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 人 类 工 作
——马克思生活记述
[德] H.E.西格里斯特 著述
罗章龙 译
顾俊礼 校
HEINRICH ERNST SIEGRIST
FUR DIE WELT ARBEITEN
根据柏林论坛出版社1954年版译出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年三月第一版
译者前言
翻译马克思传记是我多年的宿愿，六十年前就有此想法，但因当时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找不到合适的版本，计划未能实现。一九二四年赴欧洲工作时，在德国我特意到马克思故乡特利尔城访问游历，搜集关于马克思生平的文献资料，并利用不工作余暇进行翻译，可惜这部书稿在归国途中遗失。解放后我在武汉湖北大学任教时，无意中发现西格里斯特所著《为人类工作——马克思生活记述》一书，大喜过望，当即着手翻译，完成了初稿；一九七九年我调北京工作，又重整旧稿。在这过程中，幸得顾俊礼同志鼎力相助，他不仅精心校订原稿，并且增加了注释；李国麟同志又对译稿作了最后校阅，提了许多宝贵意见。当此书与读者见面之际，在此，特致谢意。
罗章龙
1980年2月立春日于北京
为人类工作
斗争是他得心应手的事情。
——弗·恩格斯
一八一八年四月的最后几天给摩塞尔河谷带来了初夏的温馨，桃树上的红花、樱桃树上的白花早就凋谢了。五月初，古老的罗马式城市特利尔的筑有炮位的花园里，早熟的樱桃树已经摇曳着嫩绿色的新果，只有近处的葡萄山上还没有多少春天的景色。葡萄树的蕾芽已经萌发，葡萄藤的嫩汁就象新酿的葡萄酒那样，稠黏地、芬芳地使劲浸入褐色的苞叶象要喷出来似的。暖风轻盈拂过山坡，阳光抚摸着片岩间小粒的石英，这时山上总是一闪一闪地发出闪烁的光辉。
摩塞尔河谷变得生气活泼起来，几个星期以来到处洋溢着渔夫们的喧嚷声，这是从山上传到城里大街上的回声。穿着五彩缤纷的衣服的妙龄少女手挽手地漫游街巷，她们的小辫子上系饰着各种彩色发带，不断地对青年小伙子投以倾慕的流盼。
五月四日的夜里，律师兼公证人亨利希·马克思在布吕肯巷664号住宅的房间里神情不安地踱来踱去。这位心情喜悦、安祥文雅的人一再把耳朵紧紧地贴到房门上倾听，焦急地把两个拇指插进背心的肩缝，他向走廊跑了几步，随后又重新仔细察听。这样过去了几个钟头，直到那位城里的助产妇阿尔普士大娘最后从卧室里匆匆地跑出来含笑携着他的衣袖告诉他，他已经做了儿子的父亲了。
这个男孩是五日凌晨大约两点钟[1]的时候出生的。他是这位律师同父姓普列斯堡的罕丽达结婚后生的第二个孩子，取名卡尔·亨利希。
* * *
壁炉上的小小座钟在镀金的钟座内嘀哒嘀哒地响着，华丽的台灯的明亮光辉下，律师正在低头读一本书。
“罕丽达，这位伏尔泰是那些最善良的人们中的一位，可惜你对文学的兴趣不大。”
这时，罕丽达却转身望着她的儿子。她那年青的、但却充满母爱的面庞幸福地注视着那个坐在地毯上玩的儿子的浓厚的黑发，儿子有时瞪着大眼睛望着她。
“他说过，写作必须朴实，必须了解人类的心声，并且让它说出来。另外你知道，他已经为法兰西发现了一位莎士比亚呢!”
但随后，亨利希·马克思想起他的妻子对这些事并不感兴趣，他的罕丽达把全副精力都用在了家务方面，因此读的书很少。
他重新打开书，开始阅读"Cosi—Sancta，一个小小的错误带来了很多好处。”他几乎还没有开始看书，侍女就报告年青的弗里德里希斯来访。
一八一七年十月，弗里德里希斯同来自各大学城的五百名大学生一起经由瓦尔特堡到爱森纳赫去。在那里，他的朋友里曼在城堡的骑大发起爱国统一运动。学生们把可恨的反动文告和一根殴打土兵的棍棒扔到火里烧了。
“您请坐，同事先生，我发现您又在生气。”律师指着华贵的罗可可式椅子请客人坐下。
弗里德里希斯是高等法院的陪审官，他参加了泛德意志大学生协会。在该会的纲领中写道：德国是统一的，而且应该只有一种思想、一条心。
弗里德里希斯热情地、滔滔不绝地说着：
“我们究竟生活在怎样一个国家里!三十四个诸侯分割了国家政权；成百个关税区把德国内部互相封锁起来；费希特被禁止活动，施泰因遭受迫害，而诗人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则被解除了教授职务； 国王今天是否还履行他的诺言呢?他本来想给我们制订一部宪法，可今天他不再想这件事了!律师先生，您看看人民的处境吧!奴隶制虽然废除了，但是农民今天的生活改善了吗?!我们需要德意志国家的统一!德意志联邦正处在梅特涅暴君的严密控制之下!
弗里德里希斯从他的坐椅上跳起来，他豪放地做了一个手势，说：
“而您呢，同事先生?我看，您只是安闲地、自我陶醉地读拉辛和伏尔泰的著作!”
亨利希·马克思试图使这位年青的同事安静下来，但弗里德里希斯粗暴地打断了他的话：
“至于卡尔斯巴德决议吗?监视大学、大学教授和大学生——检查报纸，禁铜思想，通过制订取缔煽动民众的法律放逐一切爱国人士，就连大学生听讲笔记本也要反复侦查。可耻，简直太可耻了!”
亨利希·马克思不知不觉地同意了弗里德里希斯的话。这位青年同事讲得完全对。德意志联邦国家象一座监狱，诸侯们从市民和农民身上榨取高额租税，他们躲在豪华的宫殿里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并且用一个阿谀谄佞的侍臣的宫庭把自己包围起来。他们是德国统一的最可恶的敌人。
弗里德里希斯再次突然打断那位年长的同事的思路，说：“只有我们去创立一个统一的、自由的德国，现状才能够改变!”
他拿着帽子匆匆地走了出来，好象立即就要奔赴反对侯爵们，为了德国统一而斗争的战场似的。
* * *
这是一八二二年的夏天。
从马克思邻居家的花园里，即枢密顾问官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家的花园里发出了欢乐的儿童的笑语声。一个可爱的小姑娘的声音大声地喊：
“现在你找我吧，我离你一点也不远呀!”
灌木的树枝发出沙沙的响声，一个满头黑色卷发的男孩用他的强壮身躯拨开那鲜花盛开的灌木，大笑地纵身走出来。
“我在这儿呢!”
