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极大膨胀是苏联和其他类似社会的主要特征。几乎所有的人都把苏联的经济制度称之为“命令经济”。在近60年的官僚主义专政之下，国家控制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是一个历史事实。这就首先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国家的物质基础是什么？它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有着什么样的地位？
对于物质匮乏、劳动的社会分工、一定的社会职能为某一特殊集团（官僚）所据有，以及国家的起源和存在之间的一般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是这样分析的：
“当人的劳动生产率还非常低，除了必要生活资料只能提供很少的剩余的时候，生产力的提高、交往的扩大、国家和法的发展、艺术和科学的创立，都只有通过更大的分工才有可能，这种分工的基础是从事单纯体力劳动的群众同管理劳动、经营商业和管理国事以及后来从事艺术和科学的少数特权分子之间的大分工。”[1]
“[国家和旧的氏族组织的]第二个不同点，是公共权力的设立，这种公共权力已经不再直接就是自己组织为武装力量的居民了。这个特殊的公共权力之所以需要，是因为自从社会分裂为阶级以后，居民的自动的武装组织已经成为不可能了。[……]这种公共权力在每一个国家里都存在。构成这种权力的，不仅有武装的人，而且还有物质的附属物，如监狱和各种强制设施，这些东西都是以前的氏族社会所没有的。”[2]
国家和阶级的消亡——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二者的消亡是一个同步的过程——是以生产力的发展达到一定水平、物质匮乏不复存在和个人的全面发展为前提的。在有了这些条件以后，个人就不必再为社会分工所奴役。或者，借用恩格斯的话说，“社会的公共事务”从此可以由一切人来管理，而不必再交给一个特殊的机关。
“只有通过大工业所达到的生产力的大大提高，才有可能把劳动无例外的分配于一切社会成员，从而把每个人的劳动时间大大缩短，使一切人都有足够的自由时间来参加社会的理论的实际的公共事务。”[3]
恩格斯明确地说明，这些“社会的公共事务”包括所有那些在阶级社会里由国家行使的各种职能。国家的消亡，因而也就是重新由社会本身，不经过任何特殊机关或者官僚机构，来行使这些职能。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认识到，共产主义的前提是“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巨大增长”，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就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也就是说，全部陈腐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根据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在苏联和其他类似社会里没有能够建成社会主义是由于以下三个物质条件方面的原因：(1)生产力尚未达到充分发展的水平；(2)与先进的工业国家的隔离；(3)不得不重新开始争取满足物质需要的斗争，因而必然导致“全部陈腐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
托洛茨基在《被叛卖的革命》一书中最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如果国家不是趋于消亡而是越来越专制，如果工人阶级的公仆们成了官僚分子，官僚机构凌驾于社会之上，这并不是由于什么偶然的原因，如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思想意识等，而是由于，只要还不可能保证真正的平等，一个由少数人组成的特权集团的产生和存在就是不可避免的。……官僚统治的基础是社会消费对象的匮乏，因而导致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斗争。如果商店中有充足的货物，顾客随便什么时候来都可以；如果货物不多，顾客就得排队购物。如果队排得很长，就有必要任命一个警察来维持秩序。苏维埃的官僚机构就是这样开始出现的。官僚机构‘懂得’谁应该领到货物，谁必须在后面等待。”
国家，作为监督和从事“社会的公共事务”（将部分社会剩余产品用于积累、军事事务、执行有关人民生活的各种法令、建设和维护基础设施等）的机关，而不是从事诸如生产和分配的直接经济活动，是由一些特殊机构组成的。这些特殊机构，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指出的那样，独立于社会，成为社会的主人而不是仆人。
就这个意义而言，国家总是起着两个方面的作用：一方面，它要保障统治阶级对被剥削阶级的统治；另一方面，它要维护统治阶级的一般利益，而不是统治阶级成员的私利。在一切稳定的阶级社会里，国家的作用都是如此。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尤其是这样，这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对私人经济利益的追求特别强烈。比如，中央银行的职能是不能由私人资本家来承担的，因为他们不可能超越他们的私利。与私人奴隶主、封建地主和资本家不同，国家官僚必须遵循一整套严格的、按照等级制方式组织起来的、正规的规章制度，而无论这些规章制度对其执行者来说具有怎样的直接后果。这些规章制度，只有通过统治阶级的集体决定才能加以改变。不遵守规章制度是不符合“游戏规则”的，会被认为是腐败或者渎职。至于军队，及其所谓的铁的“条例”、命令系统和对盲目服从的要求，则可以视为国家官僚制各种特征的夸张而集中的表现。理论上，军队是与对私人财富的追求格格不入的，但是在一切阶级社会里，劫掠和腐败总是与在军队中的升官晋爵结伴而来的。不过，对于这些“出格”的事，统治阶级在正常条件下尚能对其有所控制。
黑格尔曾经认识到，官僚制的物质基础事固定的收入和稳定的职位，这一见解非常接近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黑格尔将此与“市民社会”（即资产阶级社会的各个基本阶级）不稳定的收入和不稳定的职位相对照。还有一点，黑格尔也认识到了，那就是官僚制度的等级性质（也就是通过擢升获取更多收入的前景）。这样，我们就发现了官僚的三个独特的社会支柱，与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相区别的社会支柱。[4]
但是官僚的社会地位并不仅仅是根据它与其周围的社会阶级的差别来定义的。官僚制同时还渗透于“市民社会”之中。当黑格尔夸大和颂扬国家公务员（拥有有保障的收入和稳定的职位）“无私”的特性时，他似乎忘记了，在一个财富统治的社会里，金钱的诱惑是不可抵挡的，因而腐败的诱惑也是不可抵挡的。特别是国家公务员的上层，更是以各种手段想要成为“自私自利的”、唯利是图的资产阶级的一部分。[5]可以说，苏联官僚集团的特殊性正在于，在它所处的社会中，货币财富以及一般而言私人财富虽然存在，但是与资产阶级社会、封建社会和成熟的奴隶制社会相比，或者与“亚细亚生产方式”那样的古代社会相比，这些财富所起的作用要小得多。
尽管是这样，在苏联，国家并没有消亡。正相反，国家继续膨胀，成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强大的独立力量。苏联共产党领导集团公开为国家的进一步加强进行辩护（如1986年的《苏联共产党纲领》）。苏联的官僚化不仅反映了落后的历史条件，而且也反映了在无阶级社会里所不存在的深刻的社会矛盾。正是为了调节这些矛盾，国家和官僚集团才得以存在并不断膨胀。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可见，国家决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确切的说，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
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把国家和官僚制恶心膨胀的原因归结为斯大林主义集团及其继承者的“背叛”和“政治错误”。事实恰恰相反，在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斯大林主义集团及其继承者的胜利，以及他们的政治路线和意识形态，必须根据一定的物质条件和社会条件来解释。从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看，对斯大林主义可以提出如下几点批判：
1． 他们为官僚制所作的特殊的意识形态的辩护，掩盖了社会现实，滋长了“虚假意识”。他们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观，欺骗了本国的和世界的工人阶级，极大地帮助了国际资产阶级及其思想家们。[6]
2． 在“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名义下，他们对工人、青年、农民、妇女和少数民族大肆剥削和压迫，所有这些都是他们对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所犯下的罪行。
3． 他们的政策在实践中，不仅没有将物质短缺和官僚主义劣迹减少到最低限度，反而大大促进了二者的发展。他们的所作所为因而也就不符合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作为阶级的利益，而是使这些利益服从于特权官僚集团的特殊利益。
马克思主义关于苏联的国家和官僚制的分析，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问题。当年孟什维克曾经反对列宁和托洛茨基，他们反对十月革命的理由正是，在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条件还不成熟，任何要“跳跃”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企图都是“主观主义”和“布朗基主义”。归根结底不还是孟什维克正确吗？俄国革命难道不是一个历史错误吗？1945年以来生产力的发展不是证明，资本主义还没有完全实现它在世界范围内的经济潜力吗？
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把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进程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幻想相区别。勿庸置疑，俄国当时还不具备建设社会主义的条件。直到1924年，这仍然是当时所有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包括列宁、托洛茨基、卢森堡、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卢卡其、葛兰西、塔尔海默、科尔施和拉狄克，也包括斯大林本人。但是，整个世界已经具备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条件。对于这一点，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就已经作了说明。这在1878年是正确的，而在1917年就更加正确了。
