司法部门的增长完全不成比例。这种现象是晚近资本主义对变化着的阶级力量关系的反应，阶级力量关系的这种变化源自群众性工人运动的发展，以及工人运动对议会、市政当局和其他机构的渗透。[9]埃鲁尔甚至断言：“事实上，政治家再也不用真正进行决策了：决策自动地形成于预备好的技术性劳动。”〔10〕

晚近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运动变得越强大，由经济危机或大罢工产生政治剧变甚至革命形势的危险就越大，资产阶级国家就越必须发展出危机管理的新职能。[7]〔11〕社会立法便是可能采用的一种预防性手段，还可以采取国家干预经济的管理形式以减少经济波动幅度。[8]〔12〕此外，晚近资本主义还会采用镇压手段，如冻结工资或限制工会的自由及其罢工权利。可是，采取每一种形式都意味着要有一个更强大的政府行政部门。必须有越来越多的公务员起草并实施各种不同的法律、条令、预算、货币规则、产业和基础设施政策等等。[9][13]所有这些东西都要提交给政府，提交给议会的机会越来越少，即便提交给议会，后者也十有八九乐得作为橡皮图章予以认可。这正像一句名言所说的那样：部长们和议员们有来有去，高级公务员和警察则还在位子上。[10][14]

埃兹奥尼－哈勒维从富尔顿委员会关于英国行政机构的报告(1968年)中摘引了一段饶有意味的评论：

“由于解决复杂问题需要长时期的准备，所以行政机构必须具有远见；依据其所累积的知识和经验，这一机构必须在制订出什么是未来的需要以及如何满足这些需要方面展现出首创性。行政机构如今肩负重要的责任，因为议会甚至政府常常不能胜任这些任务。”〔15〕

倘若有人说：“资产阶级国家具有一种变得越来越强大的趋势”，那么他所指的是资产阶级国家的官僚的增长。没有第二个趋势，第一个趋势是不可能的；两者其实基本上是一回事。

20世纪后期，我们所拥有的不是几百、而是成千上万的国家工作人员；而一些大国则有好几百万国家工作人员。中央政府雇员占每千万人口的比例，在美国由1821年的0.7％和1901－1902年间的3.1％，上升至1920-1921年间的5.3％、1941年的11%和1970-1971年间的14％；在英国，则由1901-1902年间的1.4％上升至1920-1921年间的2.6％，1939-1940年间的3.4%和1968年的8.6％。

正如我们在表4中所看到的那样，公共部门雇员人数的增长给予人的印象更加深刻。

表4二战以来美国公共部门雇员的增长

 资料来源：Marshall W. Meyer，William Stevenson，Stephen Webster，Limits to Bureaucratic Growth， New York 1985，p.36.

这种官僚制的结构反映了(但非完全复制)资产阶级社会本身的等级制。在收人、非货币收益、积累资本以及融入资产阶级的机会上，低层、中层和高层资本主义官僚彼此迥异。官僚从各个社会阶层得到补充。〔16〕不过，资本主义国家机构并不会再生产出资产阶级社会的两极：官僚当中没有永久贫困化的阶层，也没有隐藏的亿万富翁。[11]〔17〕

为了确保不同的官僚阶层融于资产阶级社会，存在着特殊机制以使官僚尊奉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在这个问题上，同苏联社会的官僚制一样，一种职能最终会带有社会的或意识形态的烙印。监狱长是管理监狱的官员；倘若纵容犯人逃跑或偷偷释放犯人的话，狱吏就不会成为监狱长，监狱长也休想成为司法部的高级公务员。狂热的和平主义者也不可能成为军队的司令官。这个选拔过程的具体机制虽然不同于筛选高层政治家或资本主义企业经理的机制，〔18〕但是二者是十分相似的。

在较低的职位上，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尊奉在日常工作中不再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那样有效。资产阶级社会关系和价值体系的日益深沉的总危机在此表现出来。对于那些打破缄默、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公正的电视台管理人员、教师、大学教授、教会领导人、航空管理人员乃至交通警察来说，不可能有安全的地方。面对镇压的威胁，他们是否依然坚定，是否能保住饭碗，取决于诸多条件。但是，只要资本(也就是金钱)统治着社会，这些人便不可能在其职业中占据多数。特定的职能创造出特定的器官。这一器官仍然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其任务在于促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利润实现的一般条件的再生产。

2. 准国家官僚的增长

19世纪后期以来，在群众性工人运动的压力下，通过立法减轻了资本主义所产生的最为深重的困苦。这与资产阶级所推动的一系列具有预防性质的社会改良一道，导致一个新的社会阶层逐渐地、在长期内则是显著地增长：这便是准国家官僚阶层。在许多国家，它与国家机器本身一样庞大，若非更加庞大的话。

