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革命
（1931年1月24日）

1.旧西班牙

　　资本主义链条的最弱一环再遇断裂危机：这次是西班牙。那里的革命运动高歌猛进，注定让国际反动阵营绝了很快恢复南欧旧序的信心[1]。

　　身为「欧洲病夫」群体的一员，西班牙的落后别具特色（即深受伟大过去的拖累）。几个世纪以来，沙俄一直被西邻甩得很远，仅在后者的压力下缓缓爬行；西班牙却经历高度繁荣，身兼欧洲霸主与南美主宰的双重角色。内外贸易的强劲扩张，日益克服了外省的封建分散与边区的闭塞割据。黄金时代的百年进程中，王室力量及地位的增长，与贸易资本的集中化作用和现代民族的渐趋成型血肉相连。

　　美洲的「发现」让西班牙暴富，却又是绊脚石。各大远洋商道绕过比利牛斯半岛，羽翼丰满的西属荷兰叛离了帝国。继荷兰之后，英国长久地攫取了欧洲霸王的宝座。十六世纪下半叶，西班牙败相已露；无敌舰队的覆灭（1588年），给帝国的降级证书盖上血红大印。资产阶级-封建主的西班牙国家，越发挣扎于「不光荣的长期腐朽」（马克思）状态。

　　新旧统治阶级——土地贵族、僧侣教团及王室，资产阶级及知识界——拼命维持昔日派头，内囊却早翻上来了。1820年南美殖民地分离；1898年古巴独立，帝国几乎尽丧海外属地。摩洛哥的殖民战争耗空国库，让民众不满的火山口烟气更浓。

　　经济发展的滞后，无可避免地削弱了资本主义隐含的集中化趋势；城市工商生活及跨地经济联系的下滑，减少了各省的互相依赖。以上原因，解释了为何资产阶级西班牙至今无法平服多个悠久省份的离心倾向。全国经济的财源枯竭与遍布各地的愤懑情绪，是分裂主义的天然土壤。与法国相比，西班牙的地方割据力大根深：邻国的大革命彻底奠定了统一而不可分割的资产阶级民族，高踞于旧有的封建外省之上。

　　经济停滞不允许形成新的资产阶级社会，也瓦解了旧的统治阶级。门阀清贵的傲慢作派，常与烂兮兮的披风为伴。教会榨取农民，却不时无奈忍受王室的劫掠。按马克思的评语，西班牙王室更像亚洲的专制皇权，而非欧洲的绝对主义王朝。如何理解这一判断？人们曾多次把帝俄与「亚洲专制」相提并论。从地理到历史层面，帝俄比西班牙更适合这顶政治王冠，但它也适用于马德里的君王[2]。贵族阶层的迟缓开化与简陋城市工商中心的龟步爬行，催生了帝俄制度；国家衰落与上层腐烂的漫长过程，形成了西班牙王室。是为两者的唯一差别。新兴城市对旧特权集团的反抗，使欧洲的绝对主义站稳脚跟；与俄国的形势相仿，城市与旧特权集团的双双薄弱促成西班牙王室的相对强大[3]，从这层意义上说，它无疑接近亚洲专制。

　　政经关系的分离倾向占上风，破坏了议会制的基础。官方对选民的压力，决定了投票的结果：最近一百年，政府在选举中稳操胜券。国会依附于内阁，内阁依附于王室。内阁操纵选举，政权属于国王。四分五裂的统治阶级，无法以自身名义治国，急需王室的威武仪仗撑住场面；王权——国家软弱的产物——朝不保夕，却足以把自身意志强加给国家。总体来说，西班牙国家系统可称作「退化绝对主义」，饱受层出不穷的政变密谋折磨。末代国王（阿方索十三世）很好地反映了这一系统的各种本质：退化、绝对主义倾向、对政变密谋的惧怕。阿方索的随机应变、叛卖与凶残、一次次战胜临时拼凑的政变同盟——统统与国王的个性无关，而是所处时代统治机器的全部特征。末世国王重复着祖父（斐迪南七世）的丑恶史。

　　王室的同盟者——僧侣阶层是中央化倾向的另一股势力。天主教至今仍是国教。神职群体堪称反动阵营的主轴，支配着国家生活的许多方面。国库年年拨巨款资助教会。各骑士团人多势猛，财力雄厚影响非凡。全国男女僧侣七万人，等于在校中学生的总数（或大学生的2.5倍）。毫不奇怪，集中于农村的文盲人口达45%。

