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等

在资产阶级社会里，学校执行着三个主要任务：1、用忠于和敬仰资本主义的精神来培养年青一代的劳动者。2、从统治阶级的青年中为劳动者培养“有教养的”教练人员。3、为资本主义生产服务，利用科学来发展技术和增加资本主义的利润。

为了完成第一任务，在学校同在资产阶级军队里一样，首先要建立一批相应的“国民教育军官”。资产阶级学校用来教育人民的教师，要接受一定的训练，要把自己培养成教练员式的人物。在学校里担任教学的只能是那些从资产阶级观点看来是可靠的教师。资产阶级教育部门监视着这一切，并且无情地把一切有害的分子，即社会主义分子驱逐出教师队伍。革命前的德国国民学校作为威廉皇帝兵营的一种补充提供了一个鲜明的范例，它证明地主和资产阶级能够成功地通过学校造就出资本的忠实的和盲目的奴隶。在资产阶级的初级学校里，教学是根据一定的、完全为资产阶级训练学生的目的服务的教学大纲进行的。所有的教科书也都是根据相应的精神编写的。甚至所有资产阶级的书籍也是为这一目的服务的，这些书籍的作者把资本主义制度看成是天然的、永恒的和一切制度中的最好的制度。这样一来，学生便不自觉地渗透了资产阶级的心理，也会跟着赞美各种各样的资产阶级道德：追名逐利，投机钻营，只顾个人的幸福等等。资产阶级教师通过自己对教规的讲授起了神职人员的作用，由于资本与教会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所以这些教规始终都是有产阶级的法规1。

资产阶级社会为了达到第二个目的，故意阻挠劳动者阶级接受中等和高等教育。中等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学习费用昂贵，劳动者是花不起的。

这种学习时间长达十几年，因而工人和农民是上不起学的。为了养家糊口，他们不得不让自己的孩子从小就到工厂或地里干活，或者是从事家务劳动。中等和高等学校实际上变成了资产阶级青年的学校。在这里统治阶级的青年受到培养，以便接替他们的父辈的剥削者的岗位或资产阶级国家官吏与技术人员的岗位。在这些学校里，教学带有严格的阶级性。如果说在数学、技术和自然科学方面，由于这些学科本身实质原因。这一点还不那么明显的话，那么在决定学生世界观的社会科学方面，这一点表现得却是十分清楚的。讲授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和讲授最完善的“击溃马克思”的方法同时进行的。社会学和历史学也是按纯资产阶级精神讲授的。法学史把资产阶级的权利说成是“人和公民”的自然权利，等等，等等。结果，高等和中等学校向资产阶级子弟讲授的一切就业是为了为资产阶级社会服务和维护整个资产阶级剥削制度所必须的东西。即使某些最有才华的劳动者子女进了高等学校，那资产阶级的学校机构也多半能成功地使他们脱离自己出身的阶级，使他们养成资产阶级的心理，最后利用劳动者的才华来压迫同一些劳动者。

至于第三个任务，资产阶级学校是用下列办法实现的。在阶级社会里，科学与劳动相脱离。科学不仅为有产阶级所享用，更有甚者，它成了一定的，范围很小的一部分人的职业。无论是科学教学还是科学研究都与劳动过程相脱离。为了把科学成果应用于生产，资本主义社会不得不建立一系列研究所来促进科学发明在技术上的应用，并建立一系列技术学校来使生产能够与“纯”科学，即脱离劳动的科学的成就保持同样的水平。与此同时，综合技术学校不仅为资本主义社会培养了精通技术的人材，而且还培养了对工人阶级进行监督和管理的人员。此外，为了加速商品流转过程，建立了各种各样的商业学校，商学院等。在所有这些组织中，一切与生产有关的东西都将保留，一切与资本主义生产有关的东西都应废除，一切促进科学技术发展的东西都将保留，科学与劳动分离的现象将被废止，技术知识的讲授将保留，脱离体力劳动而孤立地讲授技术知识的方法则应废止，在生产中应用科学的做法应该保留和扩大，在这种利用上设置的阻碍应该排除，因为资本利用科学是以科学在当时能为资本增加多少利润为前提的。

