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走

我被捕的日子是十月八日，旧历八月十八，刚过了八月十五三天。清早，大约九点钟，一个警卫员拿着一片纸到电气间来向张主任说：有人找梁贻。主任便喊我，我看了纸片上写着杨寿源三字，心里觉得不妙，他不会来找我，从没来过，在上工的时间不准找人，警卫会给传递？我还没开口，主任便说：「跟他去！」我就跟他往外走了。警卫是广东人，个码不比我大，可比我结实。不前不后的和我并着走，防我有逃跑的意图。我却意识到这么晴朗的秋天早晨，我要失去自由，保日重见天日呢？我贪婪地看了看天和云，江水和山色。山上的橘子树已累累结实，尚是一片青绿。这么走完了到警卫室的路。里边警卫长陪着两个西装客，一见了我，就叫我跟他们走。他俩一前一后的带我到了招待所。在会客室里坐下来。年轻的是科员，年纪大的（四十来岁）自称萧科长，向我宣布：「杨寿源供出了你，你被拘捕了。」于是问我到五十厂来的介绍人及关系。我都详述了和郑炳的巧遇，他们或不相信，但我相信张君昭会为郑炳开脱的。再问下去，我不答话。这里有茶烟和点心，萧某一面吃着，一面得意的问我：「杨寿源」三个字像不像他的亲笔？原来他加意模仿了小杨的笔迹，以建其功，那知我自料逃不出他们的网罗，才跟他们走。

离了招待所，到我的寝室里去检查，出门前，萧某关照我：「落开一点，大家好看，不给你上刑具。」这样就不惊动厂里的工人，以免惊跑了我的同党。于是三个人像是闲逛似的从一条捷径上回了宿舍。在我的箱子里他们抄到了一个电力公司的信封，署了文昇的名字。这真糟糕，要毁了文昇的，恼恨无及！我把新做的一套中山装和二哥临别赠我的一件厚毛衣都装进防空袋里，此外是牙刷毛巾也带齐。我望了一眼后面李申的宿舍，似乎有人出进。我这宿舍里无人闯进来，可能管理员已把守了前后门。时间已近正午，十二点有班上水船，两位特工还像朋友一样陪我上了船，代我买了票，我不进舱去，坐在甲板上再溜览一次铜锣峡的风光。下午三时才到朝天门。这段时间里，我记起了昨天晚上快收工的时候，同事们站在电气间门口议论：那着了官衔军服来厂视察的督察处长。我当时没管这些闲事，估不到特务头子亲自出马，来捞一条小鱼。

到朝天门，上了码头，沿陕西街走，没多远，向左拐进一条巷里去，石头铺的路，很窄又不平。两边是高楼，像是一条往地狱去的黑胡同。约走了百来步，向右进了一个大门。进门后的右手是一道上楼的扶梯，迎面三间柜房，在楼底下，挂着副官室的牌子，左手是传达室，几乎没有天井，墙高院窄，不到五点已昏黑。门口一个军装兵拿了步枪站岗。两位特工上了楼。一位武装年轻军官由副官室走出来接收「差事」，班长来搜身，他见我两手高举，态度从容，就虚照了一下，没实摸下去。放过了我裤袋里暗藏的两张法币。林副官刚写完了我的姓名和工厂，二楼就叫带犯人。他把我引上二楼，在一位年轻的股长前面坐下。他对着卷宗，皮上竟标了「杨阿房」，而不是「梁贻」。他喊我杨阿房，我不答。杨阿房是我和上海通讯的化名，这叫我明白了我经五十厂的信件，他们都检查过，在厂投邮的信，也可能检查。

