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革命与威胁它的险情
（1931年5月28日）

　　列·托洛茨基

共产国际与西班牙事变[1]

　　西班牙革命大步向前。斗争中，它益发强健有力。但险情也益发急迫。不必废话老爷财主及腿子们——共和派与社会党——炮制的险情。老对头策马扛枪堵住去路，对付它的办法已路人皆知。本文想谈谈内部危险。

　　西班牙工人相当信赖十月之子——苏联，类似情绪是共运的宝贵资本。保卫苏联是每个先进工人的责任；滥用工人对俄国革命的信念、把歪曲十月遗教的政策强加给他们，是不折不扣的犯罪。

　　让我们敞开天窗说亮话。让西班牙与国际无产者的先锋队伍听个真切：共产国际领导层对新的工人革命构成了直接威胁。1923年的德国事变与1925-27年间的中国风云一次次告诫我们：任何革命——哪怕前途无量——都可能被葬送。两场覆灭的直接原因，是错误的政治领导。如今受误导的对象是西班牙。莫斯科没从以往错误吸取任何教训，甚至更糟。为了遮丑，他们无奈强辩并把旧谬论发挥得登峰造极。他们手握共运主导权，忙于让巴塞罗那工人躺进广州起义者的棺材。

　　两年来，莫斯科的极左高调把各国先进工人吹得头晕眼花[2]，削弱、涣散了共产国际的士气。连摔跟斗之后，首长们鸣金收兵却错过新战机：世界经济萧条扭转了政治气候，提供着又一轮革命攻势的前提。苏俄当权派无视西班牙的激荡进程，曼努伊尔茨基——共产国际的事实领袖——认为南欧的那些事儿不值一说。

　　马德里四月起义前，我们曾指出：各色有产共和派[3]将竭力保留与王室的联盟，直至最后一刻；我们写道：「形势急变下，工商富豪们或许会抛弃王室保全自己（1919年的德国模式）」[4]。政变后，亲苏派引用这段话大谈「托派预测落空」[5]。对马列分析一窍不通的事后诸葛亮，勒令别人神灵附体[6]并说清未来事件的时间与方式；愚昧的病人，也要求医生创造神迹。马列预测的任务，是帮助工农找到总体发展方向，弄清种种「偶然事件」的深层根由。西班牙资产阶级踢王室出局，有两大同等重要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民众不满的巨浪，迫使资产阶级抛出惹人恨的国王顶缸。群众对共和派及社民党的信任、共运队伍的虚弱，才使富贵巨头们完成了风险很大的换马动作[7]。是为第二个原因。换句话说，西班牙的现实既是群众冲劲的后果，也拜主流共运虚弱所赐。先得承认事实，否则谈个什么？！战术的基本规则：吹牛无法使自己长得更壮。我知道，这一规则不适于俯瞰红场的大人物。四月事变前夜，曼头儿宣布「洗洗睡吧，别没事起腻」[8]，政变次日，专职唱喜歌儿的各位「拉丁区通讯员」[9]忙活开了；他们的新闻稿瞎话连篇，胡说当地工人誓死拥戴共产党，而农民在建设苏维埃。《真理报》照单全登，顺便造谣「托派支持反动军政府」[10]，尽管西班牙「托派」不是入狱就是出狱……5月14日，《真理报》发表纲领性社论「西班牙之火」。社论充斥大堆谬误，用当权派的歪道理「指点」西班牙革命[11]。

工人阶级的选战对策[12]

　　《真理报》以一句大实话为出发点：不能满足于光秃秃的宣传，「西共应告诉群众如何行动」。真理报有何高见？答曰：凝聚工人「缴反动派的械、武装无产者、选举工厂委员会、事实落实七小时工作日，诸如此类」。好一个「诸如此类」。虽无内在联系，也与群众觉悟的发展逻辑延续脱节[13]，上列口号无可争辩。最可惊的事在别处：真理报头条没提国会选举，似乎这一事件子虚乌有[14]或不干工人的事。沉默背后，意义何在？

　　浮面上看，共和起义已告功成。世人皆知的那场市政选举，帮现体制站稳了脚跟。某些我们预示过的深层原因，决定了新转折的命运[15]；但王室倒台过程的「议会政治」形式，把胜利果实统统送给了有产共和派与小资民主派。如今，大量工人以为可用选票解决社会生活的基本难题。只有实践经验能驱散他们的幻觉。需要懂得如何帮助工人从经验中提取认识的精华。如何帮助？不理国会或参与选举？必须给个清楚回话。

　　除了社论，《真理报》推出「理论」大作(刊于5月7日和10日)，自吹是西国革命内部力量的马列分析并提出一套布尔什维主义战略云云。它同样不提国会一事（抵制或参加？）。断言马德里事变是「民主革命」之余，《真理报》回避着政治民主的任务与口号。缩头表现缘由何来？参选抵制均可考虑，但能回避现实吗？

　　对军政府时代的国会[16]，确应抵制。当时，要么国王瞅准机会再行独裁，要么群运一拳打垮军政府及国会[17]。上述条件下，共产主义者应倡导抵制国会。当时，我们竭尽微薄之力宣传了这一观点[18]。

　　假如西共及时发起坚决抵制，在全国散发哪怕少量传单，军政府的垮台会令他们威信大涨。先进工人将明白「共产主义者挺有远见」，结果呢？让上司玩晕的西共党人看不透形势关键，想参选心中又打鼓。共和起义甩开了他们，革命的头场胜利几乎没让共产党增加影响。

　　现当局号召举行立宪国会[19]。能否断言新国会的召开将被二次革命埋葬？看不出任何理由。强大群运的出现颇有可能，但无纲领、无党、无政治领导，运动断难变为革命。抵制等于自我孤立。必须全力参选。

改良主义的议会病与无政府主义的抵制病[20]

　　迷信议会是可憎的病症，但反议会歇斯底里也好不到哪儿去：西班牙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命运轨迹，昭示着「抵制病」的可悲。革命进程直截了当地要求完成诸多政治变革，并赋予现阶段斗争「议会政治」的主要形式。工人阶级的注意力一定集于国会，而无政府派将暗中投票支持社会党乃至有产共和派。打击议会幻觉，却放过无政府派的反议会形而上学，是对西班牙工农的极大犯罪。

