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
法兰西内战
恩格斯写的1891年单行本导言
要求再版国际总委员会的宣言《法兰西内战》并给它写一篇导言，这是我没有想到的。所以我在这里只能简略地谈一下最重要的几点。
在上面提到的这篇篇幅较大的着作前面，我加上了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两篇较短的宣言。首先是因为《内战》提到了第二篇宣言，而第二篇宣言如果没有第一篇宣言作参照，是不能完全弄明白的。其次是因为这两篇同为马克思所写的宣言，也和《内战》一样，突出地显示了作者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已初次表现出的惊人的才能，即在伟大历史事变还在我们眼前展开或者刚刚终结时，就能准确地把握住这些事变的性质、意义及其必然后果。最后是因为我们在德国至今还忍受着马克思预言过的这些事变后果所带来的苦难。
第一篇宣言曾经预言，如果德国反对路易·波拿巴的防御战争蜕变为反对法国人民的掠夺战争，德国在所谓解放战争之后所遭到的那一切不幸，将会变本加厉地重新落到它的头上。难道这个预言不是已经得到了证实？难道我们不是又经受了20年的俾斯麦统治？对蛊惑者的迫害不是换成了非常法和对社会党人的迫害，警察不是专横如故，法律不是同过去不差分毫地遭到可怕的歪曲？
吞并阿尔萨斯—洛林就会“迫使法国投入俄国的怀抱”，并且在吞并之后，德国就得要么公开成为俄国的工具，要么在稍经休息之后准备一场新的战争，而且是准备一场“种族战争，即反对联合起来的斯拉夫语族和罗曼语族的各种族的战争”。这一预言难道不是不差分毫地得到了证实？难道吞并法国的两省不是已迫使法国投入了俄国的怀抱？难道俾斯麦不是在整整20年内徒劳地巴结沙皇，为他效犬马之劳，其卑躬屈节不是甚于小小的普鲁士在成为“欧洲第一强国”以前常为“神圣俄国”卑恭效力之时？难道一场战争的达摩克利斯剑不是天天悬在我们的头上？这场战争在开始的第一天就会使各国君主间一切立有盟约的联盟烟消云散；这场战争除了可以肯定其结局是绝对无法肯定的以外，其余的什么都不能肯定；这场战争将是种族战争，它将使整个欧洲遭受1500万或2000万武装士兵的蹂躏；这场战争之所以还没有爆发，是因为连最强的军事大国也为这场战争的最终结果绝对不能预知而感到畏惧。
所以，我们也就更应该使德国工人能够重新读到这两篇几乎已被人遗忘的、证明国际在1870年所采取的工人政策的远见性的光辉文件。
我关于这两篇宣言所说的话，对于《法兰西内战》也是同样适用的。5月28日，公社的最后一批战士在贝尔维尔一带的坡地由于寡不敌众而殉难。只过了两天，即在5月30日，马克思就向总委员会宣读了自己的着作。这一着作揭示了巴黎公社的历史意义，并且写得简洁有力而又那样尖锐鲜明，尤其是那样真实，是后来关于这个问题的全部浩繁文献都望尘莫及的。
法国从1789年起的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使巴黎在最近50年来形成了这样的局面：那里爆发的每一次革命都不能不带有某种无产阶级的性质，就是说，用鲜血换取了胜利的无产阶级，在胜利之后总是提出自己的要求。这些要求或多或少是含糊不清的，甚至是混乱的，这与巴黎工人每次达到的发展程度有关；但是，所有这些要求归根到底都是要消灭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至于这一点如何才能实现，的确谁也不知道。然而，这一要求本身，尽管还很不明确，可是对现存社会制度已经含有一种威胁；而且提出这个要求的工人们还拥有武装；因此，掌握国家大权的资产者的第一个信条就是解除工人的武装。于是，在每次工人赢得革命以后就产生新的斗争，其结果总是工人失败。