那男孩停下来，仔细察听那个小姑娘的声音是从哪个方向来的，想了一下，飞快地向一棵紧靠着花园墙边的高大的杜松树跑去。
八岁的燕妮·冯·威斯特华伦抱着这位天真的，带笑的四岁男孩，把他引到自己家里。
小卡尔喜欢待在这儿，因为燕妮有很多玩具：洋娃娃，小人书，积木和活动人。红头发的泽特用聪敏的眼光注视着玩要的孩子们。喜欢阅读菲尔基尔和荷马史诗的房主人微笑着放下手里的书看着他们。
他很喜欢这个向他提出了许多问题的邻居家的活泼的孩子，他甚至中途放下他爱好的书本去回答卡尔的问题。
当近处教堂的人种打十二点的时候，燕妮才把小马克思送回他自己的家里。
* * *
卡尔十岁生日的那一天，父亲给他讲了善良的婆罗门教徒的故事。
“再读一遍！”小卡尔请求地说，他聚精会神地倾听每一句话。
“我自己考验自己”，父亲念道，“应该承认，假如我也愚蠢的话，就不会有幸福。”
这些话引起了这位十岁的少年的注意，因为故事感动了他。父亲亲切地抚摸着他的头发，说：“儿子，你要一边读书一边思考，这样你就会受到很多启发。”
* * *
时间过得很快。
那是一八三五年炎热的八月。葡萄已经变成了橙黄色，看守人纷纷爬上山坡，住到小屋子里去看守葡萄。
在弗里德里希—威廉中学里，富裕市民的子弟们正在做投考大学的准备。从一八三O年十月以来，卡尔就是这个中学的学生，现在应该通过高中毕业考试了。
考试从八月十日到九月二十四日延续了六个星期。卡尔在考试委员面前接受德文和文学的考试。他的浓密的黑发梳理得整整齐齐，从他的坚硬的密合的白领子中，隆起一个壮实有力的喉核，乌黑的眼睛睁得大大的，一点也不怕地瞧着考试委员会的先生们。
卡尔很少看教师们的亲切面孔，他们虽然尽力矜持，他还是发现他们内心的严肃。
“考生马克思，关于赫德尔你知道些什么?”德文教员含笑地发问。
卡尔·马克思沉思了一下。他在德文课上关于赫德尔几乎没有听说什么，但是他胸有成竹!卡尔考虑要回答。他微微鞠躬，并用坚定的语气答道：
“我想首先谈一谈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德尔的伟大著作。我想起歌德，他曾经肯定赫德尔所著的《人类历史哲学的思想》一书在国民教育上具有深刻的影响。这部著作，研究了从我们星球的自然条件到所有赋予人类的天才和力量的历史发展过程。它把这种历史过程看成一种自然的向前发展。我要附带说明，赫德尔所运用的方法在当时的科学条件下是不足以达到既定目的的。但是，没有赫德尔也就不可能有古典文学。”
卡尔。马克思回答了问题以后觉得惶惑和不安，但引起德文教员注意的是他自己对歌德的见解还不熟悉。
马克思迷惑而惊异，可他心里想着却暗自高兴。
他回答了最难回答的问题。
* * *
莱茵河中游地区，十月问的天气还是宜人的。当卡尔。马克思乘邮车来到大学城波恩的时候，波恩城正沉浸在夕阳的余辉里。他想在这里学习，想跟朗格教授听讲法律学和哲学。大学生们在这座莱茵河畔的美丽的小城市进行公开活动，他来到这儿的第一天就立即感到这个城市可爱。
他注册入学以后，很快就加入了文学团体。埃马努埃尔·盖贝尔和卡尔·格林也是这个团体的成员。那位二十一岁的盖贝尔——即后来“慕尼黑诗派”的领导人以及法文和西班牙文抒情诗歌的天才翻译家——很快就看出来，这位年青的法律系大学生对于文学和哲学比对法律学更感兴趣。
此外，卡尔还成为特利尔同乡会的会员，他穿着大学生的上装，上唇和两颊的毛葺葺的胡须看起来比十七岁的小伙子大一些。在团体的争论中，他是个急性子人。有一天人们谈论艺术的形式，卡尔·马克思大胆地表明了他的观点。他的主张是：“内容和形式一起构成艺术品，两者应该互相补充，构成统一的整体。没有形式就没有艺术品；但是只有形式而无重要内容，也就没有文学艺术。”
因为他还不满意自己说的话，他便思考了一会儿。
倾向于浪漫主义的埃马努埃尔和盖贝尔在细心倾听他的发言，他在青年大学生的活动中显得比较冷静一些。
* * *
在波恩的第一个学期飞快地过去了。卡尔·马克思不是伪善者，他同其它的大学同学一样爱好喝啤酒、享受自由。
他常常想念燕妮，她是特利尔全城最美丽的姑娘。近年来，她拒绝了不少向她求婚的阔少爷，她爱卡尔·马克思，她与他从很小的时候就有了极亲密的关系。
卡尔在第一学期末的假期里回到了特利尔，他现在已经成了堂堂男子，并且具有更加独立的风度。就象他们度过共同的童年时代那样，他常常陪燕妮坐在花园里听鹧鸪啼呜，有时晚上听夜莺歌唱。
但是，现在他同燕妮谈话，向她投去的目光都和以前大不一样了。他向燕妮讲述他在大学城的生活，谈他的学习，他的朋友，也谈文学团体的事。
有一天，他拉着幼年时代的女伴的手，紧紧地握着，柔和而低声地对他那“心上的小燕妮”说：
“我们愿意相爱吗，秘密地相爱?!”
燕妮拉着马克思的手放到自己的唇边，以示回答。
卡尔·马克思和燕妮就在这个时候决定终生结合在一起；只要卡尔·马克思生活在人世间，他对燕妮的思念也就永不消断。
* * *
一八三六年度的假期结束以后，马克思启程去柏林，在普鲁士的首都进行学习深造。公共教育事业在洪堡的影响下有了改进，著名的教授在新建的大学里主持讲学，卡尔·弗里德里希·申克尔用他的石牌楼建筑群美化了柏林市容。
卡尔·马克思开始学习后一年便迁居到座落在施特拉劳旧渔村的由渔夫戈特利布·克勒开设的旅店，并在那里用膳。马克思的求知欲很旺盛，每天都从图书馆带回许多书籍，渔夫老克勒见了怀疑地摇摇头，直率地对他说：
“我这里不是大学，而是人们喝啤酒的旅店!”