　　系列文章书信中，我们证明了民主口号对当地群运保持攻势的巨大意义。目前，绝大多数西班牙工人（含无政府派）觉得救助失业者、七小时工作日、土改与民族自治等彼此相连的根本任务都与新国会挂钩。军政府时代[21]，应以革命立宪国会的名义抵制恩赐的空头国会。当时，共产主义宣传应立即把选举权一事放到头等位置。没错，选举权的鸡毛蒜皮！工人民主比有产代议民主优越，但苏维埃不是天上掉的礼包，你得杀入天庭才行。

　　某些「也是马克思主义者」蔑视「小手小脚」的口号，比如年满18岁的男女拥有普遍、平等、直接和秘密投票的选举权。然而，假设西共在讲话、文章、传单与临时集会[22]中及时推出捍卫这一口号，它会赢得巨大支持。正因为当地民众容易夸大国会的创造力，觉醒中的男女工农才迫切想参选。一秒钟也别迎合群众的幻想，但应把幻想后头的进步火花燃成满天星斗；否则我们不算革命者，而是可鄙冬烘。降低选民年龄一条，就能俘虏数十万工农的心。怎样一群人？敢想敢干浑身是胆，注定充任二次革命的突击军团。社会党徒试图利用老字辈工人扯运动的后腿。让青年冲决改良主义政客的精神罗网，是共产主义先锋最起码、最无可争辩的任务。

　　当局[23]想让新国会批准双院制的宪法草案。假设工人先锋鼓动群众反对「贵族院」，下文如何？刚撵跑王室的工农充满尚较含混的平等向往[24]，必以冲天烈焰之势响应这一号召。双院制的局部话题可能使共产主义鼓动平添百倍效果，使改良主义的捣乱条件骤然恶化[25]，向社民党与有产共和派之间打进楔子，分化——哪怕暂时分化——无产者的敌人。远为重要的是，此举将使改良主义与工人群众产生裂痕[26]。

　　《真理报》提出的「七小时工作日」固然正确、重要并刻不容缓，但能否无视具体局势及民主任务而孤立喊出这一口号？仅谈论七小时工作日、工厂委员会和工人战斗队，忽视「上层政治」（只字不提国会选举），《真理报》客观上迎合着无政府派，给后者打气和提供掩护。什么是选举权之争的最大事实？老板法律认为一个年轻工人足以承受资本主义剥削，但——假手主流共和派及社民党——想剥夺他的选举权或强加寄生机构「贵族院」。只要先锋党善于领导选举权之战，明天这个工人将抛弃无政府主义并拿起步枪。把「武装工人！」的口号与掌握人心的政治实践进程相对立，等于既自我隔绝于群众，又使群众隔绝于武器。

　　西国革命中，民族自决的口号相当吃重。但它属于民主改革的范畴[27]。从无产者角度出发，要害不在于鼓励各民族分离[28]，而是为分离的权利——假如他们希望分离——而斗争。如何判断各民族的分离意愿？很简单：相关各州举行普遍、平等、直接和秘密的投票。目前不存在其它方式。工人革命后，无产阶级专政机关——全国工人代表会将决定民族及其它问题。先锋党无权把「苏维埃」的名号任意强加给工人，而只能帮助有组织工人发展到代表会的水平。先锋党更无权把未来的权力机关（工代会）立即硬塞给人民。同时，先锋党必须回答眼下的话题。今年五月，加泰罗尼亚自治机关将选出代表以制订本省临时宪法，即确认本省与西班牙国家的关系。大资本的尾巴——小资民主派企图借助一场践踏民主原则的选举，替加省人民的命运作决定。难道当地工人会冷眼旁观？！无补充性与具体化的民主口号当后盾，「民族自决」是光秃秃的公式或更坏：糊弄工农的障眼法。

　　某阶段中，西国革命的全部焦点将以不同方式集中于议会政治[29]。农民将倾听国会的土改承诺。难道还不明白，百万庄稼汉听到的共产主义土改纲领具有何等意义？为此需要两个条件：土改纲领和赢得议席。当然，新国会无力改良。需要农民群众的战斗倡议。这一倡议的前提，是先锋党的政治领导和土改纲领。共产主义者应把国会讲坛当作联系群众的渠道。联系将诞生行动——抛开庙堂诸公的行动。是为「如何看待议会政治」的革命辨证法之本质。

　　如何解释莫斯科的沉默？无它，首长们是旧蠢事的精神俘虏。当权派连摔带砸地痛斥了中国革命现阶段的「托派主张」（以立宪会议为中心的民主改良）。共产国际六大唾骂针对殖民地国家的民主口号是「机会主义」。远比中国印度先进的西班牙，已证实了六大决议的破产无助。斯大林集团受困于自己维持权柄的那套手法。既然不敢号召抵制议会政治，他们干脆捂脸认怂。革命爱死不死，让总书记的面子永生吧[30]!

西班牙革命的性质[31]

　　上引《真理报》定调子文章，似乎专为大脑进水而作。它一面试图确认西国革命的阶级性质，一面写道：「虽有上述理由（！），但（！）称呼现阶段革命为社会主义革命，并不（！）正确」（5月10日《真理报》）。这句话让通篇分析彻底贬值[32]。难道有人异想天开地以为西国革命「现阶段」应概括为社会革命？《真理报》从哪儿冒出「必须划清界限」的念头，且如此怯生生[33]：「虽有上述理由（！），但……并不（！）正确」？无它，死抠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革命的列宁语录，导致理解力消化不良[34]。当权派既读歪了列宁，更遗忘或扭曲了十月遗教；毫不奇怪，他们把「转变」一词权充赤裸裸机会主义误导的基础。附带声明一句：整件事的要害与经院式烦琐考据无关，而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生死大义。不久前，莫斯科还在苦等国民党专政「转变」为工农专政，而工农专政「转变」为无产阶级专政[35]。当时，首长致辞曰：「右派」将从革命阵营的一翼逐步分裂，「左派」将在另一翼巩固阵地，是为「转变」的有机进程。斯大林忽悠这一套极其拿手。很遗憾，华丽的学说[36]完全建筑在马克思阶级理论的修正基础上。社会制度的特征（亦即各场革命的特征），受掌权阶级的制约。惟有革命变革让权力从某阶级转入另一阶级，但绝非有机「转变」。昨日中国今日西班牙，蜕化分子都践踏了这一基本真理。苏共秀才工厂的神医专家组煞有介事地量着「西班牙事变」的体温[37]，扮沉思状：「转变」疗程顺利否？社会主义症状出现否？开了诊断：否，暂无症状。