这种情形第一次发生于1848年。属于议会反对派的自由派资产者举行了要求改革的宴会，目的是要实现一种能保证他们的政党取得统治地位的选举改革。对政府进行的斗争日益迫使他们去求助于人民，于是他们不得不逐步把首位让给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中的激进阶层和共和阶层。可是，这些阶层的背后是革命的工人，他们从1830年以来已经取得了比资产者以及甚至比共和派所设想的要多得多的政治独立性。当政府和反对派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危机的时候，工人们就打起了巷战；路易－菲利普消失了，选举改革也同他一起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共和国，而且胜利的工人们甚至把它宣布为“社会”共和国。至于这个社会共和国究竟是什么意思，谁也不清楚，就是工人们自己也不清楚。但是，他们现在已经拥有武装，已经成了国家里的一支力量。所以当政的资产阶级共和派一感到他们脚下的根基已经相当稳固的时候，他们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解除工人的武装。事实果然如此。他们直接违背诺言，公开嘲弄工人并企图把失业者流放到边远省份去，逼得工人举行了1848年的六月起义。政府早已处心积虑地为自己保证了压倒优势。工人们经过了五天英勇斗争，终于失败。接着，对手无寸铁的俘虏的血腥屠杀就开始了，这样的屠杀自那场导致了罗马共和国覆灭的内战以来还未曾见过。资产阶级第一次表明了，一旦无产阶级敢于作为一个具有自身利益和要求的单独阶级来同它相对抗，它会以何等疯狂的残暴手段来进行报复。然而，和资产阶级在1871年的狂暴比较起来，1848年事件还只能算是一种儿戏。
惩罚接踵而来。如果说无产阶级还不能管理法国，那么资产阶级却已经再也不能管理法国了。至少当时不能，因为那时资产阶级大部分还是保皇主义的，并且分裂为叁个王朝政党和一个共和党。它的内部纷争，使得冒险家路易·波拿巴能把一切权力阵地，即军队、警察和行政机关尽行占据，并且在1851年12月2日把资产阶级的最后堡垒即国民议会也打碎了。第二帝国开创了这样一种局面：由一帮政治冒险家和金融冒险家剥削法国，同时工业也发展起来，这种发展先前在路易－菲利普的目光狭隘、畏缩不前的统制下，在只由大资产阶级中一小部分人独揽统治权的条件下，是完全不可能的。路易·波拿巴以在工人面前保护资产阶级并反过来在资产阶级面前也保护工人为借口，夺去了资本家手中的政权；而他的统治却便利了投机事业与工业活动，简言之，使整个资产阶级的经济繁荣与发财致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不过，得到更大程度发展的还是贪污舞弊和普遍的盗窃，干这些事情的人麇集在皇帝宫廷周围，从繁荣所带来的财富中抽取巨额的红利。
但第二帝国是对法国沙文主义的召唤，它意味着要求恢复1814年失去的第一帝国的边疆，至少恢复第一共和国的边疆。法兰西帝国局限在旧帝国的疆界内，甚至局限在1815年又经削割的疆界内，从长远而论是不可能的事。因此必然要不时地进行战争并扩大疆土。而扩大疆土，再没有什么会像朝德国莱茵河左岸扩张那样强烈地吸引着法国沙文主义者了。莱茵河畔一平方英里，在他们眼中要比阿尔卑斯山区或其它任何地方的十平方英里宝贵得多。只要第二帝国存在，要求收回——一下子收回或是一块一块地收回——莱茵河左岸地区只不过是时间问题。这个时间随着1866年的普奥战争到来了。波拿巴在指望获得“领土报酬”方面既然吃了俾斯麦的亏，吃了他自己过分狡猾的观望政策的亏，除发动一场战争之外也就别无他法。这场战争在1870年爆发了，结果是把他推上了色当，随后又把他送到了威廉堡。