　　卡尔五世（卡洛斯一世）时代，帝国的鼎盛没给农民多少好处；帝国瓦解的主要恶果，却由庄稼汉买单。几百年来，各省农民要么勉强度日，要么饥肠难熬。农民至今仍占人口的70%，背负着国家大厦的几乎全部重担。缺地少水、高地租、粗糙农具、原始的土地耕作，高税赋、教会杂捐、昂贵工业品、过剩人口、流浪汉乞丐与僧侣充斥乡间，构成西班牙农村的主要画面。

　　贫瘠生计，使农民养成搀和暴乱的悠久传统。然而，血腥的「社会爆炸」仅具局部特征，常披着色彩各异反动愚昧的政治外衣。概括来说，西班牙的革命总是「小革命」，农民起义总是「小战争」。西班牙，一个「梁山好汉」的经典国度。

2.军队的政治角色

　　拿破仑战争以来，西班牙政界冒出新山头：军官团。身为统治阶级的少壮派，他们浑身没落子弟的气息[4]，从父辈手中继承了帝国的破产惨状。当国家让割据与分裂苦苦折磨，集中化原则的代表——军队理所当然地被赋予极大意义。它是王室的支柱，也传递着各上层帮派的政治不满，自个儿更牢骚满腹。惯于吃皇粮的庞大「士林」，是文吏与将佐的主要来源。僧多粥少的官场（衙门、议会及其它机构）实缺，把无数求职者拒之门外。落第秀才骂街之余，纷纷涌向善变的共和派。「民运」的各式面孔下，时常隐藏着最真实猛烈的怒火；默念「共和国」这一救世魔语，一批批坚定果敢的革命小组前仆后继。

　　西军总兵力约十七万（含一万三千多名军官），外加一万五千水兵。一边给统治者充当工具，军方指挥层一边把基层官兵卷进自己的密谋；士兵的独立政治运动，乘机有所抬头。诸多旧事变中，军士们曾单独发难（既无上司的督导更有意打倒军官）。1836年京师城防营的军士起义，迫使国王颁布宪法；1866年的炮兵暴乱，源自军士群体对军中贵族秩序的反感。无论如何，以往密谋的总体主导权属于军官团。暴动时，士兵们服从叛乱上司的指挥；政治盲从的士兵也深埋仇恨，但社会根源却在别处。

　　军中矛盾常与兵种的区别有关。武器的技术含量越高，越要求官兵掌握一定的文化修养；一般地说，技术兵种的成员容易接受革命思想。骑兵常是保皇党，炮兵多是共和党。最新武库的骄子——空军飞行员拥戴变革的同时，把个人冒险的若干元素带进革命大门。当然，决定权属于步兵。

　　西班牙的历史，充斥着无休止的事变[5]。密谋与宫廷风波实属家常便饭。一百多年来，各种执政体制你方唱罢我登场，内阁更迭不算新闻。有心无力的各有产阶级撑不起王室江山，害得朝廷多次屈尊于军队的号令。但割据状态固有的分散性，深刻影响了军事密谋的特征。「乱党」的窝里斗，无外是本国革命缺少领导阶级的外在体现。结果，各次起义均以王室的胜利告终。秩序的凯旋落幕不久，持久危机便再次打破社会生活的宁静：新暴乱与新镇压。陆续倒台的执政体制从未在社会土壤深深扎根。国民收入的枯竭与统治阶级的穷奢狂想炮制了无穷麻烦，使深陷泥潭的执政团迅速垮掉。最后一个军事独裁的完蛋经过有目共睹：不必由谁策划谋反，将军总理匆匆跑路[6]；像只碾到钉子的轮胎，他瘪了。

　　说到底，所有旧政变都是少数反对少数的运动：各上层集团互抢国家权力的馅饼，时而大打出手。

　　可以把「不断革命论」理解为系列社会事变的升级：事变把权力赋予最坚决的革命阶级，后者以它为工具消除各阶级的存在（即消除新革命的可能）。西班牙旧有的「不断事变」，与「不断革命论」没有任何相似因素：它是无休止的折腾，来自落伍民族老病根的反复发作。

