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的教训：最后警告
（1937年12月17日）

　　列·托洛茨基

西班牙革命的两条路线[1]

　　为了策划下一场大战，列强的军事参谋们仔细研究着阿比西尼亚、西班牙与远东的烽火。世界革命的参谋机关应以同等钻研精神审视西班牙工人的战斗——新一轮社会革命的天边雷声[2]；否则，我们会让未来事变打个措手不及。

　　在西班牙，共和阵营被三股——力量悬殊的——思想流派的混战所笼罩：孟什维主义，布尔什维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各有产共和政党既无自主立场也没独立分量，惟有依托改良主义者和无政府派的庇护苟延残喘。另一方面，无政府工团领袖们竭己所能地否定了自家学说[3]，使后者对本次革命毫无影响[4]。本质上，共和阵营只有两条路线的对立：机会主义路线和列宁路线[5]。

　　孟什维克的两代翻版——社民党人和亲苏共产党声称：西班牙革命只应解决「民主」任务；为此，工人阶级应与「民主」资产阶级结成统一战线。他们说：任何超越代议民主的工人努力不仅为时过早，更是自取灭亡。他们说：当前急务不是革命，而是平叛。他们说：法西斯主义是「反动派」；想打倒「反动派」，就得团结各路「进步」诸侯。孟什维主义——有产思想的一个分支——不懂也不愿懂得一件事：法西斯主义不是封建反动派，而是资产阶级反动派；要摧毁资产阶级反动派，得动用工人革命的手段与能量。

　　在西班牙，第四国际的年轻支部代表了彻底的布尔什维主义。「不断革命论」指出：哪怕纯粹的民主任务（比如清除半封建土地所有制）也得由无产政权落实；工人夺权的现实需求，则把社会革命提到议事日程。事变的最初阶段，西班牙工人不仅决心完成民主改良，也事实提出了社会革命的任务。不逾越有产民主的框架，等于放弃民主革命。只有实现土地财产关系的根本转折，可以让农民——全国人口的多数——变成反法西斯事业的强大支柱。地主阶层与工商资本家存在无数利益网络，并与上层知识界血肉相连。工人政党不可回避地面临抉择：农民还是有产自由派？把两者撮合进一条联合阵线，只能帮老板骗农民顺手孤立工人。换句话说：必须打垮资产阶级，才能完成土地革命。结论如下：实现以上目标，任何两面讨好的过渡制度都不成，只有实施工人专政。

　　莫斯科的在西政策[6]完全遗忘了列宁主义的初级原理。惊涛骇浪的数十年后，共产国际全面复活了孟什维主义的理论权利[7]。更有甚者，它把孟派思想发挥到极点，炮制出最具「一贯性」亦即最荒谬的表现形态。就「纯民主革命」公式而言，1905年前夕的沙俄比1937年的西班牙有更多运用它的合理依据。事隔经年，孟派思想——马克思主义的庸俗版[8]——退化成自己的庸俗版。这一思想退化的结果，使俄国孟派的「自由主义劳工改良政策」演变成西班牙亲苏派的赤裸裸反劳工政策[9]。

人民阵线的「理论」

　　假如以为共产国际的在西政策源于理论「失误」，未免天真。苏共当权派不受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制约[10]。它压根儿不受任何理论制约，只听从官僚本位的眼前利益支配。私下里，莫斯科头脑们拿「人民阵线」的哲学公式大开玩笑[11]。然而，共产国际拥有众多宣传员去推销这一神圣公式：从真诚的老黄牛到小党棍；从头脑简单的跟风者到跑江湖的高级骗子。凭借自己的酸腐气和对社会革命的隔膜心态，外行又自大的「进步记者」路易·菲舍尔成了这伙人里的头号讨厌鬼。「进步力量大联盟万岁！」「人民阵线理想从胜利走向胜利！」「托派向反法西斯队伍伸出魔爪！」……听着那些愚昧呼嚎，没法相信《共产党宣言》写于九十年前！

