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 官 僚
曼德尔
[今天，对于官僚问题，社会主义者已不得不严肃正视了。无论是在工人阶级运动中、在成功推翻资本主义的国家的党国架构内、或在先进国家的工会和工人群众党内，官僚问题都严重窒碍着工人阶级的政治发展。
这本小册子的作者曼德尔，从历史角度和理论层面深入浅出地分析了官僚在工人运动内崛起的原因，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第一章阐释一些基本概念；第二章介绍社会主义运动著名人物如马克思、考茨基、卢森堡、列宁和托洛茨基等对官僚问题的论述；笫三章专论工人国家的官僚层问题，对于了解今日中、苏等国官僚层形成的原因、官僚层对社会的影响及工人群众应如何解决这个社会发展的障碍的方法，都有莫大启发。──编者按]
导言
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就是以社会上不同阶级之间的关系及其冲突来解释社会的发展。十九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主要研究植根于生产过程中的基本社会集团──即阶级；二十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则发现了非基本的社会集团的重要性。这些非基本的社会集团，既不是阶级，而且在生产过程中又没有基础的根源，但是它们对资本主义社会和已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社会的发展，却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在这些次要的社会集团中占主要地位的，无疑就是官僚。官僚在十九世纪的最后几年在工人运动中产生；二十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之发现官僚这个现象，是因为这个问题已经开始扩大，而且对于工人组织的生命及实践有着更大的重要性。
这本小册子要从理论及历史方面研究这个问题。它要回答以下几个问题：
工人阶级中的官僚是甚么？它是如何出现、如何发展的？它怎样才能消失？
在工人运动的历史上，官僚化现象采取了甚么具体形式？
工人运动的各种倾向对官僚问题采取了甚么态度？
第一章： 基本观念
一 、 官僚现象的起源
工人组织里的全职人员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占据了中层或高层的位置时，工人运动里的官僚主义问题便以直接的形式出现在工人阶级的组织的机构(apparatus)内。
只要工人的组织还是个小团体，还是个人数很少的政治小派别或自卫性的团体，那就没有机构，不会有任专职的干部，问题也就不会出现。即便有问题，顶多是未成形的工人阶级运动与协助它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发生问题。
但是，如果工人的组织一直没有任专职的干部的机构，它就没有办法成长，就没有办法发展为群众性的政治组织或工会组织。可是机构的存在，就挟带着官僚化的潜在危险。从开始，官僚现象的一个基本的根源──即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分工──就在起作用了。
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分工，使无产阶级从事生产所必需的体力劳动，而其它社会阶级则从事文化的生产和吸收。无产阶级的疲劳劳动，消耗了他们的体力和精力，使无产阶级整体来说无法接触及吸收最先进的科学与文化知识，也不能经常地参加政治及社会活动。在资本统治下，无产阶级在科学和文化上处于落后的地位。
工人阶级运动的发展，带来了机构和机关工作人员。这些专门知识对弥补工人阶级的状况是必需的，对继续进行阶级斗争更是绝对不可缺少的条件。(1)
简单地说，这种专业化，产生了官僚现象。换句话说、只要一些人把政治活动或者工会活动当做全职制的专业，那就有官僚化的潜伏可能。
在商品生产的社会里，这种专业化还进一步地产生了拜物主义和观念物化的现象。由于劳动的极端分工和商品生产的一般化，人的活动范围只局限于整体社会活动的极小部份。这个事实就反映在人们对社会活动的态度上：他们认为自己的活动就是目的，而且愈来愈不能够全面地了解社会。成立组织结构本来是达到某种社会目的的手段，现在却被认为是目的本身──特别是被那些最明显和直接地认同这些结构，那些全部生活都依靠这些组织的人们、那些构成机器者、全职人员、有可能成为官僚的人。
下一节，我们要研究工人阶级官僚之所以形成的心理基础和意识形态基础：局部战利品的矛盾辩证看法(THE DIALECTIC OF PARTIAL CONQUEST 3)。
二 、局部战利品的矛盾辩证看法
持有这种矛盾辩证看法的人，他们的态度和行为，都表现了将保卫工人阶级已取得的成果放在主位，将夺取政权、彻底改变社会、建立社会主义世界的工人阶级斗争放在次要位置。他们认为：在国际平面，保卫苏联、中国及其它工人国家比推动世界革命更为重要。他们认为使工人国家能够在帝国主义包围之下存在，就是他们的斗争目的，因为他们认为这些国家所实现了的东西就是社会主义。所以他们认为一切新的斗争都必须臣属于对工人国家的保卫。这就构成了基本上保守的世界观。
《共产党宣言》中有一段非常出名的句子，它说：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这个句子提出一个意义深长的论点：正因为无产阶级没有甚么可以保卫的，所以它的历史任务就是把资本主义社会改造成为共产主义社会。这应该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论点之一。
但是目前的情况并不如此。当帝国主义国家中的部份无产阶级脱离了他们困苦的环境，争取了一个组织或者享受到较高的生活水平，他们的思想就开始改变。他们就会去衡量每一次新的行动的优点与缺点：这些计划中的前进会不会不但取不到新的效果反而会损失已有的成果呢？
这就是官僚的保守主义思想的基础。这个保守思想不但已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社会民主党中存在，而且在斯大林主义的高峰时代以前的苏联官僚层中也存在。
局部战利品的矛盾辩证看法反映了真实的问题，而不是用公式就可能解决的。
由于官僚保守主义拒绝发动及支持在资本主义国家以及全世界的革命斗争，它就明显地损害了无产阶级以至社会主义的利益。另方面，觉得要保卫工人阶级的成果，这引发起官僚保守主义的起因，反映着一个确凿的选择两难。我们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之称这个态度为保守，是因为它先验地假定，任何革命的跃进，不管在一国之内或在国际平面上，都会威胁到工人阶级的成果。这个假定就强调着改良派和斯大林派官僚主义那根深蒂固和恒久的保守主义。
在以极度分工来发展商品生产的社会，主要特征是拜物主义。与这个拜物主义现象有密切关系的局部战利品的矛盾辩证看法，就是官僚化过程的重要形态。在资本主义衰落及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历史阶段，这个局部战利品的矛盾辩证看法是工人运动向前发展时自然发生的。
所以，要真正地解决官僚问题，并不用一纸公文或魔术的公式来废除它，而是要创造最好的主观和客观条件，使它消亡。
三 、 官僚特权
作为唯物论者，我们当然不能把官僚问题与物质利益的问题分开来看：官僚享物质特权，所以一定会保卫这特权。但是，如果把官僚问题缩小到仅仅是物质特权的问题，则对了解官僚的起源与发展并没有甚么帮助。譬如，尚未当政的共产党(如法共、意共)或者半殖民地国家(如巴西)的共产党，官僚化程度也很深，这就不能用物质特权来解释。在另方面，在这些共产党中，局部战利品的矛盾辩证看法也非常浓厚：目的与方法被等同起来，官僚与组织也被等同起来。这种等同就产生了极强烈的保守主义，而这个保守主义就常常与工人运动的利益发生尖锐的矛盾。
正如我们应该避免庸俗的唯物论的解释，我们也应该避免心理学家式的谬误。工人运动的领导及机关人员倾向于保守的心理，显然是与因他们的地位带来的物质利益、特权、权力与权威有者密切关系的。当我们仔细观察工人阶级最初的工会和社会民主党等政治组织中所显示的官僚特权时，我们可以发现它有两种不同的方面：
1. 当一个工人，在当时的那种情况之下(十二小时工作日、祉会保险完全缺乏等等)，离开了他的生产岗位，而成为组织的全职人员时，这不但是他的社会地位的提高，而且也是某种程度的个人的自我解脱。这并不是「资产阶级化」或者创造了一个特权的社会阶层。工人组织早期的工作人员，许多都坐过很长时期的监牢，居住的条件也很差。但是从经济及社会的观点看来，他们的生活比当跱一般工人的生活要好些。