同国家官僚相比，准国家官僚的阶级性质较难确定。准国家官僚有一部分来自工人官僚——最明显的例子是比利时、阿根廷等国由工会建立和控制的疾病保险组织，包括医院。与两次大战期间某些国家工会对失业救济品的实际垄断相似，这些机构大大拓宽了工人官僚的物质－财政基础，加强了工人官僚对于工会成员的支配及其权力。

工人官僚的增长不仅在客观上，而且在意识形态意义上都是一个矛盾的过程。这一点在住房和运输的社会改良上尤为清晰可见，这类改良统称为“市政社会主义”。一方面，通过这种改良，非资本主义的、具有社会主义导向的社会组织形式、价值体系和思想得以确立。在捐赠共享(体恤弱者)的趋势中真正的对立出现在需要与利润之间、团结和慷慨与利己主义和贪婪之间，而不是出现在“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之间。我们为那些一叶障目，对这一明显事实视而不见的人而惋惜。两个欧洲城市——波洛哥那和雅典——的公共交通在清晨上班时间改为免费搭乘，这一改革是向着与资本主义对立的社会主义分配方式(即需要满足的方式)的突进。这一突进与行业工会的斗争相比也向前迈了一步。因为一般而言，这些工会仅关心那些最精壮、工资最高的雇佣工人，而我们所讨论的这一类改良则是为所有人设计的。

可是，如果说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纯属僭妄，那么在一个城市或一个生产合作社建设社会主义更属匪夷所思。工人医院、合作社抑或由社会主义者执政的城市，其管理通过无数渠道与资产阶级社会制度、与剩余价值生产和利润实现缠绕在一起。所有的管理都要有金钱方能运作。从阶级的观点看，钱越多管理才会越有绩效，才能确保向劳动者提供更高品质的服务。

在许多国家，准国家官僚经手的金钱数额十分庞大。以法国为例，其社会保险结构所管理的资金量竟等于全国的预算(1989年几乎达到2500亿美元)。这为腐败创造出巨大的温床。最近美国披露，健康保险支出有10%建立在欺诈性诉求的基础上。[19]每一个保险案例应该根据真正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标准来判断是有利于还是有害于患者的健康。

所有这些金钱必定有一个来源，要么最终由工人自己支付——在其他情形相同时，这意味着某些需要得到满足，而其他需要未曾满足，两者彼此抵消。倘若这些钱来自剩余价值，即来自对于资本家收入或财富的课税，那么在此情形下，不仅在资本和劳动之间，而且在资产阶级不同阶层之间，按照支付意愿、支付能力和逃税习惯的差异，存在着旷日持久的纷争。[12][20]

在这种斗争中，居于统治地位的阶级关系强有力地维护着自身。即便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取得重大收获，部分工人阶级也仍然会由于同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必然联系而遭到削弱、遇到挫折、偏离其最初的目标。

免费医疗制度会因私有药业垄断或半垄断而遭劫掠。满足人民需要这一准则会由于一味地追求利润、不负责任的药品广告而在无形中遭到破坏。这些广告刺激起来的过度消费对于患者的健康是有害的。服务的品质会因国家预算不足、国家雇员薪俸过低、公众所受教育和得到的信息不足而下降。在经济萧条时期——这是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的周期性特征——会大大削减开支。房地产投机商会伺机劝诱医院管理者把土地廉价出售给私有者。

上述所有考虑绝没有贬低社会改良的进步性及其发展，但是这的确意味着社会改良的局限。倘若这类机构继续发展下去并出现官僚化的趋势，那么这并非是出于规模的原因或者需要大量的管理人员。这些准国家官僚机构必须完成许多讨价还价的任务，并为以下双方居间仲裁：受益者与利益分派者、利益分派者与资金提供者、中央政府与市政管理当局、官僚机构的捍卫者与反对者、对滥用职权的不公正及反民主行为提出批评的人与无条件地袒护管理高层的人。

产生于工人运动的社会福利机构所面临的矛盾，更加适用于由资产阶级国家本身所创造的福利机构。这些准国家官僚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紧密地融为一体，始终铭记着国家机器的等级制结构，但是，要想把“纯粹的资产阶级的”官僚与“纯粹的工人”官僚区别开来是错误的。在20世纪，随着强大的工人运动成为许多帝国主义国家和某些依附性国家的结构性特征——反动的专制阶段除外——工人官僚与资产阶级准国家官僚业已深刻地相互渗透。

促使准国家官僚增长的另一项因素，是公共经济部门的增长，这些公共部门由国家或市政所拥有。恩格斯曾明确地称之为“国家社会主义”，但是称之为“国家资本主义”可能更准确些，这种现象同样并不限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二战以来，在许多依附性国家，帝国主义施加着强大压力，而民族资产阶级至少一开始尚属软弱，发展公共部门是经济“起飞”的唯一手段。

