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周期性危机
资本主义前期的危机和资本主义危机
经济危机就是正常的再生产过程中断。再生产的人和物质的基础，生产劳动力的数量和实际使用劳动工具的数量缩小了。结果，人的消费下降，生产性的消费下降，也就是说，用于下一个周期生产的活的和死的劳动减少了。这样，危机本身便以螺旋形式重复发生。正常的再生产过程中断反过来又缩小了再生产的起点。
在资本主义前期的社会中，危机表现为：扩大再生产或简单再生产的因素由于自然或社会灾害，在物质上遭到破坏。
“在十八世纪前，甚至在十八世纪，收成好坏、战争、瘟疫等，无论在绝对或相对意义上（比工商业的波动）更为重要（1）。”
战争、鼠疫和其他瘟疫、水灾、干旱、地震，都会毁灭社会生产力、生产者和生产资料。人口减少和饥荒互相影响，结果使日常生产和社会贮备全面减少。由于农业是扩大再生产的基础，所以资本主义前期危机的起源首先是农业减产，农业劳动效率降低。这种缩减一般是由超经济的因素引起的（2）。但是，生产方式中所固有的原因——土地肥力逐渐耗尽，没有可能把作物扩展到新的土地上，由于剥削日益严重、生产者逃亡等——在某些条件下，可以代替超经济的灾难而成为这些危机的原因。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情况就不同了。这里，生产因素在物质上遭到破坏，不是危机的原因，而是危机的后果。危机之所以发生，并不是因为投入生产中的劳动者少了，而是因为爆发了危机，所以劳动的人少了。劳动效率之所以下降，危机之所以爆发，并不是因为各家遭到了饥荒，而是因为爆发了危机，所以各家遭到饥荒。
资本主义前期的危机是使用价值生产不足的危机。其起因是生产发展程度不够高，交换不充分和运输体系不良等等。当一省、一国出现这样的危机时，邻近的一省、一国却可以在正常的条件下进行再生产。与此相反，资本主义危机是一个交换价值生产过剩的危机。其起因不是生产或消费的物理能力不足，而是有支付能力的消费不足。相对大量的商品找不到相应的市场，不能实现其交换价值，卖不出去，因而使商品所有者破产。
因此，与资本主义前期的危机相反，资本主义时代的危机是以商品生产普遍化为前提的。资本主义前期的危机从定义上来说是局部的。它在空间上受到限制。而资本主义危机从定义上来说是普遍的。凡是包括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体系内的大部分国家都不例外。[1]
“封建制度下的危机表现为突然发生匮乏现象。千百年来，危机的概念甚至都是同生产不足和饥荒联系在一起的……而革命[2]后的危机，除了在战争时期，则表现为爆炸性的过剩现象，也就是说，这些过剩现象本身会导致深刻的社会变革（3）。”
资本主义危机的一般可能性
这种新型的危机叫做生产过剩危机，它看来是从商品的特性本身和从商品生产的普遍发展中产生出来的。事实上，商品所固有的矛盾，即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的矛盾，使商品一分为二而成了商品和货币。这种一分为二的变化为资本主义危机创造了一般可能性。
只要社会仍然主要生产使用价值，那么就不会发生这种情况，即“富裕成灾”；大多数人衣食不周而使用价值却遭到毁弃。由于消费者直接占有使用价值，就防止了这种荒唐矛盾。但是，商品生产普遍起来后，直接占有使用价值便成为不可能了。于是，为了消费一件商品，就必须拥有同商品交换价值相等的价值。为了占有使用价值，必须能够购买它。
从此以后，生产过剩的危机在从理论上说得通。这时候，只须由于某种原因，商品所有者找不到拥有足够货币资本的买主，因而无法实现他们的商品的交换价值，危机就会发生。商业和信贷系统在一定时期内能够掩盖商品与其货币等价物之间的差距。但是，这条（掩盖差距的）桥梁在时间和空间伸得愈长，商业和信贷愈是把整个国家统一在一个共同体系以内，商品和商品分为货币的固有矛盾就越发尖锐。
如果在商品流通中，由于种种原因，例如采用了新的生产方法、竞争加剧、平均利润率下降等，商品的生产价格改变了，大批商品在市场上就找不到其等价物，大批债务便无法偿付。如果商品价格在今明两天之间增长了，那么，明天用同样一笔钱就会买不到像今天能买那样多的商品（4）。于是商品同它在市场上必须遇到的货币等价物之间便发生矛盾，而发展为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和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二者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又导致商品流通的整个过程和再生产过程之间的矛盾。
市场定律
针对这样分析生产过剩理论上的可能性，庸俗政治经济学提出另一个看法，即：从定义上来说，商品的价值等于以不同名义参加商品生产的社会各阶级的收入。它从这一点推论出：任何商品生产都同时产生出足以吸收所生产商品的收入。于是便制定了著名的“市场定律”。这个定律被叫做“萨伊定律”是不对的，因为发现这个定律的人不是法国经济学家萨伊，而是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穆勒，即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父亲。这个“市场定律”不承认有普遍的生产过剩；它最多只承认有局部的生产过剩，也就是说，由于“生产因素”在经济各部门之间分配不良，在某些部门便出现生产过剩，与此同时，在另一些部门则出现生产不足。
市场定律之所以错误，是因为它忽略了时间因素，也就是说，它提出了一个静态的、一成不变的体系来代替资本主义具有能动性的体系。[3]我们已经知道，在介于生产和售卖之间的时期中，商品的价格可以朝两个方向摆动，因而造成收入赢余，或者造成商品剩余，这种剩余在市场上是没有货币对等价值的。[4]
另一方面，在一个时期中所分配的收入不一定在同一时期内用来购买商品；只有靠工资生活的人用来购买生活资料的收入服从这个规律。至于资本主义积累的收入，商品中不代表收入而代表着不变资本折旧的那一部分价值，情况就不同了。没有任何力量迫使资本家把这部分货币立即进行投资——也就是说，马上把这些货币用作购买力来购买某一类商品。当资本家预料他们的利润不是增加而是下降时，他们满可以延迟这些开支。因此窖藏收入和非生产的储蓄都可以造成收入的剩余，从而引起某些商品相等的生产过剩（7）。于是就形成就业第一次缩减。就业缩减可以使生产过剩遍及各经济部门。于是又使就业第二次缩减，如此循环不息。
因此，“市场定律”只在下述情况下才说得通：
甲） 所有投资问题一笔勾消。
乙） 所有信贷问题一笔勾消。
丙） 要求生产的商品全部卖光并收回现款。
丁） 商品的价值完全稳定。
戊） 在各企业之间生产率没有任何差别。
这些假设等于说，这不再是在渴求利润和竞争刺激下的资本主义生产了，而是小商品生产。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货币现象也可以打破收入和商品价值之间的绝对平衡。因此，市场定律只是对自然经济才真正有效（8）。这样我们就简单地回到本章一开始所明确的论点，即：在生产使用价值的社会中，不会有“生产过剩”。
资本主义经济的周期进程
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以及因此而引起的平均利润率下降的趋势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发展规律。如果承认在生产和售卖商品之间有一个间歇，那么，这个规律就会引起商品生产价格周期性的变动，同时，在理论上，也就有可能造成普遍的生产过剩危机。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速度是不均衡的，不稳定的，跳跃式的，然后又停顿和倒退，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