2. 从心理方面看，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战士觉得尽全力为他的思想而斗争，当然比明知在工厂中做机械的工作结果只使阶级敌人致富，更能得到满足。
社会地位的提高和个人利益的增进，无疑种下了官僚化的种籽。占据这些位置的人就想继绩把持这些位置；他们当然会保卫他们的既得利益而反对建立一个轮流让每人担任这些职位的制度。
最初，社会特权并不明显。但是一当群众组织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力量愈来愈强大的时候，社会特权就相应提高了。那时就要推选能够跟老板交涉的(而且能够跟老板共存的)工运顾问、国会议员和工会干事。同样地，又要委任报纸编辑和组织的代表，来参与使组织介入社会各阶层的进一步行动。
这就产生了一种真实的矛盾辩证看法，我们不能把它轻视为琐细的矛盾。譬如，当运动开始出版一份报纸，因而需要一个编辑时，它就实在地面临一个进退两难的情况。如果它要运用马克思所定下避免官僚形成的规则──全职人员的薪水不要超过技术工人的薪水──它就有以下的困难：只有政冶上最觉悟的战士才会接受这个规则的逻辑；但是许多有才能的新闻工作者，因为可以在别处得到较高的酬报，所以会不断受到作他选的诱惑。如果他们的觉悟不很高，他们就会被资产阶级再吸收去。
别种技术人员的情况也是一样：譬如在工人运动所管理的城巿里，同样的问题也会发生在医生、建筑师或工程师上。严格应用马克思的规则，很多时都会把政治觉悟发展不足者清洗出来，但他们可能在职业上是更有技能的。
资本主义社会有它的流行的标准与价值，所以我们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社会之中，纵使在工人运动之内，建立起合乎人际关系的完美共产主义制度。也许这只可能在高度觉悟的革命者核心内实行，而大规模的工人运动是较稳固地融化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因此共产主义的原则就更难在其间实行。结果，特为防止官僚化而设的障碍将逐渐被抛弃。
在资木主义衰落的历史阶段，局部战利品的理论，不但充分地发展，而且在呈现出阶级合作的逻辑与政策的同时，自觉地结合入资本主义社会中。一切防止官僚化的障碍物消失了，特权以加倍的速度增长，社会民主党的议员不再把它的薪水的一部份捐给工人组织──他们已经成为工人阶级中的依附阶层。从这个阶段开始，官僚变态只会进一步地跃升到官僚堕落。
四 、工人国家的官僚化过程
在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工人国家官僚化的过程也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因独揽国家大权而起的政冶特权；第二阶段是物质力面与文化方面的官僚特权；最后的阶段就是完全的堕落。在最后的阶段，政冶领导人不但不再约制官僚的滋长，而自觉地融合于其中，且变成增加特权的原动力。这个过程导致了斯大林时期的滔天暴行。
斯大林时期的特权的程度，可以由下面的例子看出。在斯大林时期的顶峰，高级官僚可以向银行无限度地提款，而其银行户囗的结余可以保持不变。他们的花费，只受制于常时的物资的相对缺乏。虽然苏联还是个贫穷的国家，但是对官僚而言，他们已经生活在共产主义的社会里了。斯大林时期以后的文学作品，具体地描述了许多这类拥有这种银行户口的高级艺术家和党领导人的故事。另一个例子，就是专门售卖普通人民买不到的东西的「特别商店」。这种商店在斯大林时期开始出现，直至1956-57年还在大多数工人国家存在。它们专给党及国家官员使用，而且是向普通人民隐瞒的──店的门面被伪装成普通房子一样。这些干部之间却存在真正的等级制度：最低层干部要付全价，中层干部付半价，最高层干部可以拿任何东西而不必付钱。
在1947-48年的时候，工人国家的物资很缺乏。东德共党官僚常常接到从苏联寄来的包裹，其中有丝袜、羊毛袜、牛油、糖等。包裹的大小及内涵反映了收受人的等级。在饥饿的年代，官僚层还要如此严峻地遵守等级制度；官僚心理被应用到如此透彻，真是又滑稽、又可悲。官僚层已将等级制度变成神圣的原则。从这些小事，可以看出官僚堕落的全貌。
五 、 一些不正确的解决方法
从这个对工人运动的官僚起源问题的简短研究中，我们学会必须小心地区分以下两种现象：
1. 工人阶级群众组织在发展中内在的官僚化的萌芽；
2. 在各种改良主义、斯大林主义政党中及苏联内所发现的全面、完全的官僚化现象。
如果我们对这两种现象不加以区别，以为工人运动的群众组织迟早会堕落，因而排斥工人运动的任何形式的群众组织，我们就会得出结论说：无产阶级的自我解放是不可能的。拒绝认清自发性和组织之间的矛盾辩证关系，就是彻底的失败主义。
各种「极左派」团体的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把这两种官僚化现象混淆了。他们争辩说，由于组织机构及全职干部必然包含官僚化的因子，所以应该排斥任何「职业革命家」。他们的论点可以归纳为以下的囗号：工人运动中第一个出现的职业革命家就是将来的斯大林。事实上，真正的问题在于，在目前的资本主义社会──而不是在某种想象的理想状况中──，如果工人阶级没有某种持久性的组织结构，工人的解放是否可能？
一个运动如果不培养从工人阶级出身的，而且与工人阶级有密切联系的职业革命家，它就不可能超越最原始的工人自卫团体的阶段；这个运动就不可能使阶级斗争超过最自发性、最眼前直接的要求。因此它必不可能推翻资本主义、解放工人、开启社会主义道路。历史显示从没有一个运动走这条路，也没有任何国家的工人阶级是因为害怕发生官僚化情况而在取得某些阶级斗争经验后仍维持原始的组织状态的。相反地，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如果工人运动拒绝自我组织起来，拒绝有系统地选择与教育它的干部，那它只会受到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与组织的支配，后者将在运动内重复发展他们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的情况──文化垄断的模式。所以，选择是基本上不存在的；为了避免「早期」的官僚化，却会陷入更坏的陷阱中。
这些「极左派」团体不了解的是，我们不是要在没有官僚危险的组织与包含官僚化因子的组织之间作一选择。真正的选择是在于让工人阶级发展目己的自治组织(带有官僚化的危险)，还是让工人组织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一个全部会员都是全职从事生产的体力劳动者的工人组织，当然比一个自觉地选择最觉悟的工人而把他们教育成职业革命家的组织，更容易受到资产阶级的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影响。
另一个错误的解决方法，是由「社会主义还是野蛮主义」团体(2)所提出。这个团体也没有辩证地看这个问题。他们的论点是，要防止工人国家的官僚化，就要废除所有工资差别。但这方法会产生怎样的客观效果？如果在物资缺乏的社会马上消除所有的工资差别，这就消除了鼓励工人学习新技能的刺激。如果技能的增进并不能保证生活水平的改进，那末，只有政冶醒觉最高的人、那些了解提高技能是社会客观需要的人们，才会努力学习技能。这样一来，生产力的发展速度就会减慢，物资缺乏的情况就会延长。由于产生官僚的客观原因是生产力和无产阶级文化的低下，所以官僚化的现象将会延展得更长，所产生的效果恰恰与期望的相反。如果工资有些许差别的话，工人的技能会增加，促使官僚化和特权现象消失的物质基础亦会扩大。这裹我们再度遇到矛盾辩证的过程，需要矛盾辩证的解决方法。
六、 革命马克思主义的解决方法
马克思没有清楚地看到官僚问题的各方面，因为那时还没有足够的历史先例。但是，仅仅凭借巴黎公社的经验，他得出两条非常简单的但是基本的规刖。到今天为止，这两条规则还包含了几乎所有的防止工人运动官僚化的措施。
1. 工人国家的政治干部的工资必须相当于技术工人的工资，马克思认为，这条规则的目的，是防止钻营主义，即为了个人的利益而追求公共的职位。
2. 所有官吏应该被选出，而且可似被选举人随时罢免。当阶级开始消失而且每个公民得到实际的行政经验时，这个原则(伴之以列宁主张的轮流制)会进一步使国家消亡。
革命马克思主义对于官僚层问题的解决方法，包含在列宁的革命党的理论和托洛茨基的工人国家及其先锋份子在反官僚化斗争中扮演的角色的理论中。这个解决方法的基础，是要清楚地了解工人阶级中的官僚化倾向的客观原因，然后向工人运动提供有效的武器来反对这个官僚化的倾向。