公共部门的官僚在很大程度上与国家社会福利部门及产生于工人运动本身的社会机构勾结在一起。这种普遍官僚化的趋势影响到工人运动，特别是其政党(首先是社会民主党，其次是社会民主党化的共产党)。

群众性工人政党和工会原先为工人运动本身产生的官僚(其中包括国家机构中的民选代表)所统治，现在，主宰这些改良主义政党的官僚有越来越多的人是来自国家行政部门的高级公务员、社会福利机构以及公共部门的官僚，并彼此融合在一起。在社会来源和世界观上的转变，使政党与工会的联系日益松弛，破坏了政党与工会成员在直接物质利益上的一致性。为此，工会越来越趋于维护自身的独立性，甚至与政党酿成公开的冲突。[13]〔21〕

改良主义的群众性政党走向官僚化蜕变，其第三个阶段始于70年代中期，当时主要来自“信息”部门的资本主义企业界人士日益向党内渗透，而许多改良主义官僚也摇身一变成为该部门的经理(若非成为私有业主的话)。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西德的专家治国论者D.罗韦德尔，此人曾担任社会民主党工业及能源部长(1966－1972年)；1980年后任濒临破产的钢铁企业赫施公司的执行董事，他通过大量裁员等措施使这个企业转亏为赢；1990年，他又成为联邦德国的所谓的信托局主席，负责管理6000家国有企业的财产并为私有化作准备。[14]〔22〕

在资本主义国家市政、国家、准国家及公共部门的管理者成为改良主义官僚的主导阶层，这对左翼政党领导层的意识形态和思维方式产生了巨大影响。“市政”社会主义与良好的市政管理之间划上了等号；“福利”社会主义与“公共部门”社会主义其含义亦复如此。由此产生了“行政管理社会主义”的概念和战略，并以此作为赢得选举和长期成功的基础。“要赢得选举，我们只能证明自己是比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即比资产阶级)更为胜任的管理者。”——这成了社会民主主义的新信条。“行政管理社会主义”的含义事实上就是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更有效率的管理。

在此，整个过程反动的一面、甚至赤裸裸的倒退盖过了其进步的一面。准国家官僚时常与群众性工人运动的利益直接相冲突，对服务于人民无动于衷。他们败坏了社会福利和生产资料公有制这一理念的声誉。至少对部分工人而言这一理念表现为由铺张浪费的官僚机构组成的高高在上的王国，与追逐利润的私人公司并无根本的差别。

将社会福利机构转移到地方和市政手中也不解决问题。这样做虽然使这些机构更贴近于公众，但是同样会大量增加行政管理岗位，使这一体制的成本更加昂贵、官员充斥。以上种种缺陷可以通过公民委员会兼职参与机构管理或者由工人控制公共部门得以弥补。我们没有忘记，这些缺陷并未消洱廉价或免费提供的社会福利为大多数劳动者带来的诸多好处。尽管如此，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框架内，这些进步并不能抵消官僚化及其对工人阶级意识所造成的不良后果。单纯靠社会主义宣传也不能提供解决问题的良策。

改良主义政党日益落入准国家官僚之手，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还有更恶劣的影响，即为“共识政治”提供了社会基础，而这一社会基础自然会为自身的存在辩护；在西欧，尤其在二战以后，出现了制度化的阶级合作的趋势。[15][23]行政管理的社会主义变成了管理资产阶级国家的“社会主义”。与1929－1932年经济危机时塔尔瑙的著名格言相反(“我们必须像资本主义病床旁的医生那样去行动”[16][24])，如今人们愿意在持久的基础上管理一个健康的“资本主义”经济，尽管为此必须以某些(越来越少的)改良作为交换条件。

在现实中，这种管理意识形态日益孽生出与资产阶级政党毫无二致的阶级政策——看看法国、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的社会民主党政府为增加利润量和利润率所采取的紧缩政策吧。

在一个更高的历史层面上，在改良主义官僚政治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倒退中，有两个并行不悖的基本过程，一方面是“工资社会化”的日益发展，它意味着单个工人直接以货币形式得到的工资日渐减少，更多的是在患病、上学、失业、致残或退休时所得到的工资。这种社会化的工资或“间接”工资当然同属劳动力商品“社会必要”平均价格的一部分。然而，在社会福利机构中，“独立的”技术官僚甚至雇主代表占据了大量职位，又意味着工人群众至少对自己的一部分工资的分配和计算失却了控制。间接工资的计算是十分复杂的，它建立在无数法律、条令和规章的基础上，个别工人面对这些繁文褥节茫然无措，从而加强了这些官僚为自身存在而辩护的意识；就像苏联社会的官僚以“保密的需要”为自己辩护一样。争取更大的公开性并大大简化社会保障立法，是当下资本主义国家反官僚斗争中的一项基本内容。[25]