共产党在学校事务中，同在一切领域一样，不仅面临着建设任务，而且首先面临着破坏任务。应该立即把资产阶级社会学校系统中那些使学校变成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工具的东西破坏掉。

在资产阶级社会里，高等学校是剥削阶级的财产，象那些漫漫无期的古典中学、实科学校、专科学校、中等武备学校等，都应该予以取消。

资产阶级学校的全体教学人员是为资产阶级的教育和欺骗事业服务的。应该毫不留情地把旧学校那些不能或不愿成为群众共产主义教育工具的教师驱逐出无产阶级学校。

在旧学校中使用的是按资产阶级精神编写的教材，采取的是为资产阶级的阶级目的服务的教学方法。所有这一切在新学校中都应予以抛弃。

旧学校与宗教联系在一起，硬性规定讲授宗教课，必须作祈祷和去教学礼拜。新学校必须把宗教从学校里驱逐出去，不允许宗教以任何方式钻进校门，不允许某些落后家长以任何温和的形式把宗教引起学校。

旧高等学校建立起一个排他性的教授集团，即阻碍新的教学力量进入到大学里的学术行会；资产阶级教授的学术行会必须解散，大学讲坛应该成为一切有教学才能的人的场地。

在沙皇制度下，用本族语言教学是犯禁的。俄语是法定的国家和学校语言。新学校要消除教育领域里的一切民族压迫影响，使得所有民族都能用本族语言进行教学。

资产阶级是全体居民的极少数。但是这并不妨碍它在利用其他阶级压迫机构的同时，也利用学校来按照自己的精神培养和训练千百万劳动者，以便将极少数人的观念和道德强加给居民的大多数。在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构成居民的大多数。在俄国，工人阶级在数量上占少数，而在政治上则是全体劳动者的斗争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因此很自然，工人阶级在把学校掌握到手中以后，首先就应该利用学校把劳动居民中其他阶层的共产主义觉悟提高到应有的高度。资产阶级利用学校对劳动者进行奴化教育。无产阶级则要利用学校清除奴化教育的影响，消灭劳动者思想中的一切精神奴役的残余。资产阶级依靠学校用资产阶级的精神的来培养无产阶级的子弟。新的、共产主义学校的任务在于用无产阶级的精神来教育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子弟。同在经济领域里苏维埃政权对生产工具实行国有化一样，在人们的精神和心理上，共产主义学校也应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同样的破坏和剥夺。必须增进人们对新的社会关系的认识。如果群众在精神生活的许多领域中两条腿继续站在资本主义社会及其偏见一边，那他们就很难去建设共产主义社会。新学校的任务在于使成年人的意识能跟上已经变了的社会关系，而更重要的在于培养年青一代，使他们自己的整个心理都立足于新的、共产主义社会。

下述有关学校工作的各种改革都是为这一目的服务的，这些改革有的已在实行，有的正在准备实行。

在资产阶级社会里，儿童即使不是完全地，至少也是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自己父母的财产。当父母说到“我的女儿，我的儿子”时，这里不仅意味着存在血统关系，而且还意味着父母有教育自己子女的权利。从社会主义观点来看，这种权利是没有任何根据的。每一个并不属于他自己，而是属于社会——人类。只有由于社会的存在，个人才能够生存和发展。因此，儿童属于他赖以出生的社会，而不仅仅属于他自己的父母的那个“社会”。教育儿童的最首要的和根本的权利应属于社会。从这个观点来看，父母通过家庭教育以自己的局限性来影响儿童心里的要求，不仅应当予以拒绝，而且应当受到最无情的嘲笑。社会可以委托父母来教育孩子，但也可不委托，而且愈往后，委托父母教育儿女的理由就愈少，因为能教育儿童年的人比起能生育儿女的人毕竟是少数，在一百个母亲当中，可能只有一两个人有资格担任保育员。未来是属于社会教育的，社会教育是使社会主义社会有可能以最少的人力和财力来培养年青的一代。