　　开过诊断后[38]，神医们开始签发预言和指示。「在西班牙」——它说：「社会革命不是眼下的急务[39]。当前任务（！）是反对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工农革命」（《真理报》5月10日）。诚然，西国社会革命不是「眼下的急务」。更好更准确地说，西国工人夺权的武装总起义不是「眼下急务」。理由？分散的无产先锋尚未统领全阶级，工人阶级尚未统领乡村大众。以上条件下，急于夺权是冒险主义。形势如此，甩出一句「当前任务（！）是反对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工农革命」意欲何为？有产共和制与工人专政之间，还横着一个特色「工农革命」？与社会革命不同，这一夹缝内的特色「工农」革命是西班牙的「眼下急务」？亦即新的夺权事变？武装起义或其它形式？「反对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工农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差异何在？它的社会基础反映着哪种阶级力量综合？与社会革命相比，什么党将领导「工农」革命？两场革命的纲领与手段区别何在？想从《真理报》听到答案吗？白费心机。秀才们拿「转变」牌万金油掩饰自身头脑的错乱模糊：一面编写充满硬伤与遁词伏笔的劣质指示，一面美不滋滋坐等民主革命向工人政权的进化——通过系列有机阶段，打着各类名号：国民党、「民主专政」、「工农革命」、「人民革命」。枯坐久等中，那一刻已逝：两大阶级争抢统治地位的一刻。

　　梦里不知身是客！

不断革命论的核心思想

　　诚然，工人革命也等于「农民翻身」；但现代条件下，不存在独立的「农民革命」。十月起义后，我们称无产阶级专政为「工农政府」；西班牙共产主义宣传完全可以告诉农民：革命的宗旨是建立工农共和国。我们没把「工农革命」的口号与工人革命的实质划清界限，而视前者为后者的别称。这是唯一正确的立场。

　　行文至此，我们再次触动了「不断革命论」的核心思想。对这一理论的大批判，使蜕变分子与阶级观点彻底决裂。在中国，苏共当权派拼凑的「四阶级联盟」搞砸后，领导们更小心却也更乱了阵脚。中央的对策，是勒令大伙跟着自己一起犯糊涂。

　　幸好，西班牙的活例使我们免受御用秀才无休止聒噪之苦[40]。史实之争和语录册的挥动力度都不是要害；宏大的解放新剧，在世界的注目下上演。阶级决斗的杀场上，两种观点迎头对撞。运动本身将是最后裁决。谁也别想逃脱它的巨掌。假如西共党人不及时醒悟「肃托」闹剧的本质，将对革命的各基本问题束手无策。

革命「转变」的马列分析

　　诚然，列宁在1905年推出了假设公式「资产阶级工农民主专政」。假如曾有某国具备独立的土地民主革命潜力（并构成工人夺权的前阶段），它是俄国：土地之争笼罩着整个国民生活的俄国，激进农运持续数十载的俄国[41]，存在树大根深的土地革命党的俄国。然而，俄国的「夹缝革命」也转眼成空。1917年4月，列宁对坚持旧公式的党内干部大声疾呼[42]：除了有产者操纵、「左翼领袖」撑门面的资产阶级专政[43]，没有也不会有其它「民主专政」；「民主专政」的本质是老板对工人的专政；只有无产政权能代替它。谁编造「夹缝过渡」的公式，铁定是小骗子或杂耍艺人。一九一七年的活经验，使列宁得出坚实结论；今日的工人先锋，继续向列宁同志看齐。

　　如何理解列宁的另一公式「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当权派及秘书班子的长篇大论尽是胡扯。「工人专政」与「社会革命」两大概念并不机械重叠。一定民族区域内，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一定阶段内，工人政权解决某些任务。对落后民族而言，所负任务具有民主特征：摆脱帝国主义压迫的全民解放和土改（中国）；土改和解放被压迫民族（俄国）。今日西班牙，面临动力如一「组装」有异[44]的类似任务。列宁曾说，十月起义中的俄国工人首先是有产民主革命的代理。无产胜利者从落实民主改良着手，逐步遵循自身统治的逻辑走向社会主义建设：夺权十二年后，它才认真从事农业集体化。这便是列宁式的「民主革命向社会革命的转变」。一个阶级的政权不会自然「转变」为另一阶级的政权，而只能被暴力夺走。当工人拥有政权，民主改良便无可避免地转变为社会主义改造。只有无产阶级专政，能保证民主变革——以进化方式——向社会主义任务有机过渡。这才是列宁的中心主张。身披红袍的歪嘴和尚扭曲了一切、混淆了一切、败坏了一切，并以自撰的伪造私货毒害国际无产者的意识。

机会主义与冒险主义

　　重复一遍，整件事的要害与经院式烦琐考据无关，而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生死大义。西班牙需要一场「工农革命」？错。西班牙眼下面临新的夺权起义？错。今日急务是争取群众：帮助他们摆脱共和幻想和对社民党的轻信，帮助他们提高革命凝聚力。二次革命一定来，它将是统领贫农前进的工人革命。有产制度与无产专政之间不存在特色「工农民主专政」的空间[45]。以落实「夹缝过渡」为全套政策的出发点，等于愚弄无产者[46]并扼杀群运。

　　莫斯科的瞎指挥将滋生两种倾向[47]，深受其害的中国工农血迹斑斑：机会主义投降与冒险主义寻死。《真理报》还没「定调」西班牙事变为「工农革命」，明天领导尊口一开恶果难料。一旦马德里当局被某位唱高调的「进步领袖」[48]取代（正如「汪同志」取代蒋介石），共产国际的一干睁眼瞎[49]难保不高呼「既要支持、又不能支持」（1917年3月的斯大林公式）或充分支持（1925-27年间斯大林对国民党的态度）的「进步工农共和国」已出世。

　　同时，不能排除冒险主义（它似乎更符合当权集团的现实心理）[50]。《真理报》社论说西国大众「开始打击当局」[51]。西共会否接旨如仪喊出打倒政府的行动口号？苏共秀才班已宣称当地工农的急务是「工农革命」。假如这一「阶段论」意味着火速造反，就开启了大流血之门。正如1927年12月的中共，孱弱的西共或许寻思（或遵命自欺）「工人专政的时机不成熟。但当下急务是过渡性‘工农专政’，咱试试以小搏大。没准儿能成」。不用多久，脑袋撞铡刀的自杀攻击将万难隐瞒[52]；不用多猜，伟光正的大老板将把「XX错误路线」土著倒霉蛋抽得满脸花[53]，并迫使一线干部重蹈广州公社的悲剧覆辙。