采用新机器和新的生产方法，并不是逐日逐渐一点一点地使生产价格发生变化，而是每隔一定时期引起猛烈的突然变化。社会只在事后才发现用于生产某些商品的社会劳动力太多了。如果不算任何其他的因素，那么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就是固定资本周转，包括一系列生产循环和流动资本的周转。
凯恩斯肯定说：
“由于某些原因，首先是由于不变资本的寿命长，加上它们以正常速度进行积累，其次是由于保存过剩存货的费用，下降时期的长短不会相差很大，比方说，相差一至十年，而是相当有规律的（9）。”
许多其他作者，特别是阿佛泰利翁，庇古，熊彼特等，也表示了相同的看法（10）。“间歇”因素也在农业问题上起作用。从价格有利，因而决定增加某一作物的种植，到这个决定实际上使生产增加，中间是有一个距离的（11）。[5]
另方面，要经过一段时间，市场对采用新生产方法才能够有所反应，也就是说，才能够确定这些方法是否能够为其创用人带来超额利润，抑或相反地，结果使生产价格普遍下降。这个时期正是商品分为商品和货币这个过程的最紧张的时期，结果便发生了无可避免的危机。
资本主义生产是追求利润的生产。平均利润率的波动是资本主义经济具体状况的决定性标准。[6]平均利润率的长远的趋势是下降的趋势。但是这个趋势不是直线的。在上面已经指出过，在其起因的周期运动中，平均利润率下降的趋势是经过多次调整和周期性的高涨后才确定下来的。这个周期运动在其各主要阶段中的特点，可以通过平均利润率的运动，大致看出来：
甲） 经济复苏：一部分生产能力在一个时期内未被利用，以前积累的存货业已清售，对商品的需求再度超过了供应。物价和利润开始上升。由于同一原因，关闭了的工厂重新开工。这又刺激资本家增加他们的投资。因为，求过于供，意味着市场上现有商品中所体现的社会劳动量少于社会必要劳动量。结果这些商品的总值很容易在市场上找到其等价物。能够超过生产率平均水平来进行生产的工厂都得到大量超额利润。幸能渡过危机的企业，尽管生产率较低，也能够得到中等利润。商品流通的时间缩短，大部分工厂都生产定货。购买商品以后，付款也快得多了。[7]
乙） 畅销和繁荣：所有闲置的资本都拥向生产和商业，以便利用平均生产率上升的机会。[8]投资迅速增加。在整整一段时期内，兴建新企业和现有企业的现代化成为经济活动普遍扩展的主要因素：“工业的最好的主顾就是工业”。新建企业提高其生产率的平均水平，大大超过了以前的平均水平。但只要需求仍然超过供应，价格就继续上升，平均利润率就保持高水平。最现代化的企业获得大量的超额利润，从而刺激新的投资，发展信贷，加剧投机等等。
丙） 生产过剩和财政危机：随着新实现的投资愈来愈增加社会的总生产能力，因而也就增加了投入市场的商品量，供求之间的关系便起了变化，这种变化最初是觉察不出来的，以后逐渐明显。这时便发现在生产率最差的条件下生产出来的商品，实际上包含着一部分从社会观点来看是浪费了的劳动时间。这些商品按其生产价格而言是卖不出去的。但是，由于信贷体系的扩张，处于这种不利条件下的工厂在一定的时期内却继续生产——也就是说，继续浪费社会劳动时间——，这种情况表现于存货堆积，商品流动时间加长，供求之间的差距扩大等等。到一定时候，信贷不再能掩盖这个距离了，于是物价和利润暴跌。许多资本家宣告破产；生产率水平太低（17）的企业只好关门。
丁） 危机和萧条：物价下跌意味着只有在生产率条件最好的工厂，生产才有利可图。过去取得超额利润的企业现在只限于谋取中等利润。事实上，新的平均利润率根据新的资本有机构成就这样确定下来。但是，与此同时，由于许多工厂倒闭，关门，所以危机意味着一定数量的机器和固定资本遭到毁灭。由于物价下降，资本作为交换价值也贬值了。社会资本的总价值缩小了。由于这种毁灭而缩小了的资本量将比较容易利用。投放社会资本的条件将在于能够使平均利润率在经济复苏的时候重新上升。
因此，资本的周期运动不过是这样一个进程，通过这个进程，平均利润率按照其必然趋势而下降。同时，资本的周期运动又通过资本在危机中贬值，而构成了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对平均利润率下降的反抗。危机周期地使实际用于生产商品的劳动量同社会必需劳动量相适应，使商品的个别价值同社会上决定的价值相适应，使这些商品所包含的剩余价值同平均利润率相适应。由于资本主义生产不是经过有意识计划和组织的生产，因此，这些调整不是在事先而是在事后进行的。这就必然引起猛烈的震动，使千万人家破人亡，使大量价值和大量创造出来的财富遭到破坏。
资本主义周期的内在逻辑
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的矛盾；商品和商品的货币等价物之间的矛盾，只是为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危机创造一般可能性。这些矛盾还不能说明为什么和在什么具体条件下这些危机周期地相继发生。利润率的波动揭露了经济周期的内部结构，说明经济周期在周期地调整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平衡条件方面的一般意义。但是利润率的波动并没有揭露危机的“具体原因”。人们可以把这些因素和危机本身的原因区别开来，就像经济学家哈伯勒所作的那样，按照亚里士多德逻辑学的传统，把一般原因同具体原因区别开来。没有一般的原因就不会有危机，而具体的原因则说明危机发生的直接理由。对后者的分析要求具体地分析资本主义生产的各种因素。
要使扩大再生产不间断地进行，那么本书第十章所指出的平衡条件就应经常地重新出现。生产生产资料的全体工人和资本家所购买的消费品的价值，应该等于生产消费品的资本家所购买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包括两部类内为扩大生产而购买的价值。要使这些平衡条件经常重新出现，生产的两部类就必需按比例发展。危机之所以周期性地发生只是因为这个比例周期性地遭到打断，换句话说，是因为这两个部类发展不平衡。
然而，到此为止，我们还没有离开定义的范围，也就是说在重复相同的词句。说周期性危机之所以发生是因为生产两部类之间的比例失调，也就等于说，鸦片可以催眠，因为它有催眠的性能。危机是比例失调的表现，但如果要把危机视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所固有的，那就必须证明为什么这个过程周期性地、必然地产生比例失调。
资本主义生产是追求利润的生产，生产资料部类的发展同消费品部类的发展二者之间周期性的比例失调，应该是同这两个部类平均利润率之间周期性的差别联系在一起的。这种周期性差别之所以产生是因为资本主义在两部类中的基本矛盾表现方式不同。我们可以从这里得出关于经济周期各个阶段的一览表：
甲） 萧条：在整整一个期间，存货堆积起来，迟迟销售不出去，国为失业扩大使能够用来购买的消费品的收入大大减少了。危机爆发后，投资活动大大迟缓起来（18）。同时，由于许多企业不得不把本来应当用来更新固定资本的资金用于别的方面，生产资料部类各企业的活动大为减弱（19）。消费品的生产也严重减缩减，但程度不一样（20）。因为，失业者也要继续吃饭，非耐用的消费品不能拖延到明天才买；此外，虽然工人的工资减少了，但是工资下降的幅度没有危机初期物价下降的幅度大（21）。半耐用消费品的购买量下降得比耐用消费品的购买量少。耐用消费品虽然销售量大为缩减，但是要比生产资料容易推销些（22）。因此，在萧条期间，两部类之间的比例失调便开始在生产领域中出现，一到复苏初期，便扩大到物价和利润的领域。
乙） 趋向经济复苏的转折点：在经济萧条期间，工业活动维持在不正常的低水平上。当利润率极低时，降低利息率并不能促使投资回升（23）。但是，这种停滞的逻辑本身创造了复苏的因素。随着存货因生产下降而销售出去，销售量减少不多的消费品各部门有可能稍稍增加其活动。物价停止下降了，但并不因之马上回升。另外，只要物价稳定一个时期，这些部门的企业便会想到要增添设备（24）。
这时，一切都有利于这种打算。原料和设备的价格低得不正常。因此，在这个时候增添设备是有利的。甚至在物价稳定后，工资在失业的压力下仍继续下降。工资低也刺激扩大生产，因为工资低，利润就会高（25）。