由工人国家来占有生产资料是一个政治行动，这个行动不仅取决于当时的一般物质条件，而且也取决于当时的政治条件和主观条件。根据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的规律，早在1905年—1906年，托洛茨基就已经预测到，在帝国主义世界的格局内，像俄国这样的欠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有可能利用其社会经济的落后性与政治上的成熟性相结合的特点，在比较欠发达的国家之前率先推翻资产阶级政权。
帝国主义一方面妨碍着社会主义的客观条件在落后国家的充分发展（即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另一方面又妨碍着社会主义的主观条件在高度工业化国家的发展（即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充分发展）。正是这两个方面相结合的局面决定了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具体形式，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先从俄国这样的国家开始，但是只有当革命扩展到工业上比较先进的国家以后，才有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20世纪的一切悲剧都可以根据这一推断来说明。
十月革命有力地推动了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而决不是单纯地为“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准备条件。列宁、托洛茨基、卢森堡以及他们的同志们向来认为，这才是十月革命的历史根据。让我们听一听卢森堡是怎样说的：
“让德国政府的社会主义者们去大喊什么俄国的布尔什维克政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扭曲表现吧！如果事实确实如此，那么这也不过是德国无产阶级自身行为——本身便是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的扭曲表现——的产物。我们所有人都不能不服从历史的规律，只有在国际范围内才有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的社会秩序。布尔什维克党人已经做了一个真正的革命政党在历史可能性所允许的范围内所能做到的一切。没有理由为他们没有创造奇迹而去责备他们。要求一个在一片孤立的国土上进行、被世界大战消耗的筋疲力尽、被帝国主义所绞杀、又为国际无产阶级所背叛的无产阶级革命是模范的和毫无缺点的，便是要求奇迹。我们应当做的，是区别布尔什维克政治中本质的和非本质的东西、属于核心的和各种偶然的错误。目前，当我们正面临着在全世界进行决定性的最后斗争的时候，社会主义的最重要的问题同时也是我们时代的最迫切的问题，这个问题不是关于这一个或那一个次要的战术问题，而是关于无产阶级的行动能力，关于无产阶级有没有能力、有没有决心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问题。列宁和托洛茨基及其朋友们在这方面是先行者，他们给全世界无产阶级竖立了榜样。到目前为止只有他们才有资格大声宣告：‘我敢于这样做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加剧了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的矛盾。以此为起点，连续发生了一系列革命。所有这些革命都受到了俄国革命和新生的苏维埃国家的巨大鼓舞，它们构成了一个真正的世界性进程，在先进的工业国家，如德国、奥地利、意大利和芬兰也出现了革命胜利的前景。在这个时期，在世界范围内实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是不断增长的，尽管靠俄国革命本身还不能够建成社会主义。从历史的观点看，十月革命是完全合理的。
俄国革命是巨大的社会力量相冲突的结果。这种冲突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前发展，超出了温和派和所谓的“理性的”自由主义调和派所能控制的范围。在极端分化的形势下，问题早已不是要自由主义民主还是要“布尔什维克专政”，而是要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要极右派、半法西斯主义的杀人专政[7]。乌克兰的彼得留拉反革命政权，在1919年的大屠杀中杀害了10万犹太人——这是希特勒集中营之前的最大的右翼恐怖，而彼得留拉还不算是内战时期最右翼的政治领袖。在十月革命之前，曾经有科尔尼洛夫将军的流产政变，反革命分子准备引导德国军队占领彼得格勒。如果政变成功了，就必然会导致对彼得格勒无产阶级的大屠杀。只要看看德国军国主义和曼内海姆一伙在芬兰内战中犯下的血腥罪行，就可以了解这一点。
我们不必去猜测如果十月革命不曾发生，那么人类又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那些处心积虑计算革命的代价的历史学家好像从来没有考虑过这样的“如果”。我们至少可以看看德国这个悲剧性的例子。1918年德国革命爆发，社会民主党依靠帝国军队和警察——后来成为纳粹秘密警察的核心——镇压了革命。自此开始了一个逐步的反革命的进程，直至1933年希特勒上台，数以千万计的人丧生。我们可以说，如果1918年的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了，代价会小得多，而俄国的斯大林主义蜕变及其所带来的巨大代价也可以得到避免。以德国所走过的道路为参照，历史的平衡表雄辩地证明了十月革命的合法性。
至于国际资本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的经济发展“长波”中所表现出来的适应能力，必须提及人类为之付出的巨大代价：2000万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丧生；8000万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丧生；更多的人死于140次“局部战争”、第三世界悲惨的生活状况和1945年以来的各种技术灾难。难道这不是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即与1914年以前的时期不同，资本主义现在的消极作用已经大大超过了它的积极作用？难道人类为世界革命未能实现所付出的代价不是无可比拟的超过了如果世界革命成功所可能付出的代价？
要通过物质匮乏来了解官僚政治的经济基础，有必要考虑一下商品生产的问题。商品生产与生产者自由联合的社会（即作为共产主义低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矛盾，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之一。
马克思和恩格斯确实认为商品生产并非仅仅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才存在。“政治经济学从商品开始，即从产品由个别人或原始公社相互交换的时刻开始。”但是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中，马克思指出，只有在产品是彼此相互独立的私人劳动生产出来的时候，产品才成为商品。从劳动失去其私人性质的那一刻起，劳动立即成为直接的社会劳动，它在不同部门之间的分割便不再由个人、生产单位或企业的自发决策所决定，而是取决于社会整体的事前决定。商品生产因而也就不复存在了：
“在一个集体的，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里，生产者并不交换自己的产品；耗费在产品生产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因为这时，同资本主义社会相反，个人的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地作为总劳动的构成部分存在着……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各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所以，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之后，从社会领回的，正好是他所给予社会的。”
所以，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在苏联及其类似社会中，商品生产的部分存在以及官僚主义国家机器的过度膨胀，决定性地证明了在这些社会中不存在社会主义经济或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生产资料的完全社会化，以及生产过程和劳动过程的完全社会化。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确认为，按照“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是对一切社会都适用的规律，并具有“自然规律”的效力，但是马克思在说明这个问题的时候，立即补充说：
“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而在社会劳动的联系体现为个人劳动产品的私人交换的社会制度下，这种劳动按比例分配所借以实现的形式，正是这些产品的交换价值。……
“资产阶级社会的症结正是在于，对生产自始就不存在有意识的社会调节。合理的东西和自然必需的东西都只是作为盲目起作用的平均数而实现。”
《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则说得更加明白：“因此，时间的解决，以及劳动时间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有计划的分配，在共同生产的基础上仍然是首要的经济规律。这甚至在更加高得多程度上成为规律。然而，这同用劳动时间计量交换价值（劳动或劳动产品）有本质区别。”
所以，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对劳动量实行有意识、按比例的配置基本上决定着经济计划，这一观点决不意味着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仍然普遍存在。这是因为，商品和价值是劳动量“在生产者背后”以盲目的、无政府的方式进行配置时所采取的特殊形式。商品和价值的概念本身，就已经排除了生产者决定他们自己的需要，控制他们自己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的可能性。
苏联官僚集团企图改变马克思主义的这些基本原理，这最早见于1943年发表于《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中的一篇著名文章。这篇文章的署名是该杂志编辑部，实际作者很可能是列昂节夫院士。文章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劳动产品也是商品；也是有使用价值和价值……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一件商品的价值不是由实际耗费在这件商品的生产中的劳动数量决定的，而是由这件商品的生产和再生产的社会必要劳动数量决定的。”如果这一观点是正确的，那么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就不存在本质区别了。因为商品生产的基本根据，再重述一遍，就是劳动的私人性质。
