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衍恕

还得从「五月事变」的这年年初说起。

一二八和寒假过去了，学校开学。工字大楼完工，教室迁到新楼里。新教室有大有小，小的容纳一班人，大的容纳两三班人。因此，我们的逻辑和社会两门便是同年级的两班合上。这两门既无讲义，也无作业，先生不须考勤，学生愿上就上。我对于刘砻潮先生的逻辑，异常倾倒，他像名角儿那样，出台先亮相，点了题目，便扣好了板眼，抑扬顿挫，由慢而快的讲下去。眼神手式，都到好处。等他停下来，下课钟就响了。那真是逻辑，没有一点浪费。他是四川人，无政府主义者，四十上下，留了长须，得了这胡子的绰号。五月二十，他被捕后，最勇敢、坚决、在济南监狱关到失守的前夕，他不肯签降，解到南京，才获释放。

社会是由郑咏涛先生讲，莫斯科回来的留学生，墨镜、口红、高跟鞋，一派资产阶级的打扮。那时德国的希特拉就要上台，斯大林把托洛斯基的警告，作为带了有色眼镜看德国工人，看不出德国工人的政治觉悟性。希特拉一上台就会垮下来，「不亡于上台之前，必亡于上台之后」，郑咏涛就这样背诵「指示」。这时六一的同学张衍恕站起来和她辩论，她不作正面的答覆，却指摘他是代托洛斯基发言，走上了邪路，跟着就是谩骂托洛斯基，歌颂斯大林。这引起我们听众们不满意，虽无人起来抗议，但形诸于色的却不少。张衍恕就在这儿寻求支持者，他倒不一定难倒郑咏涛，暴露她的蛮横，由她的口里传播着第三国际的错误政策，就够了。

不久，我的同班（六二）同学老文和我散步，问了我一些对同学们的看法，曾否加入什么党，他知道我厌恶干部派而同情托派时，便表明他已是托派，希望我能加入托派。我一口答应了。第二天，他便介绍张衍恕和我相识，参加了支部会。在谈工作时，问我有无相好的同学吸收到组织里来？我提出了臧叔鹤，他比我高一级（五一），多才多艺，绰号圣人。张衍恕以为把他拉来，那太好了，只怕他生活随便，不肯过组织生活。我和老臧素日感情不错，没绕什么弯，就向他说我已加入托派，问他来不来？他其初不相信，等我说了详情，他兴奋的拥抱我！说他很早就想加入托派，只是无法接近他们！他于斯托之争，知道的比我多，他完全站在托洛斯基方面。最讨厌那些老干作风。那时学校里干部派的书记和组织部长，都在他的班上，他厌恶那两个官僚。

臧叔鹤的号召力大，不久我们就建立了三个小组，有了十多个成员。他于工作认真热心，对同志谦和，推崇张衍恕，和他在班上的作风完全不同。他出生于官宦之家，长得是「眉清目秀，面如古色」，上下唇和两颊之间分布了七点鬚苗，像盆栽那样，几世的艺术成果。但到了他这儿，却要绝种！他自幼禁欲，长大成了性无能，老婆生不出孩子，还惹些女孩子对他飞眉眼。

张衍恕个子高，宽肩膀，平鼻梁，低颧骨，前额有点向前探，脸盘显得凹，他不是个雄辩家，嗓音低，吐词慢，但他的眼睛美，永远笑迷迷，娓娓不绝地给人解释问题。说服力强，干劲强，危险的场合，能够镇定闯过。他爱说：「哪会那么倒霉！」脸上总挂着「胜利的微笑」！

他是泗水县城里人。在县党部里，曾是改组派，受排挤，才到曲阜上学。家里很穷苦，却很乐观。张彝堂一露托派立场，他就和他接触，组织托派，选拔了小崔跟张彝堂去上海参加一二八运动。直到开学后一个多月，小崔才回来。据他说，上海的张特比张彝堂还了得！工人们叫他小诸葛，一身老布裤褂在工人群众中，是真的工人领袖。工人们爱听他的演讲，维护他，小崔是最佩服这人了。张衍恕在小崔回来后，就动身去上海。住了两个星期，他在春假前赶了回来，筹备参加省代会。我和老臧当选代表，和张衍恕一同去了济南，在鹊化桥租了一间房子住下。会场借用济南师范（一师）校本部的教室，春假期间，由济师的代表张梦九以同乡会的托词借成的。参加这次会的不到十个人，王旭亭代表津浦铁路，小个子，人很沉静，近四十岁。最令我们吃惊的是北平来的代表，刘家良！他显得那么年轻、漂亮，我们简直都成了老大哥！我只记得会议上说，山东属于华北，我们不能再和中央直接联系，今后要属北平所管。张衍恕于那时就和刘家良开始接头。