由于在整整一个时期内，投资活动停顿和缩减，原用于固定资本折旧的资金便积累起来。这些钱最初是贮存下来的，现在开始重新涌向银行，以便取得利息。这时利息虽然较低，但在萧条时期来说，是不可忽略的（26）。[9]由于缺乏一切投资活动，对货币资本的需求大大减少，以致在萧条时期，平均利息率下降了（29）：这就更加刺激消费品部类的资本家在这个时期末期进行信贷投资。最后，由于利润率仍较低，这就刺激他们寻求和采用繁荣末期积累起来但还没来得及应用的新生产方法（参阅凯恩斯、汉森以及阿佛泰利翁、庇古、熊彼特和大批其他作者的著作）（30）。
成本因此下降，使利润率和市场价格回升。于是，在消费品部类中投资活动便重新开始，这就引起经济复苏。[10]
丙） 经济复苏：萧条的内在逻辑促使消费品部类定购设备，设备定货又使许多制造生产资料的部门恢复生产，从而减少失业，提高购买力，扩大消费品的销售。这反过来又激起新的投资浪潮。这时，乘数原则在发挥作用（32）。
这个原则说明为什么一笔投资能以超过这笔投资价值的款项增加最后的总收入。它又说明了为什么一笔独立的投资可以引起一次或数次这样掀起来的投资浪潮（33）。统计学家曾曾设法计算过1919——1939年期间工业发达国家的这个乘数值；他们把它估计为介于二与三之间（卡莱茨基和库兹涅茨的算法）（34）。然而这些统计是不够可靠的。不论怎样，这些数字是不适用于整个历史时期的（35）。
现在让我们看看利润率的情况罢。生产资料的生产远不如消费品生产有伸缩性。为了供应棉纺厂所需的纱绽，就要从钢铁和煤炭存货中取得原料，在存货用完时，要增加原料生产，还要以最高效率利用制造机器的机器，或者在生产能力已再没有贮备时，要事先制造这些机器。因此，一等到复苏阶段确实开始，额外的不变资本的定货同交货之间就出现一个间隔。在这期间，各企业之间爆发了一场真正的竞争，以占有市场上现成的机器设备和原料。因此，机器和原料的价格比消费品价格上升得更厉害，这个差距也在两部类的利润率之间产生相应的差距（36）。于是，这两部类之间的比例失调便从生产领域转移到物价和利润的领域。
此外，利润率普遍回升。在清售过多的存货后，物价马上便上涨，但是与此同时，由于失业对劳动市场的压力，工资在复苏初期却不见增加或增加得很少。剩余价值率提高了，因而提高了利润率。同时，萧条时期开工不足的工厂重新开始雇用人员，但没有马上改变其固定的设备。因此，它们的有机构成暂时降低了，从而提高了利润率。商品流通时间缩短，增加了生产每年的周期数，也起着提高利润率的作用。
生产最初扩展较慢，但对货币资本的需求保持在低于供应的水平，因此，利息率仍然是很低的。利息率低，而同时利润率日益上涨，这就决定了企业主利润率日益上升，同时说明了为什么企业主普遍倾向更新他们的固定资本，并且把利润中越来越大的一部分，在周期的这个阶段，进行投资。[11]
“新设备投资的性质决定了这种投资是不能少量进行的。在假设生产增长率不变的情况下，一家个别的企业不可能按照同一的增长率增加其固定设备。假如我们手头上的资料——十九世纪头五十年的英国——是可以置信的话，那么，增加必要的生产能力来保证提高生产量，看来主要是在每十年中的几年间进行的（38）。”
丁） 高涨，繁荣：两部类的物价和利润率之间的不平衡在经济复苏初期便出现了，现在变为两部类生产增长速度之间的比例失调。这同萧条时期所遇到的失调是反向的。首先，闲置的货币资本主要涌向生产资料部类。因为这一部类的利润率比较高。另外，加速原则开始起作用（39）。大家知道，在每次生产周期中，固定资本只有很有限一部分损耗掉并得到更新。这一部分的大小决定于固定资本寿命的长短。
假定固定资本的平均寿命是十年。这就意味着在每次为期一年的周期中，总生产值只包含社会所有全部固定资本价值的10%。假设年产值为一千五百（单位为百万），其中五百代表着损耗的固定资本价值。这就意味着固定资本总额是五千。如果每年生产价值一千五百的产品需要利用现有的全部固定资本，那么，把生产从一千五百增至一千八百（或总需求量有同等比例的增加），就要增加新的固定资本。增加的价值不是一百，而是一千，其中10%即一百将包括在增加的产品价值三百里面。因此，每增加生产20%，就要把固定资本的日常生产增至三倍。于是工业设备制造业，生产资料部类，便处于狂热的活动中。这部类的生产比消费品部类的生产有更大的增长（40）。
生产资料部类的这种狂热的发展，又再使乘数原则发生作用，从而吸收大部分赋闲的劳动力。能用于消费品方面的购买力重新提高，甚至造成消费品暂时缺乏的现象。这又再次刺激在这部类中投资和购置固定资本。就业逐渐达到充分。工资开始上升，但不及物价上升得快；因此，剩余价值率继续上涨。事实上，在高涨阶段初期，实际工资却在下降或停滞不前（41）。
由于两部类中供应低于需求，生产率水平最高的企业获得大量超额利润。一般情况，利润率水平高促使投资、投机和信贷大为活跃。在萧条时期贮存下来的资金逐渐投入经济活动中；因此利息率开始回升。但是银行仍较容易发放流通信贷，与此同时，许多企业按定单进行生产，也就是说，销路有了保证。因此，贴现率仍比较低。
随着生产机器设备的企业自己进行重新配备并开始生产以前积累下来的定货，消费品部类中设备日益增加，因而生产也日益增加。在某种程度上，生产足以满足由于充分就业日益增加的需求。可以设想，在这个时候，这些企业便逐渐停止定购机器设备。但是，以前的定货只是刚刚得到满足。从开始定货到定货得到满足这个差距在危机的准备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参阅阿佛泰利翁、廷柏根、弗里希和有关造船业周期及卡莱茨基和汉森等著作）。
因此，周期在这里到达第一个危殆点。事实上，生产消费品的工业本应该停止扩充生产，并且甚至应该开始加以限制。但是这种“合理”态度是不可能的，这不仅因为生产是无政府状态的；每一个企业都等待竞争者让出地盘，都希望自己能实现最大限度的利润额，销售额和生产额；而且还由于利润这个最重要的理由。企业刚刚重新装备起来。减少生产将会增加对日常生产的折旧负担和降低利润率。自从实现充分就业后，工资在上涨，因而就有降低剩余价值率和降低利润率的危险，于是，资本家便设法通过使生产合理化，更大限度地利用生产设备，加强生产者的劳动强度，来对付这个危险，而每一次这样做，都使生产增加（42）。利息率逐渐提高，也使企业主的利润率降低。还有增加利润额来抵消利润率的降低，也使生产增加（43）。
最后，不应忘记，消费品部类的资本家很难知道他们的产品确切在甚么时候达到供求平衡。
“消费不足并不是马上看得见的。随着贮备在生产各阶段和在投机者手中积累起来，消费不足便更加甚。生产和分配之间的间隔也起着同样的作用。因为人们看不见销售可能性的全局。等到市场发现自己所能容纳生产的极限时，这个限度早已在几个月前就被超过了。繁荣虽然推迟告终，但是继之而来的危机只会因而更加剧烈和漫长（44）。”
当能用于消费品的全部购买力停止增长时，一大部分日常产品继续销售出去：因为商人和生产中间机构的存货在萧条时期末期和在复苏及高涨整个时期已经售光，这时需要补充[12]。消费品的销售额增加，促使工业家继续增加生产，而与此同时，最后的消费额可能停滞不前和甚至有所减少，至少在头一个时期是这样。
戊） 危机，趋向萧条的转折点：生产资料部类和消费品部类的不平衡首先在物价和利润率领域内出现，以后逐渐扩展到生产领域，并转移到需求，销售和市场的领域。由于充分就业已经实现，消费品的总购买力不再增长或增长得很少。[13]另方面，由于上述各种原因，这些物品的生产在整整一个时期内却继续增长。对于这一点，人们这样估计：随着财政困难日益增加，对消费者的分配（更正确地说是销售）额增长迟缓（这也许是财政困难的部分原因），与此同时，有形的生产却迅速增加。因此，存货开始堆积，首先是在最后阶段（另售商业），然后是中间阶段，最后是工厂企业本身（48）。
存货堆积起来，身受其害的工业家和商人便尽力阻止物价下降。因为，对于他们来说，物价下降意味着存货贬值，也就是巨大的亏损。于是，他们便愈来愈多地向银行要求流通信贷。至于银行则因为对这部门的企业已经发放过大量贷款，所以尽量推迟拒绝贷款，以免这些企业遭受打击而倒闭，以免损失掉已经贷出的资本。这时便发生了真正的信贷膨胀。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处在危险的紧张情况中。由于在繁荣的气氛下，投机、诈骗之风盛极一时，情况越发严重。在经济形势急转直下之前，货币和金融市场奇紧，其特点是利息率猛涨（49）。