　　资产阶级的左翼——尤其是知识青年——早视缔造共和为己任。出于前述原因，学生与军官一样多为愤青。别看人数不多，学子们一向胸怀大志。教会的统治点燃了高校的反神权之火，但学生无法创建一个政治制度。共和派上层的社会纲领保守又反动：他们以今日的有产法兰西为完美样板，指望共和国给自己带来滚滚财富。他们不想也无力实践雅科宾党人的道路：对群众的恐惧，比对王室的敌视更强烈。

　　在西班牙，没落有产子弟[7]踟躇于上流社会的后门，苦盼时来运转的一刻；在底层，藏污纳垢之地亦被众多游民填充。衣着光鲜的破落户与衣不遮体的流浪汉，都是社会田野的吃人流沙；革命越是找不到真正的动力和政治领导，游民群体对革命的威胁越大。

　　六年独裁，死死压住了所有的社会仇恨。但独裁政权沾染了不可治愈的王室恶疾：它比任何单个阶级有力，面对国家的历史需求，却无助得可怜。军事独裁的大船让财政暗礁与其它障碍物撞碎，避开了第一波船员造反。反动将军的倒台激活了社会的全部愤怒与期待；同时，「进步将军」打头的「革命内阁」粉墨登场[8]。

3.无产者与新的革命

　　俯看新革命的全景图，满眼皆是老相识：背信弃义的王室；保守党和自由党的一大窝派系，对国王既恨又怕[9]；卖友度日的右翼共和派；冒险为生的左翼共和派；军官团内部的密谋分子，愿血祭共和者有之，盼花开富贵者有之；不满的学生，让长辈唉声叹气；组织分散的罢工工人；造反成性的农民。

　　入场者的老面孔，是否等于革命危机将循旧规、走老路？错。几十年来（特别是欧战期间），西班牙经济结构与民族的组织形态均有相当变化；它仍是欧洲穷户，但已提升本土开采业与轻工业。欧战期间，煤炭、纺织、水电及其它工业迅猛增长。制造中心与工业区获得对全国的优势，创造了新的力量对比也开辟了新的政治前途。

　　工业成就并未减缓社会矛盾。欧战收尾后，中立地位给西班牙带来的军火横财走向终结；国外订单堆砌的经济奇迹，变成新灾难的祸根。西货的海外市场大大缩水，世界贸易占有额低于战前（1.1%比1.2%）；为抵挡洋货倾销，独裁当局筑起全欧最高的关税壁垒。高关税引发高物价，削弱了本就低下的大众购买力。战后西国工业一直没摆脱衰退，却与两道鬼影纠缠不休：长期失业和阶级斗争的剧烈火花。

　　与十九世纪相比，西班牙资产阶级越发没资格扮演英法同道的历史进步角色。迟到太久的工业大资本蹲在外资脚下，吸本国民众的血。面对出任「民族」领袖抗击特权老朽（哪怕跑个过场也好！）的呼唤，大资本连连拱手避于堂下。一听「群众」二字，工业巨头们就气得哆嗦。金融家、工业主、大地产者、王室及将军重臣，结成互下黑手的反动同盟；大资产阶级是同盟内最反动的一票帮伙。一例史实足以挑明大资本的政治本质：二十年代军事独裁的一大支柱，是加泰罗尼亚的工业资产阶级。

　　另一方面，工业增长巩固了无产阶级。不算外流打工者，两千三百万人口包括了一百五十万工业、商业与运输业工人，外加大致相当的农业工人。西班牙的社会生活注定原地踏步，直至出现一个阶级，一个有能力进行革命改造的阶级。无产者走上历史舞台，大局即告改观。要清晰理解新转折的全部含义，得首先明白一点：大资本成为经济主宰与无产者政治分量的增长，根本剥夺了小资产阶级领导政治生活的可能。新的震荡能否催生一场革命，以真正改造民族存在的根基？上述疑问顺理成章地引出另一个疑问：西班牙无产者能否掌握民族生活的领导权。西班牙民族内部，这一变革角色并无其它的合格竞争者。同时，俄国经验已让我们看到铁的事实：半封建关系缠绕的落后农业国，大工业无产者拥有一言九鼎的实力。

