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了兵

保卫武汉的声浪越来越高，武汉吃紧了。先保卫，后撤退，随着是沦陷，当时的三部曲。厂方传出迁往四川的消息。工人们纷纷的议论「怎么办？」有家小的更焦急。晚上，小柳家里集会的人更多了。

忽然，保全部的工人奉到命令去拆清花机，工人们警觉地问：拆了机器问谁要遣散费？午饭时，在饭堂里有人叫出：每一个部门选出一个代表来开会。清花、棉条、组纱、织布，日夜班女工两千人派了十个代表。保全、原动、修理、电气合计男工不到四百人：原动派不出代表，修理部派了小龚，电气间叫我去，我们两个学徒代表了两个部门。保全部的代表是他们的女职员黄云，他一出场就成了总代表，由他代表我们十二个去向新厂长办交涉（新换的厂长，东北人）。我们只在小柳家里开过一次会，女代表们像机关枪一样，达达地大谈战争，而对于厂方会给什么条件却不提。黄云说，她见过厂长，厂长答应尽快的给答复。好像厂长是她的亲人一样。我们工人因为抗战时期，都没有过奢的要求，想先拿两个月的遣散费，跟不跟厂去，是另一回事。就是说，先遣散，后说迁厂。跟厂去的，另行登记。

我和王叔本定期见面，当了代表后，他给了些宝贵的意见。我和他谈到黄云，她的年纪已四十多了，缠过脚，有点弱不禁风，谈吐是知识份子口吻，显然是中共干部。他们已是只教工人听领导的话，领导包办一切。工人们却信不过，要凭自己的力量争取自己的利益。工人们明白：「团结就是力量」。

女工们自动去阻止男工拆机器，保全部的男工停了工。做班的女工照常开工。就在第三天的中午，黄云来到饭堂宣布：厂长已答应发两个月的遣散费，事情算是解决了。保全部的男工可以拆机器，我们等着拿遣散费好了。工人们听了个个疑虑，吃饭的个个静下来，鸦雀无声，不知怎么好。就在这时，我跳上一张饭桌，向黄云道：「你怎么知道厂长一定发遣散费？」黄云说：「我敢担保！」我说：「你凭什么资格担保？你也不过是个工人！要是厂方骗了我们，不给我们钱，到那时我们吃你的肉？可不知你到哪儿去了！」工人们立刻附和我。黄云愤愤地说：「你们不信我的话，我不管了！」说着冲出了饭堂，走了。全饭堂的工人却不走，都等我讲话。我说，我们要领了遣散费才能让厂方拆机器，黄云不当代表，我们重选。上次的选法不公平，应该按人数来选。

一会儿，厂方贴了布告：全厂停工，做班的出厂。我们正开大会，决议不得遣散费不出厂。日夜班照常上下班。大会进行了新的普选。每十个女工中产生一个小代表，维持这十个人的秩序，十个小代表中再产生一个大代表，别的部门也是这样按人数比例产生代表，我们的确良代表团有了廿多个人。他们叫我当总代表，我解释了这名字就不好，向厂方交涉，我可以代表讲话，但一定要有三五个代表在场，才不吃亏。事实上，我成了领导人，小龚是我忠心的伙伴。他一直陪着我，我们整夜巡视，提醒小代表们注意火烛和坏人。

有两个参加过二五一二七的老工人来讲了些流氓破坏罢工的手段。他俩都胆怯，不及青年人。女代表增多了，男代表只有三个。我和小龚之外，保全部选了个老头代表黄云。小龚是个孩子，一身黑油工服，脸上黑灰，从不向女工逗搭。我也从没接近过女工，没讲过半句俏皮话。却意外的一个小代表向我送风情，遭到别人的斥责。大家知道谨慎，防范谣言，不能叫人由这方面破坏我们。工人的自觉高，传统的斗争经验强，勿须宣传和讲解，他们都知道正确的斗争方向。我们虽然是场小规模的行动，为时仅仅两日夜，工人们所得的教育可不浅哩！

魏科长的传令兵来叫我去接梁库长打来的电话。我回答他，开完了会，我会打电话去的，现在没有空——梁库长这个关系从此断了。

两天后的上午，厂方贴出即发两个月的遣散费的布告，我们胜利了。工人们领了钱出厂。我和小龚结了友情，谈到了黄云和我的不同，谈到了什么是托派。可惜我们无法保持联络，武汉失守后就和小龚断了音信。

厂方跟着贴出了迁厂的布告，各部门的领班都跟了去，他们推荐的师傅可以跟了去。至于普通工人，就诸多限制，而且工钱并不增加，工人们就不愿离乡背井了。电气间的头脑邀了汉福同去，癸丑不跟他去，决意和小山同去西安大华纱厂找大山，他们原是汉口一间电气作的师兄弟，以大山癸丑的手艺最好。大山虽然一直当头脑，但却维护工匠，不完全听命厂方。我这学了九个月的徒弟，还想学下去，便决定跟着师傅走了。这时武汉的托派已零落殆尽。逸民、小扈早走了。王叔本就要回上海，他对我去西安很赞成，他以为李子谊会招呼我的。

我们到了西安，癸丑住在大华厂的工人宿舍。我去访问李子谊，他已为我安排了职业和住处，在城里西北角上一间小学里当教员。校长李衡甫是北平的老托派。围绕着李子谊的老托派还真不少，十多个，都桑梓效力了。当年学生时代赫赫有名的李子谊，现已改名李慎时，这名字就表明了他的方向，他这时是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西安分社的社长，胡宗南的智囊。

在这小学里还住着一位流亡者，由大少，他是山东省银行很长的大少爷，他代表李慎时向我宣布了我应守的戒律。

我问李慎时有没有别的工作可做？他说卅五军，傅作义那里有干训班，随时可以介绍我，由他们的驻西安办事处送绥远。傅作义也很赏识他。

我想他给的路子还不及梁库长的宽，还是自己找吧！

大华纱厂在西门外，我有空就去找癸丑和大山，希望能进厂。这真难，他只把小山塞了进去，癸丑都在闲着。想进厂的人实在太多。

一天，我到他家，他刚从城里来，兴冲冲地说给我找着一份工，先去干着，再等机会。城里华清池澡堂向他要一个电灯匠，管理六十多盏灯和一个水泵，每月二十元的工钱，洗澡洗衣不要钱。工钱虽小，无活干，可真快活！癸丑却说：我只学了换「七匹半」的马达考耳，没摸过灯，不懂线路，保险丝都没换过，哪敢去应这个差！我多么想接这个事，可真不够料，我虽然懂得灯线，但不熟，更不知水泵是什么，我只能咽咽唾沫，让这机会白过了。

霎眼就是两个月。由大少忽然通知我，要我搬家，说我没遵守合约：和学生讲话越轨，常到西门外工人区里去。校长李衡甫告到李慎时那里。由大少是合约的执行人。

我搬到工房的大山家里。大山嫂子十分关心我，安慰我。「不要愁，饭有得吃，怕什么？」我帮她带了几天小孩，她更喜欢我。只是工房里实在窄。小山夫妇睡在新搭的阁楼上。我和癸丑在地上摊铺后，就没有插脚的空地。我决定走了。报纸上登了招考看护兵的广告，我去考取了。剃光了头，换了新棉军装，来和癸丑大山作别，大山嫂子直抹眼泪，泪眼望着我这落难的王孙（她认为），登上火车，向东而去。

真的当了兵，和头一次当兵心情不同了。不想升官，不想发财，只想结交那有志气肯革命的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