这时企业主被迫愈来愈推迟完成在执行中的投资计划。他们不得不把一部分原定用来投资的货币资本当作流动资金使用。因此他们日益削减机器设备的定货，同时，消费品部类的生产停滞不前或开始缩减。这样，消费品达到了最高峰后便停滞不前或开始下降的现象，在生产资料部类出现同样现象之前便发生了（50）。
这就到达了周期的第二个危殆点。事实上，在周期开始时，生产资料部类的企业便更新装备以应付消费品部类扩大固定资本的定货。只要这种扩大一停止，生产资料部类就会开始出现生产过剩现象，就会使这一部类工业的开工率低于新的最大生产能力。不仅如此，投资增长率加慢也导致相同的结果：
“供应设备的工业的生产率取决于制造消费品工业生产的扩充。如果后者停止发展了，那么前者就失去一部分市场，即使能够筹到足以使生产保持在原来水平上的资金，也会被迫减少活动（51）。”但是，这部类的企业不久以前也进行了大量投资，因此也有大量资本要折旧。同另一部类比较，这些企业要在大得多的程度上靠借来的资金生产，因为在更高的利润率吸引下，闲置的货币资本大部分流向这些企业。因此，资本市场上资金日益缺乏，[14]利息率因而上涨。这对于这些企业的打击，比对消费品部类的企业更厉害。同时，杂费上涨，工资提高（加班费等），浪费增加，又使利润率下降，这一打击就显得更加沉重（52）。
由于售卖额减少，这些企业也不得不缩小生产，解雇一部分职工，并采取其他节约措施。所有这一切意味着这一部类所分配的购买消费品的能力往下跌落。结果，对消费品的需求实际下降，存货越来越多，生产再度缩减，利润重新降低。
当这种缩减的累积过程到达一定的程度时，不平衡情况便必然向最后阶段发展，即向信贷阶段发展。各方面对流通信贷的需求日益增加。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利润率和利息率之间的差别消失了，货币资本的供应量却在缩小。在存货增加和产品滞销的情况下，企业却经常缺乏现金，于是便减少在银行的存款和兑卖动产和不动产证券等等（53）。
最后，在前一个停滞阶段积累起来的所有贮备已经在高涨时期的狂热活动中被吸收殆尽。因此，在这个过程中，货币资本供求的不平衡必然使信贷系统在某种程度上停止扩张。银行开始拒绝发放新的流通信贷，要不就是利率愈来愈高得惊人。利息率和贴现率迅速上升。[15]破产的数目日益增加，债务人的破产又引起债权人的破产。不久就形成了雪崩的局面。数以百计的企业关上大门，辞退人员。现金突然变成唯一能避免大祸的手段。为了得到现金，各企业被迫不惜任何代价，清售存货。于是物价暴跌，利润化为乌有，新的破产浪潮扩大开来。物价、利润、生产、收入、就业都跌到低得异乎寻常的水平。[16]
资本主义生产基础的扩大
对资本主义经济周期进程的分析，是以资本主义企业具有特征的活动为依据的。在周期的任何时候，由于竞争的鞭打，这些企业都竭力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而不理会整个体系和市场的情况。但是，为什么危机周期地发生却没有使企业变得谨慎一些，也就是说，在复苏时期，限制一下它们的投资，以免在高涨末期生产过剩？换句话说是，为什么高涨阶段每一次都表现出狂热的，肿胀的性质，以致以后导致特别痛苦的崩溃呢？
鉴于在周期过程中特别容易受到需求波动影响的企业，都设法适应这些波动，上述问题是提得很有道理的。
“企业熟悉了周期各阶段中需求的定期变化，便设法进行准备……以满足繁荣时期最大限度的需要。比其他工业更容易受到这些波动影响的工业（我们称之为周期性工业）……特别倾向于这样做。这些工业所准备的生产能力，只有在繁荣时期才能完全加以利用（56）。”
资本家的这种预见并不能阻止经济的周期进程。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固定资本由于寿命长而定期更新这个简单事实，就足以说明这个周期性进程的来由。但是问题在这里：为什么我们看到的并不单纯是固定资本在每次复苏初期进行更新，也不是为了更新设备而进行投资大致上相当于周期中人口的增长呢？为什么我们所看到的是生产能力突飞猛长，并且由于加速原则的作用引起真正的突然兴隆呢？
从历史观点来看，对这个问题只有一个答案。资本主义经济的周期进程，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在每次复苏初期扩大，而具备特别狂热的性质。至于经济基础的扩大则是因为在工业的重要部门面前突然出现了新市场，从而刺激生产资料工业的活动。
这些新市场可能来自资本主义生产在地理上的扩展（57）（打开了非资本主义地区），或者是出现新的生产部门（技术进步），或者是竞争关系上的突然变动（由于战争或由于技术落后，一个强大的竞争者倒了下来等等）。除此之外，还要加上二十世纪中主要由国家军事定货代替市场的作用。[17]
因此，资本主义历史上相继发生的每一次高涨都可以用生产基础的这种扩展来解释。
1）1816——1825年周期：英国工业占领拉丁美洲市场；英国兴建煤气厂和运河。比利时开始工业化。
2）1825——1836年周期：英国对拉丁美洲和美国的出口增加；比利时、法国和莱茵区的工业发展；开始兴建铁路。
3）1836——1847年周期：英国对亚洲出口增加，特别是对印度和中国（鸦片战争以后）。整个西欧狂热建筑铁路。
4）1847——1857年周期：在加利福尼亚发现金矿后，美国市场扩大，美国和整个欧洲建筑铁路。美国、德国和法国建立新工业。股份公司首次兴起。
5）1857——1866年周期：印度和埃及市场扩大，主要是因为发展棉花种植，来应付美国内战所引起的美棉减产。
6）1866——1873年周期：德国、奥匈帝国、美国，主要在1866年和1870——1871年战争驱使下，发展钢铁业。美国铁路建设事业特别兴旺。
7）1873——1882年周期：美国和中欧狂热建筑铁路；造船业高涨；由于机械化农业生产的发展，南美、加拿大和澳洲的市场扩大。
8）1882——1891年周期：美国、俄国和拉丁美洲（特别是阿根廷）铁路建设事业最后一次高涨。英国、法国资本输出。非洲市场得到发展。
9）1891——1900年周期：全世界建造有轨电车；俄国、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兴建铁路。英、法、德资本输出。电气和石油工业得到发展。
10）1900——1907年周期：钢铁业（军备竞赛）、造船业、电车、发电站和电话设备建设事业高涨。中东、土耳其、北非的市场得到发展。意大利开始发展重工业。非洲和亚洲铁路建筑业经历最后一个高潮。[18]
11）1907——1913年周期：钢铁、军备和造船工业兴旺。电车工业高涨期结束。中东市场得到发展。
12）1913——1921年周期：美国和日本狂热建设工业；钢铁、造船和军火工业高涨；在这些国家以及德国、英国化学工业高涨；汽车工业首次兴起。
13）1921——1929年周期：汽车、橡胶、石油、机床、电器和化学工业在全世界高涨。美国资本输出。特别是对德国的资本输出达到高潮。
14）1929——1937年周期：军火工业高涨，特别是在德国和日本。中国和拉丁美洲市场得到发展。航空工业首次兴起。
15）1937——1949年周期：美国、加拿大、澳洲、德国和英国军火工业高涨。世界市场，特别是西欧、东欧、非洲、拉丁美洲和远东市场被重新瓜分。航空工业、电子工业和化学工业高涨。原子工业开始兴起。不发达国家进行工业化。
16）1949——1953年周期：军火工业和航空工业高涨；原子工业得到发展；由于恢复建设的需要，德国重工业出现新高潮；非洲市场扩大；不发达国家继续工业化。
17）1953——1958年周期：电子工业、化学工业（塑料！）和机械工业（各种设备）高涨。军备竞赛和不发达国家工业化继续进行。房屋建筑业兴旺；欧洲耐用消费品部门得到发展；大规模自动化开始兴起。
消费不足论
在经济思潮的历史中，解释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有两大学派：即消费不足派和比例失调派。每一派都发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基本矛盾，但都由于把这矛盾同这个体系的其他特点孤立起来而犯了错误。