　　事实上，十九世纪的诸次起义均有劳工身影；但无产者一直给有产老爷打下手，只算次要的辅助团队。二十世纪的前二十五年，工人的独立革命角色日渐强固。1909年巴塞罗那起义露出年轻无产者的钢筋铁骨[10]；在其它省份，以起义告终的罢工四面开花。1912年爆发铁路罢工，工业区已成彪悍无产者的战场。西班牙工人的实践，证明了本阶级甩开膀子大干的决心[11]，显示了快速反应新事变的动员能力、锤炼了勇往直前的气魄。

　　战后——确切说十月革命后——最初几年（1917-1920），是南欧无产者的光辉岁月。1917年西班牙城乡亲历了革命总罢工，那场斗争及稍后的系列冲锋终告失败，替二十年代的军事独裁提供了条件。将军总理的垮台，又一次将西班牙人民的命运摆在历史舞台的中央。老政客的猥琐伎俩与小资激进派的满地打滚，已宣告自身的百无一用[12]；跨过无畏的罢工潮，无产阶级发出巨人的声音：我来了[13]！

　　在欧洲，自命学养深厚的小资「左派」记者们[14]——加上随声附和的社民党人——口水四泼：迟到一百五十年后，西班牙正经历法国大革命的再版。与这伙人谈革命，不如同盲人谈色彩。无论怎样落伍，当代西班牙远超出十九世纪末的法国。大工业、一万六千公里铁路、五万公里电报线，统统是比历史回忆重要一千倍的革命因素。

　　就西班牙事件，试图推出深度分析的英国《经济学家》周刊断言「此间风潮更似1848年与1871年的巴黎风格，而不似1917年的莫斯科」。这行字的作者无视巴黎公社正是1848 迈向1917的一步，两者的生硬对立毫无内在依据。

　　L. Tarquin去年的有关文章要深刻许多：「以农民为依托，西班牙无产者是唯一能夺取政权的国内力量」。他写道：「当前的革命应最终导向无产阶级专政。工人专政将执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并勇敢地为社会主义改造扫清道路」。这样，也只能这样提出问题！

4. 革命的纲领

　　当前民主斗争的正式口号是「缔造共和」。迫于革命潮流，统治阶级内部各派——从保守党到共和党——将向王室靠拢。1854年的事变领袖曾主张[15]「我们努力保留王室，但铲除使它蒙羞的弄臣奸党」；今日的共和阵营继承了老一辈「清君侧」的奇思妙想[16]。他们无视现实：王室一日不可无弄臣，更别说旧西班牙的王室！形势急变下，工商富豪们或许会抛弃王室保全自己（1919年德国模式）；话说回来，王室也颇有可能撑到工人专政进门才咽气。

　　「缔造共和」自然也是无产者的口号。对工人而言，共和国绝不仅是一个总统取代一个国王，而等于扫除全社会的封建垃圾。大扫除的第一步是土改。

　　西班牙农村的生产关系是一幅半封建的剥削画面。农民的赤贫[17]，地主、衙门与豪强土皇帝的几重压迫，多次把农业工人和贫农逼上梁山。假如采用革命手段，能否使当地的资产阶级社会关系剔除封建残余？这一设想错得离谱。西班牙的当代条件下，资本主义只能以半封建形式剥削农民。对中世纪余孽的打击，意味着打击有产统治的根基。

　　想使农民摆脱乡土抗争的狭隘与反动偏见的束缚，无产者得拿出清晰的革命民主纲领。缺地少水和地租奴役，使没收私有地产分给贫农成为土改第一急务。沉重国税、庞大国债、官僚贪污和王室的北非征讨，把建立廉价政府提到议事日程；它的建立不指望大地产者、银行家、工厂主与自由派「名流」，而取决于劳动大众。

　　僧侣团的主宰地位与教产的存在，要求落实下列改良：政教分离；缴械僧兵；把教产分给民众。当农民确信拨给教会的国币与教产不会落入自由派政客的腰包，而用于扶持乡村，最迷信的庄稼汉也会支持决定性世俗化措施。

