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丙雨
一九三五年春天，没了好友，没了组织。小崔就要离开北平。在他那儿认识了一位小张，比我年轻四五岁，爱好文艺，以我为同道。鼓吹我同他去他东北的家里，一同学外国语的过两年。我厌倦了北平，于是走上了流浪的道路，和小张于五月十三日到达青岛，由这儿乘奉天丸去大连。在悦来栈里已经觉得情况不妙，到大东公司买船票，拍的那「身份证」简直像被捉住的小偷。只我们两个穿月白士林大褂的，别人都是光膀子、半截裤的庄稼汉。等到船一离码头，我俩就开始受特务的检查盘问，把我们假定是蒋介石派出的特务。第二天上午到了大连码头，把我们的行李和人用马车拉上了日本衙门。另一伙扬州姑娘和王八也拉了来，他们进了「下等系」，我们上二楼的「高等系」。我们的片纸只字，又被翻查，而在英文书内竟有一册《中国革命问题》，是张衍恕给我由组织借来的，我舍不得分手的书。幸而检查官一见英文书就掷过那边，皱着眉头承认不识英文字。他自称东北大学的学生，对他的工作不大卖力。只是反来复去地那几句问话：「哪儿人？」「到哪儿去？」「北平的学生抗日吗？」「蒋介石派你来的？」眼睛瞟着他的日本上司，他那里忙得紧，无暇注意这边，他便不讲话。这样的磨洋工，一直到五点。下班了，衙门的人走光，客栈的人接了我们，那扬州老板在楼下，问我们见他的姑娘吗？他找不到她们了。我们到了客栈，掌柜的说：「老客呀，得赶快的走，大连呆不得，一会儿再碰上查店的，就麻烦！」我们问几点有车？「可多哩，急行车，一点钟开一次！」于是我们搭了六点的车北上，离了大连那鬼门关。
经过吉林延吉到达图门，过江到朝鲜的训戍，由那儿乘车再回吉林的晖春。延吉到晖春的直达车，我们回来时才通。
晖春已不是小张描述的晖春，富庶安静的日子过去了。日本人把晖春划为鸦片种植区，青少年也有光顾鸦片小卖所的，也有和服日语，见面就蝦腰九十度的。但大多数还恨日本人，说关外不可居，我们不该回来。
小张家里，一个寡母，两个妹妹，母亲还年青，被一个老高丽所骗，买了假金子，老高丽判了监，买金的钱就难追回来了。家里一盘大炕，吃饭后便热得坐不住，两个天天在街上游荡。看了一「接圣旨」，康德皇帝由盛京派来的钦差，身背黄包袱，真有点戏味。一个开照相馆的小胖子给我在鸦片地里悄悄的拍了一张照片。阿芙蓉已经一人高，开齐了花，我们走时，已满是葫芦，就要割烟了。
我们在晖春住了两个月，满州特务来访我们了。好朋友们叫我们快点走，于是我们一齐离了晖春。
小张决定去哈尔滨，我回山东，我和他在拉法作别，他上了拉滨线。我一直到了长春，游了几个钟点，向沈阳去。寂寞旅途，我才回味起大连的阴森可怕，不能再去冒险。我游罢了沈阳，于是买了「京奉通车」的票，进了山海关，过关没有检查，我的《中国革命问题》随我平安归来。
在北平住了几天，便到济南，组织正见发展。乡村师范和散处在各乡小学的教师都有联系。负责人是济南乡师的崔宾之和常叔康。大家都想和上海组织联系起来。这时宾之已为特务所注意，为了避风头，他休学一年，和我到台儿庄的北洛小学去教书。这学校通过峄县的孙同志随时安插我们的人去任职。校董和他是同「宗」。
崔宾之也是泗水人。家境最贫苦，无力读书，但因生得英俊，小学校长把他的侄女许给他，才能上完小学读师范。他在组织里很负责，济南的中学校都发展了关系。一中的教员阎子桂有托派倾向，他正设法去联系（我们走后，常叔康和子桂联系上了，因为子桂在找组织。）
我俩在北洛一面教书，一面和同志们通信，第二年——三六年的春天，得到张丙雨的信，说他在上海徐家汇大中华胶鞋厂的附设小学里当了教员，只是无法找到组织关系，要我去住下来找组织，他教书之外，已没了空闲的时间。宾之便催我南下，因我比别人更知道些组织的逸闻。张衍恕曾说上海有个邵鲁是泗水人，带他去过跑马厅，见过些当马夫的泗水同乡。我把这些写在信上告诉了张丙雨，他却不听话，只给我画了一幅简图，由上海北站沿河南路经爱多亚路，直达谨记桥，过桥后就是他的校址。一定要我到了后再去访人。他那时的心情寂寞，需要作伴的友人，他的生性如此。