为了解释周期性危机，消费不足论者的出发点是生产无限发展的趋势和广大群众消费受到限制的趋势二者之间的矛盾。这确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这样，周期性经济危机看来便是实现剩价值的危机。群众购买力不足，使他们在一个特定的期间内无法购买所有制成品。剩余价值确实生产出来了，但是只体现在卖不出去的商品中。
在这一派的代表人物中，主要有马克思主义前期的社会主义者，像欧文，西斯蒙第和罗伯吐斯，俄国的民粹派，以及马克思的一系列信徒：如考茨基，罗莎·卢森堡，路西恩·罗拉，弗里茨·史坦培尔，奥托·博埃（在他的最后著作中），娜塔利娅·莫斯科夫斯卡，保罗·斯维济等人。此外，可以把道格拉斯少校、莱德勒教授、福斯特和卡钦斯、霍布逊以及凯恩斯和他的一部分门徒（特别是亨培尔教授）视为这一派的非马克思主义者代表。
这一看法的最粗浅的辩护人认为，危机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工人得到的工资只等于他们生产出来的新价值的一部分。这些人忘记了这一价值的另一部分相当于资产阶级（资本家家属和企业）的购买力。甚至像弗雷德·欧斯内这样一个以博学自负的作者，在他的著作《经济危机》中竟然写道（59）：
“工人作为剩余价值生产者的作用和作为消费者或市场上购买者的作用二者之间的矛盾，使市场的发展永远（！）赶不上生产的扩张。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需求的发展永远（！）比供应的发展慢。”
这样的看法说明不了为什么会爆发危机，而只说明为什么生产总是过剩，说明资本主义为什么不可能存在下去。
但是，并没有任何道理要认为工人们会购买全部生产出来的商品。相反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意味着这些商品的一部分，即生产资料，从来都不是由工人购买而总是由资本家购买的。要维护消费不足论，就必须证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以工资和未转变为不变资本的剩余价值为一方和以国民收入为另一方之间的比例。必然地和周期性地低于消费品价值和全部生产价值之间的比例。这种证明从来都未能做到令人信服。
罗莎·卢森堡（60）也是从这种考虑出发，把争论提高到一个更值得注意的水平。她提出了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来源问题。的确，扩大再生产意味着资本家在资本周转的最后，从商品的流通中，抽回大于他们早先投进生产去的价值。这个剩余正就是实现了的剩余价值！
罗莎·卢森堡继续说：然而，无论工人的工资（可变资本）或是在生产中损耗的机器和原料的对等价值（不变资本）都是由资本家垫付的。至于资本家的非生产消费（剩余价值中未积累下来的一部分），也是由资本家自己支付的。因此，如果全部产品都为工人和资本家所购买，这就简单地意味着资本家收回他们早先投入流通中去的资金，并且相互购买他们的剩余产品。
如果把每一个资本主义企业都看作是一个孤立的单位，那么以上说法是有一定意义的。但是对于从整体来看的资本主义制度，这个结论看来是荒唐的。因为在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到财富增加了，资产阶级所积累的价值增加了，而这种增加是不可能从资本家之间的交换中产生出来的。因此，罗莎·卢森堡结论说，只有当非资本主义市场向资本主义方式开放时，剩余价值才有可能实现。她把她心目中的市场主要看做是资本主义国家内部非资产阶级（农民）的购买力以及同非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的对外贸易。[19]
无疑，从历史上来看，资本主义制度是从非资本主义的环境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同样肯定的是，征服新的空间对扩大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给以能动性特别大的推动。但这并不等于说，没有一个非资本主义的外界，就不可能实现剩余价值了。
罗莎·卢森堡的错误在于把世界上的资产阶级看做是一个整体，也就是说，把竞争排除在外。的确，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计算平均利润率时，也是从作为整体的资产阶级出发的，于是罗莎便胜利地援引这一点证实她的论点（62）。但是，她似乎忘记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的总提纲中明确指出，危机落在“从整体来看的资本”范围以外；危机正好是从马克思所说的“各种资本”的现象、即竞争的现象产生出来的。决定资本主义全部能动性和所有发展规律的正是竞争。
但是，竞争意味着同其他资本家交换商品。在资产阶级内部的这种价值转移很可能是“实现剩余价值”的基础。在资本家之间的这些交换范围内，“整个”资产阶级可以看到，通过同一笔货币流通而相继实现的总利润增加了。[20]
扩大资本主义市场的动力是各国、各部门和各企业之间的发展速度不均衡（63）。不一定要求助于非资产阶级。这个不平衡说明，即使没有任何非资本主义的外界，扩大再生产为什么也能够继续进行；说明在这种情况下，剩余价值如何通过资本集中加剧而得以实现。实际上，用非资本主义外界的交换只是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一个方面而已。
对消费不足论各种模型的批判
有些作者竭力给予“消费不足论”以更精炼的、有数字根据的形式。所谓消费不足就是说剩余价值不能实现，这一点被看做是周期性危机的最终根源。奥托·博埃（在他最后的著作中），莱翁·萨尔特尔，保罗·斯维济，弗里茨·史坦培尔的例子是最引人注意的。但是，消费不足的这些算术式或代数式的各个“模型”都有一个通病。它们总是以假设作为论据。在问题中，把他们要给予问题的答复，假设已经得到证明的了。[21]
例如，保罗·斯维济（64）根据生产资料生产价值有所增长时，消费品生产能力必然同时按比例增加这个假设，制订出他的典型。换言之：（第一部类价值）/（第二部类价值）的比例保持稳定，而（在不变资本中积累的剩余价值）/（工资＋非在不变资本中积累的剩余价值）这个比例则逐渐增长，同样地（第一部类购买力）/（第二部类购买力）的比例也增长。从这个假设出发，当然就能证明消费品生产过剩的“必然性”，因为这个必然性已经包含在假设中了。
奥托·博埃（65）也是这样去推论的。根据他的推论，在扩大再生产中添雇工人，就要增产一部分消费品供他们购买，为此，需要增加不变资本来生产这部分消费品。但是不变资本这种需求的增长不及不变资本积累得快，因此，危机是不可避免的。从逻辑上来说，扩大再生产是使用日益增长的剩余价值率的结果。但是，博埃的典型预先假定社会只是按照它增加其最后消费量的同一比例去吸收新的不变资本。因此，他就预先假定两部类的生产价值之间有一个稳定的比例；然而，这正是需要加以证明的。
值得指出的是，奥托·博埃是马克思主义作家中，第一个在其典型中引用现有固定资本储藏（总生产能力）和技术进步率等概念。这两个概念得到新凯恩斯主义计量经济学派广泛采用，特别是哈罗德、杜马、皮尔文和亨培尔。[22]
萨尔特尔（67）假设工业生产两大部类不变资本之间的比例是不变的。他从这个假设中得出另一个假设作为出发点，即：在两部类中，剩余价值率同积累率相等。但同时他又假设生产资料的需求比消费品的需求增长得更快。那么，如果（第一部类）/（第二部类）保持稳定，而（第一部类需求）/（第二部类需求）增长，危机当然就无法避免，其形式将是消费品生产过剩的危机。
这不仅是用假设来做论据，而且还是推理上的错误。萨尔特尔（还有史坦培尔）从资本主义竞争中推论出，在投入两部类的生产能力之间，保持着一个不变的比例。这是对竞争的一种机械的，“天真的”看法。竞争丝毫不能导致两部类资本有机构成的均分，相反地，却招致资本有机构成的全面提高，因而引起生产能力相对的重新分配，使其有利于生产资料部类，
而不利于消费品部类。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假设之一，而且已为统计资料所证实。[23]但要是把这个假设放进周期的一个“模型”中，那么，两部类生产价值之间的比例不变的想法便要破灭，用消费品消费不足来从“数学上证明”生产过剩不可避免的做法也因而垮台。