　　本质上，人民阵线的秀才们抱住算术第一步规则（加法）不放：「共产党员」、社会党人、无政府工团分子及自由派的总和，大于各派的单个数目。是为人民阵线的全部智慧。对阶级实践而言，只懂算术还不够，至少得明白力学。革命政治中，力的（平行）四边形定理也有用武之地——组成力越是彼此抵消，合力越小。假如政治盟友们各奔一方，合力也许是零。有时，工人阶级各派必须结盟以解决共同的实际任务。鉴于中下层小资[12]与无产者的利益较相近，一定历史条件下，这种结盟能让小资追随无产者；类似联盟的合力，确比各部分的一己之力要大。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当今利益走向截然相背，它们的政治联盟通常只让革命无产者变瘫。

　　内战自有法则。一味使用暴力，对内战的胜负进程并不很管用；同时，内战要求各方角逐者付出最大牺牲。只有为阶级解放而奋斗，工农才可能确保内战的胜利。上述条件下，让无产者屈服有产阶级的政治领导，等于预定了工人的内战败局。

　　以上朴素真理，首先并主要不是理论分析的抽象论述。至少1848年以来，阶级搏斗的全部经验指向这些斩钉截铁的结论。有产社会的当代史充斥各色「人民阵线」——奇形怪状的权谋组合——以哄骗劳动者。西班牙的新经验，仅是这根罪恶与叛卖链条的可悲一环。

与资产阶级的阴影结盟

　　本质上，西班牙人民阵线甚至无需钻研「力的（平行）四边形定理」；资产阶级的共和席位，仅由自身的暗影充数代理。这堪称本次革命最触目惊心的政治事实。西共、社会党与无政府主义领袖的操劳奔走，使资产阶级获得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13]。绝大多数剥削者（无论平常打什么旗号[14]）公开投奔了佛朗哥。不必搬出艰深理论[15]，西班牙资产阶级看得透彻：不管革命群运的起点何在，它的矛头总指向土地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另一方面，民主框架内无法平息类似的革命运动[16]。结果呢？结果只剩一小帮有产分子留在共和阵营。共和政府的头面人物[17]是资产阶级的政治律师，但不等于全体有产者。有产精英寄望于军事独裁，同时利用旧日的前台代理瘫痪、瓦解并扼杀「共和」管辖区的社会主义运动。

　　左翼共和派不代表资产阶级，更非工农的代表；除了自己，这帮末路政客谁都代表不了。然而，左翼共和派的孤魂野鬼——拜社会党人、西共和无政府派所赐——却扮演了革命的一号角色。这个角色姓甚名谁？「民主革命」的原则化身：私有财产的不可侵犯性。

人民阵线内部的共产党[18]

　　西班牙人民阵线的成因及内部政治结构十分清晰。左翼共和领袖必须遏止群众的革命进军，以挽回剥削者对自己的信任：「既然我们能提供同等服务，你们何必在佛朗哥的树上吊死？」。西班牙共和头脑[19]需要国内有产者的资格认证，苏共当权派[20]需要向英法有产者证明自己捍卫「秩序」免遭「无政府状态」侵害的能力——如此这般，马德里与莫斯科一拍即合。作为搪塞工人的政治掩护，莫斯科需要共和领袖的出场[21]：我们苏联拥护社会主义的西班牙，但目前不能疏远进步资产阶级！共和领袖们需要莫斯科（作为享有革命名声的老练屠夫）[22]：没有苏共当权派的掩护，这帮杂碎无力也无胆打击工人。

　　第二国际的改良主义前辈，已是阶级战争的没落看客[23]；感谢克里姆林宫的精神支持，老风派有了新自信。话说回来，只有最反动的改良主义狗腿得到这一支持。西班牙社会党的上层左翼替工人贵族发言[24]，党内主流领袖[25]向来看工商界眼色行事；莫斯科的帮助下，主流领袖压倒了上层左翼[26]。人民阵线的政治俘虏（左翼社会党人与无政府主义者）曾试图拯救代议民主；至少，他们想救活尚可挽救的部分。由于不敢动员群众抵抗当局摧残工农的「宪兵」刽子手[27]，上述努力化为可怜的哀号。简约地说，西共与公开亲资的社会党极右派结盟并大打出手。他们压制迫害任何反映群众革命压力的中派组织：社会党左派、POUM和无政府主义者。