　　各省的独立呼声，使革命直面「住民自决」这一民主任务。乍一看，二十年代独裁时期的分裂苗头趋于尖锐。其实，加泰罗尼亚资产阶级的「加独」姿态，仅是与中央联手对付底层的权谋工具；大众的分裂主张，却是工农怒火的情绪外壳。必须严格区分两种分裂主义。想不把被压迫民族的工农与他们的有产「乡亲」混为一谈，无产先锋就应采取最勇敢真诚的住民自决立场。假设多数加泰罗尼亚人与巴斯克人提出彻底分离，先进工人将充分完整地维护他们的独立权。维护独立权，绝不等于主动怂恿各族工农分道扬镳；相反，我们应耐心解释：民族州高度自治前提下的国家与经济统一，可让有组织工农享有很大的经济与文化优势。

　　王室再举屠刀扼杀革命的潜在努力，远未消除。但类似尝试注定不具任何长久效果。旧专制的记忆尚未淡忘，新的暴政必定极大刺激民心[18]。有迹象表明国王已焦虑搜罗「勤王义士」，却无功而返。保皇政变一旦破产将让宗室（包括国王本人）吃不了兜着走，革命工农则会平添新的强大助力，并告知上层：「Faites vos jeux, messieurs!」（游戏终结，先生们！）。

　　西班牙革命能否跳过议会民主的阶段？理论上可能。假如群运相对较快地空前壮大，统治者将丧失时间与机动空间摆弄选战的票箱。但这一假设几率不高。西国无产者战斗素质一流，却既无权威先锋队，也缺乏工人代表机构的传统、经验及感受。本地共运人少派多。工人内部缺少一套清晰公认的行动纲领，国会斗争已迫在眉睫。综上所述，革命列车恐难绕行「议会站」。

　　一九零五年的俄国工人成功抵制了反动的无权国会，使它无疾而终。西班牙工人大可效仿成功的先辈[19]。作为局部战术问题，是否抵制取决于力量对比的现状。即便抵制选举，先进工人仍应号召「成立革命立宪国会！」，与当局的议会游戏对抗。先进工人应揭穿有产「左翼」的欺骗性立宪口号，把后者的盘算大白天下：乞求上层恩赐一个半吊子国会[20]，静下心来与老东家坐地分赃。工人士兵与农民的成功起义将成立一个革命政府，只有它能召开真实的立宪会议。先进工人能够也应该以「革命国会」对抗半吊子国会；现阶段排斥「革命立宪大会」的口号[21]，我以为并不正确。

　　把工人专政与民主任务（缔造共和、土地关系的变革、政教分离及剥夺教产、住民自决、革命立宪会议）相对立，实属小书呆的刻板念头。力量足以夺权之前，工农应围绕先锋党的政治领导落实自身的阶级团结；民主代表制度也好，于革命的某阶段参与国会选战也好，都能——对落实工农大联合——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实践中，工农武装的口号（建立工农义勇队）应不可避免地取得与日俱增的意义。现阶段而言，这一口号应与下列保卫任务紧密结合：工农组织的安全、替土改护航、维持自由选举并协助民众预防反动政变。

　　社会立法的激进纲领（失业保险、累进税、全民免费教育及类似措施）虽未走出有产社会的政治框架，却应写进工人先锋党的旗帜宣言。

　　上述步骤之外，必须立即提出过渡性质的政治要求：众多私家铁路的国有化；土地资源及银行国有化；工人监督生产；国家调节经济。身为有产制度向工人政权过渡的准备动作[22]，以上措施将随着银行与工业国有化融入计划经济系统[23]，开始新过渡——替社会主义社会打基础的阶段。

　　民主改良措施、过渡要求及纯社会主义口号的综合搭配，会让左派腐儒大惊失色。综合性纲领反映了历史社会的矛盾构造，不可避免地产生于量多质异的遗留改造任务。以无产阶级专政为快刀斩乱麻的破阵之策，仅是正确的一步[24]。就算无产先锋认定惟有工人专政能终结国家的长期腐朽，准备阶段仍无从回避：使工人阶级各群体、广泛的农村劳动大众凝聚在先锋周围，结成彼此呼应的战阵。空喊无产阶级专政，却排斥——正推动人民走向起义的——诸多历史任务，等于附和无政府主义[25]。这类心态简直是窒息革命！