卡尔·马克思往往看书一直看到深夜。每当他读书或写作的时候，求知欲使他目光振奋、精神焕发。
一天夜晚，他突然把笔掷在书桌上，从烟碟里拿起一支雪茄烟，从座位上站起身满怀思虑地走出房间。他要把他读过的书再思考一番。
不，历史法律派的这些代表人物，加布勒和萨维尼是搞错了。普鲁土国家和它的法律都不是历史发展的最高产物。他想，法律应该不断地继续发展。他在思考中清算了法律学派，他认为，法律学派是这样一个学派：即它通过昨天的卑劣行为来使今天的卑劣行为合法化。这个学派宣称：如果农奴所受的鞭挞是传统的，是经过岁月和历史允许的，那么，农奴反抗鞭挞的一切呼吁便都是叛逆行为。……
他情不自禁地跳起身从一叠整整齐齐的纸中抽出他的一个笔记本，自言自语地说：
“凡是经不起我批判的东西就应该废弃，那怕这种观点是代表权威的。”
他走到蜡烛灯光下，脸上泛起笑容，雪茄烟圈的兰灰色的烟圈冉冉上升。马克思翻阅着札记本，直到他找到下面的这段话：
“为了你的徭役，我将把我的不幸的命运给你。可以保证永远不再斟换。这是按照普罗米修士[2]回答上帝的使者赫尔墨斯[3]的话”
不！他不会提借助徭役，绝对不会的！他沉思地看着札记本上的摘录，那是他在特利尔的弗里德里希—威廉中学当年青气旺的学生的时候在毕业考试前记录下来的。
第二天早晨大约七点钟，马克思兴奋地到大学去。他穿着一件新外衣，花的，胸前还带着丝的细带。
昨天，他用辛辣的嘲讽刺激了其它系的几位同学。他决心写一首关于医学系学生的短诗，那些医学系的学生硬把心理学、数学、人类学和伦理学都归纳为肉体的演进过程。他们认为，一种花，只有当它适于煮成洋葱胡萝卜汤的时候，才会受到人们的重视。
他嘲笑、刻画有些人在讲演时的痴愚相。只有纯粹的数学家吗?啊!那些斤斤于计算数字的人没有别的兴趣，他们不关心热烈活跃的生活。
他记起第二天是他的父亲的生日，他寄赠给父亲一本诗册作为“孩子的爱的菲薄纪念”。
父亲将怎样回答呢?
马克思知道，他的诗没有显露多少诗的天才，但是它的内容却是真实的经历。
这对于他来说是决定性的。
他正为他的燕妮搜集整理了一本民歌选集。
他现在已经同她订婚几年了。在这期间，燕妮自己必须经受艰苦的考验，她因此而患了重病!亲眷们认为马克思是一个烈性汉子，马克思对此一笑置之。他信赖燕妮的爱情。
马克思怀着这种心情回到了大学。在途中，他又有了一番无谓的思虑。所好的是，黑格尔信徒甘斯的讲课一直使他感兴趣，否则他要无休止地遐想下去。他也喜欢里特尔教授。甘斯和里特尔是他所最尊敬的教授，因为只有他们能给他一点知识。
他踏进学校，拜访了同学中几位相识的，便立即同那些志同道合的学友高谈阔论起来。
* * *
马克思晚上常到“博士俱乐部”去，这是一个青年黑格尔派的交谊性组织。大学讲师布鲁诺·鲍威尔和教员弗里德里希·科本正在那儿主持讲演。
这个博士俱乐部是一个青年的反对派的知识分子团体。它的几次讨论会已经在城里引起了一些轰动。虽然人们也认为，正如他们自己所申明的那样，这还不是最后总结的智慧，可是科学家、公务人员、商人和医生都同情青年黑格尔派。
当马克思被引进来的时候，人们首先对他怀有异样的感觉。他们起初以为，这位青年大学生在争论中恐怕不会有特别的见解。但是第一次辩论表明，马克思很熟谙黑格尔和他的哲学。
在他说话之前，他大多数都站起来，在室内踱几步，沉思地把他的食指按在唇边。
一天晚上，他的脑子里浮现了一种思想，几年之后，他把这种思想作为序言写进了他的博士论文：
“只要还有一滴血在哲学的、征服世界的，绝对自由的心脏中跳动着，哲学就永远会象伊壁鸠鲁那样向着它的反对者喝道：‘那摈弃庸众所信的神灵的人，不是不敬神灵的人；那附和庸众关于神灵的意见的人，才是不敬神灵的人。’”[4]
他激昂地说出了他刚才所想的话，布鲁诺·鲍威尔报以热烈的掌声。弗里德里希·科本被青年马克思的知识和斗争勇气所感动，微笑地说：“这才是从自己心中说出来的。”
一天晚上，在一次激动的谈话之后，马克思写了一封信给他的父亲，并且告诉他博士俱乐部的事情和它的目的。“这里在争论中公开了很多对立的意见，并且我总是紧紧地钉住现代世界哲学。”[5]
时钟已经打两点，房间里一片寂静，只有那古老的调节时间的钟摆在嘀嗒嘀嗒地响着。
马克思用他的难于朗读的文章报告他的文学造诣。
“学期末，我又找到了牟塞的舞蹈和沙提尔的音乐，在我寄给您的那最后一本里，通过不自然的幽默……，通过失败的、幻想的戏剧表现了唯心主义，通过这些直到最后他完全突然变化，并且转为纯粹的造形艺术，而绝大部分没有令人鼓舞的目的，没有奋发的思路。但是，直到看了最近写的这些诗，才突然像叫魔杖打了一下似的，唉!这一击在起初真是毁灭性的，……一个直正的诗歌的王国像遥远的仙宫一样在我面前闪现了一下，而我所创作的一切全都化为灰烬了。”
他凝视着他左手上的戒指遐想，他的眼睛使他恢复了生气，他两天以来还没有给他“心上的小燕妮”写过信。她一定在非常想忿他呢。
他从装着精致的信纸的箱子里拿出一大张崭新的信纸给燕妮写信。
当马克思就寝的时候已经清晨四点钟了。他感到疲乏，觉得眼睛昏花，额头发热。
第二天他发高烧了。他不仅不能到大学去，而且必须在床上躺几个星期。他只能慢慢地从精力耗竭的状态中休养复元。
为了恢复健康起见，马克思病愈以后便迁到柏林许村大街住，从这里到大学只有几步路远。
最初几天，他去游览施普雷河，参观维尔茨豪斯公园的活动，听渔夫克勒的风趣的谈话。但是过了些时候以后，他感到好象失去了什么似的怅惘。马克思又被书籍和讲课吸引住了，他忘记了其它的一切。他被丰富的科学资料所吸引，他不倦地工作，通常是单独一个人从事研究，探索他自己的道路。
虽然如此，但他并不是一个隐士。家中父亲汇来的钱很少够用。有一次，父亲虽然很窘困，还是寄来一大笔款子资助他。
每当卡尔在大街上走的时候，他总是注意观察一切事物：正在游戏的儿童，官府中戴着大礼帽的大人先生们，走街串巷后正在休息的鞋匠艺徒，以致那些自个儿狂吠的狗。但是他不只是观察表面，而是试图去观察事物的深邃处，他研究社会差别的原因，居民区贫富之间的矛盾。
在柏林和在莱茵省一样，那里的工业高度发展。在这段时期，交通技术在德国发生了巨大的飞跃：一八二七年莱比锡至阿尔腾的铁路线通车了；一八九三年莱比锡至德累斯顿的铁路也通车了。它是德国的第一条货运铁路。
但是德国的交通发展比起英国来缓慢的多。卡尔·马克思认为，其中的原因是诸侯们考虑不要失去他们从旧官道上得到的这些收入，而且邮政也是侯爵冯．图尔恩和塔克西斯私人经营的事业，甚至货运的马车夫、客栈旅馆的老板和制造车辆的车匠等都是铁路的顽固反对者。
工业无产阶级每天劳动十二个小时或者更长的时间，仅仅获得不足温饱的极低工资，在死亡线上挣扎。相反，工厂主却一天比一天获得更多的利润，他们购置豪华的别墅、大量的土地，拥有仆役和家庭教师，俨然尊贵的容克地主的样子。
卡尔·马克思看到富人生活和近代工人赤贫之间的显著矛盾，这使他沉思，他甚至几个晚上都在想怎样才能改变这种不合理的恶劣状况。
一天，马克思完成了为燕妮编选的那部民歌选集。选集是精美的八开本。他反复观察这本集子，甚至他亲自设计封面，安排装订。黄绸的封面上带有红色的玫瑰花，这象征着他对燕妮的爱情象红色的玫瑰花那样光辉闪烁、热烈温馨。他在反复寻找之后，才在菩提树大街找到了一家装订社。
当他翻阅诗册的时候，使他惊异的是：诗册里竟然没有他自己写的一首诗歌，他喃喃自语：“这些诗歌比我的好些，如果别人的诗句是绝妙好词的话，为什么还要用我自己的诗去表达我的爱情呢!”