群运冒进，几许可能？[54]

　　西国群运过早动手的危险有多大？很大。它来自革命的内在条件，群运上层的「领导艺术」（含糊其词、说半截话）使形势越发凶险。时局蕴涵着新的社会爆炸，颇类1917年彼得格勒的夏季风暴（史称「七四事件」）。全赖列宁派的正确政策，那场冲突没葬送革命。兹事体大，容我细谈。

　　自法国革命始，「失望后爆发」的幽灵出没于所有社会事变；它具有程度不等总体糟糕的结局，时而引发大灾难。资产阶级革命的内在结构决定了类似阶段的存在：牺牲最多拼得胜利并寄托了无限希望的阶级，通常获利最少。掌权的有产阶级认定大动荡已完成使命，极盼赢得旧反动阵营的认同。新统治者向前任的示好措施，激起底层的憎恶。先锋还沉浸于往昔战斗的激情，多数群众已失望。先进分子误以为「再加一把劲」能完成或修补半吊子革新。空有满腔热狂，无筹划、无纲领、无勘察实力对比、无通盘思考。同时，有产权贵似乎特意期待一场街头怒火，以便彻底把民众打翻在地。是为「追加革命」或「革命补丁」的社会逻辑和心理基础，悲怆的尾声，多次演变为反革命获胜的起点。

　　与俄国后例相比，1848年法国「六月事件」堪称一曲雄壮悲歌。巴黎无产者的「六月岩浆流」以不可遏止之势喷溅于二月起义的火山。紧握巷战时的步枪，巴黎工人无法接受华丽纲领与可怜现实的反差，每天敲打胃肠和良心的反差。无计划、无纲领、无政治领导，六月暴动直似无产巨人阶级本能的强大反射。起义者遭无情猎杀，有产民主派如此这般地给波拿巴主义开路。

　　1848年，六月义旗是对二月事变的反应；1871年，巴黎公社是对九月政变的反应。公社前夕的三月抗争，绝非本阶级战略考虑的结晶。它是诸种时局因素的悲剧组合，搀杂着老板诱骗圈套的成分。革命恐惧的鞭打下，法国有产者将布设陷阱的才华发挥得淋漓尽致[55]。巴黎公社的日子里，资产阶级革命骗局激发的无产反射，破天荒达到工人夺权的高度。但奋起一跃，仅为了重重摔进深渊。

　　不杀、和平、荣光（类似辞藻大可彼此顶班）的西班牙共和维新，紧锣密鼓准备给工农放血（法式「六月义旗」或俄式「七四弹压」）。内阁诸公以克伦斯基式的派头滔滔不绝[56]，誓言「一揽子」消除失业上马土改；公文起草无数，却不碰任何社会旧疮。联合政府内部，社民党帮有产共和派抵制改良。工业生产与阶级觉悟双料发达的加泰罗尼亚，最高长官大谈美好公正的「千年王朝」却无意使大众稍减疾苦。地方躲在中央背后[57]，内阁躲在立宪会议背后。生活之钟似已停摆，统统在等它（立宪会议）！难道还不明白，新国会是执政联盟的拖长倒影[58]，一心维持现状。难道还不明白，劳苦者的狂怒将炸得周遭飞沙走石？群众革命与新统治者的格格不入，将促成漫长战线的对决；阶级之间的全面战争要么铲除共和维新，要么激活工人革命。

　　1917年夏，假如我党坚称首都工人的出击意愿「太早」而抛弃群众，结果会怎样？无政府派、冒险之徒和偶然露头的不满者将散乱指挥七月四日的半起义，并徒劳无功地捐躯街头。假如党放弃原有的整体评价而急于求战，全身心地领导一场夺权之变，结果会怎样？起义的工人士兵将以无畏气势名垂青史、我党将暂时拿下首都，但仅是给稍后的大军全灭预挖坟场。党的正确领导，避开了两条不归路（1848年的「六月义旗」和1871年的巴黎公社）。1917年夏群众和党遭受的打击很重，但远非割喉一刀。蒙难者以数十而非数万计。经受考验的工人阶级冲出重围，领袖和骨干尚在。基层干部的各个方阵均完整保存。他们学得既多又快，引领无产者走向十月凯旋。

　　从盲动险情的视角出发[59]，以「衔接环节」自居的所谓「工农革命」对西国群运的未来构成极大威胁。

争取群众的斗争与工人委员会

　　我们的责任，是无情揭露「过渡性工农革命」的公式。必须帮助无产先锋在意识中把它永远钉上耻辱柱。别信它，西班牙共产主义兄弟！它是幻觉。它是骗局。它是魔鬼的圈套。它是明天套住你们的绞索。别信它，西班牙先进工人。想想十月大捷的遗教和蜕变分子瞎指挥的连场惨败。你们有一条争取工人专政的光明前途。为此，你们应围绕自身凝聚工人阶级，并动员百万贫农的援军。任务极重，责任极大。别装作看不见自身的薄弱，别麻醉自己。革命不信空话。它将检验一切——用血来检验！只有工人专政能推翻有产统治者。不要任何过渡革命。任何「更讨巧」、「更省事」、更符合现有实力的革命，没有、不会有、不可能有。历史不会恩赐你们任何过渡专政、「次等」专政或减价甩卖的专政。谁向你们推销它，必是巨奸大佞。通往工人专政的路上有场恶仗，严肃、顽强和不知疲倦地准备打赢它！

　　眼下，共产主义者的直接任务不是夺权，而是争夺群众。最近阶段的群运行动，将限于有产共和国的框架，很大程度以代议民主为口号。工人委员会（苏维埃）的建立无疑是急务，把工人委员会与民主口号对立则荒唐无稽。与教权、僧侣骑士团和修道院欺压恶行的斗争，是纯粹的民主改良；正是它，催生了今年五月的群众暴动。暴动创造了选举工代会的有利条件，惜遭浪费闲置。现阶段，工人代表会是无产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从罢工到赶走工贼，从参选到串联士兵和支援农运。通过涵盖无产核心的工代会，共产主义者将确保自己的工人领导权，亦即确保革命领导权。随着先锋党对本阶级的影响增长，工代会将变成夺权机构。某个阶段——不知确切何时——的工代会将以工人政权的身份，与代议民主机构抗衡。那时也仅在那时，将敲响有产民主制的丧钟。