一部分工资的“社会化”反映了成熟的晚近资本主义的发展。随着群众性工人运动在阶级力量关系中影响的增强，以及社会立法在国家事务中起到愈加显著的作用，直接税和间接税的税负当中相对更大的份额落在工人阶级而非资本家的身上。工资社会化并未引起国民收人当中剩余价值的重新分配即转化为工资。真正的再分配发生于工人阶级内部，某些集团付出代价(烟酒嗜好者、驾车者、无子女家庭等等)，而另一些集团得益。与此同时，国家及准国家的上层官僚管理并控制着大量货币——他们与某些隐蔽的资产阶级集团沆瀣一气，这一切成为层出不穷的丑闻、腐败和公款私用现象的源泉。[26]

另一方面，还存在着工会国家化的长期趋势，工人运动转化为完全隶属于资产阶级国家和资本家的冒牌货。这种趋势的根源在于，资本在赢利性下降、资产阶级社会关系的历史性危机更趋尖锐时，在工厂和全社会加紧了对于劳动的控制。这一趋势在帝国主义国家反动的独裁时期表现出来，在第三世界显得尤为强大。这一趋势逐渐地得以普遍确立，甚至出现在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的条件下。[17][27]诚然，这一趋势会在不同程度上由于工会战斗性的周期性高涨而被抵消。即使在独裁条件下(比如智利的皮诺切特政权)，在工会战斗性的衰落时期，国家控制的“黄色工会”有时也能像真正的工会那样新生。

尽管如此，但是工资的“社会化”和工会的国家化都是现实历史趋势，工人运动原先已经取得的对于生活条件的自主控制权由此而逐步丧失。准国家官僚机构成为将这种控制权移交给资本的强大动力。与此同时，这些机构中的工人官僚也转化成为资产阶级国家官僚的一部分。

3. 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对国家官僚的悲剧性错误判断

在列宁、罗莎·卢森堡、托洛茨基和葛兰西这些革命左派之外，古典社会民主党头脑最清晰的理论家，特别是奥托·鲍威尔和鲁道夫·希法亭，至少在其最激进的青年时期，对于上述基本趋势具有一种直觉。希法亭的《金融资本》一书曾是列宁《帝国主义论》的主要灵感源泉之一。1909年，希法亭在这篇巨著中得出了如下卓越结论：

“金融资本，在它的完成形态上，意味着经济的或政治的权力在资本寡头手上达到完成的最高阶段。它完成了资本巨头的独裁统治。同时，它使一国民族资本支配者的独裁统治同其他国家的资本主义利益越来越不相容，使国内的资本统治同受金融资本剥削的并起来斗争的人民群众的利益越来越不相容。在这些敌对的利益的暴力冲突中，金融巨头的独裁统治将最终转化为无产阶级专政”。[28]

在德国和国际社会民主党关于“群众性罢工”的争论中，希法亭的立场距卢森堡较近，而距考茨基较远。早在1900年，即在俄国1905年革命之前，他就预言式地宣称：“如果社会主义(也就是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可能的话，那么总罢工便一定是可能的，因为总罢工是无产阶级掌握的唯一的权力工具。”[18]〔29〕他的中左意识在1918年11月德国革命时达到顶点，当时他写道：

“我们坚信，社会主义的时刻到来了。存亡攸关的问题是什么？首先是捍卫革命果实。……在这一捍卫中，所有工人要团结起来，永远团结下去。但是要捍卫革命果实就必需推动革命继续发展。我们的权利是一切革命的权利。……我们的权利和所有从前的权利(法律)一样是无可置疑的，革命创造的形势意味着无产阶级专政。[30]

此后两个月，诺斯克血腥地镇压了柏林斯巴达克团的工人；谋害了卡尔·李卜克内西、罗莎·卢森堡、列奥·乔吉歇斯、卡尔·埃斯纳和胡果·哈瑟；国民议会选举产生了由社会民主党右翼和资产阶级“中派”政党组成的联合政府；工厂代表在1918年获得的权利遭到被夺；工人委员会事实上被取消。所有这一切揭露了中左立场所包含的幻觉。

1920年，希法亭在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哈勒大会上，与季诺维也夫进行了著名的辩论，他反对该党加入共产国际。此时他仍然主张，德国社会主义革命的经济条件与政治条件都已经成熟，一切取决于德国工人阶级行动的统一性。他反对季诺维也夫把改良主义者领导的工会称做黄色工会，这显然是正确的。[19][31]他甚至维护在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中限制阶级敌人民主权利的思想。然而，不到三年，他又出任了再度统一起来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和资产阶级各政党组成的联合政府的内阁部长。在1927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基尔代表大会的报告中，他就社会民主主义共识政治作了经典阐述：对于建立在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基础上的议会制(即资产阶级民主制)国家持积极态度。

