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小差

我当的这兵是第九军第四十七师军医处的看护兵。师长裘昌会，军长卫立煌，两位官长的大名，一天要听几十遍，至今记得。军医处处长和科长的姓名，就模糊把。第九军军部当时扎在洛阳，火车朝东开，朝那儿去。

车开不久，我便结识了两个好弟兄。我们正坐一张凳上，都剃得光头，寸草不留（别人都遮遮掩掩的留些顶发）。一个杭州来的十七岁孩子叫黄正诚，另一个沈阳来的李兴奎。黄正诚很像个小和尚，经他说，幼年也曾寄名在寺院里，也跟着祖母学了些经卷。我在泰安纱厂的职员宿舍里曾翻看过一本日本人留下的心经。我便和他同背了一遍，他更是喜欢。从引我叫他小名「阿南」，他叫我当兵的新名「梁山」。

李兴奎廿一岁，宽天庭、大眼睛、没有后脑勺，地道的奉天人。九一八进关时，他还是小学生，不久当了兵，现在自称「老兵油子」，没了亲人。台儿庄突围有他，几天几夜在雨里淋着走，一站住会睡着了。叫听的人敬佩。他说，看护兵没意思，早晚还得「甩脚丫」去。当列兵，上前线，有升发。我们三人的个子差不多高，阿南有点驼背。

押解我们这批新兵的是军医处的司药官。他带了两个看护班长和两个看护老兵。我们一共三十个人，都经过留守处的考试，有小学的程度，押解人员便用文明手段，不露武器，讲些我们受训后的前途，我们听了高高兴兴的前进。

中午，火车到了河南的渑池，我们在这儿下车。师部早来了命令，新兵即开黄河边，今晚赶到，明天过河，在中条山里开课训练。

我的行李最多。棉被、毛衣之外，还有两本电工学，一本英汉字典，和一本英文的三民主义。大家一见都乐了。我想抛掉书本，可是阿南和李兴奎不愿意，他们空着手，可以帮我拿，说，等拿不动时再抛不迟。

到了黄河边，一停下来，我们就用黄河水洗漱。这段河面不宽，对岸的山高岭峭，如列眼前，水面平静，没有舟楫，「暮宿黄河边」，只有诗意，不觉战火气氛。我们在老百姓家里宿了营。伙夫烧了白菜熬猪肉，每人一大碗，大白馒头尽着吃，我和李兴奎满心欢喜，阿南咬着馒头想着大米饭，就难以下咽。

一会儿，出了谣言，说，我们受骗了，我们哪是看护兵，直是担架兵，一过了河，接上火，就把我们顶上去抬担架。我们三个不听这些。我们以为打日本鬼子干什么兵都可以，看护兵就不抬担架？

第二天一早，有了新命令：不是过河，是开回渑池去。四十七师整师人马要在后方整训三个月，前方已由五十六师接了防。

向回走，多了欢乐声，昨日那些严肃空气吹散了。到了渑池，开进一座破庙里，站队，分班，安置铺位。

下午，在课堂里，马科长召集全体学员，第一次讲话，他讲话有层次，叫人容易明了接受，是个好教授。他介绍了训练班的性质和科目，他讲「人体构造」，任司乐官司讲药物，韩医官讲内科，宋医官讲外科。

我们这新兵分了三班，每班十个人，我们三个在第一玫，正班长张立勋，是上士，副班长老李，下士，两人都四十多了。二班、三班的班长是小白脸，宋医官的门生，刚升的下士。我们都是上等兵，想升下士可不容易，三五年后再说吧！我才记起我那少尉衔，得来容易，扔得轻易。

师部给我们派来了教官，我们称他队长，准尉衔，不到卅岁，早晚两遍操和晚间训话，都叫人满意，不太罗嗦，没有肝火！唱的时候多，就叫人觉得他新派。第九军军歌，义勇军进行曲，和「大刀小洋鬼子们的头上砍去」都唱得烂熟。

马科长叫我们去挖个死尸骨来做「标本」，班长们错点了坟墓，扒开了棺木，才知衣服和肌肉都未腐化，臭味熏天，原说是个女尸，竟成了穿军装的，不得已装进麻袋，弄到河边冲洗，天亮时，才知骨头为狗偷了一些，用升汞水消毒后，马科长开始讲课，他用中学的生理卫生作课本，短短地三个月，叫我们认识了人体构造。

任司药教些拉丁拼音，原是药物名称的基础，可惜他本人就弄不好发音，无法叫我们有兴趣。宋医官是由看护升起，刚当官不久，自己心虚，语无伦次。而且对小白脸有情，常常闹些脸红的事件。韩医官是老粗，已经是少校，讲话老实，我很爱听。他说：

「军队里要什么医生？只有两样药：一样奎宁、一样阿司匹林。发冷发热给奎宁，伤风咳嗽给阿司匹林——阿司匹林陀氏散，不治咳嗽又治喘！」

他说，真正的医生不会到军队来。一个后方医院的院长，少将卫，权多大！定是大医生吧？不是，是齐鲁医院的看护长。

他到南京受过短期训练，「教官们，别看年轻，都是留学回来的，讲着讲着就写出洋文来！讲来讲去就是要病人多喝水！对，消炎吗，我们就给这位教官起个外号：——『多喝水』。」

这时三个人的小团体，扩大成五人。多了马国礼和胡勉。胡勉是江南人，当过兽医看护。老马是河北人，平汉路长辛店机务段上的钳工。五个人一块儿吃喝，关了饷定要聚几回。上等兵的饷十块另八毛，扣去六块钱的伙食，两毛的草鞋钱，实收四块六毛钱。真够吃几回小馆的，那时素[麦丐]才五分钱一碗，肉丝盖[麦丐]一毛，炒个木须肉不到两毛钱。老马的老妹子还在战区里读师范，他关了饷就得寄给妹妹用。