股长刚把我的年龄籍贯例行公事写完，三楼就下来提我，说处长要亲自审。于是我上了三楼，面对处长坐下来。处长的桌上放了我们的《工人呼声》和传单。还有大约是抄录的上海和香港的信件。他没大问话，是想看看「杨阿房」似乎是他熟悉的「老人」，这一点叫他失望了。于是指着「制炮厂为什么不出炮？」说，这不是你写的？我不答话。他看了我的签名，起疑了，真是个电匠而不是留俄的学生？他教训地说：「还搞这些有什么用，下去想一想！」我下了三楼，林副官吩咐传达班长带我住在传达室。班长给了我一张靠里的床铺，一床军毯，把我的防空袋收在床上。这时我才把处长的特点回想了一下：个子够高的，却不够军人的威武；嘴巴够大，注定吃人喝血。

天六点多了，楼上的人走光了，林副官也出去了，由他的房里出来个学生到传达室门口招呼我到副官室的门口一张小桌前坐下来，他低声地说：「是老梁吧？我叫张洪仁，你没见过我。」他告诉我，事情坏在廿一厂，杨寿源组织剧团排戏，混进了特务，逮捕了他，他供出了很多人。都捉来了。改过的签了悔过书。送到下面的反省班去。他没悔过，留在这里：等着再过堂。「孟宪武呢？」我问，「没捉到他，可能他逃走了。」

洪仁长得漂亮，生得棒，粗眉大眼，四方口，叫人喜欢。我至今没忘他的形象。

他说，已经在副官室里住了一夜。我鼓励他不能悔过，这地方很可以逃走。我们一直谈到林副官回来，他才回房去。我回传达室和班长拉了起来。很对劲，便邀我一块儿吃饭。他是河南人，老兵油子，他介绍了这机关是兵工署下面的督察处，专管兵工厂的案件。他说：「你这官司容易打，顶多月巴就回去。廿厂里有个在这里住了三个星期，那是最长的了。如今每星期来一趟。」

我翻看了桌上的信件，才知道这地方是陕西街灯笼巷七十二号。官衔称呼是督察处长张师，也有不具官衔而写「张行深先生」的。断定这家伙姓张名师字行深。由大口来判断，定是浙江人。林副官名沁，和国府主席林森同音，福建人，头发留得长，爱打扮，脸色苍白，是张师的小舅子。行动随便，不是个军人。

巴金译的克鲁泡特金自传，我刚读过，他由圣彼得堡垒逃走的一段，激人心弦，我开始幻想着离开这传达室。

下了一夜雨，倾盆大雨，一直到早饭后还不停。忽然来了一群学生，十几个，从头湿到脚，有一个脚上生疮，不能着地，两个人架着他。我只认得曹庆华，我装不认识地问他：「你们是那里来的，为了什么？」曹庆华装傻的说：「我们是大渡口第三厂，我也不知道为了什么来了这里，你呢？」这小子嬉皮笑脸，玩世的样子，一个聪明孩子。他们拧干了衣服便上了楼，洪仁也在副官室门口和他们招呼。过了不久，他们纷纷从楼上下来，曹庆华还是告诉我不知到底甚么事，说着都到下边去了。过了一小会儿，洪仁又被传上二楼，好半天才下来。脸色沮丧，不好意思地给我说，他要下去了。我只好安慰他：「你们简单，下去就下去，我和你们不同。」于是永别了这个可爱的难友。

他走后，我又被提上二楼。还是那股长，那卷宗，问我什么，我都不答。他批了「顽固」两个字。把桌子上摆着的我的所有资料，翻弄了一遍，叫我看见有我一本遗失了多日的小日记簿，是我由西安步入川时所记。还有我设计的一张变压图样和说明，是李卓之坚持我要给他做的。这家伙的床就在我的床后头，我俩的床紧挨着。他是炮弹场的车工，工作低能，却油头粉面的老是一身花露水味，他是湖北人，起初要了个小变压器去，后来一定要我把程式写给他，想不到他会是特务。

我还是不改变主意，那里又加了「蛮横」二字，就叫我下来了。

我连想了几天在场里的情况，知道除了这个紧邻李卓之是特务外，电工中没有特务。宿舍管理员当然是特务头子，他安排了李卓之的床位在我身后。但是我和李申的关系，他们却没有发现。

