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训班

我在满街瓦砾中，找到了投奔的地址，距朝天门不远，主人住的楼房并没有塌，灰尘一钱多厚。主人是逸民的同乡，单身汉。他正在厨房里想杀一只鸡，下不得手，便交给了我。我既是工人应该什么都能做。我就大胆的执行了这任务。从小当过杀鸡的助手，见得多了，这次担当大任罢了。饭铺炸光了，两人便把这只鸡当了晚饭。

第二天，拿了主人的介绍信，直奔磁器口，找到军政部制呢厂，见了庶务王先生。他看了信后，便问：「行李呢？」「没带来。」「拿行李去，明天起工。」来回八十里，我又回到了「瓦砾场」宿了一夜。不由不记起秦明夜走瓦砾场，我走了两趟哩！

王先生引我在宿舍里安置了行李后，带我去电气房去见领班。一个五十多岁的和尚头，扁葫芦脑壳，左眼向上挑，右嘴角望下瘪，成个偏嘴瓢。身穿中式老布裤褂，狠恨十足，当着王先生，点头陪笑，王先生一走就骂街了。天津口音（凡是说天津话的都瞧不起山东人），王先生是他顶头上司，他只有当面巴结背后骂，对我这个靠了情面来领工钱的电灯匠，正好发洩他那些积愤。什么损话都说出口来。我勉强干了三天，就要卷铺盖走了，要不是第四天早上来了刘振基。

这间电灯房里，老天津之下，一个老苏，湖南人，能写会算，老天津不识字，便拉他当秘书。写报告，开材料单，以及家信，都是老苏代读代笔；还要听他背后骂人和当面损人。一个老董，湖北人，黄瘦面皮，带有家小，上班迟到，领了工作，赶着去开工，完了工，早点往家走。我以为就是这三个人，那知第四日来了一个老刘，他请假回来。这人廿四、五岁，中等以上身材，宽肩膀，大巴掌，大脸盘，大眼睛，胸脯挺得直，说话很肯定。他坐在小公事桌前唯一的椅子上，领班和老苏都陪笑的站在两旁。他知道我是新来的，便请我坐下来谈。他们都去开工了，我俩的话越谈越多，老天津来过两次，老刘白他两眼，等他走了，说，不要理他，越怕他，他越坏。

从此和振基结了朋友，他带领我工作，领班不敢再损我。我俩谈电气知识，谈时事，谈革命。我这时我有《在新的世界大战之前》，《儿子、朋友与战士》等小册子，他读了后，成了托洛斯基主义者。他是黄陂人，自幼学徒，也许读过小学。

过了一个多月，振基进了重庆电力公司，待遇好，工作轻，出工有一个练习生和一个学徒当下手，真是大师傅不必动手了。公司在重庆曾家岩，宿舍也在那儿。

振基一走，老天津拔去眼中钉，没有人那样顶撞他，他可以端端架子了。但老苏老董和我已熟络，老天津不敢给我小鞋穿。可是我厌恶了这个厂。这厂只有两百多工人，机械迁来不全，开不齐工。随厂迁来的工人，多与厂方有关连，拿钱不做事。这种环境里，不能有作为。大约七八月间，金陵大学的电机系开办电气训练班，登报招生，我一见广告就去报名，考取了。金大在曾家岩借求精中学作校舍，对门就是电力公司，我和振基又朝夕相聚了。

金大电机系杨主任之下有一位严教授和计讲师。他们吸取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及早作了发战争财的打算。这电训班，招取初中的同等学历的资格，不收学杂费，校内寄宿，无宿费，伙食由学校津贴，另外工作服一套。上半天，课室授课，下半天工场内实习，一年毕业。像我这样的学生，直觉得正是为我开的学校。机械制图，线路安装，机电常识，一年下来，我真够个电气师傅，可以接华清池那样的工作了。

工厂的半日实习分三组：收音机和干电池两组，只有三个同学，计讲师主持。变压器组卅多个同学，严教授主持。「五三五四」之后，中央机构分散到歌乐山青木关等地，距重庆四五十里，电力输送减弱，灯光昏暗。严教授设计了小型可变电压器，只有几个千瓦特的功力，可合十多盏灯重亮起来，我们就是制造的工人。切矽铁片，绕线圈，装配，焊头。虽然粗糙，却安全耐用。在供不应求之下，售价不断上涨，我们也随着领到点零用钱。

同学们四川人多，他们都是富有家庭，原不肯读书，不能升学，而今怕抽壮丁，才躲进这种学校来，功课轻松，工作好玩，班里满了欢乐声。

金大有自备防空洞，下临嘉陵江，洞顶是十几丈高的岩石，里面弯曲，装了木凳，蓄电池供电的电灯，由电训班同学负责检查。每人还要负责带一件轻便仪器进洞。只要天气晴朗，一定有空袭警报。我们在教室里的时间少，防空洞里的时间多。有两次，两千磅的炸弹落了几个在洞边和江里，江里泛起了不少死鱼。蒋介石的防空洞就在金大的隔壁，沾他的光，多挨几个重磅炸弹。

忽然传出电训班的宿舍里有红布和反光镜，给敌机指示目标，我们这宿舍在顶楼（五楼）的阁仔，有活动天窗可以到屋面。四川同学们怀疑一个湖北人。这个能唱会画，乐天滑稽，可是同学中没有朋友。有一天，一位漂亮姑娘在校门口要我替他找这人，他不在校，后来他说那是他姐姐。我怀疑他的话不真实，对他起了戒心。