卡尔没有再写诗，因为希腊哲学史的研究把他的时间全部占了。
他的指头抚摸着黄色的绸绢，燕妮的形象就浮现在他的眼前。近年来她长得更美丽了。他想到上学期末的假期中和她的一次谈话，想到同燕妮的母亲发生的争执。
他低声说道：“不会的，我们不会分开的!”
他细心地把书包好，并附了一封信，写了许多心里话，匆匆地跑到邮局寄出。一路上，他哼着欢乐的歌曲。
卡尔在柏林学习四年，最后一学期他很少离开自己的房间，连夜赶写他的博士论文。
一八四一年的一个春天的清晨，他放下了手中的笔，愉快地走到开着的窗户前面。他深深地呼吸着清新的空气，右手抚摸着前额。他为完成了自己的创作而感到骄傲。伟大的博土论文《德谟克里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已经写完了。
但是马克思总还是不满意，博士论文应该有个序言，一个不受拘束的序。
他重新挥笔如飞，只有在思考问题和翻阅草稿时才停笔。
“在哲学的历书上，普罗米修士是最崇高的圣人和殉道者。”[6]
这是序言里最后的话。
他的研究著作于一八四一年三月三十日完成，他把博土论文送给耶拿大学，后来耶拿大学授予了他“哲学博土”的学位。
为人类工作。
——卡尔·马克思
卡尔·马克思于一八四一年六月回到波恩，当时这位青年博土才二十三岁。他于一八三五年曾在莱茵河中游这座美丽的大学城学完第一学期的大学课程。在严格的中学生时代之后，他第一次体会到大学生自由生活的愉快。
他一到波恩就立即赶去莱茵河凭眺。他走到古老的穹桥上，那是联结城市和博伊尔郊区的一座桥。利·伦大主教昔日居住的地方就在那七山脉环抱之下，它在夕阳斜照里发出灿烂的光辉。后期罗马式的大教堂的石板屋顶闪烁着淡青色的光芒。卡尔一直走到桥中间，观览奔腾不息的江流。那时乘船航行必须经过许多邦界，正因为这样，所以马克思的思想便停留在不幸的小国群和德意志国家的分裂问题上。
他忽然想起革命的海燕。他们是诗人亨利·海涅、格奥尔格·比希纳和格奥尔格·赫尔韦格，根据梅特涅的命令，他们的著作都被禁止印行。
青年博士马克思同这些革命的诗人们一样，也在向往一个统一的德国，在那里没有内地关税和经济限制；向往一个民主的德国，在那里永远消灭了暴虐的侯爵们的统治。马克思想起格奥尔格·赫尔韦格所作的一首共和主义的自由之歌中的一节：
“甚么地方还有暴君，
让我们勇敢地抓住他，
我们爱的够久了，
而我们最终要憎恶他!”
他想到法兰西的六月革命，想到黑森农民的六天起义，想到一八三二年汉巴哈大典以及所有爱国人士遭受迫害。革命的资产阶级到处都开始发动起来，向政权进军。
当马克思走过市区的时候，他想，在各条大街上可能会遇到悻悻然的普鲁士反动派；他向王宫望去，那里是大学所在地，他向往在那里当哲学讲师。
在回旅馆的路上，他对一切可能发生的事情都加以深思熟虑。回忆和计划常常使他苦思，因为他一旦有了某种思想，总是试图想出一个结果来。
六月的夜景是多么美丽!空气新鲜，万籁无声。白天的热气还久久的留在城市的胡同里，即使在河岸上也是余热未散。大学生们在装饰着纱灯的游艇上沿河岸唱着愉快的歌曲。
马克思等候了几个星期，后来他知道，反动的普鲁士政府和它的大学的全体教师拒绝他当哲学讲师，他们想把马克思排挤出教育界以外去。
他把这件事情告诉了他的父亲，同时也告诉了燕妮，并且用极大的热忱投身到新的研究中。
* * *
在中世纪建筑的科伦城区，有着狭长如画的长街，街上有漂亮的市民住宅群，这些住宅群耸立在古老的教堂和有名的哥特式建筑的圆顶之间；与此相反，科伦的新城区则表现了近代建筑的特征。
科伦自古以来就是一座大城市。特利尔和帕德博恩的主教区同属大主教的管辖区。城里的商业已经日益繁荣起来。
这里的空气比波恩更自由、更宜人。由于中世纪的一再改革，汉萨同盟时代强大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进步的同业工会，这一切影响着这个古老的莱茵城的居民的精神。
这里出版的《莱茵报》把马克思当作第一批撰稿人之一，因为他经常从波恩给该报投寄文章。《莱茵报》的创办人很久以来就在物色一位可靠的主编。
一天，发行人康普豪森和汉泽曼正坐在发行人办公室商量这件事的时候，两位发行人的朋友贝特霍尔德·奥尔巴赫走进来了。
他把刚才从赫斯那儿收到的一封信递给康普豪森，一面向他喊道：“先生，我相信我们已经找到了合适的人了!”
康普豪森是一位沉着的实业家，莱茵河畔资产阶级自由反对派的代表人物议员，他很久就推崇黑格尔左派的理论家。他从容地接过信，念道：
“你将高兴，这里结识了一个人，他现在也是我们的朋友了。……你可以料到，这位伟大的、也许是唯一的、当代有生气的，实在的哲学家，首先是无论他在那里公开出现(写文章或讲演)，他就吸引着整个德国的视线。他的倾向或他的哲学修养，不仅超过了斯特劳斯，而且也超过了费尔巴哈，最后很有意义的是……
马克思博士——我就是这样把他作为偶像称呼——是一位还很年轻的人(大约最多不过二十四岁)，他给予中世纪的宗教和政治以最后的打击，他把深邃的哲学的严肃性与辛辣的讽刺结合在一起。你想想，他一个人集中了卢梭、伏尔泰、费尔巴哈、莱辛、海涅和黑格尔等的全部才能——我说的集中，不是杂凑——这就是你现在邀请的马克思博士。”
康普豪森沉思地看了一会儿，他原先严肃的面孔顿然开朗起来，他含笑把信交给汉泽曼，这时奥尔巴赫紧张地看着康普豪森的脸色。
康普豪森终于问道：“那么，您以为怎样?赫斯的信如此推崇备至，他一定有他的理由，他向来是不轻易称赞别人的。”
康普豪森读过马克思写的文章。他清楚地知道这位青年通讯员的杰出的学识和才干，他也知道马克思的文章激烈地反对普鲁土的反动派，热烈地维护革命的民主政治。
他说：“我也曾经想到马克思，我同意赫斯先生的建议。”
汉泽曼一边点头，一边大声地说：“我当然也同意!”