斯大林自己在1952年发表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认可了这一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他明确地提出价值规律在苏联“存在并且起作用”。东德经济学家弗里茨·贝伦斯，一个比较有头脑的新斯大林主义理论家，后来企图以更加精巧的方式为“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作辩护。在他看来，这是由生产力的绝对发展水平尚不充分、劳动力的私人所有制、生产单位之间日益复杂的相互关系所决定的。如果我们撇开其观点中那些实用主义的和非科学的成分（“商品——价值关系继续存在是因为应当和必须利用这些关系来为更有效率的计划服务”），贝伦斯的观点无非是承认劳动仍然不是直接的社会劳动，因而仍然部分地是私人劳动。但是，这一简单事实不正是说明，我们所谈论的并不是社会主义社会吗？
或许有些人会认为，所有这些都不过是教条主义的咬文嚼字罢了，或者干脆就是经院主义的诡辩，何必用这么大的精力来关注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了些什么以及怎样诠释他们所写的东西，为什么不去关注在苏联到底实际发生了什么事情？这种反对意见，忽略了问题的关键。问题不在于对苏联和类似社会中的经济现象奇迹发展的描述，虽然这是很重要的，问题在于理解和解释这些现象。没有相应的理论分析手段，要理解和解释这些现象是不可能的。而这正是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能够帮助我们的地方。
斯大林主义官僚集团的辩护士们，在西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家们面带微笑的鼓励下，企图用两个办法来推翻上述论证。他们一方面宣称，实践证明，社会主义的“现实发展”和“强大的国家机器”与商品生产的存在不是互不相容，在这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犯了错误；另一方面，他们又说，两位导师曾经反复说过，共产主义不是一个现成的目标，而是为了消灭“现存状况”即私有财产而进行的现实运动。这些断章取义的立场，来自对《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一段论述所作的公然歪曲的解释：
“但随着基础、即随着私有制的消灭，随着对生产实行共产主义的调节以及这种调节所带来的人们对于自己产品的异己关系的消灭，供求关系的威力也将消失，人们将使交换、生产以及相互关系的方式重新受自己支配。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8]
马克思和恩格斯清楚的说明了，消灭“现存状况”决不是仅仅限于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而是至少还应该包括下列方面：㈠ 消灭商品生产以及货币的逐步消亡（“供求关系的统治也将消失”）；㈡ 至少在公社范围内，取消消费品的交换；㈢ 由自由联合的生产者对他们自己的劳动产品、劳动条件，包括消费品的分配，实行控制；㈣ 人们使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方式”受自己的支配，这就排除了与社会相分离的压迫机关的存在。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在苏联和其他地方，还不存在一个已经消灭了“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社会主义社会在任何地方都还不存在。
官僚集团的辩护士们还指责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和其他“左倾批评家”故意拔高社会主义的标准，以表明苏联和其他地方的现实达不到理想的要求。他们认为，这是用“历史唯心主义”、“规范主义的乌托邦”和“道德主义”来代替历史唯物主义的范畴。
对于这种说法，可以作如下回答：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之一正在于，所有科学范畴（以及“理想”）都是现实的社会关系的产物，而不是来自“错误思维”或者邪恶的“反共主义”。在苏联以及类似社会，商品、价值和货币等范畴能够继续存在，是有其物质基础的，这就是生产社会化尚未充分发展；劳动在本质上还不是直接的社会劳动；生产者还没有相互自由联合，还不能够直接支配生产资料和消费品。因此，私人劳动和私人财产还没有完全被消灭。
也就是说，不是因为苏联的社会状况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理想”，所以才认为这些社会是“坏的”和非社会主义的。这样一种观点确实是唯心主义的和“规范主义”的，这不是我们的观点。这些社会不是社会主义社会，是因为它们仍然是剥削性的、是极端压迫性的和造成异化的社会，因为它们不符合社会主义的真正标准。由马克思以及其他人所定义的社会主义的真正标准，既不是唯心主义的臆测，也不是乌托邦的猜想，而是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无阶级社会的诞生所必不可少客观条件。在苏联和其他地方，“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都还没有现实地存在过。
官僚集团及其辩护士们的说法与之恰恰相反，这是因为他们自身的利益要求他们这样做，要求他们掩盖或者美化在苏联存在的不平等、物质特权和权力垄断。至于国际资产阶级，则乐于跟着苏联官僚集团把苏联说成是社会主义的，以便让西方和其他地方的工人看到“社会主义”确实是一个很糟糕的社会。
在某些不太有头脑的人们当中，还可以听到这样一种说法，那就是“左倾机会主义者”在批评苏联社会时混淆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他们对社会主义社会所提出的种种要求只有在更高级的共产主义社会中才能实现，但是，这些辩护士们忘记了列宁是怎样毫不含糊地说明了什么是一般所说的社会主义：
“马克思把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就是这个刚刚从资本主义脱胎出来的、在各方面还带着旧社会痕迹的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称之为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生产资料已经不是个人的私有财产。它们已归全社会所有。社会的每个成员一定份额的社会必要劳动，就从社会领得一张凭证，证明他完成了多少劳动量。”
辩护士们还忘记了，在我们已经引用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中也可以找到关于社会主义的这一定义，他们还忘记了，从1875年到1928年，自倍倍尔以来的整个马克思主义传统都是以这一定义为基础的。直到1928年6月，斯大林本人也反复重申这一定义。[9]
这仅仅是一个定义问题吗？当然不是。除非抛弃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的全部论述，抛弃马克思关于商品、价值、交换价值（价值形式）和价值规律的分析，否则就无法解释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为何会继续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占据统治地位。这不仅是抛弃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定义，而且是抛弃他关于资本主义以及阶级和国家的起源的分析。这就完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的“资产阶级权利”在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的第一个、也是比较低级的阶段）中继续存在的观点，决不等于说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还继续存在。前面引用过的《批判》一文中的有关论述对此作了清楚的说明。尽管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生产和价值不复存在了，但是“资产阶级权利”仍然存在，因为平等还只是形式上的平等。被直接承认为社会劳动的等量个人劳动，意味着在消费基金中的同等份额。但是因为不同的个人有不同的需要，并能提供不同数量的劳动，所以有些人能够满足他们自身的需要，而有些人则不能。
在苏联所存在的恰恰不是马克思在使用“资产阶级权利”一词时所说的在消费品分配方面的形式上的平等，而是巨大的、不断增长的形式上的不平等。如果说，一个非熟练的体力劳动者用8小时劳动能够交换到的消费品数量是X，那么一个高级官僚在同样工作8小时之后，则不仅得到他的薪金，而且还能得到以实物形式提供的特殊的奢侈品和服务，相当于10X或者20X。这种资产阶级权利早已超出了马克思在谈论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时所设想的范围。用斯大林主义的辩护术语来说，这是“按照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分配标准”，以与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的“分配标准”相区别。这本身就已经公然违背了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提出的公式，在马克思的公式中根本没有提及“劳动的质量”或者任何类似概念，也违背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提出的对这一问题的看法[10]。至于斯大林主义对所谓的“小资产阶级平均主义”所进行的政治讨伐，则背离了一切社会主义传统，也背离了列宁公开表明过的立场[11]。
由于在苏联存在着这样的分配体制，由于商品生产和价值继续存在，这就决定了在苏联社会仍然普遍存在着“为了生存而进行的斗争”，为了升官发财而相互争斗，为了“个人利益”而进行的冷酷计算以及自私自利、贪图名利和腐败等现象，虽然这些现象不像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那样严重。这些社会现象的存在，主要不是由于“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或者“西方的影响”，而主要是苏联现存的社会经济结构的产物。
这里我们又一次遇到了物质匮乏的问题。在上一节中，曾经用生产力发展水平不足来解释国家和官僚制度的继续存在以及过度膨胀。分配、法律、权利及权力关系的存在不可能从根本上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可能允许的范围。分配的进行，以及调节分配的方式和机构，归根结底取决于社会所掌握的产品数量——也就是到底有多少东西被生产出来了[12]。从长远来看，任何良好的愿望、主观上的巨大努力和理想主义的追求，都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点。只要苏联社会仍然处于与西欧、北美和日本比较先进的工业部门相隔绝的状态，因而不能够利用后者的生产潜力，那么社会主义就是不可能的。社会主义的命运从来都是取决于国际资本主义的命运，取决于世界无产阶级的胜利或者失败——也就是说，取决于世界革命的前途。