　　任何群众斗争中，工农必然感到一个尖锐需求：超越党派门户的、联合全体工人统一行动的权威机构。选举产生的工人代表会正是这类机构。应善于及时提醒群众「试试工代会」，满目皆是时机。把工代会——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的口号与现实斗争相对立，等于把「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石化为超历史的神址、超革命的圣像。个别的虔男信女会朝夕礼拜，但别指望革命群众的自觉追随。

西班牙革命的速度：问题解答

　　还来得及落实正确战术吗？是否已太晚？是否已错过最后一班车？

　　准确判断革命发展的速度，具有巨大意义。它对基本战略——至少是战术——的制订颇有益处。无正确战术，顶好的战略也能招致灭亡。较长阶段的具体速度实难预料，必须利用各异的迹象检验于实践。此外，运动中的速度可能剧烈波动。但终归得拥有一定的前景估计，边实干边予以导向修正。

　　法国革命耗时三年以上，才达顶峰（雅科宾专政）；俄国革命八个月内使布尔什维克落实了自己的专政，速度巨差人所共见。假设法国事变跑得快些，革命前夜的散漫「党人俱乐部」会没空提炼一个坚强核心；假如急进派预先形成一股力量，事变速度会快些。是为决定速度的一个因素。但存在其它更决定性的因素。

　　1905年革命让列宁称作1917年大转折的「总演习」。二月起义与十月夺权的诸元素预先备齐，斗争各方好似沿着一级公路飙车，极大加快了高潮过程。

　　话说回来，必须承认当时的决定因素是战争。土地问题曾搁置数月，或许能拖上一两年。但死神不听任何借口。士兵们说：「命都没了，还要地？」。1200万士兵的压力是革命加速的主因。虽说存在1905年的「总预演」和列宁党，战争的缺席会使革命入门期（前列宁党阶段）持续一两年乃至更长，而非八个月。

　　无疑，上述总体考虑有益于确认西国事变的潜在速度。当地人没见识过劳资死拼的场景，无「总预演」的历练。西共太弱。西军无战火烧身。军营战壕内无拿枪等死的百万农民。以上因素提示我们：事态将较慢前行，即可能以较长期限使先锋党完成夺权准备。

　　另有些因素起着逆向作用，较易导致革命的盲动流产[60]：强大先锋缺席使运动的自发性更具威力；无政府派工农的「硬碰硬」传统；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启动了冒险游戏。

　　历史对比得出明白结论：如无意外，总形势（无记忆犹新的工代传统、无权威先锋、无战争压力）的演进将使工人专政的正常分娩比十月兄长延迟许久；同时，某些因素强化着流产险情。

　　当地共运的薄弱是莫斯科的误导结果。边缘化的西共，极善领会上峰指示的最荒谬部分[61]。弱者不愿承认自身缺陷，生怕「抢不上槽子」并神经兮兮溜前跑后。比方说：西共可能怕新国会「夺走群众」而故意昂起脸不参选。

　　一九一七年，有产阶级全力拖延的俄国立宪会议，于尘埃落地后召开并遭轻松终结。西班牙的立宪国会出现于革命初期。西共的国会代表——即使当选——将很不起眼。某些人难免会想：瞅准自发运动的机遇，赶快扳倒国会。这类蠢动既没政权成果，更会让革命踉跄倒退乃至摔断关节。多数工人整装上阵、多数劳苦者全力后援，那时——也仅仅那时——才是无产者夺权的时机。

　　如何看待革命的议会机构？请当地同志考虑俄国先例，更要注意法国经验。雅科宾专政前，有过三个议会。踏着三级台阶，群众到达了雅科宾专政。以为——就像有产共和派与社民党人——立宪国会将给革命划上句号，相当无聊。不，它只会给事变演进提供新的出发点，并确保后者的更大条理性。对上述前景心中有数，将极大有益于掌握进程总方向。请避免发神经和冲动胡搞。

　　保持克制，不等于一味喝令群运刹车，更不等于回避城乡群众的直接行动。龟缩政策会扼杀一个尚需争取群众信任的党。由于指挥了工人士兵的大小战斗，「七四事件」中我党才化解了群众乱撞的潜在祸乱。

　　假如仓促上阵势所难免，又当如何？假如客观走势和老板阴谋把了结旧帐的对决强加给居于下风的无产阶级，先锋党定将位于战阵的最前沿。革命者情愿与劳苦父兄同闯冥府，而唾弃旁观抄手的说教姿态。面对老板的刺刀，政治领导缺席永远是先锋党的罪过！殉难沙场的党将长存工农心中，尸会有人收，仇也一定会报。危难一刻抛弃本阶级的党，注定烂在土中。万幸，西班牙共产主义者无需面对二死抉一的选择。前景颇为光明：改良主义当局的自打耳光与无政府派的张皇失措，将日益推动工人靠拢共运；政策对头的前提下，党将有宽裕时间引导无产者摘取胜利。

拥护共运的内部团结！

　　莫斯科的一项主要罪行，是蓄意分裂本就弱小的西国共运。上级指示信强加的「决裂」与实践进程无关，纯属当权派自保动作的副产品。革命总让无产者强烈左倾。1917年列宁派接纳了所有相近派系小组，哪怕过去曾有纷争。我党迅猛增长，过着热烈蓬勃的内部生活。四月至十月期间也好，内战的几个瞬间也好，党内派系斗争均曾空前尖锐。但无分裂，甚至没有个别开除。群众的强大冲劲凝聚了党，内部思想交锋教育着党，指明要走的路。思想碰撞中，全体党员更加信赖既有政策的正确与领导层的可靠。普通战士的信心，于实践和精神交流中得到的信心，使领导层能够每逢危急便动员全党。惟有党对自身政策的深刻自信，能使工人信任党。如今呢？上司炮制的小集团、无自由诚实的思想交锋、称朋友为敌人、散步流言挑拨自家队伍，是为西共瘫痪的主因。必须挣脱官僚弄权的重负。必须在公开诚实的辩论基础上整合共运。必须筹备西共的统一大会。

　　局势的复杂，不限于西共的单薄。独立左翼团体（加泰罗尼亚联合会和马德里自治组）缺少清晰的行动纲领，不少成员充满庸俗的小资偏见[62]。就「工农革命」、「民主专政」乃至「工农党」话题，加省左翼反对派立场暧昧。这极大助长了革命的险情。恢复团结的斗争，应与打击小资社会主义的腐朽虚伪[63]相结合。