但是，所以需要对儿童进行社会教育，不仅仅是出自单纯的教育学上的考虑，它还有着巨大的经济利益。实现社会教育，可以使千百万母亲腾出手来参加生产和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她们将从使人变得目光短浅的家务劳动者和数不清的有关儿童家庭教育的琐事中解放出来。所以说苏维埃政权力求建立一系列机构来改善社会教育，逐步使它更普及。属于这类机构的幼儿园，忙于工作的工人和职员可以把自己的孩子送到那里去，把孩子托付给学龄前教育的专家们。托儿所，它和幼儿园一样，只是孩子们在那儿呆的时间更长，儿童保育院，在那里生活和受教育的儿童有的是永久脱离父母的，有的是在很长时期内脱离父母的。还有托儿站，这类机构专门抚育四岁以前的儿童，当父母上班时，孩子就可以送到那里照看。

共产党的任务在于，一方面，通过苏维埃的机关更快地发展学龄前儿童教育机构和改善这些机构的工作，另一方面，在父母中加强宣传工作，消除所谓家庭教育必不可少和有优越性的资产阶级和小市民的偏见，并通过苏维埃政权的优秀教育机构的范例来加强这一宣传。有时恰恰是因为保育院、托儿所和幼儿园等等机构办得不够令人满意而影响父母把自己的子女送到那里去。共产党的任务，特别是党的妇女工作部门的任务，在于号召父母们都来改进社会教育工作，其办法不是拒绝，而是争取把自己的孩子送到相应的机构里去，并由父母所在的组织对这些机构实行最广泛的监督。

学龄前的教育机构是为七岁以下的儿童设立的。下一步的培养和教育就应该是由学校来管。教育应该是义务性的，这和沙皇时期相比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教育应该是免费的，这更是一大进步，甚至那些最先进的资产阶级国家里的情况也比不了这一点，在那里，只有初级小学教育才是免费的。教育对所有的人都自然应当是平等的，这就取消了任何一部分居民在受教育方面所享受的特权。这种对所有人都是普遍平等的和对所有人都是义务的教育应该普及到从八岁至十七岁的所有青少年。

学校应该是统一的。这意味着，首先应该取消男女分校的现象，应当让男孩和女孩共同在一起受教育。这意味着，应该取消把学校分为互不联系，在教学大纲上相互脱节的初级、中级和高级学校的作法。这意味着，不应再把初级、中级和高级学校又为普通教育学校、专业学校或职业学校，分为普及学校和阶级-阶层学校。统一学校意味着一个统一的阶梯，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每一个学生都能够而且必须通过这个阶梯，即从最低层——幼儿园起，到最高一层，即到所有的学生都必须接受的那一级的各种普通学校教育和各种综合技术教育止。

正如每一位读者所看到的那样，统一学校不仅是每个进步教育家的理想，而且是社会主义社会，即无产阶级的或力图变为无阶级的社会的唯一可能的学校模式。尽管资本主义社会的教育家也曾提出过这类学校的设想，但是统一学校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实现。

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学校应该是劳动的学校。这意味着，教育应该与劳动相结合，并且应该依靠劳动。这一点很重要，其中原因很多。首先是为了教学本身的效果。儿童最容易、最渴望和切实掌握到的知识不是从书本上或是从教师的讲授中得来的，而是用自己的双手从实践中得来的。只要立志于改造自然，就能比较容易地认识周围的自然界。教育与劳动相结合早在进步的资产阶级学校里就已有过。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它是不可能进行到底的，因为资本主义制度在有意识地培养社会寄生分子，使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隔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