　　以上重大事实，也验证了共产国际的退化程度。我们曾判断斯大林路线为官僚中派[28]，并得到系列事实佐证。然而，这一定性目前明显过时。波拿巴官僚的集团利益，与中派路线的骑墙性已不兼容。寻求与资产阶级和解的同时，克里姆林宫只能与国际工人贵族阶层的死硬保守部分结盟。种种动向，决定了斯大林主义在国际舞台的反革命特征。

斯大林主义的反革命优势

　　行文至此，我们已接近西班牙谜团的答案。尽管存在强大的社会党与无政府工团运动，人少脑钝的共产党却掌握了内阁大权[29]。原因何在？多数人以为西共借助苏联军火入主中枢，这解释太过肤浅。莫斯科的军售换到了马德里的黄金，按照资本主义市场法则，这笔买卖两不相欠。为何马德里还要奉送权力？通常回答如下：利用军援带来的群众威信，苏联开出自己的「合作」条件：铲除革命者以扫清危险的左翼论敌。这回答没错，但它仅是整件事的一个较小方面。苏援「威信」在手的西共在工运势单力孤，而无产者对它的仇恨日增。此外，开出价码还不够，让共和政府接受它[30]才是问题的本质。以社会党而言，主流领袖也好上层左翼也罢，执政期间[31]均程度不一地接受了苏方要求。原因何在？因为改良主义头脑一心把革命圈在有产国家框架里。就连无政府派也没当真抗拒苏方行动纲领。西班牙左翼上层害怕与资产阶级决裂，更对工人的任何革命攻势吓得要死。

　　对各改良主义流派来说，文攻武吓的莫斯科[32]简直是救命神仙。正如他们所料：斯大林确保了平叛胜利，又解脱了上层左翼对革命进程的责任。左翼头头们忙着封箱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演出服，并希望有产民主稳定后重新披挂登场。为了便宜行事，左翼党棍们与莫斯科互打掩护——前者出卖无产者，借口必须保持对苏军事合作；后者推行反革命政策，借口必须保持与有产共和派的统一战线。

　　从以上大视角出发，可以清晰理解为何人权与自由「骑士」们——共和派、社会党与无政府工团的各家旗手[33]——对苏联特工的在西罪行表现了极大忍耐。他们辩称自己「别无选择」，实情如何呢？左翼党棍并非必须拿革命者的脑袋与工人权利兑换平叛急需的苏制枪炮，但他们的确只能以恐怖手段落实「纯民主纲领」（亦即反社会主义的纲领）。当革命工农占领工厂庄园、赶走旧主人并掌握地方政权，资产阶级反革命阵营——或曰「民主阵营」、「法西斯阵营」、「亲苏阵营」——只能以暴力、谎言和欺诈阻挡运动的前进。就这桩肮脏事而言，莫斯科刽子手的优势在于立即动用了共和当局及左翼盟友无力采取的铁血手段[34]。

斯大林对「不断革命论」的反证法

　　在共和管辖区，两大敌对纲领彼此搏斗。一方决意拯救私有财产，并尽量从法西斯的虎口里拯救代议民主；另一方决意通过工人夺权消灭私有财产。前者代表资本的利益，以工人贵族、小资上层以及——特别是！——莫斯科为代言人；后者代表群运虽不自觉却很强大的若干革命倾向，把工农的阶级直觉「翻译」成清晰的马克思主义语言。不幸，一小批布尔什维克与革命无产者之间，横亘着人民阵线的反动渊薮。

　　人民阵线的政策，并非受制于莫斯科的军火讹诈[35]。讹诈确有其事，但它的成功离不开革命内部的配合。现存政治制度代表着半封建及资本主义产业的利益，群众对它的暴烈攻击构成六年运动的基本背景。不惜一切捍卫产业的必要性，使资产阶级投入佛朗哥的怀抱。共和政府保证「民主」地维护有产者的钱柜，却发现了自身的破产窘境；1936年7月事件后，当局越发无力。西班牙同时进行着两场战争：无产者对私有制的战争与法西斯对有产民主的战争；当私有制的战线空前吃紧后[36]，各类民主派（含无政府主义者）向斯大林低下了头。除了照搬法西斯屠戮工人的手段，斯大林别无高招[37]。

　　对「托派」、革命的无政府派及左翼社会党人的中伤诽谤、散布假文件、苏联特工巢穴里的拷打[38]、暗杀——没这些手段，裹着共和旗的有产制度两个月都撑不住。莫斯科的国安[39]在西班牙横冲直撞，因为他们最彻底（即最无耻）、最嗜血地残害工人保护富豪。