列宁关于政党的理论，首先是在他的《怎么办？》一书中发挥出来。但是，当俄国工人阶级在1905年革命中经历了大规模的群众行动以后，列宁觉得需要加深他的分析。因此，列宁的党的理论包括两个部份，第一部份就是他在本世纪初所写的《怎么办？》一书中所提出的在秘密情况下成立革命党的核心；第二部份就是他在俄国无产阶级经历第一次群众性革命运动以后所写的──即群众党、工会和苏维埃的经验。了解列宁的党的理论，就要了解无产阶级的两种需要：第一个需要就是先锋队与党，这个先锋队只组织工人阶级的极少数；另一个需要就是先锋队与党要结合到群众中去，而不是代替群众，或者负起只有群众才能够实践的任务。无产阶级的解放只能由无产阶级自已去实现的这个命题，应该在理论上或者在实践中被修改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以及工人国家的建立，是革命党的任务──革命党首先以无产阶级的名义，然后，在某一历史情况之下还要违反无产阶级，来建立工人国家。
在这个先锋队与群众之间的辩证关系之中，我们需要坚持一点，那就是，党只有在大多数无产阶级的支持之下才能够实现它的历史任务，但是群众只有在特殊的但是历史已经决定的时刻才会积极地支持革命党。换句话说，在革命局势尚未到来的时候，党必须保持为少数人的党(3)。
列宁主义关于党的理论的主要精神，就是应该全面地了解党与群众之间的辩证关系，换句话说，应该有一定的组织形式和一定的职业革命家的观念。职业革命家不可以永远与群众隔离，他必须常常要准备回到工厂去，把他在党内的位置让给另一同志，使那个同志也能得到必需的经验。这就是在无产阶级和其先锋队之间建立起「血液的交流」的轮流制度的真义。
同样的基本原则也应用到自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工人国家。对于工人国家官僚化的问题，虽然列宁在初期作了一些重要的观察与论点(事实上，在I921-22年，他比托洛茨基更觉察到官僚的危险)，但主要地还是托洛茨基及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提供了革命马克思主义的解决方法。
虽然官僚畸形现象在落后及孤立的社会中必然会发生，但是这个倾向并不一定会导致像斯大林时期那样可怖的堕落。在这里，主观因素还是有决定性作用的。革命先锋队必须在各个平面上反对官僚化的危险：
在国家的政治组织平面，革命先锋队必须促进工人民主，鼓励群众直接管理国家的事务；
在国际平面，革命先锋队必须支持世界革命的发展，因为世界革命打破了工人国家的孤立，所以它是防止官僚化最有效的武器。如果无产阶级先锋队在精神和力量还充沛的时候取得了政权，那末它就能够在世界革命的扩张过程中取得领导的作用：这就是托洛茨基所指的「不断革命论」的第三方面。
在经济平面，无产阶级先锋应该不惜任何代价来阻止积累的作用与生产的作用分开，来防止工人阶级失去对社会剩余产品的控制(不管是由极其集中化的国家官僚控制了还是由「巿场规律」的自由运作所控制了)。解决官僚化的历史答案，就是工人阶级对经济作民主集中的、有计划的管理。
第二章： 官僚问题
一 、 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经验的分析
讨论官僚层问题最好首先看看马克思研究巴黎公社所得的教训。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建立工人国家的第一次尝试。它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公社的领导努力摧毁旧统治阶级(专制王朝及其后几个资产阶级政权)所遗留下的永久性的国家机构。这种努力是直觉的成份多于自觉的成份。马克思在分析中，指出了这个努力得以成功，必须有三个主要先决条件(上一章已经提过两个条件)：
1. 公社的行政人员工资不超过技术工人的工资；
2. 公社的行政人员由公社社员选出，而且随时可以被撤换；
3. 第三个条件最初由马克思提及，随后列宁加以明确阐明：立法与行政的职权不再分离。立法与行政的分离，本是资产阶级国家的基本特征，在新的国家中，这个分离被停止了。事实上，这个国家已经不算是一个国家，因为工人国家的成立标志了国家消亡的开始。从一开始，无产阶级就行使全权，工人不但参与实施立法的功能，而且还负责执行法律。
创建工人国家的第一次实验，亦产生了第一组反对官僚化的有效措施；国家的消亡必定要和政府机构的消亡同时发生。马克思所定出的三条规律，应该是防止任何民主架构──国家、工会、或党──官僚化的基本的保证。虽然马克思在世时没有见到群众工人党和工人国家的官僚变形，因而未能提供全面的分析，但是他所写的东西，在很长时间之内，还是向官僚斗争的主要武器。
二、考茨基所作的比较
对官僚现象的分析有主要贡献的第二个人，就是考茨基。在十九世纪未期，考茨基写了一本书《基督教的起源》。在书中，他提出一个问题：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这个政权会不会有落入官僚手中的危险？虽然无政府主义者早就暗示这个问题，但他却是第一个人这么明显地提出这个问题。考茨基所提出的问题是：工人阶级运动会不会经历一次官僚化的过程，就像天主教会成为社会的主要力量以后所经历的一样？他接着就把天主教在第四世纪成为国教以后，与工人党及工人国家在夺取政权以后可能发生的事情作了比较。
其实，他的这个比较并不是他独力研究的成果。他的灵感来自两个泉源。恩格斯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已经把工人阶级运动所遭受的迫害与一千六百年前另一个运动所受的迫害作个比较。基督教虽然遭到严酷的镇压，但它的力量却愈压愈大，在统治阶级激烈的痛击中，逐渐地争取到各个社会阶级的同情与信仰，达到最后的胜利。
另一个泉源是莫斯特(4)所代表的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的运动。莫斯特从恩格斯的话出发，作出结论，说工人组织依循教会的历史的演变一样，也会官僚化的。
考茨基从这两个泉源中看到这个模拟以后，较正确地提出了工人政权会不会落入官僚层手中的问题。当然，他明白工人运动不可能完全跟天主教教会比较，但是他认为工人阶级运动的夺取政权，将会遭遇到类似天主教教会在得到权力之后所经历的问题。考茨基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倒是很有趣的，因为他的答案不同于马克思的解答，但是很像托洛茨基日后所作的解答。
考茨基的论点是：如果工人阶级取得政权时的历史条件与教会取得胜利的历史条件相似的话，那末两者之间的模拟就完全可以站得住脚了。天主教会取得权力的时代，刚好是生产力下降的时候。在同样的情况下，工人运动亦不可避免地会官僚化。但是事实上历史条件会是刚刚相反的。因为社会主义就是生产力的巨大的发展。这个高度发展的生产力不但奠定了劳动分工消亡的基础，而且意味群众的文化水平可以有飞跃发展。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官僚的胜利是不可想象的。
从全面看来，考茨基的答复是正确的。但是，他没有考虑到(当时也没有人考虑到)工人阶级不一定会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而可能会在最近几十年才开始摆脱半封建的国家拿到政权。在这种历史条件之下，考茨基所提出的因素──如物资丰富，文化飞跃的发展──因并不存在而不能限制官僚的发展，加上因群众的低下的文化水平及工人阶级的较少的数量，使官僚得到暂时的胜利。
三、托洛茨基对列宁的党观念的反对
分析官僚问题的发展史的第三阶段，对同时是列宁主义者和托洛茨基主义者而言，是有点「微妙的」，因为这个阶段的特征是托洛茨基对列宁的革命党理论的反对。在这个争论中，托洛茨基是错了。这点，他以后也承认。虽然托洛茨基立论的逻辑不很完美，他的结论却敏锐地预示了日后发生的事件。他在1903年写道：党代替无产阶级来实行基本的任务的理论包含了危险。这个危险，总书记会代替书记局，到结果，这个理论会变成实现革命的伟大任务都只交给一个人。
托洛茨基的这个论点虽然正确地谴责了所有的代替主义，但是跟列宁真正的党理论，却一点关系也没有。(5)
可是，在斯大林时期，这个代替主义的理论却成为俄国共产党的官式理论。工人国家的官僚常常会觉得惊奇，因为他们无法在列宁的著作中找到一句话来证明无产阶级专政是应该由党来实施、党应该把生产手段国有化、及党应该统治工人国家等等。这是因为这些官僚是在把无产阶级的任务移交给党的政治气氛之下长大的。列宁的意见却刚好相反。他认为无产阶级的任务应该是由无产阶级在党的领导之下实现的──这是完全不同的一回事。
任由党篡夺无产阶级的地位的理论，自然地导致党违反绝大多数的无产阶级的意愿去执行它的任务。譬如苏联在1956年之用武力来镇压 95%的匈牙利工人所参加的总罢工，就是依据这个理论的。换句话说，「无产阶级专政」被用作专95%无产阶级的政!