　　毋庸多言，推进民主改良不等于让无产者贴近有产共和派。相反，无产者的基层改良将为战胜自由派资产阶级创造条件，使后者处处暴露与民为敌的本质[26]。无产先锋越是果敢、坚决和无情地争取民主改良[27]，越快获取群众支持，越能让有产共和派与左翼改良主义失去生存土壤。总之，我们越是敢于斗争，真诚的共和分子越会投奔工人革命；我们越是敢于斗争，群众意识越把民主共和国与工人共和国划等号。

　　被正确理解的理论公式如何变成活的事实？在群众的自身经验、渴望和需求基础上，使理论公式帮工农意识迈出决定性一步[28]。别纠缠细枝末节。别分散注意力。以一组紧凑口号清晰表达阶级纲领[29]，应事变进程的需求适时转换口号。是为革命政策。

5. 共产主义、无政府工团主义和社民党

　　共产国际又睡过头了[30]。不久前，它的「拉丁区主管」曼努伊尔茨基断言西班牙的动荡小事一桩[31]。众「主管」的迟钝自有缘由——为了配合苏联政局，1928年他们「发了个文」宣布法国即将爆发无产阶级革命；葬礼上没事乱弹新婚曲的结果，是奏着哀乐参加喜宴。党棍必须维持一贯正确的形象[32]。当事变踢开「上级指示」往前走[33]，莫斯科索性闭嘴观战：说得多错得多。但十二月的共和起义，逼着老油条表态[34]。谨遵官场传统的前提下，曼主管着手补台。于是出现了12月17日的《真理报》文章[35]。

　　文章称西班牙的军人独裁[36]是「法西斯制度」。墨索里尼、意大利社民党[37]、西班牙将军[38]、英国工党领袖[39]、蒋介石和流亡孟什维克[40]，统统成了法西斯主义的变种。有现成套话，何必思考呢？最好把埃塞俄比亚国王[41]也塞进「法西斯」队列，一体声讨。《真理报》说：西班牙无产者「越发加快接受西共的纲领与口号」，并已「认识到自己的革命主导角色」；同时，巴黎的苏方记者报道说西班牙出现了农民苏维埃。人所共知，莫斯科领导的（中国！）农民首先接受和落实着苏维埃的政治体系[42]。无产者「认识到自己的革命主导角色」而农民在组织苏维埃，两者均受西共领导——胜利指日可待嘛！惟有一事颇煞风景：莫斯科的总路线一面在《真理报》上展览自己的总浮夸和总外行，一面随时打算翻脸斥骂西共中央「歪曲首长的正确指示」[43]。成天给自己上烂药的结果[44]，已让四六不懂的「首长」学不来一招半式！

　　实情究竟如何？略答如下：尽管斗争很有气势，革命的主观因素——党、群众组织与行动口号——相当落伍难当大任。这一落后现状，蕴涵着革命的主要危险。

　　工潮半自发地起伏进退，每战多有牺牲、落败或平局了事，这是革命的必然阶段：工农觉醒、动员与开打的阶段。要知道，群众性工运既有优秀工人，更包含千万大众。工潮一波波扩散——工厂工人、作坊工人、建筑工人、水利工人、司机和面包师傅，直至农场小工。这是奴隶大军的磨合期，老将热身新兵练手；通过罢工，阶级渐感自己是阶级。

　　自发性是现阶段群运的力量，却可能成为下阶段群运的弱点。假设运动保持原状——放任自流、无清晰纲领、无阶级领导，则前途无望。无产者夺权一事，大过天、重于地。最狂放的凌乱罢工，也没法自动解决此事。未来数月的斗争中，假如无产者感觉不到自己正透彻领悟本阶级的战斗任务和革命方法，假如无产者感觉不到阶级队伍将团结一心，则必然走向崩解。今日群运让广泛的劳苦阶层破天荒奋起一战，崩解将使他们复归消极。当群运摇摇欲坠，先锋队伍内打游击和其它冒险逞能心理将抬头。农民和城市贫民将继续迷失，难觅权威的政治领导。苏醒的期待将迅速化为失望与恨意。西班牙将重演1920年秋天意大利的流产革命。二十年代的马德里政权本非法西斯制度，而是典型旧专制：依托部分有产者的军人独裁。然而，上述因素——革命党的消极观望、运动的自发性——作用下，西班牙大地确乎游荡着纯正法西斯的邪神。失去政治均衡感的绝望小资，将充当大资本的敢死队去剿平无产者起义。风雷今天还远，更得抓紧上路。