　　为了对抗工人苏维埃，俄国「民主派」克伦斯基乞灵军管镇压工人在先[40]，鼓动叛乱妄想复辟在后。另一方面，为了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革命工运被迫推翻「民主」骗子和空话王的政府。通过建立工人政权，无产先锋顺手灭了各类有产军事（或「法西斯」）独裁的图谋。

　　一九三七年西班牙革命的轨迹再度说明，只有法西斯手段能保卫有产民主驱散革命群众。反过来说，任何实在的反法西斯斗争必定采取工人革命的手段。为反对「托派活动」（无产阶级革命的代称），莫斯科用特务治国的波拿巴措施毁灭着代议民主。南欧的激变进程再次——看来最终地——把孟什维克理论打翻在地。孟派理论断言民主革命与社会革命属于彼此隔绝的独立篇章，是为「阶段革命论」；俄国工人苏维埃运动的全部实践证明——帝国主义时代的前提下——无产者必须以工人革命的手段落实民主改良，是为「不断革命论」[41]。莫斯科刽子手以自己的方式，反证着不断革命论的正确。

无政府主义者的角色

　　这场革命中，无政府主义者没有任何独立立场。他们的全部活动，是在布尔什维主义和孟什维主义之间乱跑。准确地说：无政府工人本能地试图走上列宁道路（1936年7月19日事变、1937年5月事变）；他们的领袖则竭力把群众赶进有产阵营——人民阵线去当苦力。

　　身处激流，无政府工团运动的上层宿命地暴露了一个事实：对革命法则和任务的无知。他们死守工会这个浸满保守气息的日常斗争组织，排斥任何其它事物：政党、群众和国家机器。假如这些领袖是革命者，他们该怎么办？他们会首先号召以苏维埃联合一切城乡劳动者，包括工会之外的贫苦大众。就西班牙的形势而言，革命工人将主导苏维埃，亲苏派将退缩一隅。通过苏维埃的实践，无产者将确信自身力量的坚不可摧；旧国家机器将悬在半空，挨一记猛击便垮掉。西班牙的社会革命将获强大推动，其它地区——首先是近邻法国——的无产阶级将得到新机会[42]。莫斯科的日子也不会好过[43]。当前共运最艰巨的诸问题，会有一个顺畅痛快的解决。

　　无政府工团领袖们干了些什么呢？开头，他们猫在工会里「不干政」；稍后应邀入阁替有产民主拉帮套[44]，让全世界——恐怕还有自己——目瞪口呆。好景不长。协助莫斯科及代理「搞定」工人后[45]，「无政府主义部长」们被一脚踢开。然后呢？他们继续跟着当权车驾一溜小跑以示忠诚。无政府工团领袖们大谈统一战线（刽子手和蒙难者的联盟！）之神圣不可侵犯，发誓抵死抗拒任何专政（包括无政府主义者的专政）；他们带着哭腔讲话，以掩盖骨子里的恐惧——小资对大老板的恐惧，小吏对大官的恐惧。「要知道1936年我们有机会上台」、「要知道1937年5月我们本可夺权」……无政府工团头头们恭顺地提醒执政者「认证」自己的叛徒行经并予嘉奖[46]。可憎的画面！

　　「我们能夺权但不愿干，因为我们反对任何专政」的自辩，包含着对无政府主义——与社会革命彻底无缘的学说——的最终谴责。拒绝夺权，意味着把权力拱手让给旧统治者（剥削阶级）。革命的本质，历来是让新的阶级掌权以落实自身纲领。不能既交手又不肯打赢，不能既指挥起义又不夺取政权。假如无政府工团运动夺了权，假如运动的纲领真能落实，没人能阻止他们建立自认正确的制度。但无政府旗手们根本不信自家学说。他们与现政权捉迷藏不是出于「反对任何专政」的抽象考虑，而因为完全失去了勇气和原则（假设有过上述品质）。结果呢？他们一面嘟囔，一面支持执政集团的专政[47]。他们慌成一团。他们什么都怕：「政治孤立」、「国际干涉」、「法西斯主义」。他们怕莫斯科。他们怕共和派。他们怕英法列强。这伙口头激进者最怕革命群众。