传达长告诉我，这里不动刑，只搜集证据，齐了，就把犯人转送南岸军法处。

每天下午五点钟，就有一个「真正」便衣侦探进门来，一声不响的立在楼下。这家伙一身黑，黑礼帽，黑裤褂，手上一件黑雨衣。叼着香烟，脸色阴沉，有时传唤他上楼，多半是楼上交下公事给他，他便去了。我端详过他，从没和这家伙照过面，不会是做政治案件的。

传达长说的那位廿厂的工人来过，并且为我介绍认识：历城人，随厂迁来的，有几颗浅白麻子。他难为情的说：「没有办法，要听他们吩咐；回了厂，还得每星期来一趟。」他上楼去总要个把钟点才下来，可能是中央方面的，估计我也是中共份子，才有那样的表情。

传达长对我十分好，吃饭同桌吃，吃他自加的菜，比在厂里的伙食好得多。可是，有一天中午，张师上楼，在楼梯转弯处，看见我们同桌吃饭，便大声的叫：「怎么好和犯人同桌吃饭！林沁」林沁高声应「有！」跑出房来。张师说：「犯人和传达同桌吃饭，出了事，你可负责！」说完转身上楼去了。林沁便来关照传达。这时我已端了一碗饭坐到我的铺上去了。林沁干净漂亮，不能让龌龊工人挨近他，否则，犯人也可押在副官室里。

林沁是排长衔，属下有个上士班长，跨了一杆盒子枪，兵士不会够一班人，门口一个站岗的，下面反省班里要多少兵，就不知道了。

传达班长，一正一副，副班长是南京人，我和他谈得很亲热，乌江一年，会了两句南京话，用得着，他会做菜，我总是热心地帮厨，也学会了一两手。过了十来天吧，正班长和我说，他要走了，这个机关太穷，没出息，晚上打了点酒和我喝了两盅，早上五点钟，夹了他的行李走了。

中午副班长打了报告，从此他一个人，就忙得紧，有时他出去了，我也替他「收件」！

重庆已开始下雾，有几晚大雾迷天，我曾想利用这雾天逃走。我有一个五十厂的徽章藏在身边，没被搜去，我可利用上面的别针把灯线短路，烧断熔丝，趁黑里逃走，但不甚安全，我外面没有接应，很容易被捉回来。

白天我睡得很足，夜里直到深夜才睡，晚饭后，我便洗衣服，和站岗的兵聊天。有一个兵很想跟我去学徒，但是无胆释放我。夜深了，我可以出门口，顺着巷子望到街口，整条巷子，两面楼墙高耸，窄得像个井筒子，这段路就不短，不能强逃。

传达副班长说：我的公事也差不多了，没有在这传达室呆这么久的，已经三个多星期了。他也要走了，这机关干不得。我这时每晚都把中山装穿得整齐，毛衣穿在里头，在屋里来回踱步，安排着如何走，由哪儿到哪儿，再到哪儿……有时觉得这儿不能逃，就太不像话了。

一天早上，副传达长不见了。他没和我作别。上下站岗的士兵也不够人。林副官和班长很紧张。传达室里剩下我一个人。这晚十点后才睡下，睡得很熟，不知睡了好久，突然醒来，听见外面打鼾，起身一看，原来是班长坐在门口一把椅子上，挂着盒子枪睡熟了。门口没了站岗兵，他在这门口代岗。我一见机会来了，毫不犹豫，轻手轻脚，由他身边溜过去，出了大门，轻快的走到巷口。街上已不见行人。我往左转沿陕西街慌慌张张的跑下去。跑了两个街口，横巷里伸出一双手，一把捉住了我，「干什么的？」我张口气喘的答不上话来，半天才说出：「开小差的。」「哪个机关？」「兵工署。」我信口答，也看清了捉住我的是一身青，一个警察。他轻轻地说：「跟我来。」我跟着他沿着台阶一步一步往下走。「有钱吗？」「不多。」「拿出来。」两张国币：一张十元，一张一元，他把十元的拿了去，给我留了一元，我没敢争。他捏了我的肩膀，「里面是什么？」他知道是毛衣，摸得出来。「脱给我。」「给了你，我冷呀！」「咱俩换一换。」我们俩换了内衣。他穿了我的北京出品的上好毛衣，我穿了他的上海三友实业社出品的旧卫生衣。他说：「慢慢地走，还有三四个钟头才开关，现在不能过江，这条路上去是两路口。」我真的慢慢地沉着地走去。到了两路口，路中心一个交通警在指挥车辆，我怕他盘问，就不往前去。黑地里一辆人力车拉过来，我一招手，他放下车，我上去，轻轻地说了声：「化龙桥。」他拉起来走了。到了郊外，看见月亮，才知今夜是旧历十五，我在七十二号整整拘留了四个星期。