史坦培尔的理论模型最有趣。它有一个双重的根据：一个是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中关于扩大再生产的数字图解，另一个是竞争的性质本身。
罗莎·卢森堡研究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所使用的扩大再生产图解后，曾着重指出，两部类之间的交换所以能够平衡，完全是因为第一部类的积累率等于剩余价值的50%，而在同一周期中，第二部类的积累率却下降到等于剩余价值的20%。史坦培尔（69）重复并发挥了这一批判。他肯定说，两个积累率不相等是必要的，这样，两部类之间才有可能达到平衡，与此同时，在两部类中，资本有机构成都提高了。[24]
史坦培尔接着宣称，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在两部类中资本积累率是不相同的；由于资本主义竞争，这个积累率会达到平衡。的解，在他的图解中，引起不平衡的原因不是两部类中相等的积累率，而是相等的积累率同第一和第二部类中不同的资本有机构成的对立。
但是，理论和从经验得来的材料都证明，在两部类中，资本有机构成应该是不同的。在这情况下，只须注意竞争进行的过程就可以明白，第二部类的积累率也应该是较低的。事实上，第一部类的资本家占有了第二部类工人所生产的一部分剩余价值，因为他们可以利用他们对轻工业的技术优势。这个符合事实的结论完全毁灭了史坦培尔的论证。
比例失调论
另一派经济学家认为危机的深刻原因是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无政府状态周期性地把两大部类、即消费品部类和生产资料部类的平衡条件打乱。我们在第十章已明确指出了这些条件。在这一派中，可以把马克思的信徒列进去，例如俄国的“合法马克思主义者”杜干——巴兰诺夫斯基和布尔加科夫，奥地利人希法亭和奥托·博埃（青年时代著作），波兰人亨利克·格罗斯曼，苏联理论家布哈林等。在非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中，首先应该提到阿佛泰利翁，熊彼特和斯庇托夫。
所有这些理论家都认为危机的根源在于每一个企业主都设法尽量增加自己的利润，而在投资时不考虑市场的总趋势。根据逻辑，从这个想法得出的结论是，如果资本家能够“合理地”投资，也就是说，在生产的两大部类中保持平衡的比例，危机就可以避免。某些理论家甚至说，生产资料的生产可以同消费品的最终消费完全脱离。他们又说，人们可以想象这样一个体系，其全部经济活动只不过是为了生产机器而制造机器，可以说，消费品的消费问题对这个体系毫无影响。
美国经济学家米龙·瓦特金斯这样写道：“对于推迟消费的这种趋势难道没有经济上的止境吗？答复是：没有。除非是……继续维持生命本身的主要消费。在经济理论上，无限地扩展（！）[生产的]曲折过程是一个合乎逻辑的目的（！）。人们可以想象这样一个社会，那儿的人在好几代中（也就是说无限期地）满足于（！）盐、面包、牛奶和一幅布，与此同时，他们却关心工业和利润（！），从事生产各种各样的机器和设备（71）。”
显然这是一种荒唐的想法。对于任何一个纺织机制造商来说，如果分析市场的结果证明纺织品的销路不会有任何扩展，而这时仓库却已堆满存货，那么，他决不会把生产纺织机的能力增加一倍：“资本积累的最终目的当然是增加消费品的生产（72）。”生产资料的生产可以在整整一个时期脱离这个最初的基础，暂时不管最后消费的增加而大量扩充生产。但是正好是这个暂时的脱离使生产付出危机的代价。
另方面，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合理组织”投资，也就是“调整”竞争，就可以完全消除经济波动，这种说法也是错误的。经验，特别是德国和日本战时经济的经验是最好的证明。[25]当求过于供时，没有任何论据能够使全体资本家自愿地限制自己的生产。而在他们的日常生产已经不能为市场所吸收时，也没有任何逻辑可以使他们把投资维持在平均水平上面。为了彻底消除危机，就要取消生产的整个周期进程，也就是发展不平衡的一切因素，也就是一切竞争，一切设法提高利润率和剩余价值的作法，也就是生产中一切资本主义的东西……
由此可见，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本身不能被视为一个原因，不能被视为同这个生产方式的所有其他特点无关，特别是不能被视为同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无关，这个矛盾是资本主义特有的标记。
此外，比例失调论者忘记了，生产同消费之间的某种比例（不是消费不足论者所想象的稳定的比例），全部生产机构的生产能力，消费品的生产能力和用来购买这些消费品的购买力之间的某种比例，是避免危机所必需的比例条件固有的一部分，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些条件永远无法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保持下来。
让我们指出，某些消费不足论者迷恋他们的数字化模型对称美丽的外观，竟得出非常接近杜干——巴兰诺夫斯基之流的结论。最明显的例子是莱翁·萨尔特尔，他写道：
“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有一个精通的经济独裁制度迫使消费品工业把它们所积累的剩余价值愈来愈大一部分，随着购买力逐渐转移的方向，投资于生产资料工业，资本主义将会变成什么样呢？杜干——巴兰诺夫斯基根据图解说得有道理，在这种情况下，平衡将会实现。将会出现一个完全可以存在下去的经济（？）在这种经济下，生产资料的生产加速发展，而消费品生产只极为缓慢地增长……但这样的资本主义，即只是为了生产更多的生产资料而生产的资本主义，只是理论上的。因为在竞争制度下，它是无法实现的（73）。”
布哈林也为国家资本主义不会再经历生产过剩周期性危机的论点进行辩护（74）。
但是，这是无法实现的，不单是因为不可能建立一个包括一切企业的“总卡特尔”（cartel général），而且也因为在一定的生产能力和消费品生产能力之间，存在着技术上的比例。这是无法实现的，因为正像我们在上面所指出过那样，要彻底把生产同消费分离开来是不可能的，消费是生产的最终目的。这是无法实现的，因为任何“逻辑”不能使资本家在他们机器的生产能力已超过市场吸收消费品能力的时候，购买愈来愈多的机器。
一项综合的轮廓
整整一个学派曾经设法根据加速原则综合消费不足的理论和比例失调的理论。这些人之中有法国的阿佛泰利翁和布纳提安；英国的哈罗德，美国的克拉克和库兹涅茨等。以后，新凯恩斯主义计量经济学派继续这一努力，设法综合乘数原则和加速原则。在这部分人中特别应指出萨缪尔逊，古德文，希克斯，卡莱茨基，哈罗德，亨培尔和乔安·罗宾逊。这些极度简化的综合只能证明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不稳定性。
这些综合只涉及真正周期一些遥远的边缘，但是却为理解周期提供了重要的材料。
为了明确这种综合照马克思主义体系应该朝什么方向进行，有必要简短地重提一下关于危机最终原因的错误论点。让我们再说一遍，这些危机是追求通过售卖商品实现利润的经济的危机。
1. 庸俗消费不足论者肯定说，在“高涨”最后阶段增加工人的购买力就可以避免危机。这些理论家忘记了，资本家生产的目的不是售卖而是通过售卖谋取利润。可是，当利润率已在下降的时候，增加工资就可能使利润率崩溃；因此，增加工资远不能延长“高涨”时期，反而会把它断送。
2. 庸俗比例失调论者，特别是所谓“积累不足”论学派（哈耶克，米塞斯，庇古，霍特里等）[26]肯定说，如果在高涨最后阶段，阻止利润率下降（例如冻结工资，降低特别高的利息率，设法避免物价波动等）就可以防止危机。但是这些理论家忘记了，即使在市场缩小时，利润率上升，也无法阻止投资减慢。事实上，使企业主发生兴趣的不是他可以从一定的工资，利息和成本率推算出来的理论上的利润，而是在成品同售卖（其商品）的可能性比较下，他预期能得到的实际利润。