经过南京时，我去水西门南京监狱，第一次探访张子芹，送了东西，见了面，我告诉他到上海是找邵鲁的，他立即皱起眉头，示意隔墙有耳（监听者），不要讲下去。我问些别的话叉开。我知道邵鲁可能有了问题。
我在等候接见的当儿，看见一个浓眉大眼，身体粗壮，一身蓝布衣的犯人，对他的母亲说：「这里的难友多，不是我一个人吃，大家吃，下次小菜多烧一点！」他妈一口应承，不加考虑，五十来岁的妈妈，看衣着家境不会宽裕，我几乎高叫，这不是高尔基的「母亲」吗？
我这第一次到江南的人，真合了那样样惊喜，山青水绿，一至男女衣着，语音绵软，都叫我觉得可喜，但正在步向那险恶的上海，就不免提心吊胆了。我由北站下车后，却没坐电车，照简图跑了一个钟头，直跑到大中华小学去叫门，这时是夜里两点半。
天明了，张丙雨带我到一家保定人开的包子铺里吃早饭，然后去租了一个亭子间，这一天可能是星期天，他没有课，安顿下来，就去了跑马厅，找到了马夫头刘元俊，大个子，大嗓门，豁达性子，一听是泗水同乡，找邵鲁的，便现出欲言又止的样子，说他已不在上海，到哪里去了？得问问「老汤」，或能打听出来，那要晚上六点，他才放工。
老汤是个管子匠，因为是泗水同乡，便寄居在马夫宿舍里。他告诉我们邵鲁在正月里「吃了官司」，要找邵鲁的朋友时，他可以试试看。叫我隔两天再去。再去时，就会见了赵志诚，电话工人，他记下我的住址，然后陈大哥到润德里的亭子间来访我，我们找到了组织！这是三六年五一后的第三天。
五一那天，我和张丙雨到南京路参加中共发动示威，十二点正，叫口号的刚喊出一声，就叫巡捕捉走了。带我们去的邹眠虹急忙钻了弄堂，抄小路回了他的寓所。他是个画家，曾任邹平乡村研究院的教师，可能是中共份子，事先他预言今天的步骤都被粉碎，我们俩空当了一次「群众」。
张丙雨是泗水乡下人。家况比张衍恕好一些。他和「心如」是小学的同学，在曲阜师范是前期三年级。比我们低了一级。他的个子比「心如」矮了一点，但比「心如」漂亮些，特别是眼睛有神采，有至情，一提到张衍恕，总是「心如」如何，我现在耳边好像正听见他在讲「心如」哩！
他在球场上的时候多，网球、篮球都爱好。他有个同班好友叫朱登祥，有点女性美，爱网球，一次，他俩打罢网球回到宿舍，校医正给一个吐血的同学诊病，见了朱登祥的气色，忽然亦给他听听诊。诊过后，就悄悄的告诉张丙雨，说朱登社的肺病跟吐血的那位一样严重，他介绍他到齐鲁医院去详诊。张丙雨陪他去了，朱登祥没回来，半年后死在家里。这位校医貌似冬烘，却有本领，肯负责，我吐血时，他就没紧张过，我和这两位肺病死的一直同房住。
那时我和张丙雨无来往，因为朱登祥是我颜山的同班，一个地主的儿子，妒忌我考在他前头，就瞧不起我。我因而和张丙雨不打招呼，只觉得他对漂亮孩子有热情。
他自五月事变后，便到邹平的乡村建设研究院当起学生来，大约过了一年，梁漱溟叫大弟子张宗麟办一个实验乡村师范。大弟子便问他要一个「能跳起来的」助手。梁潄溟把张丙雨给了他。张丙雨从那时当起师范的推广部主任来。他在这儿改名张立民，以后都用这名字，我也得改口叫他立民了。
张宗麟和梁潄溟思想上起了分化，脱离了邹平南来，立民也跟他南来了。大中华的教席就是张宗麟的力量。一个北方黑大汉在上海用国语教起学来！
张宗麟不能独树一帜，他转倚陶行知，立民也跟着和陶行知的弟子们有了往还。陶行知的讲习会，我和立民都去参加，有演讲，有拉丁化，有娱乐，有廉价伙食。我们羡慕那些福建人吃两碗白粥就饱了。立民却得加上五个（最好十个）烧饼。他常慨叹我们吃得多，徒增烦恼。
陈大哥定时到我们的亭子间来，带来书籍和《鬭争》、《校内生活》，我们觉得《鬭争》是压倒一切的革命刊物，没有第二份能和他比并。可以说，我们那时是为了《鬭争》而革命，使我们觉得立在托派的旗帜下，值得骄傲！