同样没过多久，这一分析中所包含的幻想也暴露无遗。就任联合政府财政部长的希法亭参与策划的经济政策，致使工资大幅度削减、群众大量失业。工人阶级统一行动的著名倡导者此时顽固地拒绝与德国共产党统一行动，因而与德共的斯大林主义领导人一起对法西斯主义的胜利负有责任。

第三帝国成立后，希法亭又短暂地转向更为激进的立场：恢复民主需要革命社会主义。[32]但是不久，他进入了一个绝望的阶段，他宣布一个将使东西方人民遭受奴役的新极权主义国家经济取得了胜利。[33]最后，法国的贝当政权把他引渡给纳粹，在布亨瓦尔德集中营他被纳粹杀害。

希法亭的悲剧性演变，其理论根源在于过分坚持国家的独立性，以及不了解资产阶级国家官僚的阶级性质。在这方面，他受到考茨基的影响。考茨基在对德国社民党戈利茨纲领的评论中写道：“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国家和纯粹无产阶级国家这两个时代之间，是从前者向后者的过渡期。在这个政治上的过渡阶段，一般采取联合政府的形式。”甚至以“民主方式”建立起来的“纯粹”资产阶级的政府或社会民主党的政府，也只有靠容忍对方方能运转——这显然是对任何可能存在的“共识”政治的预先辩护!〔34〕

有了1934年2月的经历，对于考茨基的观点几乎没有必要予以反驳了。他认为他的奥地利朋友“掌握着”军队，而且他对国家形式、政府和国家的阶级性质混淆不辨。考茨基的主要错误在于，他为约束工人的自主行动和自我组织(包括以社会主义为名镇压罢工)作了系统的辩护。

考茨基为庞大的官僚集团存在的必要性公开辩护，完全预示了斯大林主义及后斯大林主义的意识形态，他把国家行政权力的独立性以及决策权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看成是文明和历史进步的主要成就之一，看成是劳动分工带来的巨大优越性。[35]反对这样一种“仲裁人”作用的工人据称代表的是狭隘的工团利益，是与代表着“全社会集体利益”的机关相对立的。[36]资产阶级和官僚意识形态的融合在为社会不平等所作的辩护中达到了顶点。[20]〔37〕

这种论证丝毫未曾把握到“国家行政机关”的阶级性质。与实际阶级利益不同的官僚阶层的自主性被抬高到信条的地步，而历史证据绝大多数是指向反面的，考茨基则完全置此于不顾。

青年希法亭无论是在《金融资本》当中，还是在1918－1921年间的著述中，尚未持有这种观点，但是他在再度加入社会民主党之后，把这些观点统统接受了过来，而且与考茨基相比，他以远为复杂的方式发展了这些观点。希法亭对于议会选举制中阶级力量的关系与国家机器的存在不加区分，在他看来，政党制度(也就是议会制民主)业已成为“每一个现代国家的基本要素。……因此，所有政党都是国家的必要组成部分，恰如政府和行政机关一样。”[38]不应忘记，希法亭写下这几行字时，社会主义者面前已经有了墨索里尼的例证!

这种理论错误的政治后果是悲剧性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对于纳粹崛起的主要反应，是希望并吁请国家机器对法西斯主义的野蛮和“目无法津”加以干涉。在社会极度紧张、濒临内战的形势下，军队、警察和公务员中的高级官员之所以不可避免地与大企业联合起来反对工人，这不仅仅因为他们的阶级出身、利益和偏见，而且是与其职能相适应的世界观所决定的。警官的职能是维护“法律和秩序”，在资产阶级社会中也就是维护那些维护私有财产的法律和秩序。军官的职责是以武器保卫“祖国”(也就是资本主义国家)。托洛茨基曾就此写道：

“多数军官的情绪以更为集中的形式反映了该国统治阶级的情绪。……法西斯主义给军官们以很深的印象，因为法西斯主义的口号是坚定的，并且法西斯主义准备以手枪和机枪来解决棘手的问题。……我们有一些关于法西斯主义的社团和军队之间的联系的报告，这种联系不仅以活跃的军官、而且以预备役军人为媒介。”[39]

在德国，上述阶层甘愿与纳粹结盟而不捍卫工人运动的民主权利，这一点完全被社会民主党忽略了。一连串的打击，包括冯·帕朋的暴动，遇到的是退让或不战而降。这就为希特勒打开了未经有组织的抵抗而窃取政权的道路。[21]〔40〕

理论错误和政治投降的结合，其最终表现是希法亭宣称，社会民主党的主要成就在于成功地阻止了国家机器和纳粹之间的联合。1933年1月，希法亭在德国社民党杂志《社会》上发表社论文章鼓吹这种观点；就在同一个月，兴登堡邀请希特勒就任总理。