在化龙桥街头上，我下了车，洋车去了，我在这街头的荒场上，废物堆旁转着，有人走动，就蹲下去，注视重庆来的汽车，没有停下来的。

好容易候到天亮，刚有人走动，我就去马国礼的厂里找他。他刚起床，还没穿齐衣服，惊讶我来得这么早。我坐在他的床头，悄悄地说了被捕和逃出的经过。只求他给一件上衣罩在我的衣服上，再给一顶斗笠遮遮头。他没法推却，都给了我，还给我两元钱。我出了他们厂的后门，爬上去白市驿的山路。天下起小雨来，戴着大斗笠，披着一件旧工作衣，在山道的石板路上慢慢的走，来往的人很少。有时我更绕向河边的埂子上走。

这是照我设计的逃走步骤行事。在脑子里想过千百遍了。我不能去找维良或振基，不能去找和组织有关的人，只能找纯感情的朋友。老马只能帮点小忙，要他「打救」我，会把他吓死了。我料定王锦堂会收留我。不过我不知他办公的情形，怕白天人多事忙，不及夜晚可靠。我决定等到夜晚去。我在白市驿的山上转了一天，在路旁小摊上吃了饭，我和文昇在这里逛过，地理熟。望下去是大江，右边望见歌乐山，山上的建筑物较前年又增多了。

天黑了，我开始爬上歌乐山。初次来这陪都的疏散地，路灯和机关的门灯昏黑，藉着月光才看清了机关的照牌，我只拣小门口问，问到了一位和王锦堂很熟的班长，他详细的告诉我去的路径，我才在一间小别墅的门前找到了「侨务委员会」，这时已夜里十二点了，站岗的警察是个年轻的河南人，他叫我跟他进去，把王锦堂叫醒。王锦堂十分吃惊，后来认清了是我，便欢然了。忙着招待我烟茶。我先谈了我的遭遇。他认为到了他这儿便什么都不怕了。他听了警察换了我的毛衣去，十分光火，定要去讨回来。我说，要是我唱了「二进宫」，他可以去讨的。

第二步是我怎么逃出重庆去。若是搭汽车走，需要钱，他没有钱，只有等邵鲁，他来信说，就要开「羊毛车」经重庆去昆明。他路过重庆时，我可搭他的车走了。

也只好如此。他安置我睡下，一会儿天亮了。这机关最清闲，他这班长带了两个警察，分守昼夜，他叫我不必担心他们。但这儿不能住闲人，叫我先去找个事干着。现在找事容易，等他上午应完了公事，下午带我去上工。就有了住宿的地方。这时剃头的来了，王锦堂刮了脸，我为了改装，剃成了和尚头。

下午，王锦堂领我到了珑洞湾，这里有个育婴院，他和里面的庶务王先生相识，把我交给了他。正是到处缺人，王先生感激不浅。我改名「孙即隆」和我的表弟「孙即兴」排行，从此姓孙，不姓梁了。