这就使我们能够消除另外一个误解。革命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在苏联和其他类似国家里市场关系还继续存在着，这就证明社会主义社会还不存在，这并不是说，我们要求“党”和工人阶级立即废除商品生产和货币，或者实行其他荒谬的“左倾”政策；商品生产和货币只能逐渐消亡。商品生产和货币关系现在在中国继续繁荣和发展，而不是趋于消亡，这是一个在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客观地分析中国以及类似社会时所要面对的基本事实，但是这不能成为提出不负责任的和非理性的政策主张的根据。在既定的内部和外部条件下，企图在一夜之间“废除”商品生产和货币流通只会加速现有生产关系的解体，不利于社会主义，而有利于资本主义复辟。
无论是在1922年和1933年反对派所提出的苏联经济和社会改革纲领中，还是在后来苏联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所提出的政治革命纲领中，都没有主张立即废除商品生产。正相反，他们主张在社会化生产和计划制度的范围内，允许商品生产存在，甚至鼓励其发展，以便一方面实现生产力的长期最优化发展，一方面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这两个目的是不可分割的。
如果不能够在另外一套尊重人和自然的技术体系的基础上来发展生产力，就不会有社会主义；但是如果没有真正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那么建设社会主义也同样是不可能的。我们的目的，不是要先生产出来多少钢、水泥、小汽车和建好多少住房，然后等到将来的某一天，生产者们突然（由于什么奇迹？）成为他们自身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的主人。我们的目的，是要在生产和劳动生产率方面，在促进社会平等以及在经济和国家管理中实现工人自治和社会主义民主方面，通过两者的相互作用，实现两者的同步发展。否则的话，生产力发展的各个源泉就会逐步地、一个接着一个地枯竭干涸。
因此，卢卡其的下述观点是非常不恰当的。卢卡其认为，对革命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或者是通过革命战争来实现社会主义，或者是回到11月7日（指十月革命：译者注）以前的处境，也就是说，或者是选择冒险主义，或者是选择资本主义。”卢卡其认为，“就这个两难选择来说，为托洛茨基恢复名誉从历史上看是不合适的。就时代的战略问题来说，斯大林是完全正确的。”[13]
这一对历史的歪曲是由于不加批判地接受了官僚集团的有关说法。从1923年到1933年，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内部与有关论战相关的所有文件都可以直接证明，这些说法都是不实之词。托洛茨基和左翼反对派决不是卢卡其所说的上述两难选择的牺牲品，而是坚持认为——他们先是反对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后来反对斯大林和布哈林，而最后，当苏联共产党内部不再有反对派时，则是反对斯大林集团——共产党人有两个主要任务，而这两个主要任务必须同时完成。一方面，必须加速实现苏联的工业化，实行经济计划，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通过合作化来改组农业和提高农业的技术水平；但是与此同时，还必须在国际方面根据各国内部的发展规律和阶级斗争的要求（而不是根据苏联在某一时期的经济和外交需要）促进革命的发展。这一路线既反对投降主义，也反对冒险主义，正如托洛茨基在《共产国际纲领草案批判》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
“在[共产国际]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中，我们曾经数十次地告诫那些急躁的左倾主义者：不要过分得急于帮助我们。那样的话，你们就会毁掉你们自己，因而最终毁掉我们。要系统地开展为了群众利益而进行的斗争，以便使之发展为为了争取政权而进行的斗争。我们需要你们的胜利，但是不需要你们企图在不利条件下发动斗争。在新经济政策的帮助下，我们在苏维埃共和国会努力生存下去，我们会继续前进的。如果你们能够积蓄力量，如果你们善于利用有利条件，那么你们就会有机会在正确的时机帮助我们的。”
最后，不断革命的理论以及帝国主义不平衡发展的理论，决不认为工业落后国家的人民不应当努力争取他们自身的解放，而是一味等待工业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胜利为他们准备好成功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条件。正相反，托洛茨基认为，在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是把这些国家从野蛮的历史遗产的沉重包袱下解放出来的唯一办法。
在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没有能力像他们在西方曾经基本上做到过的那样，把奥吉亚斯的牛圈清洗干净（译者注：希腊神话相传，奥吉亚斯国王的牛圈中养有3000头牛，三十年未打扫，后为大力神海格立斯用河水在一日内清洗干净）。这本身就足以说明社会主义革命在第三世界的必要性，因为只有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完成民族民主革命未完成的任务和开始社会主义发展。但是，在这些国家微弱的经济和社会基础上，是不可能完成这一进程的；只要阶级斗争的条件允许，就必须使这一进程扩展到先进的工业国家。
或许有人会问，从以上两节的分析中，是不是可以得出结论，即官僚集团是一个“国家资本家阶级”或者是一个“新的统治阶级”。对这一问题的答案是：完全不是那么回事。要说明这种机械论观点的错误，有必要进一步考察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作用，以及官僚专制主义权力之间充满矛盾的结合。而这种结合又须纳入到历史上“依次相继”的生产方式（借用马克思的说法）之间的过度社会这个一般问题中来考察。
我们曾经指出，将商品生产的作用仅仅限于资本主义时代的范围，是违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交换、交换价值和商品生产，因而价值规律的作用，早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前，就已经存在了许多个世纪了。使资本主义生产与各种小商品生产区别开来的，是商品和价值生产的普遍化；只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才普遍地成为商品。尽管资本、资本主义及其矛盾的萌芽在小商品生产中已经存在了，但是它们毕竟不过是萌芽。要使这些萌芽完全成长起来，还必须创造出整整一系列进一步的经济和社会条件。在西方以及东方的伟大文明中，这个过程经历了数千年。在比较欠发达的国家，即使到了今天，这一过程尚未完成。
要完成这一过程，必须克服一些巨大的障碍。我们在这里只指出其中一个障碍，那就是使农民失去对土地——他们基本的生产资料和生存条件——的直接支配，并使他们沦为雇用劳动者。这要求在农村进行巨大的财产关系方面的变革——消灭农民在其中拥有事实上的土地使用权的原始农村共同体（无论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形式，还是“纯粹封建主义”的形式），以及废除奴隶制种植园和土地的国家所有制。[14]
这还要求在乡村和城镇进行经济、社会和政治方面的其他变革。即使在先进的西欧地区，由于这一进程发展缓慢，所以小商品生产以及基本上是非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也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与逐步形成中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共同存在。[15]在这一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阶段，商品生产与单纯的使用价值生产曾经杂交共存。价值规律以这一过渡社会所特有的形式在商品生产领域起作用，但是在各个村庄内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价值规律很少起作用或根本不起作用。
一个生活在中世纪早期的欧洲农民，一个生活在18世纪的中国或印度农民，或者一个生活在19世纪的墨西哥或非洲农民，不会根据市场价格的变化而改变其生产的数量和品种，因为他生产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维持他自己的生存。地租、赋税、战争和饥荒有时会大大减少一个农民生产的全部使用价值中他自身所占有的份额，但是这并不能把一个农民改造为依赖于市场的，即依赖于价值规律的商品生产者。要做到这一点，村庄内部的财产关系必须发生变化——这里指的是经济意义上的而非单纯法律意义上的财产关系，必须使农民在事实上与土地分离开来。
不妨说，像这样的混合型社会，其特点便是，价值规律起作用，但又不占统治地位。社会现有生产资源在各个部门之间的配置，主要是由习惯和传统、农民的需要和消费习惯、生产技术、相互交往的组织形式，以及国家强制实行的征调等所决定的。马克思关于这种社会状况的分析是众所周知的。
这种混合型的生产关系并不必然导致生产力和社会发展的停滞。过渡经济与商品生产之间的矛盾是逐步发展的，其中一个因素便是高利贷资本和商业资本（以及后来的制造业资本）的发展。在一个很长的时期，这一发展有可能会产生出最终导致价值规律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趋势，但是我们这里说的是一个逐步的历史过程，是必须对之加以具体研究并用经验材料来说明的，而不是仅仅根据如此这般的抽象逻辑——商品生产的出现＝价值规律必然占统治地位＝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统治——演绎一番便可以得出结论的。
苏联和其他类似社会的经济和社会结构与上述的混合型社会有着惊人的相似。正如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一样，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段中商品生产仍然存在，但是在这两种情况下，都只有非普遍化的、局部存在的商品生产。在农业合作社和国有企业之间相交换的消费品和生产资料是商品，与对外贸易有关的产品也是商品，但是大部分大规模使用的生产资料不是商品，大部分劳动力也不是商品：对于它们来说不存在本来意义上的市场[16]。因此，把这些社会说成是“资本主义”社会是不合乎道理的，因为在这些社会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运动规律不起作用。
机器和劳动力没有从“利润率”较低的部门转移到“利润率”较高的部门。价格和“利润”（仅仅有会计上的意义，因为价格是根据行政命令确定的）也不是指引投资分布和转移的信号。不是价值规律，而是国家（也就是官僚集团）最终决定社会产品中有多少用于投资、多少用于消费，以及决定整个经济的发展方向，因此，苏联式经济不是普遍化的市场经济，而是由中央配置资源的经济，即中央计划经济。
但是，它又不是一个“纯粹的”中央计划经济，而是计划配置经济与商品经济的混合体，价值规律起作用，但是不占有主导地位。尽管如此，价值规律的作用范围为官僚专制主义最终设定了不可动摇的界限。这是像勃恩汉姆、沙赫特曼和卡斯脱里亚迪斯之类的“官僚集体主义”理论家们没有认识到的。