　　以上即为我方的在西任务。必须直面现实：自命「马克思主义者」的当地同志[64]几乎一无所为，甚至没办一份机关刊物[65]。现在磨蹭时间等于犯罪！革命不会仁慈地忽略此事。我知道，你们处境艰辛。独裁年间的迫害不断。当局释放拉科卢阿同志，以便立即抓他回牢房。共产国际难堪大任[66]，全部热情用于造谣离间借刀杀人。任务难于上青天。但攀登者只能向前！向上！请全力出版理论杂志和活动公报，请集结青年工人，请坚持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政策，请成立各种小组为共运团结而奋斗[67]。

　　1931年5月28日

　　《反对派公报》N21-22

　　附录：西班牙革命诸话题的日常讨论（1931年5月《反对派公报》N21-22）

　　上文曾说我方曾被迫以私人信笺讨论西国革命问题。现发表部分信笺的截选，以为上文的补充。

　　1、当前的事变危机，正以绝妙的条理性继续演变，给无产先锋留出一定的准备时间……

　　当资产阶级自觉地顽固回避有产社会催生的改良任务，当无产阶级尚无解决它们的力量，政治舞台常被学生占领…… 学生的革命或半革命积极性，意味着有产社会正经历深刻危机…… 西班牙工人助了学运一臂之力，显示出正确的革命本能。无产者的行动应服从先锋党的政治领导，并打出自身的阶级旗帜。对此，西班牙共运应负全责，亦即实施正确政策。

　　共运应坚决、果敢和充满干劲地亮出民主口号。否则，便犯了宗派自闭的大错……假设革命危机演变为革命，它注定跳出资产阶级（政治）的边界；它的胜利，意味着无产阶级夺得政权。

　　1930年5月25日

　　2、文章中，我很谨慎地表达了一种看法，历经数年独裁、有产反对运动、共和派的肤浅喧嚷与学运，工运已势所必至，而且潜在的浪潮或许会让各革命政党措手不及。假如我没弄错，某些当地同志曾觉得我夸大了学运的象征意义以及革命工运的前途。自那以来，工潮扩散极快。根本不晓得谁是罢工的头头。你们是否认为西班牙可能重演1918年后意大利事变的整个链条（骚动、工潮、总罢工、占厂、无政治领导、运动衰败、法西斯主义得势，反革命专政）？倒台的军事独裁并非法西斯主义，它不以小资群众的反动性为靠山。你们是否认为，群运高涨与无产先锋——作为党——的继续消极无能相结合，或可替正宗法西斯主义创造条件？这一局面的最可怕之处是空耗时间。

　　1930年11月21日

　　3、前途如何？……从最后一封信来看，当地所有组织和小组都随波逐流，踉踉跄跄让运动卷着跑。任何组织都缺少行动的革命纲领和深思熟虑的前景分析。

　　……感觉整体形势而言，苏维埃的口号已呼之欲出。我说的「苏维埃」是指以强大罢工委员会发端的那个俄国历史产物（即工代会）。当时，第一批工代会成员都没料到它是工人政权的未来机构……当然，不能人为炮制它。每当爆发涵盖多数行当并具政治特征的地方罢工，无产先锋必须号召建立工代会。具体环境下掌握运动领导权并赋予运动以革命纪律的唯一组织形式，即为工代会。

　　坦率讲，我很怕后世历史学家会指责西班牙革命者错过了奇佳的革命形势。

　　1930年12月12日

　　4、选举是否真于三月一日举行？……当前形势下，借助积极抵制的战术搞垮当局经营的选举[68]，似乎可能性很大。1905年我们正是这样搞垮半吊子国会（杜马）的[69]。共运有何对策？是否在散发相关的传单、宣言和呼吁？

　　假如抵制国会，以何名义？以苏维埃的名义？恐怕不妥。目前只有民主口号能联合城乡群众。民主口号包括「普遍、平等、直接和秘密投票选举权基础上的立宪国会」。目前你们无法绕开这一口号。暂时并未出现工代会。西班牙工人不知——至少自身经验上——何为代表会。农民更甭提了。同时，国会及引发的斗争构成了近期全国政治生活的内涵。上述条件下，不应把「苏维埃」与「国会」对立起来。看来，眼下只能以民主口号为基础动员群众建设工代会。就是说，为了防止王室拼凑一个虚伪、造假和保守的国会，为了确保召开民主立宪国会，为了让国会发动土改，必须构筑劳动大众的强化阵地——工农兵代表会。

　　1931年1月12日

　　5、无疑，「实现共运团结！」的口号将在事变的最新阶段拥有巨大吸引力。这一吸引力将与共运的影响一起增长。群众乃至先进群众，只接受自身实践检验亲历的组织分裂[70]。因此，我觉得针对社会党工人及无政府工人的团结口号（「落实工人统一战线！」），应补充（一定纲领前提下的）「实现共运团结！」的口号[71]。

　　1931年1月31日

　　6、……我想，你们几乎无法拒绝「召开革命立宪国会！」的口号。要知道70%以上的西班牙人是农民。他们怎样理解「工人共和国」的口号？社会党人、共和派和神甫将向农民吹耳旁风：「工人想骑在你们头上发号施令」。你们的回答呢？现有条件下，我只知道一种回答：我们工人想让穷苦人一起赶走衙门里的官儿、一切民团打手和有产恶棍，在普遍选举权基础上表达自己的自由意志。争取土地和其它利益的斗争进程中，我们能把农民引向工人共和国（即无产阶级专政）。但我们没法把「无产专政」作为一个臆断的公式硬塞给农民。

　　……西共未主动倡议抵制大选，犯了大错。只有身为革命工人头领的共产主义者，能使抵制运动富有勇气和战斗性。看来，反对派阵营确有广泛抵制情绪；这一现象是深刻奋激心态的反应与信号。最新报道似乎确认共和派与社民党已表态支持抵制。假如西共及时抨击他们的妥协本质[72]，主流反对派将更难回绝抵制。同时，当局头子已视自己、现政府与国会选举为一根绳上的蚂蚱[73]。假如抵制运动——尤其假如共产主义者是行动主脑——迫使当局做出某种让步，将对刺激群众的革命自觉起到极佳效果[74]。