　　鉴于社会的阶级构成，拒绝夺权必然把每个工人组织抛回改良主义怀抱，变成任人摆布的玩偶。既然无政府派反对夺权，他归根到底必定反对实现目标的手段：革命。1936年7月，无政府工团领袖不仅帮老爷们悄悄保住政权，更协助后者逐步挽回了七月事变中瞬间失去的利益。1937年5月他们消极抵制工人起义，拯救了有产专政。就这样，幻想「不干政」的无政府主义变为「不革命」的化身，危急一刻更成了「反革命」的派别。

　　1931-1937年间的历史性大考验之后，无政府主义理论家继续重复攻讦十月革命并坚称[48]：「斯大林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不可避免的（理论与实践）结论」。对革命而言，那班腐儒的蠢话证明自己彻底烂透。你们说，马克思主义败坏而不可救药，斯大林主义是它的合理产儿？为什么全世界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与斯大林主义进行着殊死搏斗？为什么斯大林匪帮认定托派是死敌？为什么各种左翼活动家（杜鲁基、安德莱斯·宁、兰道和其他人）一旦靠拢我方观点或行动，就遭到莫斯科追杀？迫害工农的暴行泛滥之时，为何无政府工团领袖钻进有产政权[49]充当资本家和斯大林的奴仆？为什么无政府派至今打着反法西斯旗号，甘做当局的政治俘虏？这个共和政府及苏联庇护神已证明自己是革命的刽子手，而非反法西斯斗士。无政府主义的律师们躲在1921年要塞水兵叛乱与内战中的马合诺游击军背后，已不能骗到任何人。无论平定要塞叛乱或剪除马家军，我们都保卫了工人革命免受落后农民反革命倾向的侵害。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做了什么？他们保卫着有产反革命免受工人革命的侵害。任何神秘玄学的狡辩术，永不能抹掉以下史实[50]：西班牙革命中，无政府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站在了街垒的同一边，而工人群众和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站在另一边。这一事实，将在无产阶级意识中留下永远烙印！

POUM的角色

　　POUM的情况好不到哪儿去。它确曾口头宣讲不断革命的公式，让亲苏派骂作「托匪」。但理论认可还不是革命行动。POUM没有动员群众打击改良主义（含无政府主义）领袖，而指望说服那帮家伙相信社会主义的无比优越。POUM中央的全部文章讲话充斥类似的调和气息[51]。为避免惹恼无政府派头头，POUM放弃在对方工会内开展活动，遑论建立支部。为了回避冲突，POUM没在共和军开展工作。他们干了什么呢？建立「直属」工会和「直属」战斗队，以保卫「本党」办公楼并在前线占据一块「本党」阵地。这等于让革命先锋与所属阶级互相隔绝。结果呢？先锋失血过多而阶级丧失了政治领导。政治上，POUM一直在替人民阵线的左翼打掩护，它的实际位置距布尔什维主义甚远，却与左翼改良主义几乎是邻居。人民阵线的本来使命在于平和地窒息社会革命，而非对自身阵营的左翼下毒手[52]；这一使命以失败告终，POUM最终成了有产屠刀的牺牲者。

　　与自身期望相反，POUM最终变为组建工人先锋党的主要障碍。第四国际的部分支持者（比如原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马林[53]及政团）满足于对我方的抽象同情或外交辞令般的交往[54]。目前，他们示威性地支持POUM的路线，支持它的半心半意、优柔寡断与躲躲闪闪。一句话：他们支持中派主义。掩护POUM的行为，要求这批同志承担极大政治责任。社会革命不能与骑墙派妥协。相反，它要揭露与消灭后者，顺便让中派分子的政治盟友和辩护律师名声扫地。这是西班牙革命的另一个重要结论。

关于共和军的武装供给

　　向莫斯科卑躬屈膝的社会党人和无政府头头，通常辩解说用原则和良心交换苏联军火是共和阵营的唯一出路。这说辞自是骗人，而且骗得不聪明。诚然，许多左翼头目更愿意既达到自己的实用目标，又避免卷入卑污的谋杀和政治圈套。但每个目标都有专属自己的手段。三十年代初共和起义以来[55]，社会党与无政府派的上层就竭力阻挠社会革命，那时压根儿没什么莫斯科的军事干预。他们与斯大林搅在一起，因为后者懂得如何指点他们把反革命进行到底。双方立场的志同道合，使西班牙主流左翼成了莫斯科的匪帮同党。

