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学堂

二哥学生意是在同泰号，那是三百多年的老字号。厨房里有大师傅，学生意的不下厨，苦力活也有打杂的干，掌柜的都循规蹈矩，学生意的学习业务。二哥在这方面，发挥了他的才能，他的书札为柜上器重，真到了明敏辨析，文不加点的地步。他在柜上就主理一切来往书札。

二哥在春末由北京的同泰号回来休假。这时是一九二九年，去年发生的五三惨案，已经「善后」，省政府由泰安卷回了济南，二次革命的余波才冲击到博山。柳行的玻璃公司（德人所建，欧战中废置）的主门一挂起了中国国民党博山民众训练班的招牌。赵庄已有人在受训，据说受过训后就有工作。训练期间，男女同班，有吃有住有操衣，好不热闹。打听下来，是六少爷介绍便能进去。我大着胆去见六少爷。他很少回庄里来，这回竟在他的花园里见到了他。他自然不认得我，可也向我说民众训练班现已满额，毕了业并无工作分配。党员训练班毕业后是派工作的，可是我不够格。再就是颜山中学在招生。他叫我自己去玻璃公司看看这些机关。现在革命成功，换了天下，随处可去。——他一直是省议员，现在又像是个国民党的老党员。

其实，这类事情，二哥知道的很多，他不肯多讲。我缠着他和我一起去了玻璃公司，闯到了颜山中学的大门，颜山中学正在整顿一新。校长和教员都是新的，都是革命冲刷下来的退伍者。他们看到校舍和经费都充裕，便打算增加高中部。门口张挂了招生广告，我看了那广告上说，初中新生，不限年龄，不要文凭，不考英文，只考党义、数学、国文三科，心理忍不住要来试试。我自泰记回来，竟会夜夜梦见进了洋学堂，现在我既是够报名的资格，也让我来考考看。二哥于我百依百随，他一问报名费是大洋一元，缴两张照片，也不过几角钱，算来两元钱的花费，可以使我得到一次满足，打消我的幻想，他照办了。报名之后，我就由庄上民训班的学生那儿借来一本党义问答，薄薄一本，很浅显，问答的很紧凑，于我也很新鲜；我从头到尾把它念背过。数学国文我不温习。我在梁氏私立小学里学完了四则、百分法和比例，这些年没动过，也没忘记。作文是不能临阵磨枪，就由它去。我这个老童生还真不惧考场。

考试的那天，我由家里赶去学校，平常经进的独木桥夜来洪水冲走了，我得绕路经过石头桥；这一来，迟到了，考生都进了考场，校长常子中却站在大门里，一见这赶来，匆匆的样子，便问了我的姓名，把考卷给我，送我进了考场。我拿出墨盒，作开了党义问答，考题都在我背熟的小册子里，我便一字不差的写了上去，交卷下堂了。

第二堂是数学，四道题，我都算了，算在草纸上，验算过，没有错误，正要誊上考卷的时候，下堂的铃响了，监堂的先生来收卷，我着急了！他叫我把算草写上名字夹在卷里，便收了去，我有些沮丧，我不知道数字是一小时，我太迟钝了。考党义的时间长，似乎是两小时。

下午考了一堂国文，作了一篇文，我起了草，也誊了卷，这一堂是两小时，便从容了。

半个月后才放榜，已是七月中了。我叫二哥和我一齐去看榜，他微笑着答应了。他不信我会考得上，但不给我戮破希望，叫事实来回答我。我们一到颜山中学的门口，榜已张在影壁上，二哥的眼睛瞰向榜尾，我却由头看去，一见第二名就是我，便指给二哥看，二哥可吃惊了，他想不到我会考中第二名！他也同我一样的高兴起来。回到家里，二爷爷等人知道了，也觉得奇怪，那些正式高小毕业的还不及我这放了五年牛的牧童。但跟着来的是：上学的钱哪儿来？二哥那时在老字号里，吃着山珍海味，二厘五的掌柜，可是薪水全年才支五十元，花红从没派过。他为了不叫我失望，便给我留了四十元，他自回北京去了。

这四十元是当时算好的这学期最低的费用，第二个学期只用了三十七元，我的女人给我手缝了一套校服，省了十元钱。

学校开学了，我们是第七级，共有四十四个人。在教室里，两人共一张书桌，我的同案韩其傥才十三岁，真正高小毕业生。和我一般大，大过我的，没入过小学的却超过了半数。北伐胜利，国民党在乡村里展开了活动，动员那些深山老峪土财主的子弟到城市来受教育。也有来自胶济铁路附近站口的职工子弟。

同学中像我一样没读过英文的有半数，先生从字母教起，接下来是模范读本。很多小学毕业的同学读过此书，他们便成了我的老师，我把全副精神和时间用在英文上。算术于我没有新奇，没有难解的地方，不必挂心。国文老师是个老拔贡，他讲文言文，每两星期一次的作文，总是给我第一，给批一些上好的批语。这一来，引起老大的恭维，新青的攻击：不知时代，还作古文！其实，我那点笔墨是在我十一、十二岁时，每晚二爷爷迫我念「论说文范」，篇篇背诵的读了四本，并不习作，到时却自有表现。