托洛茨基在1903年对代替主义理论的批判，好像是一种抽象的反对，因为在当时没有一个人(当然包括列宁)持有这种代替主义立场。但是，三十年以后，这个理论却变成苏联官僚层半官式的教条了(半官式的原因是斯大林主义官僚层从来不敢公开地和彻底地反对列宁的理论传统)。
四 、 罗莎．卢森堡反对德国工会官僚的斗争
对官僚现象作出分析的第四阶段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第一次应用到已经形成的官僚：德国工会官僚。这应该归功于罗莎．卢森堡，因为她在1907至1914年之间对德国工会官僚及德国社会民主运动的渐趋官僚化进行了公开的斗争。
卢森堡从1905年的革命中得到经验，特别是因为这个革命牵涉到沙俄最工业化的部份：波兰、列托尼亚、乌克兰和彼得格勒的工业区域。她发现工人阶级只有在革命大动荡的时候才集体地参加政治或工会运动。这表示，对于几百万的、几千万的从来没有参加过工人组织的工人，他们需要一种政治战略。如果传统的组织形式不能把这些工人的活动纳入正轨的话，那就需要有一个比工会或党更灵活的组织形式，把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在行动中联合起来。
历史显示了苏维埃这个组织形式在革命大动荡的时代中的价值，这就证明了卢森堡的理论的正确性。苏维埃的确是最灵活的形式，因为每个苏维埃都跟当地的情况密切相连。只要看看1905年俄国革命的第一个苏维埃、1918年德国革命的工人兵士会议、或西班牙革命中所组成的委员会，就可以知道它们的丰富的潜力。因为苏维埃是在特定的历史关头、为了解决革命所提出的实际的任务而成立的，所以它适宜于特定的情况。苏维埃是能够在行动上团结所有的工人(不管他们过去已有组织或是无组织)来解决某一特定的革命任务的唯一组织形式。
因此，我们不应该把苏维埃看作适合任何历史情况的永久性的组织结构。所以，如果一个人了解它的真正性质，他就会看出，在任何国家及在任何情况都用同样的名称，是多么教条呀!他就会看出：毛派团体为了重复斯大林主义的「第三时期」策略，要在比利时或美国马上成立苏维埃，是多么荒谬的事。这群人对这个名词着了迷，以至对实在的问题完全无知。他们不知道什么组织形式最适合某一国家的工人阶级某一时刻的渴望。他们不知道什么组织形式最适合于提高工人阶级的觉悟。
卢森堡还要我们注意官僚问题的另一面。当工会已经形成以后，工会官僚就有变成一股极保守的力量，而且愈来愈成为阶级斗争的障碍物的倾向。由于她对德国的工会运动有亲身的经验，所以她比列宁或托洛茨基更早而且更清楚地看出这个过程，她因而能够预测这批官僚在几年之后将扮演的反革命角色。当其它工人阶级战士在那个时候只看重官僚的机会主义性质的问题时，卢森堡的文件却记载了官僚与资产阶级融合、认同某些「资产阶级民主」机构，以及关注本身特权(特别是物质特权)的过程。
1914年列宁用卢森堡的官僚堕落理论，来解释欧洲社会民主党的堕落，及第二国际在帝国主义大战的面前背叛工人阶级的原因。
虽然卢森堡认为反官僚斗争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她走得太远，以至低估了工人组织在资本主义的「正常」时期保持起码的阶级觉悟的客观重要性。甚至在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之内，我们所见到的并不简单是一边是革命的工人阶级，另一边是由官僚的工会所管制的工人阶级；其实中间还有不属于任何组织的、没有任何阶级觉悟的、分散的工人阶级。当我们批评工会的反革命的、官僚的一面的时候，我们必须想到，这些工会也是使资本主义社会中广大的群众保持最低限度的阶级战斗性的保证。
我们之所以看重这一点，是因为在托派运动的周围，有一股极左的潮流。这些人分不清楚这个问题约两个对立面；而得出「群众性的工会运动=反动的官僚=出卖」的公式。他们忘记了群众性的工会运动是社会平静时期的阶级集体力量的客观表现。当他们说工会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之内已经变成「社会福利」机构，其主要工作是处理养老金及家庭补助金，他们在某一程度之内是对的。但是我们不要忘了，如果工人们没有工会的话，"他们就要个别地去解决这些「福利」问题，因此他们的力量就会小得多，所以就很难在斗争中战胜老板。归根到底，工会的作用就是纠集工人阶级的集体力量与老板作日常的斗争。当阶级斗争的步伐加速的时候，工会可以变成强大的阶级武器。
所以，我们需要从工会官僚的双重性的角度来了解，为甚么经过了五十年来的官僚屡次的叛卖，工人还是牢固地依附看工会。工人知道得很清楚，在他们与资本家老板作日常的斗争中，工会是极紧要的，所以抛弃工会是不合于他们的利益的。
五 、 列宁关于社会民主党堕落的理论
官僚现象的分析的第五阶段，是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关于第二国际的堕落和社会民主党的背叛的理论。列宁认为有两个因素造成这种堕落与背叛：
1. 工会及社会民主党之内出现了官僚。这些官僚不但控制这些机构，而且尽量要保持它在工会内部及工会以外(如议员、市长、新闻从业人员等等)所获得的特权
2. 社会学上说来，这个官僚的根源就是「劳工贵族」，也就是在帝国主义国家之内被资产阶级以从殖民地所得到的「超额利润」所收买的一部份工人阶级。
革命马克思主义者把列宁这个理论当作「教条」，已将近半个世纪了。我们现在必须以批判的眼光来检查它，理由至少有以下两点：
1. 有些事情很难用这个理论来解释。譬如，如果单看被殖民地的超额利润所腐蚀的「劳工贵族」，那就很难解释美国的工会官僚的性质。虽然美国在国外的投资也有利润，但这些利润与美国工人阶级的总工资比较起来，是很小的部份，肯定不够收买控制一千七百多万工人的工会官僚。法国现在可说已经没有殖民地了，从这方面的得益已经甚小，但是工人运动的官僚化并没有相应地减少。
2. 第二个理由更重要。当我们考察全世界工人阶级存在的经济条件时，我们看到，「劳工贵族」其实已经不再是帝国主义国家内无产阶级的一部份。只是对殖民地及半殖民地的无产阶级而言，整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才算是「劳工贵族」。譬如英国工人的工资比南非联邦的黑人工人的工资多十倍，而两个英国工人之间的工资差异最多不过是二比一。帝国主义的剥削，已使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和落后国家的工人之间有看很大的工资差异。这个因素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一部份无产阶级起着很大的政治腐化作用。
还有其它的理由使我们要小心地运用「劳工贵族」的观念。譬如，在欧洲工人阶级的运动史上，所谓「劳工贵族」，即无产阶级中收入最高的阶层，常常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锋。德国共产党在二十年代初期之成为群众党，就是因为争取到金属工人。后者在当时是德国工人阶级中收入最高的阶层。法国的情形也一样。法共在1934年以后大量扩张，是因为它在大型企业的工人的增加。这些工人的工资在法国是最高的。大批参加法共的是雷诺汽车厂的工人，并不是北部的纺织工人．后者一直忠诚于社会民主党。
所以我们不应该机械地应用列宁的「劳工贵族」的观念。我们应该看重于他对于工会官僚与资产阶级国家机构之间越来越需互相倚赖来生存的全面分析。
六 、 托洛茨基关于苏联工人国家堕落的理论
托洛茨基的苏联工人国家(即自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社会)堕落的理论，构成官僚现象的分析的第六阶段。托洛茨基的主要贡献，就是把工人组织官僚化的理论转变为一个前后一致的工人国家官僚层的理论。他认为，在这个官僚化的过程中，客观的作用虽然重要，但是堕落的过程并不是必然的(6)。布尔塞维克党本来应该而且可以自觉地阻止堕落化的过程。苏联发展的大悲剧，就是布党的大多故党员在历史的紧要关头完全不了解官僚的现象。如果在I922-23年以前(当防止的措施仍然可行时)他们对这个问题有具体的了解的话，苏联的历史的发展可能就会不同。工业化可能会发动得早些，无产阶级的人数可能会多些，无产阶级与贫农的联盟可能会建基在较高技术的生产合作社上，无产阶级民主可能会被扩大，国际革命可能会在一些国家成功。如果我们忽略了主观的因素而认为整个过程是无可避免的，我们就无法了解左派反对派向斯大林主义的兴起进行斗争的意义。(7)
关于托洛茨基的苏联工人国家官僚化的理论，除了以上的看法，还有他对工业化、计划与工人自管的立场。
二十年代初期，布党内发生一场斗争。斗争的一方面是党领袖列宁和托洛茨基所领导的主流，另二方面是谢拉普尼可夫和柯伦泰所领导的所谓工人反对派。工人反对派当时的支持者认为，如果这一派当时得胜的话，官僚化就不会发生。(8)