　　退一万步说，假设资产阶级左翼——爱国军官、激进学生与共和政客——领导的革命运动能夺权，这一胜利的零成果与失败无异。前文已述：主流共和派是既有财产关系的死忠，甭指望他们剥夺大地产和终结教会特权，更别提清洗军官团与文官群体。一句话：王室弄臣由共和弄臣代替，重演一遍短命的新政[45]。

　　毫不奇怪，社会党成了共和派的小跟班。社会党一贯如此：昨天讨好军人独裁，今天靠向共和派[46]。社会党上层没有——也不可能有——独立的阶级政策，它的无上使命是混进体面的有产内阁。只要能参政，他们甚至乐意吻国王的脚[47]。

　　无政府工团运动领导层的右翼，同样散发着叛卖的气味：十二月事变既是有关危险的严酷警告，更是伟大一课。

　　诚然，全国劳工联盟（CNT）[48]凝聚了最强悍的一群无产者。大浪淘沙，留下的都是战士。巩固它、把它变成工人大众的真正战斗组织，是每个先进工人——首先是共产主义者——的直接责任。改良主义工会内部，揭露官员的背叛行径并号召成立统一的工会联合大会，也能帮助工人实现阶级团结。革命的外在条件将给类似活动极大助力。

　　作为学说和革命方法的无政府工团主义，死路一条。没革命纲领也不理解先锋党的作用，无政府工团主义解除了无产者的精神武装。无政府主义者「否定」政治，直到政治卡住他们的喉咙。然后呢？然后他们乖乖挪窝给阶级敌人让出政治舞台。十二月事变就是如此！

　　假设社会党成为革命无产者的政治领袖，它将只有一件事干得顺手：把工人夺得的权力转交共和派，随后权力将滑入旧统治者的手中。一场伟大的生育将以流产告终。

　　当无政府主义工人放弃自己的偏见，他们有可能领导这次革命。共产主义者应帮助他们尽快刷新思想。形势逼迫下，无政府主义上层或附和社民党或让群众踢开，真诚的革命者将选择布尔什维主义；与多数社会党工人一样，无政府派群众将支持共产主义者。

　　革命的一个优势，在于群众学得很快。工农的进步，必然引发一系列——从社会党到工团主义——分化及分裂。阶级决战的年头，共产主义者与激进工团主义者的实践协议是大势所趋。我们将忠诚履约，但假如把合作实践与模棱两可、躲闪和虚伪态度相搀杂，便是革命灭亡的开端。哪怕共产主义工人与无政府主义工人并肩作战之时，也不可消除原则界限、回避分歧或削弱批评同盟者的虚假立场。以上前提，是革命攻势的保证。

6. 革命委员会与党

　　十二月十五日事变期间，大中城市的工人同时集结，证实了无产者多么渴望统一行动。本阶级政治领导的软弱，迫使工人们暂借共和派屋檐栖身[49]。起义受挫并没引发颓丧情绪：群众把本次发动当作经验、学校和热身，极大地体现了运动高涨的鲜明特征。

　　想破浪远行，无产者急需新群众组织的大船：它应超越工人阶级的任何政治、工会、全国或地区界限，以适应革命的急流；它由各厂矿工人、店员、铁路与海运工人与其它广泛的城乡无产者选举产生。对，它是苏维埃。专断官僚给世界革命带来无穷的思想毒害[50]，使许多人错把苏维埃当作暴动工具，只能设立于动手前夜。活生生的苏维埃出现在群运的汹涌一刻：有组织工人距离起义尚远，但已需要一个空前权威的机构，来领导席卷各企业各行业的政治与经济斗争。夺权的准备期，苏维埃只有化为工人阶级的有机部分，才有机会领导总攻击的一役。苏联制度存在十三年后，「苏维埃」一词相当程度上失去了1905年或1917年春的本原含义——不是政权机构，而仅是工人阶级的战斗组织。juntas（会议）一词始终与西班牙革命史相连，完全可以表达俄文「苏维埃」的阶级内涵[51]。西班牙无产者的当前急务，是建立「工人juntas」（工人会议）。