首先，官僚集团的专断行为受到客观内在的约束，即受整个经济在一定条件下可供配置的有限物质资源的制约。官僚集团当然可以要求，比方说在高技术领域，某些部门在稀缺资源分配方面享有特殊待遇。官僚集团也可以不断地要求使重工业、军事工业、航天工业、通向欧洲的天然气管道等部门得到优先发展，但是官僚集团不可能不服从扩大再生产的规律。[17]任何一次偏向某一部门的不合乎比例的资源分配，都会造成整个经济的更大比例失调，最终使优先发展部门本身的劳动生产率也受到影响。于是，比方说，苏联的一部分经济资源不得不用来进口食品，而不能用于发展机器和现代技术。不仅如此，而且即使是非市场部门，也到处渗透着商品货币关系，这是官僚集团用恐怖、压制和专制主义的手段也改变不了的；其次，官僚集团的专断行为还受到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竞争压力的制约，在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中，有统一的价格体系，起支配作用的是价值规律。苏联集团的对外贸易（即使是经互会内部的贸易）归根结底是在世界市场价格的基础上进行的。
处于过渡中的苏联式社会的这种混合性质清楚地反映在其内部价格体系的二元结构上，一组价格是由价值规律决定的，而另一组价格却是由计划当局任意规定的，但是起支配作用的还是第二组“价格”，这就是为什么这种经济（尽管对外贸易为国家垄断）是中央配置资源的经济的原因。然而，国民总产品中与对外贸易相联系的部分越大，价值规律对于“计划价格”和国有部门资源配置的影响也就越大。计划经济的调节范围——即对重要物质资源实行中央配置的范围——因而明确受到限制。至于官僚集团内部的“政治官僚”和“技术官僚”之间的冲突，中央计划当局与企业经理之间的冲突，则归根结底是上述客观矛盾的反映。
由于同样的原因，每一个具备其苏联原型大多数特点的“民族的”官僚集团，又有诸多自身的具体特殊性。这些特殊性反映了这个官僚集团夺取权力的条件和方式，反映了这个国家及其工人运动的历史，反映了既有的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反映了统治阶级和各中间阶层的政治传统，而最主要的，是反映了这个国家在世界市场中的特殊位置。1989—1990年的一系列事件明确地印证了这一论点。
虽然商品生产的继续存在和官僚集团的专制主义统治都可归因于工业较落后地区所发生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孤立性，但是这一专制主义毕竟是与生产资料公有制、计划经济和对外贸易的国家垄断联系在一起的。从长期来看，如果不打破官僚集团的专制主义，就不能够实现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作用的普遍化。
这样，我们就了解了官僚集团不能够成为一个统治阶级的决定性的原因，它无法使自己演化为一种新型的统治阶级，而只能蜕变成为旧的资本家阶级。要产生一个“新的”、非资本主义的“官僚制”生产方式，苏联官僚集团就必须使它自己完全彻底地摆脱价值规律的影响，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就不仅要消灭苏联内部以交换为基础的分配关系，而且还必须使苏联从世界市场的束缚下完全解放出来，也就是在世界范围内，或者至少使在大多数主要的工业国家消灭资本主义。[18]而这又取决于世界范围内资本和劳动的斗争的最终结果，而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当然就更不会允许斯大林主义的官僚集团变成一个新的统治阶级。
一个新的统治阶级存在的前提是存在着一个有其自身内在逻辑和运动规律的新的生产方式。直到现在，还没有谁能概括出“新的官僚制生产方式”有哪些运动规律，因为这些运动规律根本就不存在。另一方面，却可以知道斯大林主义经济有哪些特有的运动规律。在过去30年里，有丰富的经验材料证明这些规律的存在。
对革命马克思主义来说，苏维埃国家有着部分的积极意义，因为它毕竟是工人国家，尽管是极端官僚化的工人国家。至于其非无产阶级方面，一切与官僚集团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的片面利益和特殊性质相联系的方面——它对工人阶级的敌视、它对一部分剩余产品的占有、它在国际上的保守作用——则都是极端反动的[19]。
历史上，统治阶级只有在一定的财产制度的基础上才可能长期维持其统治。这一点，可以用亚细亚生产方式下的国家官吏的命运来说明。
在中国，在每个王朝的初期，官僚集团的客观作用都是保护国家和农民免受土地贵族的勒索，以便使扩大再生产（灌溉工程、剩余产品的集中、保障各个村庄的劳动生产率等）成为可能。这也使国家能够从集中起来的剩余产品中拿出一部分来，给予其官吏以极其慷慨的回报。尽管如此，一个官吏的命运还是要取决于体现为宫廷和皇帝的国家的随心所欲。他的地位从来就不安全[20]。他不能确保他的儿子能够与自己一样在官僚集团中占据一个好位置。
因此，在每个王朝兴衰周期的后半阶段，一般就会出现土地贵族（乡绅）与官僚集团融和的趋势。官僚们逐渐成为财产的所有者，先是占有货币和地产，继而是占有土地——这一过程是“非法的”，正如苏联的官僚们占有原材料和最终产品的储备一样。
随着官僚集团与乡绅的融合，剩余产品的集中也就被破坏了，国家权力被削弱，对农民的压榨趋于严重，农民收入减少，农业劳动生产率下降。农村流民与农民的暴动、匪患和骚乱逐渐蔓延，王朝失去了“天命”——即其合法性——并最终崩溃。于是产生一个新的、往往发源于农民的王朝来重建国家和官僚集团对于土地贵族的相对独立性。
埃梯安·巴拉茨的《天国的官僚主义》是关于传统中国社会的最好的著作之一。巴拉茨有时把士大夫称为一个阶级，但是这一称谓与他反复加以说明的各种具体情况并不相符，也不符合他对士大夫的社会行为及其地位的不稳定性所作的精辟的具体分析。
“[在周期所发生的]这个持久而痛苦的过程，其最显著的结果便是在贵族和平民之间出现了一个新的中间社会阶层。……
“这个新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令人敬畏的和雄心勃勃的阶层，还不甚清楚它自己的作用和它未来的自主地位，一心想拯救整个社会，而首先是要把它自己从普遍的没有保障的状况中解救出来。……
“受过良好教育的官吏负责大一统的帝国的行政事务，这个大一统帝国是由‘始皇帝’秦始皇（公元前221—210）创立的，在汉朝得到了延续。一般来说官吏们也是财产所有者，但是，他们的权力的源泉不是财产，而是官位，他们的特权是以他们在官位上尽职尽责为前提的——这是了解古代中国的关键。一方面，由受过教育的官吏——有产者所组成的特权阶级，忠实地信奉家长制的儒家学说，强烈反对大地产和大地主的权力，因为贵族和大地主的胡作非为会破坏帝国的统一乃至存在；但是同时，这些官吏们又很自然地倾向于对土地和工商业的投资，尽管这些职业在理论上是与士大夫的地位不相容的。于是农业政策也就摇摆不定。”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大地主、士大夫和农民之间所进行的三角斗争。如果把萌芽中的城市资产阶级也算进来的话便是四角斗争。这与苏联又有着惊人的相似，在苏联，是工人、官僚集团和萌芽中的城乡资产阶级之间的三角斗争——还有由劳动农民组成的第四角。相似不等于是相同。私有财产和个人发财致富对于古代中国的士大夫们要比对于斯大林主义和后斯大林主义的官僚们重要得多。但是，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所讨论的都是一个混合型的社会阶层，这个阶层既通过货币途径，也通过非货币途径来获取社会剩余产品。这个阶层的混和性质——因而从根本上说是不稳定的——反映了社会生产关系本身（即社会结构整体）的混和的性质。
只要在苏联还存在着消费品的绝对短缺——大体上是从1928年到50年代初期——那么在满足他们自身直接需要的要求的驱使下，官僚们就会强迫工人以两三倍的强度劳动。但是一旦这些直接需要有所缓解，苏联社会就会面临一个一切前资本主义社会都会存在的问题。只要居于统治地位的阶级、阶层或等级的特权仅仅限于私人消费的范围，那么生产率的持续增长就不可能成为这个阶级、阶层或等级的客观的长期要求，所以，生产的发展，奢侈品消费的增长，总是伴随着浪费、挥霍和个人行为的堕落（酗酒、放荡和吸毒）。在这方面，罗马帝国的贵族、18世纪法国宫廷的贵族、19世纪的奥斯曼帝国和革命前夜的沙皇俄国实际上都是一样的。
这与苏联官僚集团的上层和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寄生性的有产阶层有着明显的相似。只有资本主义的企业家阶层才在竞争（也就是普遍化的私有制和商品生产）的压力下有着根本不同的行为。如果竞争消退了，那么就会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资本主义去趋于停滞。竞争是（经济意义上的）私有制的产物，如果没有私有制，那么竞争就无从谈起。
在50年代，我们就认为苏联仍然是一个处于过渡中的社会。我们的批评者则坚持认为，在苏联占主导地位的是“为生产而生产”，因而其增产速度必须永远是相对比较高的。我们的分析则认为事实将会恰恰相反。现在历史已经作出了论断，随着苏联的经济增产速度越来越慢，官僚集团的一部分就越来越要求分散生产资料和社会剩余产品的控制权，理由是“客观上”要求企业经理享有更大的权利以及为了私人消费和私人利润合法地占有资源。这个“自由化”的过程逐渐削弱了中央计划，它使得价值规律所起得作用越来越大，并最终导致资本主义复辟。
与此同时，官僚集团的内部也有矛盾，特别是要面对工人阶级日益增长的反抗。工人在实践中认识到，如果私有制站住了脚，那么必然就要牺牲充分就业，必然就会带来更大的不平等，1988—1990年的群众性罢工就证明了工人们有为之而斗争的决心。有些人把这叫做“保守主义”。当然，不妨把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反对降低工资和裁员的斗争也说成是“保守主义”。[21]
至于南斯拉夫式的工人自治，与所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结合，仅仅是掩盖了矛盾，而没有解决矛盾。只要价值规律能够强迫工厂关闭，工人集体就不会有真正的决策权（因而也就没有真正的自治）；另一方面，只要工人集体能够有效地防止就业波动，就不存在真正的“市场经济”。
现在，在苏联和其他类似社会，可以看到，官僚集团的一部分正在开始转变为一个资本家阶级。这一过程要求实现商品生产的普遍化——也就是使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成为商品。要完成这一过程，就必须摧毁生产资料公有制、充分就业的制度保障，中央计划的支配地位和对外贸易的国家垄断，还必须使苏联工人阶级在社会经济意义上又一次遭受历史性失败，而这一失败尚未成为事实。[22]
十月革命以及由于革命的孤立状态所引起的官僚制统治，只能由下述两个方面的结合来解释，即一方面，是俄国“自身发展”的局限性（受到外部帝国主义强烈影响的、处于半封建国家统治下的“野蛮的”资本主义，却有一个相对比较强大、比较集中、比较有觉悟的工人阶级）；另一方面，是世界资本主义和世界无产阶级在帝国主义时代的特殊发展。因此，只要资本主义的命运在国际上还没有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决定下来，苏联的官僚集团就不能成为一个新的统治阶级。革命胜利后在苏联又重新出现的“污泥浊水”，未能采取一个新的阶级社会的形式，而表现为处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社会的官僚化。