其次，劳动是出自儿童的纯体力发展及其各种才能的全面发展的需要。实践已经验证，在学校中花费在劳动上的时间，不但不会减少，而且相反，会增加儿童在掌握各种知识方面的成绩。

最后，对于共产主义社会来说，劳动学校是真正必要的。这个社会的每一个公民至少应该在大体上对每一种职业都有所了解。这个社会不会有任何排他性的行会、因循守旧的职业和在专业上不求进取的团体。甚至最有才能的学者同时也应该是一个心灵手巧的体力劳动者。共产主义社会对每个统一劳动学校的毕业生来说：“你可以不成为教授，但你必须成为价值的生产者”。儿童从在公园里作儿童游戏开始，应该转向劳动，无形中把这种劳动变成游戏的继续，这样，从一开始他就习惯地把劳动不是看成不愉快的必须或惩罚，而是看成能力的自然的、情不自禁的表现。劳动应该是一种需要，如同想要吃饭和喝水一样，这种需要应该在共产主义的学校中养成并得到发展。在共产主义社会里，随着这个社会的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将不可避免地出现劳动力大规模地和迅速地从一些生产部门调到另一些生产部门的现象。例如，纺织工业中一旦出现某项发明，就可能需要减少纺织工人的数量，而增加种植棉花的工人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在各职业之间就不免要进行劳动力的再分配，而这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的工作者不仅熟悉一种职业，而且熟悉一系列职业的条件下才能实现。资产阶级社会只能靠使用产业后备军，即靠使用经常性的失业者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共产主义社会没有失业军；任何一个感到劳动力不足的工业部门的后备力量在于其他部门的工作者有能力来补充这种不足。只有统一劳动学校才能培养出能够完成共产主义社会中各种职能的工作干部。

共和国的所有青少年在十七岁以前都必须进统一劳动学校学习，并在那里获得共产主义社会每一个公民所必需具备的理论和实践知识。但是教育不能到此为止。除了一般知识以外，还必须具备专业知识。

每一门必要的科学所包含的内容是很丰富的，以致每个人都绝不可能把所有的东西都掌握。统一劳动学校完全不排除专业教育。它只是把这种教育放在更高的阶段去进行。在统一劳动学校的第二阶段，即从学生十四岁到十七岁时，必然会发现学生们侧重于某些课程的倾向。就在这个阶段，在不妨碍劳动学校统一的教学大纲的条件下，不仅可以，而且必需根据学生的天资引导学生更踏实地去熟悉各种不同的科学。

但是真正的专业教育应该在十七岁以后开始。从另一种原因上来说，这个年龄也是一个界限。在十七岁以前，劳动学校的青年在更大程度上是一个学生，而不是工作者。在学校劳动的主要任务不是创造价值和增加国家的收入，而主要是受教育。在十七岁以后，学生就要变成一个工作者了。他应该把自己的那一份劳动，他制成的那份产品供献给人类的公社。他只有在首先完成他对社会的基本义务的前提下，才能够接受专业教育。因此，十七岁以上的青年通常只能在业余时间学习专业知识。随着技术的发展，工作日应该减少到八小时以下，这样一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每个成员便能有足够的时间来接受专业教育。在某些情况下，对于有特殊才干的人来说也可以有些例外，如果认为有社会必要，就可以让这些人暂时脱离几年劳动，或把他们的工作日比一般法定工作日缩短一些，以便让他们接受教育或从事科学研究。