“收入和利润水平高可以是投资的一个必要条件，但并不是一个充分的条件。值得怀疑的是，各企业难道会如此缺乏远见，单单根据平常较高的利润来扩充其生产能力。除非生产能力已全部开工，除非未交货的定单堆积如山，而过去由于缺乏资金没有能（或不便于）进行扩充，除非销路看长，否则，即使利润仍然较高，投资也将会缩小（在高涨顶点时期）（76）。”
关于这个问题摩尔顿（77）适时地援引了以下的历史例证：
“收入日益集中在收益最好的一部分纳税人手中……在一定程度上自然地使国民收入中以储蓄形式积累下来的那一部分增长（1919至1929年之间）。这就是说，虽然日常收入涌向商业和服务业的潮流继续扩大，但是没有用来建造新企业和新设备的资金潮流增长得快。各企业显然清楚地认识到，预计的消费者需求量不够大，不足以说服全部闲置资金去进行扩充。”
因此，经济复苏和开始高涨具有两个并行的条件：即利润率日益上升和实际市场继续扩大。在经济周期之初，由于若干原因，这两个条件可以同时出现：例如，由于资本有机构成降低（工人增加，设备不变），实际工资较低，剩余价值率提高；一方面，资本周转速度加快；另方面，全体工资收入者的总购买力增加（失业者参加工作），在危机和萧条时期积蓄下来的资金（特别是折旧资金）投入生产，以及愈来愈大的利润迅速实现等等。
但是，在周期之初使这种因素同时出现的那些力量，随着周期逐渐展开，却又破坏这些因素，并在周期末尾予以毁灭。我们在上面已经研究过决定利润率在高涨末期下降的那些条件，即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剩余价值率下降；资本周转速度减慢；信贷利率昂贵；杂费增加；工资提高等。现在应该看看市场方面所发生的情况。
关于消费品的需求量，当充分就业已基本实现后，这一需求便不会大长。至于生产资料方面，固定资本的更新已经结束，工业已经更新了设备，其生产能力已经超过市场的吸收能力。新投资的可能性愈来愈少。因此在两部类中市场缩小。利润率下降与市场缩小同时发生，便引起了危机。
在危机中是否出现全面的生产过剩呢？这是无可否认的。全面生产过剩是从高涨的两个基本现象中必然产生出来的。
经济复苏决定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提高，但同时改变了国民收入在各阶段之间的分配；使其有利于资产阶级，而不利于工资收入者。许多作家都证实了这种意见（哈伯勒，熊彼特，莱德勒，福斯特和卡钦斯，霍布逊，莫斯科夫斯卡，希克斯等等（78）。[27]）。松巴特用以下词句表达了这种思想：
“经济扩张的形势……在复苏时期使工资的提高赶不上剩余价值的增长，因为物价在上涨；这一形势，通过定期的收缩运动，通过驱逐工人（出生产过程之外），使劳动市场过剩程度适如所愿，并因而造成一支产业后备军，制止了工资过分的提高（80）”。
然而，随着靠工资生活者在国民收入中的分额相对减少，生产消费品工业的生产能力却不断增加。于是，生产能力增长超过需求水平的时候就要到来。
此外，生产资料部类生产能力的增长相当于整个工业很大一部分固定资本更新的需要。当这个更新结束时，除非投资依然保持原来的速度，否则第一部类便不可能避免危机。这显然是不可能的（81）。
社会上大大增加了的生产能力，要能够差不多全部利用，只有事先销毁部分价值，使商品的价值适应于社会为生产这些商品所必要的新的劳动量，这个劳动量低于事先决定商品价值水平的劳动量。因此，高涨的破灭，也就是设法在资本量扩大后维持价值。物价和利润率旧有水平的企图破灭。资本积累条件和资本利用条件之间的这一冲突，只不过是资本主义固有的一切矛盾的爆发：生产能力的较大发展和广大群众消费能力比较有限的发展二者之间隔的矛盾；竞争，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和利润率下降所造成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生产日益社会化和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所有这些矛盾都说明了危机的原因。[28]
资本主义扩张的条件
促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历史条件已经在上面明确地指出。这些条件主要取决于投入资本主义市场中的各部门、各行业、各国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高涨之前就已建立起来的世界市场，为这种发展不平衡创造了总的背景。发展不平衡主要表现为：
甲） 工业和农业之间发展不平衡。随着工业的不断发展，它的产品逐渐排挤掉家庭劳动，手工业和农民所生产出来的产品，使农村的一部分居民破产，无产阶级化，而成为在扩张中的工业的劳动力。同农业生产的价值比较起来，工业生产的价值增加了。同实际从事农业的人口相比，工业劳动力也增加了。农民愈来愈向大工业购买生产资料，而过去，他们是自己制造出这些生产资料的。另方面，大工业也向农民购买原料，但比例较小。
乙） 最先工业化的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之间发展不平衡。最先工业化国家的工业破坏了殖民地、半殖民地手工业和家庭手工业生产。殖民地、半殖民地成为先进工业国的市场。由于农业和工业好几世纪以来的平衡遭到破坏而“解放”出来的劳动力，无法在发展民族工业方面找到立足之地，因为宗主国正是通过扩张工业来征服这个市场的。于是便出现了长期就业不足和世界人口过剩的压力交织在一起的现象。“后果是迅速可见的：例如1813年加尔各答市向英国出口二百万英镑的棉布；1830年它却进口价值相同的棉布，而全印度输入棉布的数量则从1859年的八百万镑增至1877年的一千六百万镑和1901年的二千万镑。同期，丝织品由一百四十万镑增至七百万和一千六百万镑，棉线由一百七十万镑增至二百八十万镑。”
与此同时，印度愈来愈农业化了。在1850——1877年期间，皮棉出口从四百万镑增至一千三百万镑，黄麻出口从九十万镑增至三百万镑，茶叶从十五万镑增至二百六十万镑，油从二百五十万镑增至五百四十万镑（82）。
由此产生了四个混在一起的障碍，妨碍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实行资本主义工业化，这些障碍是：宗主国商品的竞争；当地极为廉价的劳动力同现代化机器的竞争；由于统治阶级把积累下来的收入投资于地产上而缺乏资金；缺乏足以使某几种工业部门迅速发展的国内市场。[29]
丙） 工业各部门之间发展不平衡，特别是在衰落中的部门和由于相继的技术革命而兴起的部门之间发展不平衡。在衰落中的部门眼看着自己的市场，营业额和就业人数开始相对缩小、然后绝对缩小。在设法通过增加资本的有机构成和降低（相对或绝对）价格，进行自卫之后，这些部门便只得认输，并且只更新一部分固定资本。其剩余价值和折旧基金的一部分，在迅速扩张的部门的吸引下，流入资本市场。至于正在扩张中的部门，则通过妨碍现有某些部门的发展或造成其他部门的绝对倒退，来攫取这些部门的资源（固定资本，原料，购买力），从而在市场上占取地盘。
丁） 同一个国家内各地区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著作中往往被低估的这个现象，实际上是有助于了解扩大再生产的关键之一。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通过制造一些不发达地区为自己创造“补充”市场和永久的劳动后备军。最突出的例子是英国的苏格兰和威尔斯地区，美国南部各州，德国的东部和南部各省，比利时的弗朗德勒，捷克的斯洛伐克，意大利的梅索兹阿诺，荷兰的南部和北部，法国的上卢瓦尔河以南地区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痉挛式的、不平衡的、矛盾的发展的特点是，它无法使一个大国在全国内有计划地和和谐地进行工业化。随着旧的不发达地区逐渐消灭，新的不发达地区又出现了：例如美国的新英格兰；比利时的波里那热和东弗朗德勒；英国的兰开夏；法国的上卢瓦尔；意大利的热那亚。好像历史故意予以嘲弄似的，这些新的不发达地区往往是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工业的摇篮。