革命马克思主义关于苏联的分析不是以所谓的“客观主义”的，更不是以“经济主义”的历史观为基础的。我们从来没有说主观因素——工人的阶级意识以及国家和党的领导集团所采取的政治路线——是无关紧要的。客观条件——首先是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严格规定着国家和党能够选择的政策范围。在1990年的苏联（更不必说1920、1927、1933或1953年），即使是最有成就的革命者，也不能废除商品生产、货币、国家和官僚政治，但是，在一定客观条件的制约下，能够选择的政策范围还是比许多人所相信的要宽广的多。28年前，在《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书的第十六章中，我们曾经试图阐释这些选择所意味的后果。到今天为止，还没有人反驳过我们的这个观点。
在任何一个能够大体上维持扩大再生产的社会，社会产品都可以划分成三个（不是两个）基本部类：生产性消费基金（A），用以补偿在生产过程中消耗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积累基金（B），为满足以使用价值表现的扩大再生产的需要，为新追加的生产者提供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23]；非生产性消费基金（C）——包括军火生产，对于在使用价值意义上的扩大再生产没有贡献。
官僚集团的经济理论，在无数西方理论家和各种各样的伪马克思主义者和半马克思主义者的支持下，认为只有压低生产性消费基金，才能实现高水平的积累，以促进经济增产，并长期地实现消费的“最优增产”。据说，这可以解释苏联经济的高积累率——平均每年占国民收入的25％，但是这个论点，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错误的。
首先，它没有考虑到直接生产者的消费基金其实也是间接的生产资料基金。任何在满足直接生产者的基本消费预期方面的缺陷，都会导致劳动生产率的相对甚至绝对下降。通过相对或绝对降低生产者的消费而获得的额外投资能够带来的最终产出的增加率趋于递减。25％的积累率最初可以带来7％的经济增长，后来就只有5％、4％，甚至只有3％。西方经济学家把苏联的这种现象叫做“资本系数上升”。苏联的官方经济学家将同样的现象称之为“固定资金周转速度下降”。[24]
其次，这一理论没有考虑到如果生产者消费的数量和质量都不如他们预期的那样，如果生产者不满意他们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包括缺少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那么生产者就会对劳动漠不关心，并蓄意怠工。如果生产者对生产不负责任，那么就只有强迫劳动。
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劳动市场、工资变动、工作无保障和周期性的大规模失业等，都是实施强迫劳动的手段，但是在苏联，这些机制很少起作用或者根本不起作用。正因为如此，苏联不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强制的手段，不是市场规律，而是行政控制、压制和镇压——即官僚专制主义。正是这些条件，可以说明官僚主义和镇压机关的极大膨胀、从而非生产性消费（部类C）极大膨胀的原因。因而部类B的下降较部类A在以合理速度上升时要严重得多。非生产性开支的增长减少了或者抵消了原以为通过压低生产者消费可以得到的好处。表1表明了国民收入在三个部类之间的分配的大致演变情况。
表1 苏联社会产品的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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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B |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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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情况 |
55 |
15 |
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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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主义工业化开始时的情况 |
35 |
30 |
35 |
|
长期结果 |
35 |
20 |
45 |
这就是官僚制的政治和经济史的秘密，是其起初一度成功而后来却越来越明显地走向失败的根本原因。我们所看到的不是“为生产而生产”或是“系统地扩大资本积累的趋向”，而是部类C的巨大增长，以及对部类B的增长（更不必说最优化）的关注日益减少。由于其在管理和计划方面的内在矛盾，官僚集团日益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要恢复生产力的发展就必须消除这个障碍。在经过“公开性”的揭露以后，再也不能否认这个基本的判断了。
在苏联，商品生产的发展以及官僚制的规模和范围，远远超出了客观的必要的限度。事实上，决定苏联现实发展的，是客观的必要性与官僚集团的实际政策（而这是官僚集团特殊利益的产物）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一相互作用的结果可以概括为：惊人的浪费。官僚集团的前领导人尤里·安德罗波夫，曾经估计每年劳动时间的三分之一被浪费掉了。戈尔巴乔夫后来确认了这一估计。没有比这更能说明官僚集团管理苏联经济的失败了。
认为官僚集团的权力来自于“中央计划本身”，这是典型的见物不见人、拜物教式的思考方式，这种思考方式不考虑这样的问题：是什么社会力量在制定计划，又是为谁的利益而制定计划[25]？它忽视了苏联经济的主要特性，即这一经济是中央配置与局部的商品生产相结合的混合体。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就只有局部的、在很大程度上扭曲了的计划，一方面是集中资源“突击”完成一些项目，另一方面是严重的比例失调。
最突出的比例失调的例子，是广义的服务业部门（商业、运输业、贮藏业和银行业等）的发展严重滞后，仅占国民支出的15％—20％（不过，如果考虑到在金融业和商业部门中的资本主义生产、分配和积累各环节的巨大浪费，那么后一比例实际上应低的很多）。苏联城市中的排队现象，浪费了人们（首先是妇女）如此多的时间，这不仅是由于产品缺乏，而且至少在同样程度上是由于对服务业长期以来投资不足。比如，苏联是世界上最大的土豆生产国，但是土豆产量的75％都不能通过“服务”到达最终消费者那里。
这种比例失调严重地影响了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劳动生产率，但是绝不可以把这些现象说成是中央计划的必然结果。正相反，这种严重的比例失调和浪费与计划的基本逻辑，即按比例发展经济是格格不入的。这些现象反映的是以专制主义方式强加于生产者——消费者群众的官僚集团的偏好。
至于说中央计划“本身”就滋长管理制度，以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就意味着官僚集团的普遍的和专制的权力（最早阐述这个论点的是马克斯·韦伯，后来为冯·米赛斯所借用），还没有什么逻辑证明能支持这一论点。如果认为唯一可能的计划形式，是通过极度膨胀的国家自上而下地进行，那么这种论点不过是同意反复。它包含着强烈的精英主义偏见，认为生产者——公民群众不能够自觉地、自下而上地对他们自己的偏好加以协调（即计划）。
如果了解一下历史事实，就知道实际上的因果关系恰恰相反。不是计划的内在本质导致了苏联官僚制度的极大膨胀，而是官僚集团的权力决定了苏联及其类似社会的计划的特殊形式。
另一种目前在苏联广为流传的观点认为，官僚专制主义是“兵营式共产主义”的产物。后者起源于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在新经济政策时期曾有所收缩，但是在1928年以后，随着斯大林以“左倾主观主义”的方式，企图不惜一切代价、用无情的手段来实现俄国的现代化，又一次占据了统治地位。然而，事实是，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还几乎没有什么官僚制度。只是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官僚集团才开始据有权力，1922年以后俄共全日制脱产干部的数目可以清楚地说明这一点。如果说，1928年以后计划的全面实行采取的是怪兽般的官僚主义的形式，这正是因为官僚集团企图通过推行计划来扩展它自己的权力和特权[26]。
尽管苏联的计划是片面的，但是它确实包含了真正计划的合理内核。如果像某些作者那样把苏联经济仅仅说成是一个“浪费经济”，那么便无法解释一个基本上是农业国的国家，如何能在不到两代人的时间里，成为世界第二工业强国？现在美国和日本有很多工厂都在应用苏联的专利。难道这些都是“浪费”的结果？[27]
在一个实行由群众自由民主决策、实行民主集中制的自治制度下，计划受到官僚主义扭曲的程度将大大减轻。但是，有些作者，从不同的角度出发，认为如果不让市场发挥主要作用，那么自治就是不可能的，唯一可能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就是市场社会主义。南斯拉夫的历史经验已经驳斥了这种论点，1971年的激进市场改革不仅没有加强工人自治，反而导致工人自治解体。如果市场把大规模裁员强加给工人，甚至迫使他们关闭工厂（在大多数情况下，不是由工人自己的过错），那么，怎样理解工人是自由的或者是在实行自治呢？——除非把自由理解为能够自由地解雇他们自己的自由。
所以，尽管有些人企图画圆为方，但是马克思关于占统治地位的市场经济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后果的分析还是得到了证实。彼得·卢本企图把对“市场社会主义”的辩护——包括企业家利润和大规模的、强制性的就业波动——嫁接到马克思的通过以自由人联合体取代阶级社会来实现工人解放的设想上。但是，这就完全忽视了一个基本问题，即只要人们还受价值规律的统治并遭受异化，只要人们的经济命运仍然是从他们的背后强加于他们的，并且不受他们的意志的支配，那就根本没有什么“自由地联合起来的生产者”。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则更加清楚地表达了这一矛盾。一方面，他正确地说明，对于马克思来说，社会主义意味着一切人的自由发展：人类必须支配他们自己的物质生产；社会主义的本质在于自由，但是接下来就是致命的一跃。按照戈尔巴乔夫的思维方式，这种自由和支配被简化为生产者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多元化的而不是“垄断的”财产关系）。社会公正是与所谓的经济效率——即由竞争和普遍存在的市场机制所决定的经济的长期发展趋势——相联系的。但是，既然生产者的物质生产和劳动条件，都是由市场和竞争的规律在违背他们自身意志的情况下强加于他们的，那么生产者又如何能支配这些条件呢？
在这方面，苏联共产党领导集团的政策既不是完全被客观决定的，也不是对于苏联和世界的发展没有产生影响。它一方面助长了商品生产的蔓延，另一方面促进了官僚制的发展。它同时加快了这两个进程，从而使既有的社会矛盾变得更加尖锐。党不仅没有像列宁所期望的那样成为无产阶级群众（作为阶级的无产阶级）反对官僚集团的武器，而且党自身反而成了官僚集团专政的工具。不仅没有使无产阶级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上升为直接的统治阶级，而且党越来越蜕变为一个远离工人阶级的特殊的官僚机构。党的官僚化与国家的官僚化融为一体，使无产阶级再度处于被压迫的地位。
显然，所有这些问题都与热月问题密切相关，这也是托洛茨基在他的一篇最著名的著作中所分析过的。不太为人所知的是，早在1921年，列宁本人在为第十次党代表大会所做的笔记中就提出了热月的可能性：“热月？理性决定了我们要承认这一可能性。这会不会成为现实，只有时间才能告诉我们。”[28]