开学两个月后，子桂的学生来了两个，我托马国礼介绍他们进了廿一兵工厂里当学徒。一个叫孟宪武，另一个是学生中的首座，读书最多，也能发议论，他当了三天学徒，就决定转回学校去。从此不谈革命了。以后，子桂便以他为例，以坚定来者的意志。第三个来者是杨寿源，小个子，像个小孩子，哪像个高中生呢？逸民这时到了重庆，任益世报的会计，他们的印刷所就在牛角沱，他介绍我和所长相识后，我就请所长收杨寿源进去学排字。我期望他学会这门手艺，于我们有用处。他坚持下去了。孟宪武是一个好学徒，他的师傅夸赞他。他学的是打铁，粹火时他分不出颜色来，看过医生，才知他是色盲，得改行才行。

我和他俩成立一个小组，每两星期聚会一次，交换意见，讨论工作、环境和读书问题。寿源虽像个小孩子，理论修养却不错。我由闲谈中，知他们对子桂很敬佩，三年联中，子桂对学生影响很大。他的谈话或演讲都很动听，时事的分析，几乎成了预言。特务们发动过捣乱，为群众所制服，群众拥护他。他做事谨慎，不叫特务抓住把柄。建立组织也由学生自己进行，他仍是导师。

邵鲁和我联络上了，他由上海仓促地进了防空学校，就出发到衡阳，受训后，派照测队工作，任驾驶员。在衡阳火车站上，找到了个北方女孩子，才十六岁，和她结了婚，生了孩子，如今调到兰州工作，岳母跟着一齐生活。

不久，邵鲁的老婆来了信，说邵鲁被队上扣起来了。要是转送法院会判徒刑，因他有盗卖器材的嫌疑。她惊惶万分，向我万里求助。我正要给她写信，来了一个穿制服的警察，说，他和邵鲁是至亲，邵鲁的岳母是他的亲妹子，妹夫一家在南京开澡堂，不幸妹夫早丧，南京沦陷前，妹子和外甥女带了些箱笼南逃，幸页遇着邵鲁，结了亲，有了依靠，如今——我知道了他的来意，我叫他不要担心，我们会负责他们的生活。他觉得我很够义气，一定很有办法，便放心走了。他叫王锦堂，高个子，好卖相，半世军警，才正政府机关里当上个警卫班长。我从没有这一行的朋友，有心和他结交。不久，邵鲁开释了。王锦堂特来致谢，我却抽不出时间回访他。

春天来了，踏入了一九四0年。我的活动更多起来。一晚，我到对江廿一厂去看马国礼，他说，我去的很巧。下月初，他就到化龙桥一家商办的工厂去上工，那里有宿舍，工钱高，他给了我新地址。回到江边已近十点，有双划子在等客，我踏上跳板，就听里边先到的客人说，「就开了罢，我包一个。」船家不吭声开了船。我猜他们有过争吵，便问其详。那客人说，他早到了一会儿，想早点过去，多给一份船钱，船家不肯，要他付三份（准载三人），因此我到了，船才开。我俩互道姓名之后，谈起了行业。这人叫郑炳，保定人，在五十兵工厂当水道工程师，我问他能否介绍我去当电工？他说，他们的主任张君昭是金大的老毕业生，他给引见一下，用不用由他定了。我道谢了，说我毕业后一定来访他。

逸民离了益世报（最反动的报纸）到大川针厂去当会计主任，叫我去他们厂里玩了一天，陶绍武这天也来看他，他约我到他的学校里去玩一天，他已是中央大学的学生，在沙坪壩，这文化区我只去过一次。

上海来信叫我到较场口新开的南方书店去访张维良。他刚到重庆，带来了新出的书籍、小册子和《破晓》、《西流》等新刊物。也带来了点上海组织实况。他给施复亮当伙计，主持南方书店。

南方书店附设南方印书馆，招考学徒，学徒厂里有夜校。施复亮在夜校班上讲经济学概论，用最浅近的语言剖析他们如何被「剥削」。子桂的学生刘超考进了这学徒班。他是个聪明孩子，进入了一个好行业。

维良，小个子，近视眼睛，漂亮得似粉雕玉琢。年龄可以说廿四（他带了老婆孩子来的）。态度稳重，和他相对，觉得心神安泰，无挂无虑。听着他的低声慢语，会生忘我境。所得如此，永世不灭。

托洛斯基遇剌的那天下午，振基到金大工场来告诉我，我正抱着锉刀锉活，一下子愣住了。扶着老虎钳和振基对看一阵，直觉得他那对大眼珠要弹了出来！我扔下锉刀，两人互勾着肩膀走下了河滨，在索道上散步，散了很久，谈了很多。我说起山东济南师范的张梦九，是个领导班子，却因了陈独秀的被捕，就说托派完了，扔了革命，那真是竖了牌位干革命，和我们不同。我们直觉得托洛斯基指出的道路是唯一的道路，若说我们是铺路的石工，不如说是石头，做一块路上的石头，而不是绊脚石罢了。名利和我们无缘。我们是以托洛斯基的精神为未来的人类尽一点力量罢了。

四川同学纷纷回家，新生已有迁进宿舍的。八月底，我离了金大，到五十兵工厂去。

考金大电训班，我报的同等学历，取名「梁贻」，记不起取这名的动机了。在班里，老师、同学们叫着很响脆。五十厂的同事们喊着也生色。仅仅用了两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