但是，这个结论是完全错误，而托洛茨基在当时所说的话，到现在还是正确的。我们只要回忆1921年苏联的工厂情况就可以了。四分之三的工厂是空的，只由几个1917年以前约有经验技工留下来管理，所以事实上没有生产甚么东西。由于苏联工人只靠这个极微弱的工业部门和渐增地不满的农民之间的物物交换，这个灾难性的经济局面使苏联工人很难抑制小商品生产的重新兴起。如果相信在这种情况之下，解决官僚问题的秘诀，在于管理权交给在工厂里工作的一小群工人，那就等如相信工人自管是魔术了。这个主张忽视了基本的现实：如果要工人阶级管理工厂，他们的工厂一定要在运作中；如果要工人阶级管理国家及社会，他们必定要有点力量，而且有工作做；如果要工人阶级在政治上采取最起码的主动的话，不但他们的肚子一定要饱，而且要有空暇时间。所以只有生产力有最低限度的发展而且工人民主能起一定的作用的基础上，反官僚的斗争才有成功的希望。(9)
虽然托洛茨基低估了(而且几乎没有触及)组织性的问题，他倒很清晰地指出，首要的任务就是增加生产，就是以最快的速度使生产恢复。其目的就是增加无产阶级的数量、反对私人积累的趋势、使群众得到基本的粮食与房屋，因此创造一个工人民主所需要起码的物质基础，使无产阶级逐渐对经济及国家的发展方向起直接的作用。
在1921年的社会及经济的现实情况中，乞灵于不可能的工人自管与工人控制，只不过是一大堆花言巧语而已。
第三章： 工人国家的官僚层
研究东欧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者碰到了一个基本的问题，那就是分析自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社会理论架构还没有完全存在。
我们都知道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观念。虽然给社会主义下个周密的定义并不容易，但是我们知道甚么不是社会主义。任何认真的马克思主义者都能够看出社会主义还没有在苏联或其它工人国家实现。但是，说了这句话并没有解决问题，因为从马克思自己到列宁及托洛茨基等马克思主义者都认识到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必然有段过渡的时期。就是因为我们对于过渡社会只有这一点点的理论依据，所以我们很难断定，现实发展的那一部份是由于官僚的堕落，那一部份是由于历史的必然性。
许多资产阶级的、社会民主党的、及「极左派」的理论家争辩地说，由于市场范畴(货币、商品、贸易等)在苏联残存，所以它自然而然是资本主义国家，因为市场经济意味资本主义制度的生产。这是个严重的错误。马克思主义者都同意，在充分发展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中，商品生产是不再存在的，但是在推翻了资本主义以后的社会里，商品生产并不会马上消灭。商品生产还在苏联存在，并不表示苏联是个资本主义国家，只表示苏联还没有完全实现社会主义。不管自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社会是如何先进，这个社会的一个特征就是市场范畴或多或少的残存。资本主义的特征并不是局部的商品生产，而是普遍的商品生产，后一点在苏联并不存在。
无政府主义者亦争辩地说，国家(一个阶级斗争的工具)之继续在苏联存在表示剥削继续存在，因此表示资本主义在苏联存在。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讨论过这个问题。国家的存在表示阶级与阶级矛盾的存在，但是这并不证明这些国家是资本主义的国家。恰恰相反，在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只要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代表，那它就是建立社会主义绝对必需的工具。
上述论点表示，我们需要从个别工人国家的历史特征中抽出得象的观念，而且需要从更普遍的层面来研究过渡社会的论题。
一 、 过渡社会的普遍论题
从经济的观点看来，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中的社会，主要的定义是废除生产手段(工业、土地、运输、银行等等)的私有制、垄断对外贸易及计划经济。从此，价值法则基本上不再支配生产，而市场力量和不同的资本之间的竞争不再决定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经济资源分配。结果，生产方式与分配方式就有了基本的矛盾，因为前者不再是资本主义的，而后者还是资产阶级的。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一文中曾详细地分析了社会不平等在过渡时期，甚至在社会主义的第一阶段的继续存在。他把这些不平等归因于资产阶级的分配方式的残存(物质奖助，拼命追求更多工资，消费的不平等)(10)。
这个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是因生产力发展不足而起的。社会主义生产模式的先决条件应该是生产力的发展比目前世界规模的还要高。在这个条件之下，物质的丰裕，才会使资产阶级的分配方式成为不必要。意思就是过渡社会有双重的历史任务：第一，要破除旧社会的以阶级分歧、货币经济、及个人自肥为基础的思想残余，第二，要带来生产力重大的新发展，使所有人类可以享受到的丰裕能充份发展。
过渡时期所有主要矛盾的根源，正是由于我们绝对需要同时实现以上两个任务。因此就产生了以下的三个后果：
1. 商品生产逐渐消亡，但同时仍局部残存。
2. 阶级分歧(农民、工人阶级、城巿小资产阶级)开始消亡而同时又残存。
3. 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开始消亡同时却仍残存(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的主要功能是防止旧统治阶级的复辟和调节国家的日常经济活动以保证建立新社会所必需的社会主义式积累)。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商品生产、社会阶级与国家的消亡速度，并不单单靠国内的阶级斗争，而且也要看国际力量的对比，或者国际的阶级斗争而定。
因此，对经济进程强制管理的需要是与国家的消亡并存的。所似某种程度的官僚变形是无可避免的。(这一点是最难以接受的)。
不过，如果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以后，能够立即以阶级的集体力量指导各方面的社会生活的话，官僚变形就不是无可避免的。不幸的是，实际的情形并非如此。不承认这个事实的人们只是不恰当地把历史的信誉给了资本主义。因为过渡时期前的资本主义在各领域疏离工人，使他们每天做八、九或十小时的工(还要加上来回的时间)，不让他们得到有系统的文化发展，因此使他们没有能力马上管理整个社会。如果工作日不缩短的话，工人管理社会的最起码物质条件就不存在，权力的委托就无可避免，从而导致某种程度的官僚变形。所以，过渡社会需要找到一个使它的生产潜力能够充分发展的理想节拍。这个节拍不但能够减低社会紧张的程度，而且同时也会使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种种不良现象慢慢消失。
我们现在可以从以下的角度来分析官僚堕落的工人国家的问题：苏联成立五十年以后，阶级社会的特征一点都没有消亡的迹象，相反却逐渐加强了；国家控制了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局部的商品生产和渐增的社会不平等被巩固了；而进展至剥夺工人阶级全部政治权的官僚变形，更已被制度化。
如果以这个角度把问题提出的话，我们就可以进而从结构方面来分析苏联的官僚堕落的历史起源，内在逻辑、及其演变。
二、 工人国家官僚堕落的起源
上面已经说过，最后分析起来，过渡社会之所以必然地产生官僚变形的基本原因有二点：生产力的发展不足和资本主义的特征在革命以后的社会中的残存。至于过渡社会终于产生了斯大林主义的堕落的原因，除了上面两个基本因素以外，我们还应该加上两个其它的因素。在资本主义已经被推翻的国家里，我们可以看见，不但经济的发展水平太低以致不能快速地达到社会主义所需要的丰裕程度，而且这个发展水平比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还要低。因此，过渡社会在实行社会主义式积累的同时，还不得不去实行「原始积累」── 即工业化(这就是普洛布拉津斯基所说的「原始社会主义积累」)。马克思以及其它马克思主义者没有预料到革命首先会在落后国家胜利，而先进国家会在一整个的历史时代中依旧为资本主义。这个实际上发生的现实，在过去五十年中，产生了一连串悲惨的结果。