奥尔巴赫狂喜道：“那好了，往后一切会明白，您们是不用操心了。”
这样，马克思就担任了《莱茵报》的主编。
当时，作为政府反对派的莱茵地区资产阶级的机关报的纲领还是温和的，它只要求普遍的选举权，公开实行政府答辩和出版自由。在经济领域，它要求减轻奋力发展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困难，节约国家财政，扩建铁路，降低诉讼费和邮政费用等。
但是，纲领中却没有一个字涉及新兴阶级，即在莱茵工业城市已经形成的近代无产阶级!一切记载的都只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
马克思就任主编职务以后几天，他召集编辑和工作人员到他那儿去开会，他焦急地等待着开始的时间，雪茄烟在烟缸里熄灭了。他彻底的考虑了报纸的新纲领。他觉得原来的内容太软弱无力，他考虑将来反对封建制度的文章要写得更勇敢些、更富于斗争性一些，而且他也向工作人员提出了要求：
“我要求大家少发些不着边际的空论，少唱些高调，少来些自我欣赏，多说些明确的意见，多注意一些具体的现实，多提供一些实际的知识。”[7]
他沉思地在他的写字台后面踱来踱去，微闪着双眸窥察他的同事们的面部表情。
没有人说什么话。参加会议的五位先生似乎已经信服了马克思的才能和他的政治远见。
马克思最后说道：“先生们，我们用不着害怕，我们无论如何，就是被关进监狱，也要坚信自己的信念和权利。”
* * *
十一月底，他收到日报的柏林的通讯员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报告。马克思对这件事感到很不高兴，脸上露出不愉快的神色。他想起，恩格斯同时也是《古茨科报》——“自由人”[8]的机关报——的撰稿人。
马克思鄙视“自由人”，他们的政治行动是应该受到谴责的。按照马克思的看法，那些已经变得粗野的资产阶级和反对革命的人只是在咖啡馆里喋喋不休地讥笑人民。
他勉强地说了句：“对不起”，随后便站起身来。他决心安静下来，克制自己。如果恩格斯作为“自由人”的正式代表来的话，怎么办?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刚刚结束了他在柏林一年的志愿服役期，他在柏林大学当旁听生，进修哲学，他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感兴趣。他给青年黑格尔派的杂志《雅典》写过稿。马克思读过恩格斯的一篇文章，他反对谢林，并且斥责用他的理论去支持反动的普鲁士国家的那位教授。
黑胡子博士第一次会见恩格斯立即产生了强烈的好感。恩格斯比马克思高了半个头。但是，据说这次会见是冷淡而拘泥的，因为马克思的态度仍有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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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领导编辑工作现在已经好几个月了，在这期间他与新闻检查当局发生过多次冲突。
一天，莱茵省议会休会后重新开会，讨论公布一个保护地主利益，取缔盗窃林木的法案。当时马克思还是一个黑格尔的国家哲学和法律哲学的信徒，他以极大的注意关切议会中关于这个法案的辩论，他经常与同事们谈论这一问题。
他在一次编辑会议上说：“这部法律使私人利益成为引诱犯罪的陷井，我对于永恒公正的信念动摇了，因为占有阶级的代表使这个法律为他们私人利益服务。怎样看出呢?一年内大约二十万刑事审讯案件中就有十五万件案子，即相当于四分之三是属于盗窃林木、狩猎等犯罪。我们在报纸上必须站在穷人方面，站在政治上和社会上失去了法律保护的群众方面。我们不允许取消旧的习惯法。”
当马克思再坐到他的写字台边仔细考虑这个法律的时候，他认识到剥削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他感到，至今关于国家和法律的唯心主义的观点与事实之间存在着矛盾。他第一次感到有必要撰写关于物质利益的文章。盗窃林木法案和来自柏恩卡斯特尔通讯中所谈到的关于摩塞尔地区农民的境况促使他深入研究政治经济学问题。
关于摩塞尔农民境况的文章引起了普鲁士政府官员们的极大恼怒。《莱茵报》被迫刊登了县长的两次更正文字，企图把明显的弊端轻描淡写地加以抹煞。
马克思设法弄到了证据确凿的材料，在五篇文章中揭露了普鲁土政府的阴谋诡计。他在文章中证明，政府为了地主的利益而对关于摩塞尔真实情况的所有控告施加压力。
他的青年黑格尔派的抽象的哲学理论，按这个方式与社会的普遍的经济问题直接发生了接触。他通宵达旦地思索着摆在他面前的矛盾。
马克思当时还只是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但是他预感到，德国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将不会在革命的道路上完成，因为他的掘墓人——无产阶级——已经作为革命力量而出现了，资产阶级正在尽力与封建反动派妥协。
马克思在他还担任主编工作期间就写道：
“哲学的革命性持续发展，现在只有从无产阶级的立场出发，就是说，从唯一真正的、能把革命进行到底的革命阶级的立场出发才有可能。完全从黑格尔哲学引出无神论的、资产阶级的革命结论是荒诞不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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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鲁士政府千方百计企图迫使那猛烈地动摇现行秩序根基的《莱茵报》缄默下来。普鲁士内阁决定，在一八四三年一月国王亲临出席会议的时候，宣布《莱茵报》到三月底为止禁止印刷发行。报纸的大资产阶级的股东竭力劝说马克思少写些革命性的文章。马克思拒绝了，并于三月十七日放弃了编辑部的领导工作，公布了他离职的理由。虽然如此，《莱茵报》还是不得不停止刊行。
马克思去克罗伊茨纳哈，他从“公开的讲坛”回到了研究的书斋。他着手研究法国乌托邦主义者的理论，获得了许多问题的答案。
马克思愈是维护无产阶级的事业，他离开黑格尔哲学便愈远。一八四三年底，即结束《莱茵报》主编工作半年的时候，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写道：“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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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克思的生活中，不久就开始了广阔的，决定性的发展阶段。阿罗尔德·卢格是作家兼新闻记者，黑格尔的学生、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他从德累斯顿给马克思写信，邀请马克思同他合作共同出版一种新的杂志《德法年鉴》。
这一邀请激励了马克思。
他满怀忧虑地问自己：“那么燕妮怎么办?”他最后决定携带燕妮到巴黎去。
他写信给卢格说：“我郑重向您保证，我始终不渝，并且真诚地爱着她，我们已经订婚七年多了，我的未婚妻为我进行了极其激烈的、几乎催毁了她的健康的斗争。”[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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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的娇阳，在克罗茨纳赫的尼柯斯克教堂的上空闪烁着光辉。纳厄河上的画桥，考村遗迹所在的施罗斯贝格躺在明媚的风光中。四处没有一点风气，树上的叶子渴望着雨水。
在浮土德博土房子的前面站着一对盛装的青年男女。男子满头整齐的乌发，淡青色的胡须闪闪发亮，手挽着一个娴雅、美丽的姑娘。他们在几个小时以前刚刚举行过婚礼。教堂登记簿上写着：一八四三年六月十三日举行婚礼。卡尔·马克思先生，哲学博士，住在科伦；约翰·贝尔塔·尤利亚·燕妮·冯·威斯特华伦小姐，无职业，住在克罗茨纳赫。
马克思和燕妮终于达到了目的，他们克服了一切阻力最终结成了夫妻。他们谈到他们不熟悉的塞纳河畔的巴黎，并打算在第二天到国外旅行。燕妮对未来毫无忧虑，她觉得得到丈夫的保护是幸福的。
十月底，这对年轻的夫妇离开德国到巴黎去，随同去的有女佣人德穆特。他们在这座美丽的城市住了一个时期之后，已经非常喜欢这座城市了。
一天，他们走过市政厅的时候，碰巧遇上一阵暴风，突然大雨倾盆。燕妮和马克思开始跑起来，后来他们在路易·菲利普大桥旁、格勒佛河岸停下来，屏息地站着，含笑地观赏着风雨奇景。
他们安详地在大雨中慢慢走过大桥，并从波旁河岸拐到圣路维希岛，这时天空电闪雷鸣。塞纳河对面奥姆岸上矗立着一长串灰色的房子，它们彼此不同的屋顶，互相掩映，清晰地显出轮廓来。市政厅的青色石板屋顶和圣·保罗教堂的包着铅皮的半球形屋顶被冲刷得闪闪发光。
他们俩走着走着，只差几步路就到住所了。马克思不大注意下雨的事，他的思想又回到他的工作上去了。因此，他突然问：
“你知道吗，是谁寄给我一篇文章?”