有必要再一次强调的是，这一结果并不是由“客观条件”和“力量对比关系”自动决定的，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系列的决策，首先是苏联共产党领导集团的多数人的决策，然后是掌握苏联国家权力的斯大林及其集团的决策，在第三个阶段则是斯大林死后官僚集团专政的最高领导集团的决策。在下面一系列（基本上按年代顺序排列的）问题上所作的决策，其影响尤其重大：
——拒绝执行1923年关于党内民主的决议，压制辩论和批评，使既有的党的体制得到巩固。这一体制的统治基础是一个未经选举产生的、实际上不可变更的并且在1921年以后极大膨胀了的机构；
——扼杀工人的自我表现和苏维埃民主的残余力量；
——在1923年到1927年期间拖延逐步加快工业化，特别是没有建立一个拖拉机工业，从而未能为自愿组成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奠定基础；
——使中国共产党服从于资产阶级的国民党，直至蒋介石发动政变——这一政策导致中国革命在1927年4月的失败；
——1928年以后强迫实行农业集体化并强行驱逐所谓的富农；
——1928年以后，在没有成本核算的情况下，突然加快工业化的步伐，导致实际工资急剧下降，并实行野蛮的反对工人阶级的法律和镇压措施；
——“社会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帮助了希特勒在1933年—1934年夺取并巩固了权力；
——1936年—1937年扼杀了西班牙革命；
——1934年至1938年间对苏联共产党和红军的大清洗，以及恐怖的制度化；
——1939—1941年的希特勒——斯大林协定及其灾难性的政治后果和军事后果；
——企图扼杀1942年至1946年之间的印度和印度尼西亚民族解放运动的崛起，以及1943年—1948年资本主义欧洲大规模的工人运动的崛起；
——不顾东欧国家大多数劳动群众的反对，将东欧并入斯大林主义俄国的“缓冲区”；
——在国家关系上与铁托和毛泽东破裂；
——对1956年匈牙利的政治革命和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实行军事干预。
所有这些决策都是可以避免的。如果占据相应位置的是另外一些人，那么他们或许不能够保证世界革命的胜利，但是他们至少可以使世界完全不同于1924年以来所发生的那个样子。
在苏联，专制主义中央计划与价值规律局部起作用的混和，在工厂组织方面同样得到清楚的体现。
十月革命之后在工厂中曾经出现工人阶级自我组织的高潮，但是，经济系统的失调是无法通过这种方式自发地得到克服的。布尔什维克政府试图将工人自下而上的首创精神与自上而下的中央集权结合起来。内战和“战时共产主义”的压力也迫使人们这样做。1921年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后，通过实行在经理、工会主席和党委书记之间分权的“三人团”制度而达到了一个稳定的均衡局面。工会成为工人利益的主要保障和传送带，决不允许管理者一方全面地侵犯工人利益。尽管在新经济政策时期，不平等和失业有所增长，但是工人的生活水平显著的提高了[29]。
由于热月成为现实，由于官僚集团专政的巩固，所以这一均衡局面被残酷地破坏了。工会权利丧失殆尽，一长制成为工厂中的铁律。野蛮的“生产主义”，实际上就是不顾经济和社会成本盲目追求实物产量，成了工会和工厂的党组织必须为之贡献身心的目标。罢工和其他形式的工人阶级的反抗都被视为“破坏”而遭到禁止。
联合反对派自始便顽强地反对这一倾向。1926年9月21日，托洛茨基指出“战时共产主义和高压的做法”只能在有限时期内有效，而“在长期建设社会主义的条件下，工人的纪律必须建立在工人的自觉性和工人从他们的劳动成果中获得利益的基础上。”
官僚主义的管理制度建立在粗陋的泰勒制和使部分劳动力非熟练化的基础上。加快机器运转速度、计件工资制以及按照技术分工对工人阶级实行斯达汉诺夫式的分化，很快成为常规。尽管人们教育委员会卢那察尔斯基起初曾经反对，但是整个职业训练体制被改组，更高程度的专业化和狭窄的职业范围代替了通用的技术和文化培养。[30]
乍看起来，这个新的发展方向不过是彻头彻尾的模仿资本主义的工厂组织。这是“国家资本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理论家的主要论点之一。不应当认为这种观点不包含合理的内核：美国和苏联的泰勒制的相似程度式不可否认的，但是还有不相似的一面，而这恰恰证实了苏联生产关系的特殊性。
资本主义的企业家所关心的并不仅仅是微观经济中的剩余劳动最大化。在竞争的鞭笞下，以货币形式实现利润最大化是资本积累的绝对前提条件。如果不能提高利润，那么增加剩余劳动就毫无意义，而利润最大化的关键机制之一是用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来代替粗放式的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通过改进技术和使劳动组织“合理化”，劳动生产率趋于上升并阶段性地发生革命，这就有可能用工作日中越来越短的一部分来生产工人工资（包括不断上升的实际工资）的等价物。这是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方面。
在官僚集团专政的体制下，工厂经理不受同样约束的制约。没有竞争的鞭笞；在工厂这个微观经济层次上没有不可逃避的减低生产成本的压力；也没有“利润”最大化的义务。唯一的强制是政治强制。在斯大林时代，表现不好的代价是失去自由甚至生命。[31]在斯大林死后，这种超经济的惩罚逐渐减少，经理的岗位一般来说有很大的保障。如果一个官僚在一处被罢免，几乎可以肯定他会在另一处被任用。
在这种情况下，普遍缺乏责任心和对工厂表现漠不关心就成了这一制度的典型特征，并使苏联走向停滞和衰落。[32]事实上，由于经济合理性的唯一重要标准就是完成实物指标，所以经理实际上会不顾效率积累过多的存货、降低产品质量、浪费能源和原材料及从事“黑市”交易等。
或许有人会认为，虽然官僚主义计划的体制在微观经济层次上大大劣于资本主义竞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但是从宏观经济的角度看却优于资本主义竞争。无可否认，在几十年的时间里，苏联经济的增长速度都超多了西方。但是即使我们不去问诸如“付出了什么代价？”和“为什么不能持久？”一类的问题，这种论点也还是回避了一个关键问题，即苏联的工厂体制从劳动和机器（技术）方面来看的特殊性问题。
正是由于对苏联工人的剩余劳动的攫取不是与微观经济中的利润最大化相联系的，所以这种攫取与资本主义相比在程度上较差，工人也比在资本主义下少受压迫。与他们在北美和西欧的伙伴相比，苏联工人不得不在工厂中呆上更长的时间、拿更少的工资，但是他们的实际劳动时间少得多。
对经济资源的整体上的浪费恐怕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要比在苏联还要多一些：大约是50％对40％—45％。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主要表现为未出售的产品、未利用的生产资料和出售无用的和有害的产品。而在苏联，则主要表现为在劳动时间实际上没有劳动——这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是不多见的。
在技术领域，由于没有受到资本主义企业家所受到的同等的经常压力，所以在基础研究和产品试制方面的巨大努力没有能够转化为工厂一级的广泛应用。[33]事实上，这种应用受到官僚们的抵制，他们认为这对于他们完成在创新之前已经定好的计划指标不利。
苏联的经理试图将一个典型的官僚的行为与一个未来的企业家的行为结合起来[34]。一方面，他严格遵守规则，不论这对“他的”工厂（正是由于不是他的工厂）和整个经济会造成怎样的结果；另一方面，他不惜牺牲工人的利益，不顾惜他们的福利，并通过违反各种规则，以努力“完成计划”。
就工人来说，他们既要保护自身作为消费者的利益（实际工资、实际消费、实际社会服务），又要保护自身作为生产者的利益，不管两者之间在表面上有什么矛盾。正如官僚主义的经理不受竞争的威胁一样，在工人头上也没有悬着失业的鞭子。[35]其结果便是一个与资本主义大不相同的工厂体制，即在“生产场所”中的实际生产关系，更不必说整个经济的生产关系，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大不相同。尽管存在着那些控制劳动的等级制，但是由于在劳动场所力量对比关系的差异，加上“但求无事”的思想状态，所以意味着苏联经理在多数情况下会很快对工人的要求作出让步。
官僚制度的特点是照章办事，但是在资本主义的公共部门里，“照章办事”就等于使经济陷于混乱，等于进行一种特殊形式罢工——这与“为利润办事”根本不同。谁要是不懂得这一点，谁就不了解资本主义的特殊本质。
当然，这一分析不应当被理解为是为官僚主义的管理制度或资本主义剥削作辩护。从工人阶级的角度看，两者都是压迫性的。二者在配置物质资源和保护劳动与自然不受损害方面，都是浪费性的制度，但是二者是不同的。
资本主义的和苏联官僚主义的管理制度的最基本的共同点是，二者都努力将技术创新与设法在生产中巩固和加强对劳动的控制结合起来。沃尔特·苏斯令人信服的说明了苏联，特别是在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后，机械地、盲目地采用了泰勒制，正是为了使部分劳动非熟练化，对劳动时间有更大的控制，削弱对加快机器运转速度的抵抗。对于像加斯铁夫这样的“苏维埃泰勒主义”的极端鼓吹者来说，这表现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不仅要作为阶级才能生存，而且还必须成为（我们宁愿说退化为）“社会自动机”；另一方面，托洛茨基则追随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传统，坚决反对这一观点。对托洛茨基来说，社会主义意味的不是无产阶级永久存在下去，而是无产阶级的消亡。
斯大林主义和后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的演变鲜明地反映了苏联混和的和矛盾的社会现实。官僚集团没有它自己的意识形态。作为替代，它仍然依赖着一种经过系统扭曲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在克里姆林宫无数次地迫使其不幸的理论家转变方向后已经被提炼掉了，只剩下犬儒主义的实用主义政治。
首先，是被推向极端的国家的拜物教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指出国家拜物教是一切官僚集团的基本意识形态特征。他的精辟、深入的描述同样适用于苏联官僚集团的意识形态状况：
“官僚精神纯粹是一种耶稣会的精神、神学的精神。官僚是国家的耶稣会教徒和神学家。官僚机构是国家祭司。……官僚机构认为它自己是国家的最终目的。既然官僚机构把自己的‘形式的’目的变成了自己的内容，所以它就处处同‘实在的’的目的相冲突。因此，它不得不把形式的东西充作内容，而把内容充作形式的东西。国家的任务成了例行公事，或者例行公事成了国家的任务。官僚政治是一个谁也跳不出的圈子。它的等级制是知识的等级制。上层在各种细小问题的知识方面依靠下层，下层则在有关普遍物的理解方面依赖上层，结果彼此都使对方陷入迷途。……
“官僚机构掌握了国家，掌握了社会的唯灵论实质：这是它的私有财产。官僚机构的普遍精神是秘密，是奥秘。保守这种秘密在官僚界内部是靠等级制组织，对于外界则靠它那种闭关自守的公会性质。因此，公开的国家精神及国家的意图，对官僚机构来说就等于出卖它的秘密。因此，权威是它的知识原则，而崇拜权威则是它的思想方式。但在官僚界内部，唯灵论变成了粗劣的唯物主义，变成了盲目服从的唯物主义，变成了对权威的信赖的唯物主义，变成了例行公事、成规、成见和传统的机械论的唯物主义。就单个官僚来说，国家的目的变成了他的个人目的，变成了他升官发财、飞黄腾达的手段。……