　　无产者的现有状态下，工人会议意味着共产主义者、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社民党人和无党派罢工领袖的共同机构。多大程度上，无政府主义者和社民党人将参与会议的活动？外人难下定论。群运的宏大规模，无疑将迫使许多工团主义者——没准还有某些社民党人——越走越远。一切取决于共产主义者如何有力倡导工人会议的建立。

　　背靠群众的十足冲劲，工人会议的建设细节（代表制度的标准、选举时间和方式以及其它事项）能够——也应该——成为与会的共运各派、无政府工团分子和社民党人的协议议题。不必说，共产主义者将始终以公开的纲领旗帜开展工作。

　　与莫斯科的新指示与新鼓噪相反[52]，广泛的农民苏维埃——作为选举机构——很不现实，至少得等工人夺权。群运冲刺的准备期，农村将发展其它形式的组织：农民联盟、贫农委员会、共运组织的支部和农业工人工会。它们不以阶级选举为普遍基础，而依靠个人选择。但作为口号，革命土地纲领为依托的「农民苏维埃」已是共产主义者的现实宣传任务。

　　如何正确喊出「士兵会议」的口号，是兵运的重要一环。军事组织的特点，决定了士兵委员会只能产生于革命危机的顶点：国家对军队失控的阶段。在此之前，兵运实践带有封闭性（革命士兵小组、地下党支部）；有时，它仅是工人与个别士兵的私下走动。

　　1930年12月的共和起义，将以革命时代的分水岭载入史册。左翼共和派曾联络工人组织的上层共同举事，自以为徒手工人应充当政客主唱的无名伴奏。本次「共和演唱会」的开场谢幕，无可挽回地揭示了军官密谋与革命罢工的绝对不兼容。建基于兵种矛盾的暴动密谋，被亲政府部队轻易平定；缺少独立宗旨和阶级领导的罢工，只好随着起义的覆灭匆匆收摊。

　　军队的革命角色，在于它是拿枪的民众，而非军官密谋的工具[53]。斗争进程中的工农大众，将最终决定军队的正面角色。必须使工人与军人打成一片，确保政治罢工的胜利。阶级镇压的冲突中，争取士兵的工作以政治为主军事为辅。清晰提出社会革命将落实的改良任务，是赢得军心的唯一道路。当然，激进的社会纲领会吓跑军官团。假如当地的革命者已展开兵运，并依靠勇敢的觉悟士兵建立支部，则值得表扬。先锋党的军中活动，服从于党在工农运动内部的政治活动；清晰纲领，是兵运工作的首要基础。决战到来之际，工人应以无产大军的气势和力量促使多数士兵转向人民或至少中立。总罢工和起义前夜，上述兵运原则并不排斥先进官兵的「密谋」；但它与旧式暴动无关：党领导的「军中密谋」带有技术特征，目标是确保阶级起义的胜利。

　　解决上述任务，需要三个条件：先锋党。先锋党。还是先锋党。

　　西班牙共运各党及小组的互动关系与各自前途，外人难料虚实。实践将说明一切。大事件将确切无误地检验思想、组织和个人。假如——除了官场套话、瞎指挥和内讧[54]——莫斯科对西班牙工人一无贡献，真正的共产党将形成、锻炼及成熟于第三国际之外。不管怎样，必须建立一个统一和集中化的先锋党。

　　无论如何，工人阶级不能建立一个「联邦制」的政治组织。先锋党不是未来工人国家的雏形，而是推翻现存制度的铁铸基地。它必须以民主集中制为组织原则。

　　工人会议将是一个宽广舞台。劳苦大众的注视下，各工人政党及小组都将接受考验和检验。共产主义者将以工人统一战线的口号，抵抗社民党、部分无政府主义者与有产者跨阶级统一战线的口号。惟有革命统一战线，能让无产者取得被压迫城乡居民的必要信任。惟有共产主义旗帜，能真正落实工人统一战线。工人会议需要一个先锋党的政治领导。没有坚强的政治领导，会议将只是空洞的组织形式，不可避免地成为资产阶级的附庸。

　　西班牙共产主义者任重道远。各国先进工人将热切关注这场伟大的戏剧，革命大戏不仅需要他们的同情，也——或早或晚——要求他们协同行动。时刻准备着！

　　1931年1月24日

　　王子群岛

　　1931年19期《反对派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