在1917年以前，马克思主义者都相信，革命会同时在世界的重要部份发生，或者至少首先会占领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后者的情况之下，非社会主义的世界，也不能用军事的压力、意识形态的吸引力、或者较高的生活水准，来严重影响新社会的发展。
但是革命却首先在落后国家发生了。落后国家获得孤立的革命胜利，意味着它会遇到所有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侵略或侵略的威胁，因而必须自我保卫，得拨出全国的社会剩余产物的很大部份来达到这个目的。另方面，工业化资本主义国家较高的生活水准在工人国家的大部份人民中产生很大的思想诱惑。这两个「不能预见的」因素，补充了马克思主义者早已预料到过渡社会「当然有的」因素，就构成了官僚堕落的根源。这就是苏联在十月革命以后的历史发展的基本解释。从1917到1923年，没有一个布尔塞维克党的领导预见到这个进化(11)。不过，列宁、托洛茨基及其它的领导，已经在不同的时期了解到，革命在落后国家的孤立，可能会引起马克思主义理论所没有预测到的危险。
因此苏联官僚层的起源既不能被看成为邪恶的阴谋，也不能被看成为「特定的社会经济结构」的必然结果。这两个极端之间的媒介，就是苏联的无产阶级在二十年代渐增的政治消极性。正是这个决定性的媒介才能解释，为甚历苏联的无产阶级从1917至1919年紧张的政治经济的活动，会慢慢地转变为十至十五年似后的政治权利的完全被剥夺。这种政治消极性是由以下一连串历史因素所造成的：工人先锋份子大都在内战中阵亡；世界革命失败以后的失望；饥饿与困苦的普遍化；工人阶级权力机构的衰弱等等。列宁在晚年已经看出这个危险，而且开始要与它斗争。从1923年起，托洛茨基及左派反对派就主张在国内采取一种经济政策及在国外采取一种国际主义的战略，藉以在客观上帮助苏联无产阶级重新恢复政治活动。这些建议没有幻想能奇迹般实时解决问题，只是要创造一种局面：一方面使生产力快速发展，另方面使当初的政冶气氛复活(革命以后头几年的苏维埃实际发生作用，而无产阶级又直接负起企业管理的责任)。
左派反对派的战略，正如列宁从1920年起所做的一样，考虑到官僚专政渐增的危险。这个战略完全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对那个时代的分析。但是，可悲的是，当时的布维塞维克党中的大多数干部，虽然有很多政冶经验，却看不出反对派建议的正确性。在工人阶级的运动史上，这种悲惨的思想崩溃并非不常见的(12)。是的，在1923至1936年之间，大多数老布尔塞维克领导们已经了解到官僚权力的凶恶性；但是，已经太迟了。由于他们没有及时地看出真正的危险，再加上他们未能看出他们所参加的派系斗争的历史意义，所以官僚的堕落就能无阻碍地进行了。
但是，满意于这个解释只是陷入了主观主义。我们首先需要找出这个惨败的历史原因。布尔塞维克党的机关变成官僚社会阶层的不自觉的工具；这是因为党的本身已经官僚化了。由于党的机关已经深深地融合在国家机构之中，所以它已经经历了官僚堕落的第一个阶段。如此，党的机关去跟它自己已经深深牵连进去的过程战斗，就是与它的意识形态与物质利益相违背。
我们可以学索凡林及多伊彻等等分析家那样用很大篇幅来说明为甚么斯大林的胜利是历史必然的，或者说明托洛茨基在战术上犯了何等的错误(13)。但是，更重要的还是去认识布尔塞维克党所犯以下的一连串政治及组织的错误怎样使党的机关与国家机构融合，以及怎样使它们同时官僚化，以致党在社会学上无法阻止官僚化的过程：
1. 取缔党内的派系。禁绝党内的派系表示党内部民主结束的开始。表达的自由必然地包含组织倾向的权利，倾向亦无可避免地变成派系，特别是官僚化正在进行的时候，因为官僚化会使政治分歧有系统地普遍化。
2. 一党专政的开始。跟一般人的信念相反，列宁的文章中从来没有提到无产阶级专政的时期应该只准许一个党。苏联宪法也没有这一条。在1921年以前，几个政党(孟塞维克左派、社会革命党、无政府主义党)享有合法的地位；只要它们不公开地与军事反革命结盟。有几个苏维埃就是由这些党领导的(譬如，莫斯科橡胶厂是由孟塞维克领导的)。苏维埃的选举是在不同候选人代表不同党派的基础上进行的。但是，从1920年起，虽然没有通过这样的法律，一党专政的原则却变成实际的措施了。禁止党内的派系，逻辑上导致对工人运动中其它倾向的镇压。斯大林主义的思想完全湮没了列宁的著作中根本没有提到一党专政的这个事实。列宁当时所说的是没有布党就没有无产阶级专政；但是这句话有完全不同的意义。
布尔塞维克党错误地认为，虽然内战已经停止而社会的紧张状况开始减少，但是新经济政策及跟其而来的危险却需要加强政治镇压与集中化。布党之要取缔其它党派，就是恐怕这些党会被资产阶级及农民利用来推翻新的社会秩序。然而，历史证明，对抗资本主义复辟的最好方法就是无产阶级继续进行政冶活动。所以创造有利于无产阶级重新活动的环境是绝对必要的──相反地，如果镇压无产阶级民主，却助长了列宁要尽量避免的官僚化。
3. 党未能及时了解苏维埃政权、集体所有制与「原始社会主义积累」(即与私有经济部门的竞争)三者之间的有机联系(14)。这可能是最严重的制度上的错误。布党在当时认为，如果国有企业的生产力能够提高的话，它就可以在与私人企业的竞争中取得胜利。由于党的这个想法，个人的生产力就非常受重视。因为这种重视需要企业内部高度集中化，因此形成一人管理的原则。不过布党知道一人管理的原则必然会被官僚滥用，所以它提出了以下几点防范措施：
(1)高度的工会自治。(2)工厂之内的「三头马车」制度，即工厂经理的权力由党及工会严密地控制(这个措施却常常被转变为党书记及工会书记的控制)。(3)一条防止经理滥用权力的非常先进的社会法律。关于最后一点，二十年代的苏联成为世界的典范，因为这条法律规定工人不能被经理解雇、工人不能被强迫超时工作等等。
列宁及其它党领导所没有想到的就是能否实施所有这些防范措施最终都要看政权是否健康而定。当党及国家空前地受官僚控制的时候，经已极端消极的工人们要保持这些防止官僚过份集中权力的措施就愈来愈困难。在I927年以后的一段时期，斯大林取消了所有的防范措施，而没有受到苏联工人阶级的抵抗。他首先废除「三头马车」制度而授予工厂经理绝对的权力，然后压制了工会的自治，最后，他甚至于废除了许多进步的社会法律，采用了计件工资、超时工作、斯塔哈诺夫运动及其它反对工人阶级的凌辱性措施。
假如布尔塞维克党能够在二十年代初期就及时了解这个问题，假如布党准许党内有派、党外有党，而且有系统地鼓励工人自管制度的发展的话，反官僚的力量就会大得多。无疑，这些历史因素，比托洛茨基和左派反对派所犯策略上的错误要重要得多。但是，如果工人阶级因不正确的经济与国际政策而继续采取被动、消极的态度的话，即便有苏维埃民主与工人自管这两个因素的继续存在，也不能长期阻止官僚的胜利。只有机构的改革与较快速的工业化、按部就班的农业集体化及能够使 德国和中国革命成功的国际革命政策的结合，才能有效地、永久地阻止官僚的胜利。如果能做到这些的话，历史的进展就可能会不同：党内的民主会继续下去，多党制的政治生活会被维持，工人管理经济会被制度化和加强。工人议会联合大会，而不是一小撮的官僚份子，就会对计划经济的基本方向作主要的决定。
我们可以对这个简短的历史研究作出以下的结论： 要防止工人国家，特别是落后的工人国家的不可避免的官僚化倾向转变为制度化的官僚堕落，需要以下的三个基本因素叫结合：
(1) 苏维埃政权成为国家机构，即真正的工人民主；
(2) 经济及社会的政策能够在各阶段提高无产阶级的社会经济权力、「自我活动」、及政治醒觉，换句话说，要增进无产阶级与其它的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这包括发展生产力与提高无产阶级的生活水平) 。
(3) 社会主义革命伸延到国际。
三、工人国家官僚的性质
在某些历史条件之下，当力量对比十分不利于无产阶级的时候，官僚会得到很大的自主权。初看起来，这种自主权差不多是完全的。但是它永远不会是完全的自主权。官僚决不能脱离产生它的生产方式，而创造一个崭新性质的生产方式。官僚的自主权是被它自身嵌了进去的生产方式所限制。所以，是生产方式支配看官僚去决定办事的优先次序，而不是官僚本身的利益(15)。这里，我们应该很小心地分别两种东西：一种是产生官僚的客观社会经济制度的要求；另一种是官僚作为社会特权层的本身利益(16)。
在一段很长的时期之内，托洛茨基说官僚整套政策的性质是官僚中派主义。他的理由是，官僚的社会性质使它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因此，只有对这些每当紧急关头就摇摆的政策作全面的分析，我们才能了解这个中派主义的内在逻辑(17)。
一般而言，官僚统治的特征就是官僚的两重性。这个特征，即便在堕落到硬化的官僚社会阶层已出现的地步，也是如此。
官僚的第一重性质反映了它与非资本主义的社会和生产方式的关系。这是彻底反对资本主义的。这个性质解释了苏联农民之被强迫集体化、抵抗纳粹的英勇行为，以及红军在其占领的国家永久地废除资本主义等事实。