珑洞湾是好多小山和小溪绕成的，风景幽美，山脚是磁器口市镇。山路陡峭，上下艰难。这个育婴院是宋美龄的慈善事业。两大间育婴房占住了一个小山头，围着山头建造了院长、大夫办公室和住宅。往下是看护和奶妈的住室，尿布洗涤烘干房，再往下奶牛圈，男工住室，饭厅盘据了小山的不小地方。

王先生吩咐我去挑水，由小溪里挑来倒进大水池里，供女工洗尿布。百五十斤的水桶，不停的挑，两肩磨肿了，还是供不上女工用。王先生看了说：「你不是下力的人，这样吧，你去当传达，传达刚辞了工。」我一听，这事不妙，万一冤家路窄，碰上七十二号的家伙们，跑都跑不迭！我赶忙说：「我不认识字，怎么当传达呢？」旁边一个穿旧军装的说：「王先生，我当传达，叫他打更。」原来他是个更夫，王先生不喜欢这家伙，就问我：「怎么样，你打更？」我说：「试试看，打了更，白天还干活吗？」「打更就是夜活，白天睡觉，没事了。」于是我答应下来，接了梆子和电筒，王先生吩咐：八点钟送一趟牛奶，九点钟起更，围着全院转一遭，一个钟头一次。

八点钟由奶牛圈提了刚挤的牛奶，送上山顶的婴儿房，交给看护，我便由此起更，转一趟要廿分钟，回到这里再帮看护做活。当我提了梆子，还没打第一下时，我想起了家乡每年冬季的更声，清脆好听，离人思妇，因之堕泪，不像南方听到的（在乌江）梆梆地乱敲一阵。我是一更打一下，二更连打两下，三更打一下再连打两下，四更、五更都是最后两下连打。更点分明，九点初更，十和十一点打二更，十二点和一点打三更，下面分打四五更。打了一个星期，院长，大夫都夸好，老妈子和邻居也以更声代了钟声。王先生就另眼高看，任我白天睡觉，不出小房。直到晚饭时候，才到厨房吃我的「早餐」，早上又到厨房里吃我的晚饭。然后念着：「太阳出来了，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回我的房里去。

星期天中午王锦堂一定来看我，他到总部做纪念周，隔这里不远。他给我借到几本凤洲纲鉴，我反复看，可惜不连贯，别的读物找不到。

有一天，他慌张的来对我说，「你得快走，姓林的找上了我。」他说，他下了纪念周，在路上碰见了一个福建人，拿着邵鲁给我的信，自称是梁贻来找王锦堂。王锦堂把信看了一遍。信中邵鲁说，他们的车就要经重庆去昆明，叫我到歌乐山找他的亲戚云云，他忘了我早已认识他的亲戚，所以林副官拿着信，冒充来访王锦堂了。王锦堂年青时在福建当过兵，会讲福建话，便用福建话盘问了他一阵，然后告诉他不识王锦堂，叫他自己找去。

我断定林沁不会有耐性等王锦堂回去。林沁是个少爷，没有耐心办事。我叫王锦堂晚点回去，便没事了。星期天放假，他由我那里找朋友去玩。第二天他来告诉我，姓林的根本没找到那里，叫我放心睡觉好了。不到两星期，王锦堂在我的窗下，大声喊我：「你看谁来了！」「啊，邵鲁！」邵鲁站在我的前面笑。我问几时可以走。他说，他这次没开车，是搭别人的车调昆明，不能带走我。我沮丧了，我说：「我在这儿度日如年，不能不走。」我叫他给我留件旧衣服（我不能穿着逃出来的这身衣服上路），我到昆明去找他。

就要过阴历年了，下了几场雪，我决定正月底走，那时头发也留长了。（当初不该剃和尚头，军队见和尚头就当壮丁拉。）

有话即长，无话即短，霎眼是四二年的三月廿九日，我在这日离了珑洞湾，由铜罐驿过江，踏上去桐梓的大道。道旁的桐树，已桐花累累，隔着清明只有几天了。

王锦堂的恩情，难以衡量，大恩不言谢，但愿来日方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