现在还难以完全预见到共产主义制度下的高等专业学校具有什么样的性质。也许它们会多种多样，从长期或短期的训练班到综合技术学校和实验学校。在这里，教学与科学研究将同时进行，教授与大学生之间不再有任何界限。但是现在可以完全肯定地说，现在的大学及其现在的教授的职称是一种过时的设制。它们仍在继续教育那些读完了资产阶级旧式中学的青年。现在可以对这些大学进行改造，由另一些人来更新教授的组成，这些人可能够不上“资产阶级社会的博士”的资格，但是他们能成功地在社会科学教学方面进行彻底的革命，铲除资产阶级科学的最后一个避难所。可以改变学员的组成，使工人在大学的课堂里占优势，从而使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成为工人阶级的财产。吸收工人参加学习自然就会提出工人在学习期间由国家负担其生活费用的问题。有关这一切，在党纲关于国民教育的第三条中已有说明。

共产党掌握了政权以后，摧毁了沙皇的学校机构，这些机构即使在克伦斯基政府时期也几乎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共产党在旧的阶级学校的废墟上开始建立统一劳动学校这一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正规劳动学校的萌芽。它力图把资产阶级高等学校里一切帮助资本统治的东西连根拔掉，把有产阶级统治时期所积累的知识变成全体劳动者的财产，以便着手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正规的高等学校。

但是，在资产阶级文化所拥有的全部科学中，没有哪一门科学是教导人们如何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在资产阶级建立的学校和现在人们开始为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建立的学校中，也没有哪一个学校是教育人们如何建设无产阶级的国家的。在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出现了一种特殊的学校，这种学校将为当前的革命和苏维埃机关建设服务。党-苏维埃学校就是为此目的服务的，这种学校在我们眼前是以一种短期的和十分偶然的训练班的形式出现的，它已经变成并且仍在继续变成培养党和苏维埃工作者的一种正常的设制。这是不可避免的。建设苏维埃国家是全新的、史无前例的事业。苏维埃机构的工作日益发展与完善，每一个苏维埃的工作者为了有成效地进行工作，必须了解前人已经获得的经验。党是通过全体工人参加苏维埃这种自学的办法来学习管理国家是不够的。必须把这方面的经验予以收集、整理和研究，使它成为参加苏维埃建设的所有工人的财产，以便使参加管理国家的每一批新的工人不再重复前人的错误，使他们能够不是从自己的错误中，而是从别人已经犯过的，国家已为之付出过代价的错误中学习。苏维埃工作学校应为此目的服务，它也正在这样做，因为我们共和国的全俄执行委员会已经有了中央苏维埃工作学校这样的常设学校。毫无疑问，在每个省城里很快也将建立起相应的学校。

至于说到共产主义的党校，它们在向共产主义实际过渡的时期正在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性质。它们将从依靠无产阶级的党的学校，从纯粹的政治学校变成社会共产主义改造学校，即变成国家学校。同时它们也正在变成国内战争的军事学院。只是由于有了这类学校，无产阶级才能够理解他们半自发、半不自觉地实行这场变革的意义和客观任务，因为过去他们眼前所见到的只是狭窄的具体任务，没有可能去观察整个改造的全部过程。党校不仅能够向无产阶级科学地阐明无产阶级革命的性质和最终目的，而且能够教会他们用最短的时期，以最小的代价，将这一革命进行到底。

沙皇制度有意识地使俄国大多数劳动人民处于无知和文盲的状况。苏维埃政权从专制制度那里接受下来的是人数众多的文盲，因此自然就要采取各种最果敢的措施来改变这种情况。为此，国民教育部门为成人中的文盲开办学校，并采取了一系列其他扫盲措施。但是，除了利用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学校机构之外，共产党还应采取一切措施使群众都能参加到扫盲工作中来，由与教育工作有关的劳动群众选举产生的各级人民教育委员会必须为这一目的服务。为了这一目的，还要动员所有不识字的人。在共和国的许多地方都开始了这一动员，党组织应争取使这一工作在所有的地方按照一定的计划开展起来。