有一天，我们的聚会老马不在场，李兴奎忽然说：「老马定是个回子，你看那眼斜的、眼白多得成个大三角。没见他吃过猪肉，每回吃猪肉，他都去买豆腐汤家里吃豆腐。吃馆子，也光吃素[麦丐]！」他这一点，大家认为定是回子！不会错。又聚会时，李兴奎笑着向老马提出了是不是回子？想不到老马勃然大怒，骂了李兴奎一个狗血喷头。我们赶紧平息他的怒气，声明并无恶意，何必动气。他才解释：回教人不能当大教的兵，若是人们知道了他是回子，他就非离开不可！他困在西安，没有办法，才来当兵，有了机会就走的。后来我知道他思想也左倾，虽不信回教，但对回教的习惯不肯打破，所以可以吃大教的素[麦丐]，不肯吃猪肉。

师部医院就设在崖边的三个窑洞里，重伤号换药后转送洛阳，轻伤病号便在这里治疗。我们一面受训，一面担任医院的工作。我被派跟副班长老李收发病兵的军毯。由河那边到的伤病兵，每人发一条军毯，归队或转院时收回。我们都穿了棉军装，新到的伤病号们还是单衣，一床毯子不够暖，夜里来我们上哀求多发一条，老李决不肯加，毯子多得很，不能做好事。他把他们赶回去。第二天清早，他和正班长去查号，所有铺炕的麦秸都烤了火，化成了灰，他俩便没头没脑的用杆棒揍他们。

伤病号蝼蚁不如，在这前线的后方；便大后方的荣誉军人却曾一时气焰万丈，把院长和看护收拾得服服帖帖！

转眼之间，三个月过去了。我们的学业结束，跟军医处迁到孝义来。到这里更自由，真像在渡假。没了操，没了讲，早饭后，做完了例行工作，便三三两两的出去逛，大街小巷串遍，名胜古迹访全，直到晚饭前才回到班上来。

这里是大诗人杜甫的故里，一抹平地，「小桥、流水、人家」，人家不多见，因为人们建居，喜欢在地平线下，挖一个正方的院子，有三层楼那么深，由院子的四壁上，凿出门窗，挖成四合套房。牛棚驴槽也在门旁檐下。院子里栽的榆树，树杪拂着地面，但见炊烟，不见人家。老子的「凿户牖以为室」，便是说的这儿了。

吴佩孚在这儿建军过兵工厂，地上遗留了厂房，地下遗留了深且广的交通通道网。还有兵工厂的失业工人和工人的家属。

一天早上，紧急召集，我们三班站了个门字形，准备听训话。马科长陪着处长来了。处长口里喃喃着：「得到的电报，前天去世了！」跪了下来，叩了个头，我们不知所措，科长已拉他起来。散队后，才知道是处长的母亲死在河北原籍，处长要在这儿开吊。

这里的旧厂房，办公厅，礼堂等都还在应用。即刻由兵士们来布置，扎采，做起开吊的准备。班里放出空气，上等兵两元的份子。我听了这种「打秋风」的手段，很是愤怒。以我们的粮饷说，出两毛钱的份子，已不算少，怎么会出两元钱？抗战死了那么些兵士，谁给他们吊唁？跟我行动的只有李兴奎，再没有胆大包天的！

我们两人各出两毛钱，不去吃吊丧筵。没有人批评我们，没有人敢同我们说话，在这丧期内。

开吊后不久，班长张立勳对我说：「梁山，你该走了吧！」

这时房里只我们两个人。我们两人的铺紧挨着，有时我缠着他讲故事，讲他那些风流史。他是河南人，大个子，对弟兄们好，从不发脾气。嗓音沙哑，自称是梅毒噪子。

我没有答话，我不知道他是好心是恶意。

其实，我和老马早在商量开小差。他得到信息，西安正在招工人入川。我也得到逸民发自乐山的信，叫我进川，回工厂去。巧得很，我们在孝义街上遇见了老马的一个旧同事，他住在这儿，肯帮我们开小差，我们把便衣和要带走的东西，陆续拿到他的家里，三个人去看好了路线，定好了时间，我不敢通知阿南和阿奎。他们会原谅我的。

明天就要走了，今天下午，三班里提回一个开小差的。这人有鸦片瘾，人缘不好，他穿着军服在车站候车室里等车，被班长和一个老看护兵捉了回来。科长集合了全体看护兵，训话之后，打扁担。打得他鬼哭狼嚎，无人替他求情。

早晨，老马问我「如何？」我说，定了的日期不能改，我这两腿已准备等他们打烂！

十点钟，我们到了郊外的一座废砖窑，那位朋友带来了我们的东西。在窑里脱下军装，换上了便衣，天气还有寒意，直打哆嗦，和那朋友作别后，直奔黑石关车站，在站的西头，信号灯底下的路边伏着。一列煤车出了站，老马一伸手上了车。我却没有他这么方便。原以为煤车开得慢，初出站便不会快了，哪知一出站是下坡路，车竟快得我一伸手一个车厢已经过去了，好歹摸到一个把手，几乎把我带到车底去，赶紧松了手！老马这时站在车卡里直招架不住手，我一时拿定主意，只能上守车，没有被拖进去的危险。守车一到，我跟在后面，两手抓住了扶手，跳上了车踏脚。老马赶来守车，两人庆幸成功。他责备我爬车的本领不济，我诉说，我是头一次干这个，哪能和他这老铁道比，两人争论未休，车忽然慢下来，比行人还慢，一个大上坡正在前头。早知如此，来这儿上车多好呢！

这一天是一九三九年的三月廿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