不动荡就不能成长吗？
从1929年大危机以来，再也没有人相信资本主义能和谐地、平衡地发展的想法了。最流行的资本主义作家，像熊彼特，也附和马克思，强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不稳定性。熊彼特认为，这种不稳定性的根源在于“革新”，也就是说在工业中采用新技术，不能在整个经济周期内平均分布，而倾向于集中在互相间隔的若干时期（83）。计量经济学派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根本不稳定的原因是，由于资本主义投资的特殊性质，实际上无法实现不间断发展所必需的条件：[30]
“一个经济体系要能保持逐渐平衡，就必须完全适应这种平衡，否则是不可能的……一个经济体系，如果本身不是长时期以来大体上保持平衡，那就不可能完全适应这种渐进的平衡。光是资本储存量和日常生产相适应是不够的。这个资本储存量还需要在适当的时机得到更换。未来的投资（在很大程度上）事前取决于过去生产的波动，其作用已体现于现有的设备中，这一投资也必须能够使发展继续不断（85）。”
乔安·罗宾逊也认为：
“一种经济要是处在平静，清醒，和谐的状态中，就会致力于合理地生产和消费财富。只需描绘一下这些条件就可以发现，实际存在的经济的状况离开这些条件有多么远。资本主义尤其不可能从这样的条件中诞生出来。因为大规模生产之所以有可能是由于劳动力和所有权的离异，而这种离异必然带来冲突。同时，运动规模的发展正是为了使积累和技术进步能够在不稳定和不完全了解情况的条件下得到实现（86）。”
他还说：
“即使整个经济和谐地发展，对于个别的企业主来说，前途是不稳的，而每个企业主的行动对于其他企业主的处境都发生影响。由于这个原因，资本主义的运动规律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这种不稳定性可以说在经济的内部产生波动，而同外界条件的变化无关。当典型的企业主发现其生产能力是在一个合理的利润率下开工时，他马上便想把额外的生产能力投入生产。除非投资偶然遇上黄金时代的投资率（或者投资受到有效的控制），使需求的增长相当于生产能力的增长，否则投资永远是摇摆不定的，因为投资增加了，就会产生出一个卖主市场，这又刺激新的增长（87）。”
有些作者，像阿瑟·伯恩斯和达维德·麦克德·赖特等，有意识地夸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好处，把它说成是最进步的生产方式。这些人就走得更远，他们肯定不可能设想有一种经济，既然可以得到技术进步的好处和可以储存巨大的固定资本，而同时又不受波动的影响。对于他们来说，选择不在于：有波动的进步，抑或没有波动的进步；而是：有波动的进步，抑或全面停滞。例如赖特写道：
“营业周期的根本起因是，爱好的改变和技术的改变在比例上不能和谐地互相适应……设备的耐久，需要的不对称的改变，无可避免的磨擦，消费者的独立自主（！）产生了周期。无论哪一个在发展中的社会，要想适应消费者的消费方式，都不可避免地要遇到一定的（！）不稳定和不安全（88）。”
首先且不谈这种辩解最荒唐的一面，即硬说，引起巨大投资运动的改革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消费者改变了爱好”。无论如何也不能说，由于“需要一辆车子”所以建立起汽车工业；而是这个工业引起对车子的需要。实际上是新工业部门的大量投资（其次是为这些部门产品进行的宣传）使消费者的爱好改变了；而不是因为“消费者的爱好改变了”，所以大量资本流向某些部门，所以有新的技术发明。
要不然，在计划经济中，在社会主义经济中，这些“革新”岂不也将是不规则地发生么？[31]
在那儿，设备的耐久岂不是也会由于需要满足突然的需求（例如采用有色电视技术；人口突然增加对房屋建筑所产生的后果等）而引起“生产过剩”现象吗？
根据麦克德·赖特的说法（90），任何经济制度都只能在两害之中选择其一：要不就是在这些部门中保持预定的增长率和生产率，因而使消费者长期焦急等待（表现为物价上涨等）；要不就是通过额外的投资，迅速提高生产增长的速度，而冒着由于额外要求得到满足而发生装备过剩（出现过剩的生产能力）的危险（例如：当新增加的人口都有了住宅和由于这些人口年龄结构改变，更新的需求下降等）。
阿瑟·伯恩斯1935年发表的、并载入他的文集《经济知识的界线》（1954年）中的《建筑业中的长周期》一文，也阐述了相同的观点。他在这篇文章中解释在“集体主义社会”中对住宅需求的不稳定性，并竭力证明，这样的社会在房屋建筑业中会遇到强烈的周期波动（91）。但是，他的全部推论都是从一个非常简单化的假设出发的，即：每一个家庭的财力都是固定的，而房屋建筑业则单纯根据人口增减（和对于这种变化比较准确的推测）而波动。
既然我们摒弃了这个假设，而相反地承认计划经济具有这个双重目标：首先是这个首要的目标：切实为每一个家庭提供具有起码舒适标准的“住宅单位”；然后是次要的目标：逐渐使住宅的最起码标准赶上最高标准（从舒适、市政设备、卫生、儿童教育等方面来说），那么，伯恩斯的整套理论就都垮台了。一旦生产能力超过眼前的需要而出现过剩时，这部分生产能力就可以马上用来提高一部分人口的生活水平。人们有理由设想，由于科学和技术上的进步，这个最高标准是具有上升趋势的。因此，在一个长时期内，任何“过剩的生产能力”都是不可想象的。
麦科德·赖特的错误是完全相类似的。为了证明在计划经济中会有“波动”，他想象出一个这样的经济，这个经济只取消资本主义的一个方面（生产资料私有制），但却保留其余的所有方面。例如，当额外的需求得到满足后，他认为除了“生产过剩”或“生产能力过剩”之外，再也没有其他的出路；他想象不到人们可以向社会提供额外的，新的消费品品种。[32]他不懂得，当生产机构出现“肿胀”现象时，人们可以通过减少生产者的劳动时间，“使生产机构同需要相适应”。他不懂得，当他认为生产机构出现“生产能力绝对过剩”而又不可能制造“新产品”的时候，把一部分机器闲置下来不用，并不会在社会上引起消费减少和“收入”减少，因而也不会引起任何经济波动。因为这些机器闲置下来不用正是由于社会的实际需要（不是有支付能力的需要）已经完全得到满足。
生产波动，使收入和消费由于商品生产过剩而随之波动并造成周期性失业和贫困，这乃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现象。这种波动在资本主义之前不曾有过，而在资本主义之后也不会再有。[33]
[1]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时代的所有危机必然应出现于所有国家。资本主义危机的全球性只是一个主要特点，而不是一个绝对的和机械的规律。
[2]按指1789年法国革命。——译者
[3]这一点得到纪东同意的（5）。
[4]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中，在生产和实现价值之间没有任何自动的、立即的统一。这个统一只是从一个过程中产生出来的，并同一系列的条件相联系（6）。
[5]这就产生了一个不可避免的周期性波动现象，这个现象叫做“蜘蛛网定理”（cobweb theorem）。
[6]许多作者认为这是一个当然的道理。在这些作者中有阿佛泰利翁，米契尔，凯恩斯，熊彼特，汉森，纪东等（12）。
然而，哈伯勒在他论述经济周期的著作中（尽管这是一部清醒的著作），他拘泥于限界学派的词汇，却写出了这种怪论：“利润的变化（或亏折）往往被看作是经济周期的晴雨表。但是，似乎不应当把这个因素同上述三个基本标准相提并论。‘利润’这个词是空泛的，含糊的（！）……这是利息、租金、垄断资本的利润等的结合。从学术意义上（！）来说的利润是国民收入的一部分，并以这个名义列入‘实际收入’。没有利润（或亏折），从该词的严格意义上来说，是经济制度完全平衡（！）的实质（13）。”我们可以担保：每一个实业家都会对哈伯勒先生说明他的“学说”是违背现实的……此外，让我们指出：盖尔，罗斯托和史希华茨（14）从经验上证明，十九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