除了进行扫盲斗争之外，苏维埃政权还必须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去帮助主要是成年人的自我教育。为止目的就要组织图书馆网，以满足劳动读者的需求，并在有一切可能的地建立人民文化馆、俱乐部和人民大学。电影院过去被用来作为腐蚀人民和使老板发财致富的工具，现在则逐渐地、尽管还不是那么很快地变成用社会主义精神宣传教育群众的工具。由于缩短了工作日，全体劳动人民都有可能进各种各样的学习班学习或参加对所有人开放的、免费的讲座。在将来，为了教育的目的，将有计划地组织劳动者通过休假期间的旅游活动来了解自己的国家和世界其他国家，这一点将有巨大的意义。将来，这种旅游活动对于加强各国劳动者的交往将起巨大的作用。

苏维埃政权在学校改革上比起在其他领域里的改革或建设上取得了更大的成就。这不仅仅是因为苏维埃国家在人民教育方面所花费的预算比起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要多得多。实现统一劳动学校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已由资产阶级社会的先进教师作了准备。俄国的部分优秀教师在苏维埃制度下正在部分地实现他们从纯教育学观点出发认为是本来必须实现的东西。在从资产阶级-地主制度投向苏维埃政权的学校工作者当中，有不少这样的人，他们过去和现在一般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反对者，但是他们却是无产阶级在学校事业中进行的革命的拥护者。

然而，这种有利的情况一点也不会降低无产阶级国家对真正共产主义学校工作者的需求。在教师中，象在所有专家中的情况一样，只有微不足道的少数党员。共产主义的反对者却要多得多。而数量最多的是那些官气十足的工作者，他们准备为任何制度服务，肯于遵循任何纲领，但是他们更倾向于他们的父亲和爷爷遵循的纲领。因此，共产党面临着两项任务：一方面，把教师中的所有优秀分子动员起来，通过加强他们中间的工作，把他们培养成共产主义的工作干部；另一方面，从青年中培养完全新型的教育工作干部，让他们一开始就受到共产主义精神，其中包括受到共产主义学校纲领的精神的教育。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才能被视为其直接所有者的财产和发财致富的工具。在这个社会里，才能创造的成果是一种商品，可以按这种或那种价格出售，谁出的价钱高，它就归谁所有。具有巨大社会意义的、在本质上是一种集体创造的天才作品，可以被俄国的某个科鲁帕夫或是美国的摩根买去，他们有同样的权利或者把它加以篡改，或者予以毁掉。如果有那么一天著名的莫斯科商人特列奇亚科夫想起要烧掉自己的画廊，而不是把它交给莫斯科市，那么，根据资产阶级社会的法律，对他是不能追究社会责任的。由于艺术作品、珍本书和历史手稿等，可以自由买卖，结果这些东西绝大部分都不能为社会广大阶层所享用，而是成了剥削者阶层所专有的东西。

苏维埃共和国宣布所有艺术品、收藏品等，均属于社会的财产，并且要消除一切影响社会享用这些东西的障碍。为此，发布了旨在没收私有的大书库的命令，这样一来，这些书库也就成为社会的财产。

共产党还应该争取使国家政权在这方面采取更多的步骤。在书籍极端缺乏、出版和再版工作又不可能很快大量开展的情况下，必须进一步地限制这一方面的私有权，必须把各种书籍集中到公共图书馆、学校等地方去。

此外，为了有利于教育，为了使广大群众都能到剧院去观看演出，对所有剧院实行了国有化，从而间接地使戏剧、音乐和声乐艺术领域里的才能也实现了社会主义化。

这样一来，从前在剥削劳动群众的基础上用劳动群众的血汗和通过劳动群众创造的一切科学和艺术作品，现在又重新回到了其真正所有者的手中。

在推翻了资本主义制度，并在其废墟上开始建立新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时候，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不能只是属于共产党的事情，不能仅仅依靠党的那一点有限的人力和物力。共产主义宣传对于整个正在改造的社会是必不可少的，它应该加速这个必然的过程，它应该向往往是不自觉地建设新事物的人们揭示他们所努力从事的工作的意义。因此，不仅无产阶级学校，而且整个无产阶级国家机构都应该为共产主义的宣传事业服务。在军队里军事政治组织应该进行这种宣传，整个苏维埃机构也应该进行这种宣传。