　　假如无政府主义领袖们稍有一点革命精神，他们该怎么做？对莫斯科的首次讹诈，他们会以继续推动群运攻势作答，并在世界无产者面前揭露这一可耻行径[56]。他们会迫使莫斯科公开选择：要么与社会革命站在一起，要么与佛朗哥独裁站在一起。专权官僚层对革命既怕又恨，但它也怕法西斯大军的铁壁合围；此外，它毕竟依附于工人国家的社会基础[57]。种种条件表明，莫斯科虽不情愿，仍会提供武器乃至更廉价的武器。

　　进一步说，斯大林的苏联不等于整个世界和全部可能。内战开始后的十八个月内，革命政府大可——也应该——巩固发展军工业，并落实系列民转军工业项目。本土军工停滞的原因只有一个：莫斯科及在西盟友对工人组织基层倡议的同等恐惧。强大军工业会成为工人的锐利工具；相比之下，人民阵线更乐意依赖莫斯科。

　　军火一事，「人民阵线」的叛卖角色暴露得特别清晰。这一角色的本质，是强迫工人组织为资产阶级与苏联官僚的反革命协议承担政治责任。当政府接受对莫斯科及其英法庇护者的政治义务，无政府主义者——身为内阁少数派——确实没法立即阻止。但他们可以——也应当——一面继续狠揍佛朗哥，同时与叛卖行为及叛徒们公开决裂；他们可以向群众解释实情、动员群众对抗有产政府。如此这般，他们将逐渐壮大实力，为夺取政权（包括官家武库的苏式枪械）打基础。

　　有人问：假如人民阵线垮掉，莫斯科完全禁运军火怎么办？我们回答：如果没有苏联怎么办？至今为止，各场革命的成功不取决于国外庇护者的枪弹。洋人撑腰的幸运儿通常是反革命。是否应提醒对苏维埃政权的列强干涉？尽管没有任何外部军援，俄国无产者战胜了内部反革命和外部干涉军。革命的胜利首先取决于大胆的社会纲领，它让群众武装起来并瓦解敌军。内战期间，苏俄红军攻占过英法美干涉军的后勤仓库，最终把干涉者踢进大海。难道这段斗争史已被遗忘？

　　假如「共和区」——确切说工农武装——的领导层是革命者（而非资本家代理），军援问题难不倒他们。叛军中有殖民地奴隶和意大利干涉军，他们决非天生免疫革命病毒。当天塌地陷的造反火焰四处升腾，法西斯士兵只有化为灰烬的份儿。马德里和巴塞罗那不缺少枪炮和「指挥天才」，它们缺少一个革命先锋党！

胜利的条件

　　内战期间无产群众战胜白军的条件，本质上很简单。

　　1. 革命军战士应清晰认识到自己为彻底的社会解放而战，而非重建旧的（「民主」）剥削形式。

　　2. 无论革命军的后方或敌人的后方，那里的工农也应怀有同样理解。

　　3. 双方阵线及各自后方的共和宣传，必须浸满社会革命的精神。应牢记：「先胜利，再改良」的口号，是历代压迫者——从《耶经》记述的国王到斯大林——的口号。

　　4. 参与斗争的各阶级和阶层，将决定政治的走向。革命群众应拥有直接表达自身阶级意志的国家机器。这样的机器只能是工兵农代表会。

　　5. 在光复的省份，革命军应宣布并立即实施最急迫的社会革命措施：剥夺有产者的食品、布匹和其它库存并转交最需要的人群；从劳动者尤其是共和士兵家属的利益出发，重新分配住宅；没收土地和地主农具，分给农民；确立工人的生产监督，以苏维埃取代原地方官僚。

　　6. 军中必须无情驱逐社会革命的敌人：剥削分子及代理，即便他们戴着「民主主义者」、「共和派」、「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面具。