有一天，拔贡老师没到，我们在教室里嚷嚷，教务长闯进来，他担任高中部的国文，并且传说他就要出版一部小说。我们对他十分敬畏。他问我们读过什么新书，没有人答话。他写了《呐喊》和鲁迅在黑板上，也没有人知道这两个名字，他介绍了鲁迅是中国的大文豪，《呐喊》是他的著作，我们的图书馆里有这书，和图书馆开在什么地方。

鲁迅、《呐喊》、图书馆，我第一次听说。教务长一走，我就去图书馆借了《呐喊》，自那时起，常去借书，和管理员小董成了朋友。

一九三月0年的春季开学，国文教员换了王铁孚先生，他在堂上给我们朗诵些抒情的白话文，教我们吟唐诗，我都很佩服，作文不再有文言，我的白话文也不吃力，只是不及人家写得多。我已喜读鲁迅，觉得他虽是用白话，可也异墨如金。

我如饥似渴的读了一学年，是我平生最快乐的一年。

六月底，大考之前，忽然起了谣言，说，颜山中学没立案，将来教育部不发文凭。学生们向学校要修业证书，到济南去转学。校长虽然保证；初中已立了案，高中就会立案，都不生效。骨子里是他们这一伙是教育厅长的关系来的，地方上早就不服气，想赶走他们，换上自己人。谣言便是这么开始的。学校想用强硬手段制止，不准请假考学，私自投考别校，一经查出便开除，而且不给证书。

和我同寝室的同窗李本泗，他离了学校去济南考学，分别前，他说帮我转去第一师范，那里既不缴学费，还发给伙食钱，每月五元。我若考进，比在颜中还省钱。他们到济南都投考新生，牺牲颜中的一年，也要我照办。我不肯。如果一师招插班生，我愿去试试，可又不能叫颜中发现，要是那里考不上，这儿开除了，我便没得书读了。他来了信，说，一师的前二招五名插班生，于我正合适，他托女中校长作保，报上了名，考前我得一定到。

「我的天，明天就要考试了，这信到得这么迟！我怎么能去呢？」我从没出过远门，对济南真害怕。

「不要紧，赶得上，跟我一块儿去，下午五点半的火车。你赶快去请假，我们在车站会。」说这话的同学叫翟宝鼐，和我同岁，他已去过关东当过兵。有他领我，我放心了。即刻去见训育主任，请了病假，回家去，拿了点盘川，跟翟宝鼐同车去了济南。火车半夜到，转到他的寓所已一两点了，我兴奋的不能入睡。天一亮，我就在大明湖畔绕弯了。住的地方是鹊华桥，隔着一师不远。李本泗把我的应考证件给了我，直送我进了一师的考场。这天考了国英算三门，第二日去考时，那里贴了布告：插班生的常识史地免考。原来考完了。我想即刻回来，李本泗却带我逛了趵突泉，普利门大街，见了济南的市况，如果考不上一师，还不知哪年月再来济南哩。

回到学校，向训育主任销假，他见我面色青黄，还真认为我是急病初愈。过了十多天，训育主任忽然叫我到他的「处」里去，问我上次的生病是真是假，我看他面色不那么严厉，正不知说真话还是坚持谎话好，他却递给我一张明信片，济南来的，说一师放榜，我得了第一名。他笑了（所有函件都经训育处检放），他说我不会受开除处分，他已向校长说了，我是这学校的光荣，会给我 转学证书和成绩单。他说，我可以回家报喜了。

为这喜讯几乎疯狂了的是二爷爷，第一师范是贡院旧址，他曾在这里考过三次举人都落榜而归。我这个第一虽不值钱，但总是省里得来的，四十九个想抢这每月五元的馒头钱，我是抢到手了。大哥这时也以为读师范是条出路，由他出面向父亲和后娘提出分一点祖产给二哥和我，叫我们独立过活。他现在已是壮里的主事人，没有人敢违背他的话。父亲听了，便由大哥安排给了两小块地，共计七亩，大哥给典出一块，代我还帐，余下的生息，供学费。

一年的一师生活，很不如意，没有颜中的快活。

首先，我们五个插班生，像水面的几滴油，和旧生混不到一块儿，交不上朋友。而我们五个中，竟有三个是由县教育局保送的，说他们在「革命」前休学的，已经混过了几年事，官场很熟，功课很生，旧同学很瞧不起他们。另一个是麻子，自卑感甚深，功课跟不上，不知他怎么考进来的。而这一班岁数都够老大，和我同案的刘大哥已四十多岁，儿女成群了。全班没有点活泼劲儿，正是那老气横秋。

其次，来到都市，有了思想上的苦闷，知道了共产党和红军，红皮书最时髦。于是已自命是红的。起了几个带红的名字，仍摸不到红的领导人在何方，真像要革命的阿Q那样。

于是，我在暑假期间，匆匆地自习了几何和三角读本，借了一张旧颜山中学的毕业证书，去投考曲阜师范的师范部新生。秋季开学，我在曲阜上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