官僚的第一重性质是与这个社会阶层在当初消灭旧统治阶级的基础上获得特权这一事实有关。这些特权只有在非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范围之内才能发展。如果私有制胜利地占有生产数据的话，这些特权就无法存在。资本主义若在苏联复辟的话(对那些不相信能够以「和平道路」来复辟资本主义的人来说，除非爆发暴力的阶级战争，而且由反革命获胜，否则复辟就不能发生)，它或可容许某些官僚拥有自己的工厂；但这种行动亦会标志着他们作为官僚身份而存在的终结，以及他们之变为具有不同社会心态的资本家了。官僚作为社会阶层的经济态度并不是由竞争、对最大利润的追求及资本积累等经济规律所决定，而是由与他们在过渡时期所扮角色有关的动机所决定(19)。
官僚的第二重性质是基本上保守的社会观：它要在国际上维持现状，要阻止世界革命的进展。事实上，世界革命的进展表示官僚簒夺无产阶级的政冶及经济权力日子的结束。所以国际无产阶级的恢复活动对于官僚的霸权有很大的威胁。
官僚的两重性代表了在工人国家当权的官僚的两种矛盾特征的永久结合。它一方面保卫工人国家的非资本主义性；另方面却恐惧及抗拒世界革命，因而损害到工人国家的社会经济基础。
但是，我们不应该狭义地去理解官僚基本的保守主义。在有需要的时候，官僚会毫不犹豫地跨过国界，将它的权力扩张到其它国家去──只要它这个做法不会使无产阶级重新大规模地动员起来。(20)
四 、 工人国家政治革命的需要
由于在工人国家当权的官僚具有矛盾的性质，我们应该采取怎样的革命战略呢？
客观环境的变化，如生产力的发展及世界无产阶级数量的增多与文化的提高，已不断地使官僚的力量相对地变弱、使它愈来愈难维持它的霸权。但是这个社会阶级却非常自觉它自己的利益与特权，所以它决不会在这些客观变化的压力下放弃它的利益与特权。因此，只有政治革命才能击碎官僚层的权力，代之以无产阶级的权力。这并不表示这种革命一定会很长而且残暴的。历史的例子(1953年的柏林、1956年的布达佩斯、1968的捷克)证明，在政治革命开始的时候，工人阶级就动员起来，占领工厂，选出工人议会的代表，然后当地的官僚就烟消云散了。只有外来军队的干涉才能阻止这样的政治革命。如果政治革命在苏联发生的话，当然就没有外来的干涉。所以对于政治革命得以完成是可以乐观的，官僚毕竟又能够向那一个社会基础求援呢？谁会长期地与官僚并肩跟无产阶级斗争呢？
官僚的脆弱是政治革命之所以与社会革命不同的表现之一。在社会革命中，生产方式改变了，政权从一个阶级转移到另一个阶级。但是政冶革命基本上是让生产方式保持不变，而政权则从同一阶级的一个阶层转移到另一个阶层(21)。
工人国家政治革命的效果是使现存的生产方式有一个新的内容，因为官僚化的生产管理是与无产阶级民主不兼容的。但是经济制度的主要架构，如集体财产制、计划、某些巿场机制的残存等等，是不会改变的。它们会得到新的意义，而不会被其它的东西所破坏及取替。因此，国家的形式会有改变，但其社会性质还是维持一样的(22)。
五、官僚层 ：社会阶层还是社会阶级?
要用政冶革命，而不是用社会革命，来击碎官僚的权力：这个结论来自官僚不是一个生根在生产过程中的阶级，而是一个从无产阶级中生长出来的社会阶层这个事实。这个定义并不是玩弄名词，它对于定出一条国际工人运动正确战略，是无比重要的。
一般人对这个社会阶层的性质发生混乱是因它的社会存在方式所引起的，因为从某些代表特征，如权力垄断、物质特权、集体的认同等等看来，它好像一个阶级(23) 。称这个阶层为阶级并不能帮助我们正确地了解世界的革命的现实，反而会在理论上及方法论上导致无可解决的矛盾。假如官僚是一个阶级，那末它到底是在革命前已经是一个阶级，而革命就是这个阶级取得政权的表现，还是在革命之后才变成一个阶级而夺取到权力呢？
这两种说法有不同的意义，所以我们需要小心地加以区别。如果说官僚在革命以前已经是一个阶级，而且它在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领导层构成，那末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看来，这个说法有很大的理论缺陷：到底资本主义国家内的共产党领导层与生产过程有甚么关系呢 ？这个简单的「错误」会有极破坏性的政治后果。譬如，意共或法共所领导的罢工，就不再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而是官僚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在这种情形之下，无产阶级就要选择作出「阶级联盟」了。同样地，任何民族解放斗争(譬如越南的斗争)，就不再是帝国主义与群众之间的斗争，而是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与官僚之间的斗争。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理论立场完全歪曲了现实。从马克思主义立场看来，意共或法共所领导的罢工斗争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无疑，共产党官僚企图要使罢工迁就它自己的目的，但是这个斗争并没有变成三个阶级之间的三角斗争；它还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
最后分析起来，这个立场──即西方的共产党领导层是阶级的胚胎──的逻辑，是放弃阶级斗争；因此它在本质上是反革命的立场。有些政治组织就采取了这个立场。他们辩说越南战争是两个帝国主义阵营之间的战争(韩战也是如此)他们还说革命家对古巴革命不感兴趣，因为古巴革命的领导是一个新的剥削阶级。因此，古巴与美国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是两个剥削阶级之间的矛盾；在此矛盾中，无产阶级应该不站在任何一边。事实上，不管我们喜欢与否，许多国家的反帝斗争和阶级斗争是由共产党领导的；我们的责任是要支持这些斗争(但这并不是说我们不会指出：只要斯大林主义者仍旧领导这些斗争，其成功机会是很小的；这也并不是说，我们不要反对斯大林主义)。
还有一些人认为工人国家的官僚是一个比资产阶级在历史更进步的新的社会阶级。这个立场就会导致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支持另一个阶级，即官僚。换旬话说，这个立场否定了无产阶级在世界革命中的领导的角色(24)。这个立场的后果就是这些政治组织对官僚的革命潜力怀有幻想。事实上，谁会真正地相信，例如法共目前的政策是朝向夺取政权呢？
现在，我们要谈谈另一个立场，即官僚在革命以后变成一个阶级。我们要看看这个立场会引导到怎样的政治后果。当我们仔细观察这些提出「新剥削阶级」的理论家 (如吉拉斯、盘纳姆等人)，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反对斯大林及斯大林以后的斯大林主义者的结果，使他们不但怀疑工人阶级，否定马克思主义，更奉承资产阶级民主。他们之谴责克里姆林宫只使他们转向华盛顿(25)。事实上，这些人已经跨越阶级界线，而参加资产阶级阵营了。对于他们的理论，现在不需要多讲了。
还有其它一些人──其中最出名的是库伦和莫扎鲁斯基二位波兰同志──也认为官僚是一个社会阶级。不过他们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来分析这个问题。他们不但谴责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民主，而且对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具有坚定的信心。对于这些同志而言，问题重在于术语方面多于在政治方面。1939年托洛茨基对这个问题作了以下的分析：
「让我们一开始不在抽象的社会学平面上，而在具体的政治任务平面上来提出苏维埃国家的性质问题。让我们暂时退一步承认官僚是一个新的「阶级」，而苏联当前的政权是一种阶级剥削的特殊制度。从这些定义中我们做出甚么新的政治结论呢？第四国际很久以前就认识到劳苦大众进行革命起义来推翻官僚的必需性。而那些宣称官僚为一个剥削「阶级」的人们却没有提出或不能够提出别的建议。推翻官僚的目的，是重建苏维埃统冶，从它们(即苏维埃──译者)中躯逐目前的官僚。那些左派的批评家不能提出，亦没有提出甚么不同的东西来。复兴了的苏维埃的任务，就是协助世界革命及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因此，推翻官僚预先假定了国有财产及计划经济之保持。整个问题的症结就在这裹。
不消说，等到经济计划不是由官僚，而是由生产者本身的利益来决定时，生产力量在各个不同经济部门之间的分配，以及一般的这个计划的全部内容，将会大大地改变。但只要推翻寄生寡头贵族的问题仍旧和保持国有化(国家)财产的问题连系在一起，我们仍称未来的革命为政治的。我们的某些批评家(西利加、勃朗诺及其它人)却愿意称未来的革命为社会的。让我们承认这个定义吧。它在实质上改变了甚么呢？它对我们所列举过的那些革命任务没有加添甚么。