会议只开了半天，就结束了。张衍恕、王旭亭、张梦九都当选省委，环境恶劣，空气紧张，他们省委另找地方开会，张梦九在陈独秀被捕后就脱离托派，宣称革命完了。

张衍恕一直把他由上海带回的笔记（密密麻麻的两本）向我们作报告，包括了他在上海受训的一切课目：经济、政治、第三国际，以及国民会议口号等问题。他说：暴动问题，本来预定陈独秀给他们讲，可惜他因病而取消，他也就没能一见我们的领袖。我们还要讨论许多上海来的印刷品，可是房东看我们不顺眼，要我们搬家，说侦缉队已经候上了我们！「历城滑子」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我们一个月的房钱，住不到七天，便搬走了。

张衍恕留下开省委会，我和老臧，还有他的影子，盖子余（这个处处模仿老臧）三人决定到我家里去讨论完这些文件。因为济南距博山最近。

我们由博山车站沿了铁路往赵家庄去，庄头上碰见了白二，他一见我就说：「你是接了电报来的？我二爷爷过世了！」

真是晴天霹雳，我们做梦也没想到赶上这样的事！白二是梁氏小学的堂役，我便托他招呼他们到小学暂坐，等我哭灵之后，再来接他们。这时大哥家里已设了治丧处，扎起了席棚。我原该去陪灵忙丧，却安了两个朋友在我的房里要招待。老臧忙叫我找人买来一匹白布，写了一幅挽联，我送去给了大总管，那里展开一看，吃一大惊，不认得是什么字，叫我念出来。老总听了连声赞好！他正请不到写挽联的人，这事就委给了我，只是请老臧写些真草录不要钟鼎甲骨。于是老臧的谈吐，都认为是二爷爷的福气。臧圣人的名气至今流传在赵庄。

我们白天应付俗事，夜里便读那些油印的小册子：火花、校内生活，我记得有一本封面题着「此乃天下之大经也」，手掌大，是土地问题。油印都很精致，我们轮流着读，在段落上作讨论和总结，渐渐瞌睡来了，念不下去了。

我们总算念完了那些东西，也一时的有了些概念。但不会长，不会生根，我两人有个共同点，对于马列著作，能「欣赏」，不能深入，更不能运用。我们之参加革命，是凭了热血和义气，为穷人就得献身革命，我们之参加托派是由于托派不同于干部派的作风，托派只有一个张彝堂也能取得胜利，这使我们对整个托派起着信心。对托洛斯基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文章都细读，对当时的德国问题，他正预言每天的事变。

我那时个人的目标，是如何打进工人队伍中，结交工人，向工人宣传革命，促进革命，世界革命的成功，人类幸福的开始。

由赵庄回到学校后，我竞选学生会合作社的干事，这是我们的小组的决议，张衍恕和保定师范的同志接上头，由他们那里发些他们翻印的小册子：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左派幼稚病》，《二月到十月》等都是针砭干部派的，有助于我们的宣传。这些书很合同学们的需要，容易卖，老干想阻止讲不出道理来，只说来价折扣不够低，实价高，我们是赚了点钱，归到组织里去。

我这时吐过几次血，面黄肌瘦，被怀疑染了肺病，组织上提议我该停止工作，去休养。大家料到反动的打击，会随时降临，我们新建的小组，都少公开暴露，只读书讨论，对外掩蔽自己的身份，减少特务的注意。五月事变，我和老臧都未上黑名单。老文被逮捕，他素以经济学家自煊，第一个投降的是他。小崔被绑被起了，却声称他和床牌的名字不是一个人，他大声呼吁，同学们附和他，特务们又放了他，可见他的胆识和辩才。张衍恕漏网。他这晚没在校内宿。很久以来，他租了一间小屋，存储文件书籍和油印机油印品。这一夜他工作到夜深，不能回校，脱过了灾难。

五月事变后，我回了家，大哥认识的一位西湖医院的肺病专家正来博山渡假，他教我：静卧、晒太阳、多吃鸡蛋。我照办了。两个月，我复元，成了黑黑一条汉子，回校参加了补考，办了休学手续，便到鲁村小学去教书。这是个四面环山，风景很美的小镇，在这儿渡过了寒假，却得到了张衍恕被捕的消息。