　　1931年2月5日

　　7、无论怎样，不必放弃「工人共和国」的口号。目前，它的宣传性多过鼓动性。我们应告诉先进工人：革命的大方向是工人共和国，但必须把农民引向这一目标，才可确保胜利。除了通过多个过渡性的「调试」阶段（含议会阶段）[75]，简直无法另寻它路引导农民走向工人共和国（即无产专政）。只有失去其它可能之后，农民才接受无产专政。西班牙已失去许多政治道路的可能性，但还剩一个救命出口：以革命方式「淋漓尽致」地落实「充分」的代议民主（亦即立宪国会）。当然，我们不会把「召开立宪国会！」的口号绝对化。假设事态发展较快，我们来得及转换口号。

　　1931年2月13日

　　8、记得跟你们谈过一个「白日梦」：假如抵制运动迫使王室向民众下跪（哪怕只半跪），那有多好。如今成了事实。内阁倒台的直接意义很小[76]，象征意义极大。王室的无力、各统治集团的瓦解、上层失去自信、对人民、革命和明天的恐惧、恐惧还是恐惧、指望用大让步遏止最糟局面的出现——是为内阁辞职和国王的半投降蕴涵的深层意义。鼓掌！着实精彩！写剧本都编不出如许好戏！民众意识中的政权崇拜将被上述场景毁得一塌糊涂。畅快、自信和勇猛之潮将在百万工农的心中涌动，温暖、鼓舞及推动他们前进。

　　总的革命形势（即无产政党得以大展拳脚的那类形势）极有利。惟独党本身的缺陷在拖后腿。很遗憾，抵制大合唱中西共并未独领风骚。最近两三个月的风潮没给他们带去太多斩获。新阶段也好，转折时刻也好，假如先锋党立即推出让事件飞快证实的口号，党的威信将在暴烈的革命涨潮期迅捷猛升，……最近数月及数周，西班牙共运错过了若干机遇。追悔旧过无济于事，得向前看。革命刚刚开始，任何错漏均可百倍补救。

　　宪政-议会话题已成主流政治生活的焦点。共运不能躲着它。我主张全力高举「革命立宪国会」的口号。不可「嫌弃」精确的民主表达方式。在激情似火的南欧国度，男女普选权的年龄门槛即便定为18周岁也还太高。争取青年是压倒一切的大事。

　　……共运队伍（含西共）的统战一事，肯定是当前急务。今后数周和数月，大众将强烈渴求统一严整的革命领导。共运的杂乱分歧会激怒工农。群众将迫使赤色分子握手言和，直至新事件再次令各派分道扬镳。我以为，最近一段时间共运各派大有可能彼此接近。与抵制运动及其它眼前话题相仿，倡导共运团结的那路队伍将是此事的赢家。我方若想提出类似倡议，须以自身的团结和组织性为前提。请以正确的组织原则为基础火速建立左翼反对派团体，哪怕最初很小也不打紧。请尽快出版机关公报与理论刊物。完善内部绝不意味着拒绝参加群众组织。着手健全我方机构，意味着必须与群众打成一片；机构的健全，恰好是打成一片的必要条件。

　　1931年2月15日

　　9、谈谈士兵委员会。我们是否乐见独立兵委会的诞生？这是个严肃话题，必须尽早制订明确的对应路线，并从经验出发予以修订。

　　1905年的俄国事变未能催生士兵委员会。出席工代会的士兵代表仅具零星特征。1917年，士兵代表会扮演了巨大角色。在彼得格勒，兵代会与工代会立即融为一体，前者在机构内占了上风。在莫斯科，两者分头活动。其实，分分合合仅是组织领域的技术问题。兵代会现象的本质，在于囊括一千万至一千两百万农民的那支帝俄大军。西班牙正处太平光景。与总人口甚至哪怕与无产者的数量相比，西军是支小队伍。上述条件下，是否一定出现独立的兵代会？从本阶级角度出发，我们乐得让工代会——只要它开始萌芽——吸收士兵代表。纯粹的兵代会或许只出现于革命高潮或胜利后的阶段。罢工、抵制国会及参加选举的基础上，工代会可能（应该！）较早露头。也就是说，单一兵代会出世之前，工代会可能早就吸纳了士兵代表。我继续推论：假设先锋及时倡议建立工代会并通过它开展兵运，便大有机会消除独立兵代会的诞生可能。要知道，兵代会更易受军官野心家而非革命工人的影响。西军人少的事实，有利于落实本人勾画的前景。另一方面，这支小军队拥有举世无双的革命政治传统。一定程度上，这没准将妨碍士兵代表融入工代会。

　　你们看，我并未一口咬定必须走哪条路。较熟知内情的当地同志，也不太可能作出一边倒的决定。我无外先挑个头：广泛的先进工人圈子越早讨论某些课题，越有利于日后的解决。不管怎样，应促进士兵代表与工人融合；哪怕只能落实部分融合，也不错嘛。为此，应及时仔细地研究全军、各兵种与各部队的状态。

　　假如你们以集体之力制出一张「全国政情地图」，以更准确地认识各区内部（阶级）力量对比与各区的彼此关系，将功德无量。它应逐一标出工人区、共产主义铁杆据点、农运带、工会、政党和城市警备区的分布，并指明军中「红白」成分的比例。我方就算再弱小，仍能分头倡议研究上述课题，以吸引其它革命小组的优秀分子。这样一来，「革命总参谋部」的各要素便渐趋成型。我方的中央支部的任务，是把这一工作引向落实共运团结的轨道。这一乍看颇为烦琐的「经院」研究，今后将具有巨大——或许决定性的——意义。今日西班牙处于如此波澜壮阔的时代，共产主义者的最大罪孽是消磨时光。

　　1931年3月13日

　　10、多谢提供台尔曼关于「人民革命」的语录。我漏掉这份资料了。简直无法想象比它更盲目昏聩的立场[77]！一帮蠢材，打着列宁的名义大叫「人民革命」。要知道，纳粹「左翼」头目施特拉塞天天拿「人民革命」对抗「阶级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口号[78]。诚然，每场大革命都是人民——或说民族——革命。也就是说，它使民族的一切有生创造力围绕革命阶级实现大联合，它使民族围绕新的动力轴心落实从内及外的重组。「人民革命」不是口号而是直陈事实[79]，并应有准确具体的注释。以口号而言，它是空话、是跳大神、是傻呵呵与法西斯比试骂大街的花样。上述蠢举的代价，是搞晕工人的脑袋。