燕妮摇摇头，雨珠从帽子上淌下来了。
“恩格斯!他住在曼彻斯特。他的文章确实可以用，我将把他的文章放在我们年鉴的第一期上。这位恩格斯非常透彻地认识到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
燕妮注意地倾听，默默地贴近马克思走着。雨水哗啦哗啦地从屋檐槽流到石头上，有两位妇女匆匆地从他们俩的面前走过。燕妮的衣服都湿透了，凉风吹着她。虽然如此，他们觉得还从来没有这样快活和自由。
“卡尔，你知道，”她说，“我相信，我在家乡压抑地度过了精神上的孤独生活之后，在这美丽的巴黎我将在精神上好好地恢复一下。”
《德法年鉴》第一期出版了，并且引起了马克思同卢格之间的严重分歧。马克思在他的一篇文章中无情地抨击了一切反动派，他为群众、为无产阶级控诉，拒绝任何妥协。可是卢格很怯懦，他在年鉴第一期出版之后，便停止继续出版。他不遵守诺言，马克思便落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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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略带嘲讽地对燕妮说：“如果他不能理解我写的《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和《论犹太人问题》，那么，他就只好去找一个笨伯了。我是一个革命者，不象他那样是个没有个性的民主主义者。”
马克思又钻到他的书本里，研究政治经济学和哲学，从事法国革命史的研究了。
与马克思和燕妮有着友好交往的亨利希·海涅刚刚走出去。燕妮没有能够参加他们的谈话，她从前天起就一直躺在床上等待第一个孩子的分娩。佣人德穆特激动地走进室内对马克思说：“到时候了，快找个产婆来吧!”
马克思正想给在巴黎出版的《前进报》写文章，听说以后便急忙离开屋子，并说：“准备好一切!我马上就回来!”
第二天，即一八四四年五月一日生了一个姑娘，她取了母亲的名字：燕妮。
巴黎是座拥有三十三座塞纳河大桥的城市。燕妮和马克思越来越喜欢它了。再没有一座城市能有这样漂亮的街道、富丽堂皇的建筑了!这里有不少哥特式艺术的纪念建筑物：巴黎圣母院、圣教堂、尤斯梯士宫；大学和很多高等学校所在地的拉丁区，座落在塞纳河右岸的的先圣祠，以及市政厅和商场；这里还有宽阔的林荫道、大广场和建筑物：河的北岸有卢孚宫和具有历史意义的土伊勒里宫，有总统府所在地的香榭丽舍大街，有凯旋门所在地的星形大广场。
这时，马克思的家里发生了经济困难，不过一种深诚的纯洁的爱情联系着马克思和燕妮。早在他们童年时代，这种爱情就已经开始，只是在他们多年渴望重逢的岁月里，这种爱情变得更加深厚、更加炽热罢了。
到了月底，马克思不得不拖欠琳蘅·德穆特的工资。这对马克思是个极大的痛苦，每当德穆特走进房间的时候，马克思就很不自在，觉得脸在发烧。
马克思不好意思地同她谈话，但是琳蘅却不愿谈这件事，她说：“我现在不需要钱用，你用不着介意。”
她对燕妮和马克思怀着极大的尊敬，以致她自愿追随他们过着流亡生活，当时她自然想到必要时要放弃工资。她那坚定的意志，她那生命的智慧，她那井井有条的思想和那节俭的美德，使她在极其艰苦的日子里，也还能做出可口的菜肴拿到桌子上来。她很了解这位青年博士，她敬重他的不倦的工作能力，但是她也知道他的癖性和缺点。她用女性的智慧同他周旋。
正是这些使得马克思喜欢她。他不愿人们对他谄媚，而愿意听到直接对他自己的批评。
每当琳蘅端宋一碗热气腾腾的菜汤放到桌子上的时候，马克思总是说：“我们善良的琳蘅是懂得在最困难的情况下处理一切的，几天来我们家里一文钱都没有了。”
琳蘅嘟哝道：“唠，这是雪茄烟。”
马克思有时显出一付难过的神色，倒不是因为菜汤味道清淡，而是感到烟瘾难熬，这时，琳蘅常常微笑着从围裙的口袋里掏出满把的雪茄烟放到主人面前的烟碟里。
这时，马克思重新露出了愉快的笑容。虽然他知道口袋里分文没有，他还是满怀希望地到外衣口袋里去掏，后来他只好意味深长地耸耸肩，哑然地笑了。
“琳蘅，不要忘了赊买烟呀!”