我们的批评家照例采用我们老早以前证实了的事实。他们无论对官僚和劳苦大众的立场的估计，抑或对克里姆林宫在国际角斗场上的作用的估计，都绝没有增加甚么基本的东西。在所有上述的范围内，他们不仅无法向我们的分析挑战；相反的，他们本身也完全根据它，而且甚至完全拿它来约束自己。他们拿来反对我们的唯一控诉就是我们没有做出必需的「结论」。但在分析之后，发现这些结论却是属于一种纯粹术语上的性质。我们的批评家拒绝称一个堕落了的工人国家为一个工人国家。他们要求把极权主义的官僚叫做一个统治阶级。反对这一官僚的革命，他们提议不要看做是政治的、而是社会的革命。假如我们对他们作上述的术语上的让步，我们就要使我们的批评家陷入一种极困难的地位，因为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该拿这纯粹辞句上的胜利来做甚么。因此，当这些同志在苏联的社会学的性质问题上怀看和我们不同意见，但在政治任务方面和我们一致的时候，与他们的分裂，便成了一件非常无意义的事情。」(26)
但是，我们与库伦及莫扎鲁斯基的意见的不同并不是纯粹在术语方面，因为他们的分析导致以下几个不正确的结论：
1. 他们被迫推出在中央政冶官僚与所谓技术官僚之间有质的不同。对他们而言，这两种官僚已变成两个不同的阶级。
2. 他们因此赋予官僚有它的阶级的目的(为生产而生产)。其实，这个目的早就被局部地放弃了(见16)。
3. 他们只对官僚现象作「民族的」分析，因此不能了解苏联官僚的国际任务。
这三个因素加起来，就使他们低估了官僚层的适应能力与镇压能力。
六、结论
在这个结论中，让我们重申一个基本的真理，那就是今天世界上的基本斗争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官僚的介入只能歪曲这个斗争。消灭官僚及资产阶级的唯一途径就是使工人阶级及反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走向它的逻辑的结果。只有最广泛散播的世界革命才能终极地保证消灭官僚的权力。
历史已经局部地回答官僚的问题。自从1945年以来，所有胜利的革命都或多或少地直接提出官僚问题：南斯拉夫革命以工人自治的方式提出；中国革命以「文化大革命」的歪曲形式提出；古巴革命则极明显地、极主动她反对官僚。马克思说得好：历史只能提出它能解决的问题。今天，解决官僚问题的主观及客观条件似乎已经成熟。一方面，我们目睹了世界革命的广泛扩展及世界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另方面，资本主义国家及工人国家的革命斗士已经了解到这个问题对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性。毫无疑问，任何新的无产阶级革命一定要自觉地面对官僚问题，而且似最有效的方法来解决它。
注释 ：
1. 如果没有组织结构的话，工人运动会一直停留在平庸的阶段；在资本主义生产制度的进步的相形下，工人阶级的胜利也只是历史的倒退而已。而在革命胜利后，新社会如果废除所有与物质生产范畴无直接关系的专家和技术人员，这个新建立的社会就会退步到一种原始共产主义的阶段，以致还反过来使新社会在社会分化中急促解体。官僚化的危险不只不能消灭，反而会不知不觉间再度发生。所以，即使单单为了效率，创立机构(APPARATUS)也是不可缺少的；因为如果连最起码的基础结构也没有的话，那么甚至不能把五万人组织起来。
2. 这个团体是由1949年在第四国际法国支部中分裂出来的一个派别所成立的。其名字来自它所出版的刊物「社会主义还是野蛮主义」(该刊物于六十年代中停刊)。它是英国的「团结派」的思想先驱。
3. 社会民主党的党员数量，不但不防止官僚化，反而是形成官僚化的一个主要因素。如果一个政治团体只吸收已经具有基本的、最低限度的政治自觉、经验与活动能力的人为会员，这个团体就比较容易阻止它自己的官僚化，因为这就会使「主顾主义」的现象不可能大规模地出现。
4. 在1891至1892年间，德国社会民主运动中发生了好几个或多或少地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的极左派团体。这个「柏林左派」在工人运动中不很出名，因此我们很难对它作一个明确的判断，即使列宁自己在I9I4年以后也不得不改变他过去对它贬抑的评价，而认为这些反对派团体是反对社会民主运动渐增的改良主义和腐化的最早的、半自觉的表现。
5. 列宁在《怎么办？》一书的第二版序言上，特别看重这一点：先锋队一旦脱离了无产阶级队伍，就会陷入完全的冒险主义与专断。一小撮官僚围在桌旁就决定无产阶级在某一历史阶段应该如何行动。这个程序排除了革命社会主义实践的基本的、客观的标准：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及其作好准备去做的工作。
6. 这些客观因素可以总结如下：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足；无产阶级的文化太低、数量太少；胜利后的革命因世界革命退潮而孤立；国内物资的普遍缺乏等等。
7. 多伊彻从来没有了解书上的那一点。他认为参加左派反对派的人都是注定要失败的英雄，他们的命运就是准备一个遥远的将来。
8. 最近要恢复这个派系的地位的企图，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一)极左派」团体，如《社会主义抑是野蛮主义》派。这个派系非常热中于柯隆泰在1921年出版的「像预言一样」的课本。
(二)为工人反对派之反对列宁的民主集中制辩护的南斯拉夫思想家。这个立场有点使人惊奇，因为南斯拉夫的政治权力结构是高度集中化的。
(三)「巴比洛派」的某些党员。他们的立场倒不使人惊奇，因为他们相信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社会里，一切问题，特别是官僚问题，都可由工人自管来解决。
9. 南斯拉夫的例子证明，以局限于工厂之内纯形式化的工人自管制度来反对官僚是不够的。
10. 在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里，这些分配方式要么没有存在，要么还只在萌芽的阶段。譬如，在封建社会里，一个人所能支配的货物的数量，与其说是依他的收入多少而定，不如说是依他的社会地位而定。
11. 从主观方面看来，在这出戏中的演员大都不知道利害关系在那里。托洛茨基有一次说过，如果有人能够在1920年向斯大林证明他将要镇压一切形式的工人政权以及破坏布尔塞维克党和共产国际的话，他很可能会自杀。对于那些抵制左派反对派的纲领而与斯大林结盟的党领里亦是如此。
12. 每当工人阶级面临新的未能预见的大问题，它最好的干部中的很多人都不能够采取正确的立场。一个例子就是1909年以后他们不能了解正在来到的帝国主义战争和革命时期的性质，及将来临的社会民主党之叛卖的内在原因。这个现象就算在往后好几年中也发生在构成新的共产党的干部中间。
13. 这些分析家企图证明两个互相矛盾的命题：一个是托洛茨基的错误让斯大林得以胜利；另一个是由于当时苏联的客观条件使斯大林的胜利成为必然的。我们在多伊彻的著作中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两个命题有系统地连在一起。
14. 党未能及时地了解，是从以下两个过渡时期所特有的矛盾而来的： 一方面是积累的需要；另方面是保护生产者之作为「消费者」的利益。在「巿场社会主义」的范围之内，即使是民主管理的企业内部，生产者的眼前经济利益可能会与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原则冲突。我们可以在南斯拉夫找到例子，在那里，民主选出的工人议会可以为了提高其它工人的工资，投票赞成解雇百分之二十五的劳动力。这个例子证明，个别工人团体的利益并不见得自然而然地与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一致。
15. 我们不能把官僚所犯的大的错误统统归因于官僚要保护它的特权。连续二十五年削减农业产量显然就不合于斯大林及苏联官僚的利益。在其它国家，譬如在南斯拉夫，很多事实证明官僚完全能够与农民维持相当友好的关系。
16. 波兰同志库伦及莫扎鲁斯基争辩地说，官僚的一个基本特征是优先发展重工业。其实这两位同志的这个说法在理论上是错的，因为这个基本特征只不过代表了官僚统治的一个特别阶段。有些国家，如苏联，已经脱离了这一个阶段。这个错误是很危险的，因为它能够使人相信，一旦重工业在国民经济中不再占有优先的地位时，官僚就再没有物质基础了。
17. 二十年代的时候，许多人说官僚的特征是它向农民让步的右倾政策；结果，这些人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