希法亭的国家理论还包括两个相互联系的概念：由政治斗争决定的工资和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实际工资水平和消费品价格据说取决于政治力量关系、特别是议会选举的结果[22][41]（希法亭确曾提及议会外的阶级斗争，但是这在由政治斗争决定的工资概念中不起作用)。在新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当中，价值规律不再起着根本的、长期的作用。高度集中的企业和愈发强大的国家之间日益相互渗透。他甚至认为，“有组织的资本主义”“事实上意味着以社会主义计划生产原则代替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原则。”[23][42]

这样一来，合乎逻辑的结论便是，一个由国家统治的经济制度，既然使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所有主要运动规律和内在矛盾悬置起来，便不复是资本主义。而且，一旦‘“国家的统治”与专制主义相融合，民主自由便立遭毁灭，雇佣工人也转化为国家奴隶，完全不能再为自我解放或社会主义而斗争了。[24][43]在这里，个人的悲剧代之以所谓的人类的历史性悲剧。

奥托·鲍威尔对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考，其初始的立场与1918－1919年的希法亭的立场相似，尽管当时他在政治上比希法亭右一些。鲍威尔援用了两个“客观性”论点来解释工人阶级何以在奥地利不能夺取政权。首先，尽管革命在维也纳和其他某些市镇是可能的，但是工人阶级在全国其他地区尚属少数，而且一个社会主义政府会被切断与农村的联系和食品供应；其次，奥地利和德国一样，依赖于食品和原材料的进口，英美两国可能利用其制海权实施饥饿封锁，而英美工人阶级并没有准备好阻止这一局面的发生。这就是说，由于奥地利内部的经济条件和西方的政治条件尚未成熟，所以革命是不可能的。

不过，1920年后，这种在国家政权问题上的宿命论态度发生了转折，鲍威尔变得远较希法亭左倾。他认为，社会民主党应该争取议会多数，并且也能做到这一点，利用这一多数，社民党可以获得国家政权。然而，应该看到，恰恰由于社民党取得议会多数，所以资产阶级会转而越来越强烈地反对资产阶级民主机构。[44] 1926年，由鲍威尔起草的林茨纲领明确表示，倘若发生反革命政变，那么社会民主党就会打算实施无产阶级专政。而且，社会民主党应该把自己和工人阶级武装起来，以备不测事件。在1918年，疲弱不堪的军队和工人自卫队之间出现了武装均势，资产阶级曾被迫接受了这一局面。[25][45]

可是，一旦到了情势危急之际，鲍威尔的激进立场根本不能见诸行动。正如他所预见的那样，资产阶级在1927年挑起了拖延既久的“冬季暴动”。在维也纳，工人们应之以自发的群众起义。社会民主党领导的市政府对起义工人进行了镇压，几十人惨遭杀戮。工人自卫队被迫调离，而不是开进城市保卫手无寸铁的起义者。

此后资产阶级加强了镇压，全面拆毁了工人在1918－1919年间及以后占领的阵地，这时工人们自感受骗太深，茫然无措。社会主义的所有希望都维系在选举结果上。为了粉饰自己对资产阶级的退让，奥托·鲍威尔宣称他把国家从内战中拯救了出来。1934年2月，内战在对工人阶级最不利的条件下爆发了，此时主动权完全落在了敌人的手里。为了掩盖责任，鲍威尔试图让工人为这场失败负责，他认为群众性罢工已经被夺了工人的战斗力。[46]可是，他全然忘记了下列事实：工人们在1927年曾经准备要战斗，1934年遭到失败的大罢工若在1927年会取得成功，他应该承担在现实阶级斗争高潮时曾阻挠工人战斗的主要责任。和希法亭一样，他在理论上的洞见代之以下述幻想——国家机器不敢以行动与有组织的工人运动进行力量对抗。

4. 第三世界的官僚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实现现代化和工业化以消弭殖民主义造成的困苦，在整个一系列所谓的第三世界国家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对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政治力量而言，重要的是必须因势利导将这股压力纳入资产阶级社会的轨道内，而不使之转化为社会主义革命，就像在中国那样。可是，无论帝国主义抑或本土的统治阶级(要么具有半封建半资本主义性质，要么具有资本主义性质)，既不能也不愿大规模地全面推进工业化。在这种情势下，国家——要么像阿根廷、印度、墨西哥、巴西、南韩那样由资本家阶级统治，要么像埃及、伊拉克、叙利亚那样由小资产阶级统治——推动了大规模的产业资本原始积累；这一过程在不同程度上与帝国主义共生或暂时与之对抗。

这种原始积累过程使国家官僚和准国家官僚得以大量扩张，而且，军队中的官僚也往往在长期内起到重要作用——最为显著的例证是1964年政变后的印尼。

第三世界的官僚制基本上重复了欧洲诸国专制主义帝制曾经发挥过的促进产业发展的历史职能。鉴于现代技术的性质和现代：工业的庞大规模，国家控制的资本与18世纪和19世纪相比其数量大得多。出于同样原因，与欧洲历史相比，“市民社会”当中官僚的数量也相应的更多并且影响也更大。

