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会议

八一三后，我的生活费由组织津贴。正是那有了饭钱无房钱，我只好到跑马厅找刘元俊，和马夫们一块儿住起来。刘元俊介绍我与一位巡捕相识，说是邵鲁的父亲。当巡捕的真没好人，刘元俊就瞧不起他，说邵鲁和他相比，那是天上地下。去年我来时，这位老伯在泗水纳福哩，刚娶了年轻的太太。刘元俊因此骂他，五十岁的人了还娶十八的大姑娘，给儿子做媳妇还说得过，老不要脸！这时他在一家洋行看大门，上夜班，见面点点头，他从心里恨我们，儿子为了我们吃官司，不能给他钱花。

我住进这间房，只有一个是马夫，刘元俊的侄儿。老汤是老住客，刘季泉和我是新来的。不久又来了个鲁西人，给德国人当大师傅的。老汤自视地位高，真正工人阶级，东听西说的发表些抗日言论。大师傅回来得晚，要十点以后。他一回来，就找我给他写帐，把当天买的牛肉、蔬菜、水果都给他写成英文帐。其初我真写不来，翻查字典，费了不少脑筋，刚弄熟了，大师傅却给老汤赶走了。因为他是个小型胖子，一睡下就打呼噜，妨碍别人睡觉。

刘季泉是泗水人，卖膏药的，刚从皖南一个矿上来，看看这里的乡亲就回山东去，工人赠他万名旗，他在那里既赚了钱，又挣了好名声。如今租界成了难民世界，随地摆摊，他也就短不了找几个盘川钱。我去给他站过场，当过观众。我想从他这里吸收点江湖气，他以为我要干他这一行，给我讲了很多学艺的经历。

这时我的组织生活是和寒君、华镇彬一个支部，有时蒋震东也来参加。寒君讲话尽是煽动式的，一定要把窗门关起来，才能挥拳辟掌的淋漓尽致。他于工作尤其顶真，也很有办法，讨论到技术性的细节。我所参加的抗日团体，都是由报上的广告和陶派介绍的。这类团体的主事人都是中共，初时叫我参加宣传小组，发传单，街头演讲等，深入一点的谈话，他们就探出立场的差别，他们是抗战第一，不容沾联民主要求，一有可疑，就停止派工作了。有一个难民收容所，陶派介绍我去当工作员，可以吃一顿午饭，收容所的主持人只问我两句话，就说我到晚了，位置已给了别人。我和寒君研究过那两句话，他也慨叹中共的人们敏感过人。

有一次，我按照报上的广告，到一个救亡会去报名，报名处设在法大马路的一间商店的门口，没有救亡的宣传品，只有一个负责登记的。报名表上有志愿一格，这人指导着应填「自愿」，报名的人不少，都填了「自愿」，单上印好了集会日期，上午十一点到报名处来。到了那日，救亡者一到，他就指挥你跟定前边一个人走，不要太近，不要落伍，这样拐来湾去的出了南市，进了中国地界的聋哑学校。因日军轰炸，已无居民，我们以为在这空荡的学校里等候演讲和讨论，人有三四百，站满了操场。十二点了，突然冒出了几个国民党的武装军人，站在台阶上，宣布他们是忠义救国军，我们既是「自愿」来的，就听候编队、训练。将来的任务和工作是爆破敌人的铁路、桥梁、码头、货仓……人们一听，都楞了。静了一阵，跟着是嗡嗡声；终于有人提了意见：我们来开会时，家里并不知道留下干工作，还等我们吃午饭哩。应该让我们回家安排一下，再来投效好吗？这全场的要求，使那些老爷们不得不改变了办法，叫我们站成三队：第一队是参加了他们的队伍不回去，就受编制的站出来，十来个埋伏的小瘪三蹦蹦跳跳地站在一齐，高叫着他们不回去。老爷们等了一回，没有人跟过去，便吩咐先给他们开饭！接着宣布：第二队是回去再来的站出来，几乎所有的人站到这一队里来。剩下的三五个站了第三队，是不去有返的，他们是残废病人，以为是来领救济金的。老爷们叮嘱我们为他们，也就是为国家，保密！不回来时也不要乱讲今天的经过！我们却向他们保证一定回来！老爷下令：放我们走了。仍是成串的单线走，进了租界。一进租界，一片咒骂声，大家庆幸逃出了陷阱！

邵鲁由苏州释放回来了。他只和小赵叙旧，对他父亲了无敬意。一二八前他是电话工人，和小赵同事，他在组织里很能干。组织安排他给李福仁当司机，便于他做交通工作。去年正月里他到小赵家里吃饭，到附近的白云观去白相，被特务捉了去，送了反省院。如今他无意恢复组织生活。南京政府成立了防空照测队，在沪招考机匠、电工、司机等，他考上了司机，很快地出发了。我热切地盼了很久的邵鲁，却冷冰冰地一霎时就不见了他。

他走后，刘家良回到了上海，住在荣市路一间灶帔间里，我去看他，他正在他国际写报告，说，现在只有他能用法文写信，而他的法文是在监狱里学的。又说了他在监狱里英雄斗争的「优胜纪略」，自称自幼练过武云云。我听着不大是味，即使有一点是事实，也用不着自我宣传。

过了几天，王叔本（注）搬来同刘家良住，王叔本虽是初见，却不陌生。他的逸闻，听娄宣讲过很多。他是东北人，北大的学生，九一八起就干反对派，吃革命饭了。曾到天桥卖过花生，叫侦缉队给赶了出来。他没吹嘘监狱生活，却说有一回想吃烧鸡，想得厉害，写信叫人寄进去，收到时已不想吃了。他天天到老樊家里去，回来谈些老樊的病况，不久，老樊死了，伤寒病死的，他是云飞汽车行的司机，那时月薪八十元，捐钱最踊跃。

租界里人越来越多，房租上涨，寒君也搬到灶帔间来，跑马厅的垃圾鬼把我们寄居的客人都清出来，我也搬来了灶帔间。

我们都是少壮派，于陈独秀的西去武汉不满意，发表那些言论更是堕落。彭述之到了上海，组织筹开扩大会议。分成两组，两地同日开。我们这一组在老曾家里开，他是福建人，中学教师，所住楼房相当宽敞。他的太太不是同志，躲到邻家去，会开完了，她交给我一小包衣服，叫我带回山东去，由山东寄，她的前夫是胶东人，牺牲了，她还周济前夫的老母，由上海寄东西，不容易收到。后来他们夫妇出了国，脱离了组织。

我们这一组：灶帔间的四个，外加老彭老曾，六个人，开得很顺利，没有一个为陈独秀说话的。我听了彭述之的报告后，心里想，陈已完了，今后要跟彭走了。回到灶帔间，寒君说，想不到老彭和我们的意见一致，他是准备向老彭开火的！另一组是陈大哥蒋振东等，他们这组反对一棍子打杀陈独秀，老托已几次支持过他，不能轻信老彭的结论，老彭是准备坐上首席的人。

扩大会议后，两星期，才印出对抗战的决议案，十一月九日，我带了决议案，乘太古的贵生轮回青岛去。

我久已没见陈大哥，以后再没再他。

注：王叔本即王振华，一九八三年八月十三日北京《光明日报》，十六日上海《文汇报》，均记有王振华黎洁霜夫妇及子小华幼华，在一九四九年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白公馆被国民党惨杀事，并尊称为「托派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