我们小心的把《鬭争》分寄各地，收到《鬭争》的都喜欢，增强了对组织的信念。《校内生活》上能读到陈独秀的文章，更使我们觉得组织有神出鬼没的力量。但于上海组织的实况，陈大哥避而不谈，在白色恐怖笼罩下，越少知道越好，他经常的要我们武装头脑，「大事变到了，就没了时间读书，会觉得读书太少了。」是他常说的。
我们于国际的幻想大，总以为第四国际在别的国家里有发展，有实力，这是国际主义者很易生的幻想。
陈大哥忽然对鲁迅生了幻想，给鲁迅送了书，写了信，引出了鲁迅对托派的肆骂，这事是很不智的。鲁迅的文章一发表，他就匆匆地赶到我们这儿，解释了经过后，便拿出他答复鲁迅的信给我们看了，然后请我们代他油印，帮着散发。我们问他为什么不用铅字排印，定用油印？他说，一来打搅了排字同志的工作，延迟了《鬭争》出版，二来显得陈仲山代表组织了。用油印有个人答复的意思。
立民是油印好手，很久没施展了。他用仿宋体刻蜡版，比铅字排的还均匀整齐，油墨调得又好，印出来清析美观，至于散发后效果如何，我们就无甚奢望了！哪能架得住鲁迅的权威！
暑假后的职业，立民很为难。张宗麟要到西北去，立民不肯再追随他了，半年来他于托派又恢复了信心。但如何生活呢？忽然由乌江来了好消息，那儿有一个姓周的青年绅士，为了医治关节炎到邹平进那乡村研究院，作为易地疗养，结识了立民。这时来信请他到乌江去办私立为群小学，并且汇来了路费，即刻登程。
立民去了乌江，我到诸城和张臧盘垣了一个月，他去北京只考取了师大，以为耻辱，不去上学，在家里当起小学校长来。由诸城去了齐河、济南、长清、荏平等地，然后去了乌江。立民接办了为群小学，便邀来了小崔、和邹平的韩小姐，加上我，四个职业教员，另外是本地陈范二姓的少爷们分担义务教员。
小崔已脱离组织，由他岳父向县党部「疏通」过，才回家结婚。在教授功课方面，山东教师都赢了镇上士绅的称赞。而立民的领导学生作课外活动，方法新颖，更得到学生们的喜欢。但在思想灌输方面，立民就过于冲动，把握不住，说话走了火，人家便窃议他的红色了。这时我得设法弥补冲淡。校董们认识到这一点，便有了一致对外的方法。我常常针对他要讲话的集会之前，平衡他的冲动，减少事后的麻烦，尤其这年双十二之后，乌江镇那些少爷们为西安事变所陶醉，我们的处境显得艰难有加。
「是谁障碍了我们的进路？」立民把这歌词艺术化的剪成骷髅形的字体，贴在六年级的教室里，引起了那些法西斯少爷的议论。聂耳的歌曲响遍了小学，更惊得右派绅士们心慌。支持我们的校董也受到攻击，我们商量下来，由他们宣布我们教完这一学年便让贤，以安定那些想立刻赶我们走的绅士。
我们在校董中争取了几个同情者，《鬭争》的读者，他们替我们收信件和刊物，躲过了特务的检查。至于学生方面，他们年龄尚小，没建立组织，一般的思想都向左。南京失守，大半投到皖北，给中央供给了些好干部。
为群一放暑假，我和立民就去了上海。不久，山东来了宾之和娄宣，四个人住了一间二楼，一道去参加陶行之的暑期会。这时亚东出版了一些有关莫斯科审判的小册子，《儿子朋友与战士》，《我赌我的生命》，《在新的世界大战之前》，我们都读了，分寄山东。七七事变后，立民沉不住气了，他不能没有工作，更不能耐心等待工作，即使那工作有很大偏差，他都去干。如今抗日第一的宣传，把他那阶级意识就埋到下面去。如果中共不那么仇视托派，立民一定能做他们的一个出色的抗日干部。中共这时对已沾染托派嫌疑的都排除出去，所以来召请立民的不是左派组织而是右倾的「爱国份子」。
南京的乌江人氏要办私立中学，来请立民去任教，我们都没有教中学的资格，只好让他一人前去，他一到那里就来信召唤我们，我们商议下来，宾之和娄宣俩个，我还留沪。
想不到和立民那是永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