　　此事正好体现了共产国际的口号变迁[80]。国际三大以来，「阶级对阶级」的口号已成无产统战政策的通俗说法。绝妙的口号：所有工人应抱成团儿对抗老板阶级。后来，当权派把它的内涵偷换为勾结改良主义上层糊弄工人（1926年英国总罢工）。再后来，当权派跳到另一极端，全然拒绝与改良主义者的任何妥协。「阶级对阶级」的呼唤，本应打破社民党工人与共产主义工人的隔阂；莫斯科的极左冒险却宣称社民党工人[81]是敌对阶级。如今领导又发话了：「人民革命」取代工人革命[82]。纳粹文人举着喇叭乱吠[83]：95%的人民愿意干革命，说明它是人民革命而非阶级革命。台尔曼抬高嗓门随声附和。共产主义工人到底该对法西斯工人说什么？他们应说：95%——如果不是98%——的老百姓受金融资本的剥削。但剥削分子也有顶级、次级和小杂碎之分。拜上述等级体制所赐，剥削「世家」控制着民族的多数。想让民族围绕新的阶级轴心落实大革新，后者必须实现思想革新。为此，无产者不能自我消解于「人民」、「民族」之中，而必须高举本阶级的革命纲领以强令小资公开选边。是为「民族大革新」的唯一出路。「人民革命」的字眼让小资阶级及工人大众昏昏欲睡，使他们向「人民」内部的有产阶梯妥协，迟缓他们的解放。当前德国的条件下，「人民革命」的口号清除着马克思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边界；它使部分工人和小资善待纳粹主张[84]，让他们以为没必要二者择一：大家都在干革命嘛！与每位大敌的冲撞中，台尔曼之流的第一个念头是如何模仿对方「拉近距离」、以「谋略」而非原则立场争取群众[85]。真是可耻之尤！假如本就弱小的西班牙共运队伍跟风学样，他们将重复「国共合作」的惨剧[86]。

　　1931年4月14日

　　11、当前的西班牙共和体制，与俄国二月革命后的过渡体制拥有颇多类似特征。但也存在深刻区别：1/无战争环境，你方也就缺少争取和平的锋锐口号；2/工人代表会——不用说兵代会——的缺席。从主流报道来看，甚至看不出这一口号已向群众传播；3/俄国二月起义后，武装力量受工人士兵代表会——而非自由派政府——的支配，而西国共和当局一开始就迫害无产左翼。对我方鼓动而言，最后一点意义重大。二月起义后的俄国，在政治领域立即彻底地落实了某种意义的绝对民主；仅靠工人士兵的轻信，资产阶级得以苦撑数月。西国资产阶级不仅拥有工农的轻信，还继承了有组织的国家暴力。你们的共和国并无彻底而不打折扣的会议、言论、出版与其它自由。新市政机关的选举基础远谈不上民主主义。同时，革命年代的群众对各种法律不平等与警察横暴很是敏感。必须利用这一反感情绪。换句话说，共产主义者现今应以最彻底民主战士的身份亮相出击[87]。

　　另一方面，必须立即投入工代会的建设。民主斗争是工人民主建设的极好出发点。有产者有自家的市政局，我们工人得有自家的城委会，以捍卫本阶级的权利与利益。

　　1931年4月20日
　　(致巴塞罗那信的摘录)

　　12、加泰罗尼亚联合会应考虑加入全国性共产主义组织。加省工农是西班牙群运的先锋。但假设这一先锋不与其他阶级兄弟并肩前进，当地运动顶多落得巴黎公社的结局[88]。加省的特色地位给上述假定增添了分量。民族冲突或可大大激化民众情绪，以致全国性革命跟不上当地社会爆炸的时间表[89]。假如总体性的激昂骚动使加省无产阶级尚未落实全国工人团结，即卷入决定性战斗，那将是极大的历史不幸。巴塞罗那也好，马德里也好，从历史高度揭示通盘局势能够——也应该——赋予我方代表以力量。

　　1931年4月23日
　　（致马德里的信）

　　13、谈谈加泰罗尼亚联合会的所谓「民族主义」。这是个至关重要的尖锐问题。相关错误能产生宿命般的可悲后果。

　　西班牙革命重又激活了民族问题在内的全部社会痛点。小资知识层充当着诸种民族本位倾向及幻想的头号载体[90]，并企图以农民为支柱对抗大资本与国家官僚层的去民族化角色。小资产阶级在民族解放运动——以及革命民主运动作为一个整体——的现阶段领导地位，必给后者带去多而杂的偏见；它的民族主义幻想也将向工人渗透。总体而言，可以假定这就是目前加省的一般形势。某种程度上，或许是「加联」的一般形势。上述判断，毫不减少当地——反对大国专制、有产帝国主义和官僚中央集中制——民族斗争的革命民主特征。

　　不能片刻忽略一个重要现状：西班牙也好，加省也好，均由本国有产帝国主义者及地主旧官僚和将军盟友管治，并得到爱国左派的支持。加省的分离主义民主派还在靠边站。掌权的那帮家伙既想保持海外各殖民地的奴役，又支持国内最大限度的官僚集中化（即支持主体民族的资产阶级镇压少数族裔[91]）。现阶段时局以及阶级力量既有综合的前提下，加省民族主义是进步革命因素。西班牙民族主义则是反动的帝国主义因素。任何当地共产主义者，假如他不解并无视这一差别，假如他不突出强调却模糊化这一差异的内涵，就有堕为不自觉的有产代理并化作先锋群中一僵尸的风险。

　　小资民族本位幻觉的危险性何在[92]？类似幻觉能利用民族特征分化西国无产阶级。这是个特大危险。想成功击退它，当地共运别无它途：惟有无情揭露统治民族的有产暴力，以此争取被压迫民族无产阶级的信任。任何其它政策，等于支持统治者的有产民族主义，等于帮助它压迫少数族裔——带有小资革命民主特征——的民族主义[93]。

　　1931年5月17日

　　14、你们说法共《人道报》的谎言在加省引起骂声一片。这一幕不难想象。但仅有分开还不够。我方刊物必须提供当地时局的全方位动态通报[94]。此事意义巨大。西班牙革命鲜活经验的基础上，国际共运的干部们应完成自身的再教育[95]。巴塞罗那和马德里的有系统报道不是「通讯」二字那么简单[96]，而是头等意义的政治文件。只要我方不有力地澄清事实，亲苏派就能给「加联」制造浓重的隔膜与敌视氛围[97]，并促使加省先进工人滑向冒险和灾难的深渊。

　　1931年5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