国家出版社是国家宣传共产主义最有力的工具。全部纸张和印刷厂的国有化，使无产阶级国家有可能在纸张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印刷出成百万份群众当时所急需的出版物。结果，国家出版社出版的全部印刷品不仅价格便宜，群众能买得起，而且逐渐有一些书籍、小册子、报纸和宣传画可以完全免费地提供给群众。国家的共产主义宣传正在最终变成消除过去时期毒化劳动者的资产阶级宣传的影响的手段，变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工作者建立新思想、新风尚和新世界观的强有力的工具。

由此可见，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以后，用于人民教育经费很快就增加了将近八倍。

到1917年9月1日为止，全国（二十六个省）有三万八千三百八十七所初级学校。

1917——1918学年，共有五万二千二百七十四所初等学校，有四百一十三万八千九百八十二名学生。

1917——1919学年，中等学校有一千八百三十所，而1918——1919年已发展到三千七百八十三所。

在沙皇时期根本没有学龄前教育。苏维埃政权不得不从零开始组织这项工作。尽管不利的条件很多，到1919年10月1日，在三十一个省已建立起二千六百一十五所幼儿园、儿童游艺场和保育院，其中有十五万五千四百四十三名儿童。百分之二点五的三至五岁的儿童得到了照料。但在城市中得到照料的儿童已达到百分之十点一，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增长。

关于劳动学校问题的书目：《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统一劳动学校章程》（1918年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版）。《统一劳动学校——维·马·波兹涅尔的报告》（1919年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版）。《劳动学校》，莫斯科工人代表苏维埃国民教育局公报。勃隆斯基《学校与工人阶级》，勃隆斯基《劳动与学校》，第一与第二部分。列维金《劳动学校》，列维金《社会教育学的国际问题》（泽伊杰尔，格·克尔申什捷伊涅尔等等）。克鲁普斯卡娅《人民教育和民主》。久伊《学校与社会》。沙列尔曼《劳动学校》，《在人民教师的实验室里》。加涅别尔格《教育学》，《学校中创造性工作》。《教育人民委员会部周刊》。《人民教育》（起初是作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副刊出版的，从第十八期起开始独立发行，最后发行到五十一至五十二期，周刊中刊登了一系列有关劳动学校的文章）。《第一届全俄教育代表大会记录》（1919年教育人民委员部代表大会版）。

克尔申什捷伊涅尔《劳动学校的概念》，《劳动学校》（1918年莫斯科大家庭出版社第四版）。古尔利特《普及统一学校的问题》（国家出版社）。费利耶尔《在新学校里》（哥尔布诺夫-彼萨多夫出版社版）。维捷卡姆普《独立性与创造性》（哥尔布诺夫-彼萨多夫出版社版）。舒勒茨《社会民主党的学校改革》（国家出版社版）费多罗夫-哈特维希《劳动学校和集体主义》（1918年莫斯科人民教师出版社版）。扬茹尔《欧洲学校中的劳动创举》。（1918年莫斯科人民教师出版社版）。沙茨基《朝气蓬勃的生活》。明赫《未来学校》。

1 在俄国沙皇制度下，为了使人们顺从贵族国家的统治，与其说是对人民群众进行资产阶级—教会—沙皇“教育”，不如说是不允许进行任何教育。在这方面大名鼎鼎的黑暗主义者波别多诺斯采夫的“理论”是人们所熟悉的，他认为人民的愚昧是专制制度的重要支柱。

1891年	22 810 260卢布
1911年	27 833 000卢布
1916年	195 624 000卢布
1917年	339 834 678卢布
1918年	2914 802 124卢布
1919年（上半年）	3888 000 000卢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