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厂

五十兵工厂在郭家沱，由朝天门搭小火轮一个多小时的下水船，出了铜锣峡就到了。铜锣峡，两山对峙，江面窄，峡道直，江流急，一出峡，江面陡然涧起来，左转弯一个大延水沱，便是郭家沱。上下的木船，都以这里为站口，对过的大兴场有木船来往，又像十字路口。

由火轮码头沿沱边走到山边大道，进了厂境，往左转是招待所和样板场，这都在铜锣峡内。往右转是警卫室，厂大门，进门沿大道去，山坳里散布了十多间工场和饭堂、工人宿舍，这样绕回了火轮码头。码头上新起的竹棚：饭铺、茶馆、杂货店，日见兴旺。

电气间躲在头一个山坳里，进厂门也得走百多米。郑炳和张君昭坐在一张办公桌上。张主任摆起学长的架子对我先来一番训话，说，他这儿由发电到外线工程和自动电话交换机都齐全，我得到各部门去实习，完成学业。他喊一声：「李司务」，从里间来了个麻子，把我交给了他。麻子带我到里间去。里面涧大，蕴藏了八九个电灯匠在等候派工，还有器材和工具。李麻子是头脑，他给我一套工具和工具箱。我在新环境里开始了新生活。是起码的工匠？最要紧的是和同事们先熟络。

宿舍宽大，窗户高阔，每个窗户下，摆一张小书桌，左右安两张床，床有四柱和木板顶，既可挂蚊帐，又可放衣箱，床下有摆鞋袜的空地。前后门，每房三四十人。洗浴厕所都整洁。虽然是茅草顶，设计却新颖，空气和卫生都顾得到。

每个星期天我都要到重庆和振基们聚会，转眼已是一九四一年的春天，徐文昇到了重庆，他是青州乡师的老人，和宾之、子桂相熟。他给我的信上是白市驿一间庙里，我觉得奇怪，及至找到他，原来他是穿军服的排长，驻扎在这儿。他早已军校毕业。我俩在山坡上玩了半天。他知道了重庆的情况后，便决意开小差。他的连长是同学，开小差等于向他请假，放心地住在重庆。两星期后，他已经是重庆电力公司营业部的文员，办公和宿舍都在校场口。

有了文昇，和振基三个人，力量增强了。便想到出刊物，是我们的要务。振基在校场口的河边上租了一间石屋，买了油印机和蠴纸等。文昇写印俱佳，我们的《工人呼声》面世了。

我们中没有人写过文章，写文章是一难事，可是都能品出文章的好坏，不像样的东西不肯登，正是一些手高眼低的伙计。

我的第一篇文章：「制炮厂为什么不出炮？」署名「艮山」，登在第一期上。把五十厂的工作效率低沉，厂方对工人的伙食漠不关心，描述了一番。我记得刚进厂时，伙食好得使我吃惊！八人一桌，早上四个盘子，咸蛋、煎蛋、花生米、榨菜等，粥和馒头任意。午饭晚饭更丰富，四川大师的烹调，直觉得是天天吃馆子。可是两个月后，伙食突然坏下下，坏到早粥只剩下一样榨菜，馒头没有了。中午晚上是空心菜、臭豆腐，叫人难以下咽，吃不饱了。而这时招待所落成，厂长江杓召集全厂员工来这里听他演讲，夸耀这招待所的形胜，在铜锣峡出口的山嘴上：一面临江，一面把住工厂大门，遥控全境，却不解释以制炮为目标，德国设备的厂，何时出大炮。

刊物是不定期的，不记得出了几期。维良出钱不出力，子桂喊好不落笔。寿源和小刘都能写一点。振基的短文真是他的跃进，《鬭争》和小册子教育了他，他能追着走了。他也拉到文章，他的练习生刘有绶早已加入而且发展了组织。他们能写点。