不过，以上两者之间广泛存在的相似性仍需予以强调。在所有第三世界社会当中，货币仍居于统治地位——即便纳赛尔的埃及也是如此，尽管埃及当时进行了由小资产阶级领导的形式最为先进的“国有化”。货币居于统治地位，意味着在长期内私人货币资本的积累是政治—经济舞台上所有有权有势的人的基本动力，掠夺国库和百姓便成为巨大财富的源泉。这方面最著名的例子是多米尼加共和国的特鲁吉罗家族、菲律宾的马科斯家族、尼加拉瓜的索莫查家族、扎伊尔的蒙伯托家族。富中之富大概要属伊朗的巴列维家族了。沙特阿拉伯、科威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石油酋长们、文莱苏丹(据称全球第二大富有家族)的财富则是一种特例，在这些地方，国家自然资源的所有权、国库与统治者家族的私有财产之间没有真正的界线。

不过，第三世界官僚的兴起，并不只是产生了一小撮腐败的统治阶层(包括军队在内)。[26][47]国家的过度膨胀及其对于现代经济生活中主导部门的控制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就像积敛私人资本是高层官僚的普遍内在动力一样。只要资产阶级社会和货币财富仍居于统治地位，那么由其他政治力量取代最腐败的集团就不会改变这种发展态势，阿亚图拉·霍梅尼之后的伊朗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真正制约第三世界官僚普遍增长的是资本积累本身的长期逻辑。通过盗窃公共资源和腐败而实现的私人资本积累一旦逾过某一限度，经济“自由化”和私有化就将提上日程，国有部门的比重就将渐次缩减。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压力也在同一方向上起着作用。一个新的“权力集团”形成了，并把“一国”私人垄断集团、国家官僚(包括军队)和国际资本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巴西便是这一趋势最为清晰的例证。

第三世界官僚的改组或重新分层是这一过程不可避免的特征。某些高层官僚成为极度富有的私人资本家，其他人仍然是传统意义上的官僚。对中低层次的官僚而言，其生活水准的相对优势会逐渐消失，甚至绝对下降，逐步与“白领工人”趋同，正如帝国主义国家的情形一样。

50年代初阿根廷的皮隆主义政权达到顶峰，自那时以来，所有上述现象业已成为包括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在内的无数次争论的对象。这些争论不同程度地从马克思主义汲取到了灵感。特别是60－70年代的“依附论争论”集中讨论了下述问题：国际帝国主义的存在以及第三世界的依附性，是否构成第三世界国家现代化和工业化的绝对障碍。依附论最激进的阐释者当属劳尔·马里奥·马里尼和安德列·冈德·弗兰克，他们将整个第三世界统治阶级的特征概括为“流氓资产阶级”。

历史现已基本上解决了这一问题。毫无疑问，若干前半殖民地国家业已转变为半工业化的依附性国家。[27][48]当然，今天属于这一范畴的第三世界国家相对来说仅仅是少数，而且对于这些少数第三世界国家而言，技术和金融(信用)上的依附甚至较已往更为严重。但是，马克思主义直至20世纪中叶始终沿用的半殖民地概念，其含义显然已不再适用于巴西、南韩、台湾地区甚至印度。这些地方民族资本的积累进程已不再受外国资本的宰制、不再隶属于帝国主义的利益。

正是在这种情势下，我们必须强调国家官僚集团的作用。他们经常与传统意义上的私人资本家发生冲突，但是他们自身的资产阶级性质在国有部门的下述职能中清晰地展现出来：国有部门是“新兴”私人资本主义部门的长期推动者和资助者。

5. 大型资本主义企业的官僚

资本的积聚和集中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运动规律之一，导致庞大的私人企业作为主要组织形式而出现。在“古典”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这些企业是在一国基础上形成的。在晚近资本主义阶段，庞大的私人企业一般而言发展为多国公司和跨国公司。

大规模的工、商、金融企业出于协调、中介、监督和控制的需要，必然形成大规模的内部机构。[49]单个企业家或小型董事会必须将权力委托于他人以便管理这样庞大的组织。管理职能在不同部门之间进行划分，每一部门都有着自身的等级结构，部门之间的协调又另需用于信息交流的工具。文件无休止地累积，文件处理也需大量员工，这些员工又有其自身的等级结构。

这种趋势集中表现在与严格界定的产业“生产工人”不同的“白领”尤其是行政管理人员的持续增长上面(见表5)，尽管其他现象诸如直接生产过程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需考虑在内。

表5 美国制造业生产工人和行政管理人员

*行政管理人员/生产工人比率系纯粹管理人员（并非全部白领)与生产工人之比

资料来源：Meyer，Stevenson与Webster，p.37.