阴历元旦，张衍恕在家里被捕了。他的国民党老同志现任县委的拿他献功，给他钉上脚镣，当天就押解去了济南。哪知省部放年假，没有人收「这股差事」，只好把「差事」押在商埠上一家小旅馆里住着。三个人一间房，两个解子输流出去逛济南，在家的一个就蒙头大睡。张衍恕就用通火炉的火棒和火钳撬开了一只脚镣。解放了一只脚，把脚镣裹上那只腿去，放下棉裤，由厕所的矮墙翻了出去，是条死胡同，前面是大街，紧挨着旅馆的大门，他见洋车拉过，招来了一辆，跳上去，叫洋车一直拉向齐河去。 

齐河县一个镇上的小学里，乡绅们正请校长喝春酒，见他来了，欢迎他入座，闹到深夜，客散后，校长才帮他取下那上的镣，腿已肿了。他在这儿歇马三日，就去了北平。

暑假到了，我得到二哥的同意，到北平去，张衍恕为我安排了宣外头发头条的山东旅馆里住下。他要我作个山东全省的工作报告。我的天，我哪曾这一套，半年来我虽为组织走动，但脑子里从没有遇这样的公事概念！只好由他问，由我答的说了山东组织半年来的情况。以济南的乡村师范发展得最好，我们早已建立了组织，如今兖州、青州的乡师也都不都发展了组织。当教师已是无出路的行业，而乡师的毕业生只能教村里的小孩子，其前途可悲，因而更多寄托于革命的前途。这时中学生的发展却缓慢了。中央军校、航空军校省立的警官学校都吸引一些中学生的向往了。

此外，我有个绰号蒋干的同学，他的家在洪山煤矿上，他的父亲是个青帮头子，他本人也很江湖气派，只因距我家太近，否则他曾介绍我我去煤矿做工的。张衍恕对于这个关系很心奋，他决意去洪山，叫我和蒋干联络。

关于北平组织的实况，张衍恕向我透露的很少，我也不便多问，总是笼罩在白色恐怖的气氛中，第二次会面时已经把我分了组，书记是扈焕之，和一个中学生，在北海的白塔附近开会。他俩都有一大套分析中外局势演讲，我没有那一套就不说什么。而对于工作，三人都无话可谈。这样的小组会没开过几次，就冷落下去，以至无人召开了。张衍恕九月间去了洪山，他临行时，带我去一间公寓和斯朝生见了一面，并没谈话，却伏下了三八年在武汉，斯朝生和我合作张本。

一九三四年的夏天，张衍恕回到北平来。他在洪山干了八个月的煤矿工人，没起一点作用，没交下一个朋友，和蒋干的关系搞得不好，自己的身体搞坏了，得了寒腿症，夏天要穿毛线裤子。他一到北平，便很忙，不谈组织的情况，只对我说暂且不能过组织生活。

过了两个多月，他似乎忙定了，中秋节前带我到西四牌楼他的寓所，两人油印不到十页的小册子《先锋》。他说组织已把那些叛徒清了出去，他在街上遇见了两个，没有钉梢的迹象。不过，他已决定搬家，搬到东城去。

我自和张衍恕结识以来，无话不谈，无疑不问。他的学识经验都高过我，也处处关怀我。那时我写了一个独幕剧给他看，他看了后说，我的戏不够戏，只是些口号，这不行。张资平的东西最无聊但有他的艺术在。经他一语道破，我知道该朝哪儿走，以至忘了艺术该为谁服务。

中秋节到了，我买了点熟羊肉和应节的活毛螃到张衍恕的寓所和他过节。他的生活从来坚苦，不理会节和年。我煮的螃蟹，他说没熟，吃了会生病，不肯吃。第二天我就肚泻，一泻几日，等我复元时，觉得张衍出了事。他在中秋节那天已告诉我就要搬去东城朝阳门里的一间公寓。这公寓有一边门通后胡同，便于脱逃。等他看清环境，再通知我去帮他工作。如今一个星期过去了，收不到他的信，我觉得不妥当了。

我去看小崔，他于一个月前到了北平，张衍恕和他谈的北平组织比较详细。他自洪山回来，就接了上海中央的大令，叫他整顿北平组织。当时的中央是北平南下的「四大金刚」——斯、扈、王、刘，开除了陈独秀，不遵王命的一概开除。张衍恕过于拘执，竟于会议上执行中央的决议。不给小资产阶级留点面子，几个「地委」们，一怒之下，进了宪兵第三团，出卖了组织。

这些叛徒是北平组织的负责人，残剩的组织都由他们卖光。所以没有即刻逮捕他，让他由西城搬到东城，大约还想从他身上挖点「私房」活。

三个月后，接到他的信，说他的案子已定，起解南京，今后的通讯处是水西门陆军监狱张子芹。

我一直代表山东组织和他通信，给他寄书，寄衣物，并在陆军监狱接见过二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