　　7. 每支部队应拥有政委。他必须拥有无可指责的革命与战斗威信。

　　8. 每支部队应建立党支部。工人组织推荐入伍并具备自我牺牲精神的士兵，是各支部的基本成员。支部成员的唯一特权，是冲锋在前。

　　9. 战争初期，军事必要性迫使我们吸收许多不大可靠的异己分子进入指挥层。在作战经验、政委鉴定和战士评语的基础上，对这些指挥员进行检验筛选。同时，需要在革命工人中间全力培训选拔指挥员。

　　10. 内战的战略，必须把军事艺术的规则与社会革命的任务交织起来。政治宣传也好，军事行动也好，必须考虑各路敌军的不同社会构成（有产志愿者、强征的农民壮丁或佛朗哥的北非奴隶）。选择行动战线时，高度重视相关地区（工业区、乡村、居民拥戴革命或反动、被压迫民族聚居区）的社会构成，以制订行动计划。简约地说：革命政治踞于军事战略之上。

　　11. 作为工农的执行委员会，革命政府应善于争取军队与劳动民众的充分信任。

　　12. 苏维埃外交的主要宗旨，是激起世界工人、被剥削农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觉悟。

斯大林确保了失败的条件

　　简约地说，平叛胜利的条件很简单；它们合起来叫做社会革命。西班牙具备胜利的一切必需条件。主要的失败原因在于没有合格的革命先锋党[58]。莫斯科向当地照搬了布尔什维主义的一些外在符号：政治局、政委、支部与肃反机构；但形式符号的社会主义内涵已淘空。苏共当权派抛开了列宁路线，禁止苏维埃——群众性革命倡议的必需形式——的出现；运用十月革命的某些战斗技巧，它为资产阶级产业竭诚服务。它的官僚局限性，使自己以为「政委」一词足以确保胜利；但私有财产的政委只会确保失败。

　　西班牙无产者展示了第一流的战斗素质。从它在国民经济的比重来说，从它的政治、文化水平来说，革命之初的西班牙工人高于1917年初的俄国阶级兄弟。当地工人取胜的主要障碍，恰好是自家的政治组织。西共中央大多由官迷、闲汉和莫斯科的雇佣败类组成，倒是颇能发挥反革命功能。其他工人组织的代表又如何呢？改良主义社会党人、无政府派大嘴与飘摇不定的骑墙者POUM，统统软弱得一塌糊涂。他们嘀咕叹气。他们动摇周旋。他们最终投靠了莫斯科。他们的努力下，社会革命的工农阵营屈服于资产阶级；确切地说，屈服于资产阶级的影子。工农队伍失去了自身的面目、立场与灵魂，且失血过多。群众也好，具体革命者也好，他们不缺勇气；但群众还是乌合之众，革命者还是分散无援、无纲领、无行动计划。「共和」军首长更关心镇压革命而非佛朗哥；士兵们不信任指挥官；群众不信任政府。农民疏远工人疲倦，失败连着失败，沮丧情绪到处蔓延。内战之初，以上事实已不难预见！承揽了拯救有产制度的工程后，人民阵线注定遭受军事破产。放逐布尔什维主义后，斯大林成功扮演了革命掘墓人的角色。

　　顺便提一下：西班牙的经验证明斯大林对十月革命和内战的本质始终懵懂不清。他的迟缓思维，落后于1917-1921年间急风暴雨的事变进程。俄国二月革命后，他独立撰写的那些文章讲话打下了苏维埃后期蜕变的「理论」根基。从这个意义上讲，斯大林的「西班牙行动」继承了当年三月会议的斯大林精神[59]。但有一点不同：1917年他只是害怕革命工人，1937年他扼杀了这些工人。机会主义者成了刽子手。

「后方的内战」

　　「要知道，想战胜共和政府[60]就得在后方打内战！」——民主市侩尖叫道，倒像共和区还没被内战笼罩似的。这是一场可鄙无光的内战，有产者与剥削者对工农的内战。这场无休止的战争，它表现为捕杀革命者、残害群运以及解除工人武装；它表现为重新武装旧警察、不援助前线工人战斗队；最终，它表现为蓄意拖延军工生产。以上每个方面，都是对前线的背后一击（或说受有产利益驱使的军事叛卖）。然而，「民主」市侩——从西共、社会党人到无政府主义者——振振有辞：老板对苦力的内战，哪怕是一场后方的内战，也极自然而无可避免。市侩们说：后方的内战可确保「人民阵线的精诚团结」。市侩们还说：无产者对「共和」反革命的内战是「亲法西斯」托匪恶行，大大有碍「反法西斯大团结」。成堆「左翼领袖」和「进步作家」（从美国社会党头子到路易·菲舍尔）[61]把这条奴才智慧到处传播；同时，「人民」阵线政府从马德里逃往瓦兰西亚，从瓦兰西亚跑到巴塞罗那。