饭后，满屋子立即充满了芬芳的烟雾，马克思又重新愉快地开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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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马克思经常为巴黎的《前进报》撰稿，这家报纸很久以来一直是普鲁士政府的眼中钉。马克思从革命的民主主义者发展到真正的革命者——共产主义者。他在流亡巴黎的岁月里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他的文章对于柏林的王宫和内阁的大人先生们越来越不顺眼了。
威廉四世和他的内阁大臣们为此事商议了很久，最后终于决定委派亚历山大·冯·洪堡(已逝世的学者和外交家威廉·冯·洪堡的兄弟)向法国政府交涉，把《前进报》的四个德籍工作人员驱逐出境。当时，洪堡带着一个名贵的，迈森出产的瓷花瓶和一封威廉致路易·菲利普的亲笔信到了巴黎。
路易·菲利普向柏林方面的压力让步了，于是马克思被驱逐出境，不得不立即离开巴黎。
马克思十分难受地想到，他们手头的现金只够做把琳蘅送回她家乡去的路费，他不得不暂时拖欠琳蘅的工资。
但马克思心灰意冷了，因为同琳蘅分离会使燕妮(也包括他自己在内)感到非常痛苦。
当燕妮含泪告诉琳蘅他们不得不分离的时候，琳蘅并不表现出难过，表面看来她好象很高兴回到她的摩塞尔乡下似的。她既没有拿工资的希望，也没有找到职业的可能，然而她秘密地带着她的行囊到布鲁塞尔去了。这儿是被反动派仇视和迫害琳蘅的主人的新的亡命的处所。
燕妮到当铺把她的银的刀叉餐具都典当了， 以便马克思能凑足盘川启程。她自己还要在这座塞纳河畔的城市停留一个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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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塞尔早在卡尔五世的时候就是西班牙所属的尼德兰的首都，自一八三O年以来一直是比利时的首都。当马克思来到的时候，布鲁塞尔正沉浸在浓雾中，高耸入云的大钟楼的和许多小钟楼的哥特式的市政厅，消失在被运河上来的微风吹动的灰白色的烟云里。
琳蘅为马克思安排了第一个住所。
马克思毫不迟疑，马上又着手从事他的研究工作。
马克思这时收到了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来信。在巴黎居留时他们两人更加互相了解了。这位埃尔伯费尔德—巴门城的工厂主儿子比马克思小两岁，他给马克思写了一封信，马克思怀着极大的兴趣看了好几遍。看完信之后，他那忧郁的心情顿时开朗起来。
“一位好朋友”，他自言自语地说，并且再看一遍信“我一听到你被驱逐的消息，就认为有必要立即进行募捐，以便按共产主义方式让我们大家分担你因而支出的意外费用。这件事办得很顺利。三星期前，我给荣克寄去了五十多个塔勒，也给杜塞尔多夫的人写了信，他们也已经筹到同样数目的款子；在威斯特伐利亚，我已经委托赫斯发起了这方面的必要的宣传。……
因为我还不知道，这些钱够不够使你在布鲁塞尔安顿下来，不言而喻，我是万分乐意把我的第一本关于英国的书的稿酬交给你支配的；这本书的稿酬我不久至少可以拿到一部分，而我现在不要这笔钱也过得去，因为我会向我的老头借钱。至少，不能让那帮狗东西因为用卑劣手段使你陷入经济困境而高兴。还有人逼你预付房租，也确是可恶之极。但是我所担心的是，在比利时他们终究也会找你的麻烦，最后，你只有英国可去了。”[11]
已经是阳春三月，白天渐渐变长，有时太阳还未下山。马克思不散步，也睡不了几个小时，他在重新修改他与恩格斯合著的《神圣家族》一书。这本书使得恩格斯跟他的虔诚的，本来已经受到刺激的父亲发生了争执。
科学绝不是一种自私自利的享乐。有幸能够致力于科学研究的人，首先应该拿自己的学识为人类服务。
——卡尔·马克思
过了些时候燕妮也来到了布鲁塞尔，她的财产已经消耗净尽。她的装满精巧的银制餐具的盒子——结婚时的礼物，在巴黎公开拍卖的时候被有购买兴趣的顾客买去了，现在连一张铺着厚羽绒的床都没有。
但是，他们久别重逢的喜悦心情使他们忘掉了这一切烦恼。燕妮又同她的“摩尔”团圆了。琳蘅·德穆特也属于那些具有高尚灵魂的人之列，她在燕妮没有来之前这一段时期象母亲一样地照料她的博士。
马克思似乎完全变了。燕妮到来的最初几天他放下了工作，他带着他的夫人到风景优美的布鲁塞尔游览，从小小的胡同一直逛到郊区。这对青年情侣在美丽的绿色的树林中徘徊，在绿穗满布的田野里寻找舒适的休憩。有时他们象孩子一样大笑，当地里的农民走过这一对恩爱夫妻面前摇晃着脑袋的时候，马克思更是纵声大笑。这些天他就象小孩子一样喜笑颜开，因为他的燕妮又回到了他的身边。
在散步的路上或家里，马克思常常同燕妮谈论当前形势。
当他们谈到工人阶级的贫困境况时，马克思启发燕妮说：“你好好观察当前形势，世界上到处都在动荡，工人们再也不能忍受命运带来的更多灾难，工人们准备捍卫自己，反对工厂主和容克地主的剥削。工人们有充分的权利这样做。”
燕妮提醒马克思注意去年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的事。她激动地说：“人们在那里加倍地剥削工人，有一次市场的投机家大批收买他们的商品，另一次是地主要求增加完全非法的租税。这是多么可耻的事，这个地区差不多竟有半数的居民的确迫于饥荒而死亡。”
“燕妮，人们是不能用空想社会主义者所想象的方式去消灭剥削的。他们引导工人脱离阶级斗争。只有唯一的一条出路：无产阶级的一切力量在一个革命政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工人阶级必须建立自己的国家，而且为了把全人类永远从剥削下解放出来，这个政党本身必将是被压迫群众的领袖。”马克思本来与燕妮安静地对坐着，现在他站起身来。燕妮畅谈衷曲，她激昂地维护工人，使马克思喜不自胜。他小步在房间里踱来踱去。
“那么燕妮，你懂得我的想法了?你理解我的理论工作和我的革命活动是不可分开的吗?没有一个无产阶级的党是不可能改变社会关系的。”马克思在房间里急速地来回走着，燕妮牢牢地抓着他的外衣的袖子，她低声地说：“恩格斯很快就要来了。我想，你将在他身上找到一个比我更好的合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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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这个当儿，琳蘅站在厨房里束手无策，钱又都用光了，商人们不愿对一个陌生的外国入赊贷一点东西。但是琳蘅绝不沮丧，她知道有一个救星，就是他们的旅行袋。在换洗的衣服下面还有从家乡带来的几件纪念品：两种自己做的彩色的绣花围裙。她细心挑出一对考虑了一会儿，最后决定到当铺去典当。
万一燕妮的母亲知道了呢?!她想，也许她会要查问的。但是后来她放弃给她写信的念头。她小声地说：“威斯特华伦体会不到饥饿入的心情，他们平时生活优裕，从来没有体验到过困难。”
她用典当围裙的钱也买了一些雪茄烟，她想，晚上马克思同她奕棋的时候，递给他一支雪茄烟，使他容光焕发的脸上更加增添欢乐。
昨天奕棋，她赢了马克思两局。她对这位博士逼攻，虽然马克思奋力防御，她还是奕胜了。
她微笑着，因为她在想，如果她又赢得第二局的话，马克思会多惊讶呀！