国币发毛，国民经济趋于崩溃，军米掺砂石，学生们吃不饱，菜里没了油晕，他们不同子桂商量，自己往下跑，重庆的学生越来越多了。

不久，罗江来了一个首座学生，老范，长清人，大脸盘，大眼睛，能读书，能讲话，能打架。便由他担任联络安排联中来的学生，他暂不进厂。小杨会了排字后已转入廿一厂和老孟一齐，他们安插了一些学生。大渡口第三厂（炼钢）招考学徒，考进了十来个同学。曹庆华考了公共汽车售票员。赵盛文到五十厂来当小工。他们有了职业就挟带一两个无事做的同住。这时我提议：我们的印刷品暂停散发。因为学生刚进工厂，不习惯工人生活，不会应付环境。说话冒失了，可以不认帐，白纸黑字落到特务手里，就要麻烦了。我这提议，为大多数所反对，说我取消主义，正在争论时，王叔本来了重庆。

王叔本是个职业革命家，斯、扈、王、刘开除了陈独秀后，不久，他们也进了陆军监狱。南京沦陷前，获得释放，重到上海，由组织上领到的生活费，勉强一饱，若想风流，吊膀子，就得另打秋风。小王几乎一个女孩爱一个，只凭「英雄纪略」征服到手，很不容易。所以他到武汉看老朋友，得点贴补。再回上海后，便断了这种接济。不像江浙两广的革命家，总有伸手的地方。他在上海三年，清苦生活，到了难忍的程度。组织经费靠捐助而来，掌在彭、刘手里。小王乞贷无门，才出一下策：编了一套特工钉上了他，他和特工周旋，甩不掉，叫组织给他筹钱或买香港的船票给他，就能无事了。这使彭、刘大惊，也有人看穿，便由组织给他买了船票，他由香港而广西，转来重庆。

在他来到我们石屋之前，我接到上海的信：说小王已是叛徒，今后要和他切断关系。寒君也由香港来信述说小王在沪演的醜剧，我还来不及和振基文昇商议这事，他已由维良那里得了我们机关地址找着来了。他穿了一身黄呢军服，神情沮丧，躺在床上，不愿开口。只说来到重庆，先找的子谊，后找的维良。上海情况一字不提。

维良业务忙，把组织忘记了。他得到的情报比我早，也比我详细（他通信方便），却不知我讨论这事，反把小王推给了我。

我这时虽把上海和寒君的信给振基文昇老范看了，信上用代词很隐晦，不知他犯了什么错误。而且目前他们正需要一个这样的角，叫《工人呼声》出版下去，只要他讲的是革命的语言，就不必信什么叛徒了。

午饭过后，小王的精神振作起来，决心领导这里的组织，抛开子谊，继续革命了。于是文章来了。像文昇说的，「小王一趟厕所就是一篇。」印刷品增多了。不顾组织的安全，他是准备了进监狱的，牙刷、漱杯、手巾都预备了，交给文昇看，他在演出中国职业革命家的悲剧。

我在五十厂里的工作，也不理想，发电间做了两个月，学会了「并车」，就请调了。领班是天津人，怕我挤他，我早点离开那里叫他安心。到铜锣峡新开的山洞里安装线路。真是辛苦生活，日日爬在高架上对天花板仰头打眼，颈酸背痛。这儿完了，在样板厂当班，休息了两个月，无事做，我才请调回来，跟李麻子修马达，在这老司务手上学玩艺。

同事们思想落后，电灯匠得算「贵族工人」，工钱比一般的车工高，工作又轻松，就有点高人一等，谈不上同情人了。我因此转向小工和车工接近。大约在七八月间，我初交了两个车炮弹的工人，建立了初步感情，也有意冲淡一下同事们对我的看法，他们一直玩笑的说我在宣传。

面对了组织的危机，却无法唤起人们的注意。李申（赵盛文）和我谈话的机会最多，却也难说服他，我和子桂，振基建树的东西，就快要被人弄垮？我得离开这儿，到哪儿去呢？写信到乌江打听立民，立民来了信，要我去，我回了信准备去。信投进厂里的邮筒，三日后，我被捕了，这信就扣在督察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