私有企业官僚的特征恰如国家官僚一样，是其经济上的混合性质。其构成既不包括追逐利润最大化的资本所有者，也不包括向最终消费者和别的企业提供产品及服务的直接生产者。私有企业官僚在经济活动的这两极之间起中介职能。他们最关心的是保住职位并得到晋升——这样一种动机迥异于具有竞争意识的企业家或生产工人的动机，因为后者是在为剩余价值的大小而相互斗争。难怪人们发明了“办公室政治”一词来描述这类特殊的官僚之间的“竞争”，[50]而且，大公司最有野心的官僚也无须因担心被辞退而过分卖力地工作。

私人企业官僚的增长与股份公司及其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是联系在一起的吗？[51]在我们看来，这个观点似乎是可质疑的。在法律上具私人性质的企业其官僚化的程度与所谓的公共企业的官僚化程度并无二致。比法律形式更具决定性的，在于大企业需要一些特殊机构，以便执行原先可能是所有者或一小批高级经理所执行的职能。职能倍增的必要性导致权力下放。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的官僚理论(对此我们将在第五章予以详细讨论)最为突出的缺点在于，在他看来私人大公司内部官僚的增长源于国家调节经济的影响和压力。这种看法显然不适用于美国标准石油公司和美国钢铁公司这样的老牌垄断企业，它们在重大经济立法和国家实施干预以前就已经存在了。与此类似的是，尽管在瑞典国家干预的程度较瑞士更强，但是在雀巢、齐巴－盖吉这样的瑞士公司与沃尔沃、阿希和SKF这样的瑞典公司之间，在内部的官僚化程度上并没有差别。

事实上，私人企业内部官僚的增长是与企业扩张的规模密切相联系的，与此同时，还与“科学管理”和“科学劳动组织”，即与泰勒和古利克的实验方法和意识形态的出现相联系。

饶有意味的是，当伍德罗·威尔逊还是一位政治学者的时候，这位未来的美国总统就曾试图将商业管理的原则应用于公共管理。我们的确应该把冯·米塞斯的定理颠倒一下。至少在美国，在新政以前、1950年以后，公共行政管理的成长是为了使自身像商业那样更有效率、更节约成本，而非如米塞斯所称，源于国家调节经济所产生的影响。

在国家官僚和私人企业官僚的发展中，存在着重要的相关领域。在成熟的晚近资本主义当中，国家作用的增强与税赋的增长是携手并行的。一部分税负落在企业头上。财税法律不仅更加严格，而且日益复杂。簿记和会计除了用于记录成本和利润这一原始功能外，还日益用于偷税漏税。私人企业官僚制的各种附属机构，包括法律顾问，正是着眼于这一目的而发展起来的。

另一方面，私有企业官僚的增长，与实际生产过程密切相联系。私有企业的官僚有些并不在办公室而是在车间里，或者在办公室与车间之间，这便是“产业官僚”，它包括所有从事监督劳动的人员。这些人与传统意义上的工头不同，并非直接与生产相联系，其任务是对车间工人实施严格的控制。[52]他们在一家传统型工厂(特别是采用流水线的工厂)中的数目比一般估计的要多得多。

这种职能在私人企业官僚的增长趋势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被许多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的官僚制批评者大大低估了。与这种监督职能密切相联的是对直接生产者进行等级控制的需要。这一控制，正如我们反复论证的那样，不仅是资本主义劳动组织的核心，而且是斯大林主义劳动组织的核心。科学管理的“发明人”泰勒，在讨论这种管理等级制时讲得清清楚楚。这一控制的整个目的是尽可能使工人服从，办法是把经过精确界定和测量的任务下达给工人，以减少工人在生产过程中的自主性。

30年后，适逢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加强美国的战备为借口，要对富有战斗精神的工厂代表在车间里的影响进行限制。斯大林主义的工会成员积极地参与策划了这一决策。全美战时劳工委员会的代表哈里·舒尔曼就此明白无误地写道：

“在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经济中，都必须由具有权威的责任者负责运营企业。……这一权威体现在监督当中。之所以必须如此，是因为监督是生产责任的体现，而责任需辅之以权威。”[53]

又过了20年，由于数控机床的出现，产生了工业半自动化的趋势，这是第三次技术革命的头一个阶段。这一趋势背后的动机，是金属制造业的企业经理(资本家)企图破除工人机械师的权力。大卫·F·诺贝尔在其不同凡响的著作《生产力》中提出了这一见解：

“万用机床仍是金属加工的心脏，在此，尽管有工程师的努力和科学管理，机械师仍然是主要的。

“机床自动化的最终任务在于如何使机床自行工作(即在没有劳动参与的情况下，根据预先确定的管理指令自动地工作。”[54]

诺贝尔还提出了一个更具普遍性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