“如果说，官僚机构一方面是粗劣的唯物主义的体现，那么，另一方面它也暴露了它那同样粗劣的唯灵论：它想创造一切，就是说，它把意志推崇为始因，因为它的存在只表现在活动中，而它活动的内容又是从外面取得的。所以，只有形成和限定这种内容，官僚机构才能证明自己的存在。对官僚来说，世界不过是他活动的对象而已。”
让我们看看在苏联官僚集团思想家的著作中，这是怎样表现出来的。我们首先发现，是否认国家的寄生性、历史有限性和过渡性的学说。例如，L.S.马穆特写道：
“如果回顾一下国家的历史，就可以看到，在世界历史的范围内，国家的发展伴随着社会及其主体的政治自由水平的不断提高……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只有在（国家）制度的帮助下，才能实现自由。为了这个目的，国家经历了根本的变化，更重要的是，国家必须置于新社会的工人的有效控制下……在革命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之后，社会的自由就包含了每个工人的自由。没有每一个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自由作前提的集体的自由，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根本就是荒谬的。如果不使每一个人自由，社会就不能够自由。”
除了最后两句话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写过的以外，这一段论述在理论上和经验上都是十分荒谬的。“革命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在苏联是73年前的事了。在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和安德罗波夫的统治下，每一个工人都有不经国家机关许可组织工会、政治组织或出版月刊的自由吗？难道工人今天就有这样的自由了？工人阶级有效地控制着克格勃吗？这个机智的犬儒主义者写下了这么多废话，怎么竟不害羞呢？哪里有什么对国家中央机关的“苏联工人的控制”，据说只有有了这样的控制才能保障“社会及其主体的政治自由水平的不断提高”。
即使工人有效控制着国家政权，这也不能够使国家成为什么“不断提高的自由”的保障。要知道这种说法相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偏离到了什么程度，只需读一读恩格斯下面的一段话，这段话精辟地概括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官僚制的理论：
“官吏既然掌握着公共权力和征税权，他们就作为社会机关而凌驾于社会之上。从前人们对于氏族制度的机关的那种自由的、自愿的尊敬，即使他们能够获得，也不能使他们满足了；他们作为日益同社会脱离的权力的代表，一定要用特别的法律来取得尊敬，由于这种法律，他们就享有特殊神圣和不可侵犯的地位了。文明国家的一个最微不足道的警察，都拥有比氏族社会的全部机关加在一起还要大的“权威”，但是文明时代最有势力的王公和最伟大的国家要人或统帅，也可能要羡慕最平凡的氏族首长所享有的，不是用强迫手段获得的，无可争辩的尊敬。”
事实上，恩格斯在致倍倍尔的信中所说的与马穆特的所谓的国家是自由的保障者的说法恰恰相反：“当无产阶级还需要国家的时候，他之所以需要国家，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一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本身也就不存在了。”
在马克思主义关于资产阶级国家（及一切较早的统治阶级的国家）与无产阶级国家的区别的理论中，列宁的立场更为激进。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列宁在总结了巴黎公社的经验以后指出：
“镇压资产阶级及其反抗，仍然是必要的……但是实行镇压的机关在这里已经是居民的多数，而不是像过去奴隶制、农奴制、雇用奴隶制时代那样总是居民的少数。既然是人民这个大多数自己镇压他们的压迫者，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也就不需要了！国家就在这个意义上开始消亡。大多数人可以代替享有特权的少数人（享有特权的官吏、常备军长官）的特殊机构，自己来直接行使这些职能，而国家政权的职能的行使愈是全民化，这个国家政权就愈不需要……这里恰巧最明显地表现出一种转变：从资产阶级民主转变为无产阶级民主，从压迫者的民主转变为被压迫阶级的民主，从国家这个对一定阶级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转变为由大多数人——工人和农民用共同的力量来镇压压迫者。”
列宁以后用类似的语言来说明苏维埃国家的特点：“苏维埃政权是一种新型的国家，没有官僚，没有警察，没有常备军。”让人哭笑不得的是，从1928年至1986年，要是任何人在苏联发表和传播这一段列宁语录的话，他一定会因为“反苏宣传”和“诽谤苏维埃政权”而被判处在劳改营中强制劳动5至10年。更可怕的是，他可能会被送进精神病院并接受洗脑。是啊，如果谁要是像列宁那样，竟然想象苏联国家是没有官僚、没有警察和没有常备军，那他一定是要疯了。
斯大林则毫不犹豫地公开为官僚的必要性和职能作辩护。1923年4月，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在作组织报告时作了如下直率的声明：
“……只要提出好的政治路线就够了，就万事大吉了。不，这只是事情的一半。在提出正确的政治路线以后，还必须挑选工作人员，把善于执行指示、能够理解指示、能够把这些指示当作自己的东西并且善于贯彻这些指示的人安置在各种工作岗位上……因此，登记分配局即中央委员会的那个负责登记我们下层和上层主要工作人员并分配他们工作的机关具有重大意义。”[36]
国家拜物教有时是荒诞不经的。官僚制的理论家，最终表明自己是警察的理论家，平静地设想着在没有国家的“充分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里克格勃还会继续存在。“国家消亡了，但是它的机关还存在。”是啊，除了自我否定以外，还如何能想象一个特定的社会特权集团的自我消亡呢？
不过，这只是问题的一部分。在官僚制的意识形态中，国家拜物教是与经典的商品拜物教结合在一起的——后者是任何显著存在商品生产的社会的特点，不管这种存在是局部的还是普遍的。据说，由于“客观的必要性”，所以价值规律在苏联继续起作用。有时，还引用恩格斯的公式：“自由只是被认识了的必然性。”但是却没有说明恩格斯在这里明确地指的是自然规律。对斯大林主义和后斯大林主义的思想家来说，价值规律就像自然规律一样起作用，而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价值规律恰恰既非自然规律更不永恒。它是严格地与特定的、在一定时期内存在的社会条件相联系的，在这样的社会条件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生产者由于私有制彼此独立地劳动，因而主要是通过交换他们私人劳动的产品而发生相互关系。
合乎逻辑的结果是，国家拜物教和商品拜物教的混合体采取了一种特殊形式对官僚制的作用和职能作辩护。官僚集团据说应当利用（也就是青年马克思所说的“使之结晶化”）“客观规律”来指导经济。专制主义国家操纵着“价值规律”，也就是说，它每一步都违反着价值规律。但是与此同时，官僚主义计划必须尊重生产者的（实际上是官僚的）“物质欲望”，而不可能将这种计划建立在以民主方式确定的、体现为“使用价值”的工人阶级需要的基础上，因为这样做“价值规律不允许”，所以尽管是在国家专制主义下，价值规律仍然“起作用”。
斯大林把这些方面结合起来，以他自己的无与伦比的方式说明了这些矛盾：
“只要商品和商品生产仍然存在，价值规律就继续存在。在我们国家，价值规律起作用的范围，首先是商品流通领域，即通过买卖交换商品，主要是个人消费品的买卖。在这个领域中，价值规律继续起着调节作用，当然是在一定限制范围内。
“但是，价值规律的作用，并不限于商品流通范围内，同时也扩展到生产方面。诚然，价值规律在我国社会主义生产中，并没有调节的意义，可是它总还影响生产，这在领导生产时是不能不考虑到的。”
问题说明白了吗，还是没有？价值规律“影响”生产，但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却不“调节”生产？不，完全没有说明白。斯大林也说：
“有人说，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发生作用的若干经济规律，包括价值规律在内，是在计划经济的基础上‘改造过的’或者甚至是‘根本改造过的’规律。这也是不对的。规律不能‘改造’，尤其不能‘根本改造’。如果能改造规律，那也就能消灭规律，而代之以另外的规律。‘改造’规律的论点，就是‘消灭’和‘制定’规律这种不正确公式的残余。”
而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价值规律，无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还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都是‘自然规律’。而自然规律是不能被取消的，它们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里我们看到的是最纯粹的商品拜物教。
价值规律是“自然”规律，是不能被改造的，所以它在苏联继续存在。但是与此同时，价值规律却不调节苏联的生产，所以它还是被“改造”了，因为价值规律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显然是调节生产的。结论？商品拜物教＋国家拜物教＝思想上的完全混乱，在实践上表现为经济领域的严重失调。
伟大领袖的渺小信徒，比如马利奇教授，15年后以同样的方式来表达他们自己的观点，虽然稍稍多了些清晰性：
“人们不应当陷入另一种极端：如果商品生产存在，那么由于商品生产规律的调节作用，市场的无政府状态，价值规律的自发作用，以及为未知的自由市场而生产就都是不可避免的。社会主义国家防止商品生产的自发性，它能够抑制商品货币关系的消极方面，并使其服从于……自觉的计划目标。由于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建设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实践经验，社会主义国家作为经济体制的主体和组织力量的伟大经济潜力已经被发现和显示了。但是，如果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和消费的[尺度？]数量的决定完全取决于国家，那就是错误的。在相当程度上，这是由价值规律决定的。”
在马克思看来，价值规律在市场经济中以客观的方式起作用，独立于人的意志之外。它在中期——而不是每天——决定着商品的价格，因而也决定着劳动力商品的价格，就劳动力是商品而言。那么，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是怎样呢？生产者的消费基金是通过自觉的决策（比如说，将35％而不是65％的生产用于生产消费品）来决定的吗？不，我们的教授回答说。社会主义国家（当然，不是自己地联合起来的生产者）自己不能自由地决定这一基金的规模：“在相当程度上！”，这是由价值规律决定的。
这就是说，劳动力还是商品！不让的话，它怎么能由一个由价值规律决定的价格呢？但是如果劳动力与生产资料一样是商品，那么“社会主义国家”又怎么能防止价值规律——其作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决定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