　　事实证明，只有成功的社会革命能打垮法西斯；只有统治阶级落入空前危机，无产者的胜利起义才有可能。民主市侩们恰好借口危机深重，作为不许革命的理由。如果无产者真地等待一个「公议」的解放时间表，怕要永世为奴。使工人看穿无数面具下的市侩嘴脸并蔑视他们，是革命者的第一要务！

结局

　　苏联及代理对共和阵营的把持，无法永久延续。假如人民阵线的新失败能激起无产者的新攻势，局面会有一个根本改观[62]。但更可能的是，斯大林把革命掘墓人的脏活干到底。无论出力多少，没人谢他。西班牙资产阶级需要刽子手斯大林，但不需要导师和庇护者斯大林。在它眼里，伦敦、巴黎、柏林和罗马比莫斯科的品牌响亮许多。另外，斯大林也可能打算提前开溜，把失败的责任推给同盟密友。然后呢？然后，莫斯科会讪讪地与法西斯西班牙「打开外交局面」[63]。类似丑行已重复不止一次。

　　假如共和军粉碎了佛朗哥，这不等于「民主」的凯旋。工农大众两次把有产共和派及左翼代理推上台：1931年4月和1936年2月；人民阵线两次把人民的胜利转交给更反动、更够格的有产代表。共和将军的胜利只意味着一件事：踩着工农白骨与法西斯阵营的必然合流。假如共和军取胜，新时期的政治制度无外是军事独裁的变种。或许，它会取消王室并让天主教会保持低调[64]。

　　归根结底，共和军的局部胜利有助于自夸「无私」的英法调停，使后者更易于促成交战双方的和解。显然，这一模式的发展下，仅存的民主残余会在将军们——米阿赫将军（共产党员！）和佛朗哥将军（法西斯！）——的拥抱中遭到扼杀。再说一遍：内战的胜利者要么是社会革命，要么是法西斯主义。

　　不排除另一种可能：悲剧在最后一刻变身为闹剧。一败涂地后，人民阵线的首脑们逃亡前[65]可能颁布系列「社会主义」改革，以创造「留得清白在人间」的做秀效果。这表演有用吗？我看未必。带着仇恨和轻蔑，世界工人将长久铭记扼杀革命史诗及英雄的诸家卑污党派。

　　西班牙悲剧，向全世界先进工人发出恐怖的警告。或许，它是更大事件到来前的最后示警。马克思说：「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这火车头比半革命或四分之一革命党的思维跑得更快；谁落后，谁就让车轮碾碎。真正的大危险，在于车头难免因此脱轨失事。对革命的一切必须推演到底，直至得出最终结论。需要使自身政策与革命的基本法则相吻合。无产阶级得了解阶级搏杀时的各方具体动作，而非纠缠于自称「人民」或其他什么阵线的小资左派的偏见恐惧。走捷径最省力气，在革命中也死得最快。对「孤立」于资产阶级的恐惧，意味着自绝于群众。对工人贵族偏见的迎合，意味着出卖工人与革命。时时不忘「稳健」，等于对阶级利益的最大失职。西班牙最诚实工人组织POUM的毁灭，向我们提交了上述教训的带血清单。与此同时，POUM的国际支持者[66]仍不愿——或不懂得——从这一警告中猛醒。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他们自己的政治死亡为期不远。

　　以失败的经验为教材，新一代革命者正受到必要训练。他们在实践中检验了第二国际的可耻名声。他们探测了第三国际的堕落深度。他们学会了如何评价无政府主义者：听其言，更要观其行。这是一所伟大而不可估量的学校，为得到若干分析数据，世界工人阶级付出无数战士的血！今天的革命者只会聚集在第四国际的旗下，它诞生于失败的惊雷中，它将率领劳动者走向胜利。

　　1937年12月17日

　　（1938年2月《反对派公报》N62-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