她对马克思说过：“奕棋要象写学术论文一样思想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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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被他的父亲——一个莱茵实业家——强迫从事商业职务，以便将来能够从事他父亲的事业。他同他的父母亲的关系常常比较紧张。他十九岁的时候在家乡已经认识到，普鲁士的政治、经济情况必须改变。在他的家乡巴门劳动条件很差，半数以上的学令儿童在工厂做童工。
英国的曼彻斯特情况也是这样。在那里，恩格斯于四十年代初在他的父亲的一个工厂里工作，他亲眼看到了工人的可怖状况和爆发经济危机期间的工人群众的失业现象。他在那儿也与宪章运动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他着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成为唯一的控诉书。他用充分的事实证明了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残酷、无耻的剥削。在这部著作中，他不仅把无产阶级当作一个在资本主义统治下受苦难的阶级，而且把它当作一个有能力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并且能自己解放自己的阶级力量。这就是新的内容。
去年他在巴黎短期逗留，已经跟马克思更熟了，他们在一切理论问题上已经取得一致，因此他们决定将来共同合作。
恩格斯在春季从巴门来到布鲁塞尔，当时马克思已经在主要论点上发展了他的历史唯物论。这两位朋友开始共同创立他们的理论，并且运用到各个领域中去。
两位朋友面对面地坐在桌子旁，烛光照着他们的脸。他们谈得很投机，以致琳蘅进屋倒烟灰的时候他们一点儿也没有发现。
“这样，我们是一致了。”恩格斯说着在椅子上把身子向后靠了靠，“经济事实是形成阶级矛盾的基础，法兰西和德意志的共产主义以及同时代的英格兰的宪章运动是一个正在发展着的工人运动——这不可能是单纯的偶然现象。这些运动是今天被压迫阶级迫切需要的，是反对统治阶级的或多或少的斗争发展的形式。”
“对!我们也可以这样说，”马克思补充道，“共产主义不再是凭空想设计出来的一种充分完备的社会理想，而是对自然、对条件以及由此发生的、为无产阶级所进行的斗争目的的必然认识。”
琳蘅端来咖啡，她在室内停了一会儿，以便仔细听一听这两个人的谈话。这些日子她兴致勃勃，无忧无虑。这位客人不象其它绝大部分的流亡者那样身无一文，到这里来常常只是为了吃饱肚皮。恩格斯则完全不一样，他不仅给了她足够的钱采购肴馔，而且还带来了礼物。琳蘅对这件事很不习惯，但她兴高采烈，又匆匆工作起来。
当琳蘅走出房间的时候，马克思问道：“那么，我们应该从此得出什么结论呢?我们不应只是用浩翰的典籍使学术界获得新的科学知识，我们必须赢得德国的、全欧洲的无产阶级赞成我们的主张。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达到目的。”
恩格斯建议就在布鲁塞尔建立一个德意志工人联合会。马克思近些时候一直怀有同样的想法，于是他热烈地同意这个建议。
* * *
马克思、恩格斯同革命团体和组织，同英国的宪章运动和法国的社会主义者取得了联系，马克思当选为布鲁塞尔民主协会的副主席，他们影响着《正义者同盟》，而又确实不干预同盟内部的事务。
在这个期间，马克思很多时候同布鲁塞尔的工人在一起，而不只是在他的书斋里工作；他不是一个单纯的、书生式的科学家，而是一个对社会事务从不放松的锐利的观察批评家。
他从那些平常的人们那里听到许多对于他的科学著作有益的东西。无产阶级对于现行法律和劳动关系的不满给了他很多启发，工人们的正义的愤怒，不断地给予他从事工作的新力量。
他也注意研究普鲁士的情况。一八四五年至一八四七年的马铃薯病虫害和谷物歉收使普鲁土发生了饥荒，工人们的工资仅仅足以在贫困中苟延残喘。
普鲁土的工商业虽然近年来有了良好的发展，可是它的资产阶级却陷于越来越大的困境。廉价的英国工业品，特别是纺织品和布匹把德国的工业产品排挤出自己的民族市场。
政府的处境也很窘困，它需要资金，并且压迫资产阶级。八个省的地方议会代表被国王召集到柏林举行一次共同会议——联合邦议会，以便通过决议，承募债款。
但资产阶级却不同意给国王以广泛的政治的和经济的让步。前《莱茵报》的主要股东、工厂主汉泽曼公开宣称：“在金钱问题上没有情面可讲。”
因为国王的要求遭到了议会的拒绝，邦议会便被迫解散了。
恩格斯就此写信给马克思说道：“事情已经很明白，资产阶级从愚蠢的国王、腐朽的贵族和傲慢的官僚的手里夺取政府权力，借以巩固自己的时刻已经明显地到来。”
* * *
这个时候，《正义者同盟》已经认识到它本身政治上的不足，便于一八四七年春派遣同盟的一位重要代表名叫莫尔的到马克思那里。
“我是代表我的同志们来的，”他比平常略略谦虚地说，“我们深信您的见解的正确，也同样深信有必要使同盟从旧的、密谋的传统的作风和形式中解放出来。如果您加入同盟的话，您就有机会在同盟大会上把您的批判性的共产主义写进一个宣言中去，这个宣言将作为同盟的正式宣言予以公布，然后我们也促进用一个新的、合乎时代和目的的组织去代替同盟的旧组织。”
马克思非常愉快地听到这个消息，他立即写信给正在巴黎逗留的恩格斯，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
晚上，马克思同燕妮交谈。燕妮现在已经成了他的不可缺少的工作助手，她为马克思缮写文稿，审阅校样，她有时也替马克思处理来往信件。这些工作要求有比较熟练的外交才能和对复杂的政治关系的认识。但是她当时在她丈夫的所有工作中部显得很干练，因而也胜任了这些工作。
“这并不奇怪吧?”马克思问道，“我们迄今对同盟的所有指责现在连它的盟员自己也认识到是缺点了。人们要求恩格斯和我帮助进行改组工作呢!”
他十分高兴地拥抱着燕妮，说：“我将在这儿同我的朋友们建立一个通讯委员会，而且恩格斯应该在巴黎建立同样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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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位于泰晤士河畔，是座有无数街道和许多桥梁的喧闹的城市。就是盛夏的时候，它也浸立在混浊的大雾朦胧之中。街道在红砖建筑物中间暗淡无光，那座蜿蜒的滑铁卢大桥好象伸向无尽的远方。
伦敦议院尖塔上大钟的深沉钟声，从隐约可见的钟塔传到大街，越过泰晤士河河面。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从巴黎赶来出席正义者同盟第一届代表大会，以便与代表布鲁塞尔区支部的威廉·沃尔弗一道共同来捍卫马克思的理论。
大会之前，当他们在伦敦大街上一道走路的时候，恩格斯向那位布鲁塞尔的同志说：“必须抛弃那些从隐蔽活动时代起就形成的神秘作风。同盟的目的是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的统治，消灭旧的以阶级对抗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建立一个没有阶级、没有私有制的新社会。这一点，我是同马克思一致的。因此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使它以这个形式写进章程的第一条里去。”
威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