必然的后果就是1870年9月4日的巴黎革命。帝国像纸牌搭的房子一样倒塌了；共和国又重新宣告成立。但是敌人已站在大门口；帝国的那些军队不是被死死地围困于梅斯，就是在德国当了俘虏。在这个危急关头，人民允许前立法团的巴黎议员们组成了“国防政府”。人民之所以欣然同意这样做，还因为此时所有能荷枪作战的巴黎人都为保卫国家而加入了国民自卫军并武装了起来，从而工人在国民自卫军中占了绝大多数。但是此后不久，几乎完全由资产者组成的政府和武装的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就爆发了。10月31日，有几个工人营攻下了市政厅，并且逮捕了一部分政府成员。可是，由于有人背叛，由于政府直接违背自己的诺言和几个小资产阶级营进行干涉，被捕者又被释放；而为了避免在遭受外敌围困的城内爆发内战，人民仍然让原有的政府继续执政。
终于，备受饥饿折磨的巴黎在1871年1月28日投降了，但这是战争史上前所未有的光荣投降。炮台交出了，城墙上的武装解除了，战斗部队和流动自卫军交出了武器，被视为战俘。然而国民自卫军却保存了自己的枪械和大炮，只是同胜利者实行了停战。胜利者不敢耀武扬威开进巴黎；他们只敢占据巴黎的一个小角落，其中有一部分还是公园，而且这个角落也只被他们占了几天！在这几天内，曾把巴黎围困了131天的胜利者们自己却处于巴黎武装工人的包围之中，这些工人机警地监视着，不让一个“普鲁士人”越出让给外国侵略者的那个角落的狭隘界限。巴黎的工人们竟使一支让全部帝国军队放下了武器的军队对他们那样敬畏。跑到这里来向革命策源地进行报复的普鲁士容克们，不得不正是在这个武装的革命面前恭恭敬敬地停下来，向它敬礼！
在战争期间，巴黎工人只限于要求坚决继续打仗。可是现在，巴黎投降了，和平了，这时新的政府首脑梯也尔不能不看到，只要巴黎工人手里还有武器，有产阶级——大土地占有者和资本家——的统治就时刻处于危险之中。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设法解除工人的武装。3月18日，他派了军队去夺取国民自卫军的大炮，这些大炮是在巴黎被围期间由公众捐款制造的。这个企图没有得逞；全巴黎像一个人一样奋起自卫，于是巴黎和盘踞在凡尔赛的法国政府之间的战争即告开始。
3月26日，巴黎公社被选出，3月28日正式宣告成立。到这时为止执行着政府职能的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把自己的全权交给了公社。而在此以前该委员会已经下令废除了声名狼藉的巴黎“风纪警察”。3月30日公社取消了征兵制和常备军，把一切能荷枪作战的公民都要参加的国民自卫军宣布为唯一的武装力量。公社免除了从1870年10月至次年4月的全部房租——把已付的租金转作以后的预付租金，并且停止变卖市立典押借贷处里所有的典押物品。同日又批准了选入公社的外国人为公社委员，因为“公社的旗帜是世界共和国的旗帜”。4月1日规定，公社公务人员（因而也包括公社委员本身）的薪金，不得超过6000法郎（4800马克）。次日下令，宣布教会与国家分离，取消国家用于宗教事务的一切开支，并把一切教会财产转为国家财产；４月８日又据此下令把一切宗教象征、神像、教义、祷告，总之，把“有关个人良心的一切”，从学校中革除出去，此命令逐步付诸实施。4月5日，鉴于凡尔赛军队每天都枪杀被俘的公社战士，颁布了扣压人质的法令，可是这项法令始终没有贯彻执行。4月6日，国民自卫军第137营把断头机拖了出来，在人民的欢呼声中当众烧毁。4月12日，公社决定毁掉旺多姆广场上由拿破仑在1809年战争后用夺获的敌军大炮铸成的凯旋柱，因为它是沙文主义和民族仇恨的象征。这项决定是在5月16日执行的。4月16日，公社下令，对被厂主停工的工厂进行登记，并制定计划：把这些工厂的原有工人联合成合作社以开工生产，同时还要把这些合作社组成一个大的联社。4月20日，公社废止了面包工人的夜工，还取消了从第二帝国时起由警察局指派的最精于剥削工人之道的家伙们独家经营的职业介绍所；这
职业介绍所交由巴黎20个区的区政府接管。4月30日，公社下令封闭当 ，因为当铺是供私人用来剥削工人的，同工人占有自己的劳动工具的权利和进行借贷的权利相抵触。5月5日，公社决定拆毁专为处死路易十六赎罪而建造的小教堂。
这样，从3月18日起，先前被抵抗外敌侵犯的斗争所遮蔽了的巴黎运动的阶级性质，便以尖锐而纯粹的形式显露出来了。因为公社委员几乎全都是工人或公认的工人代表，所以公社所通过的决议也都带有鲜明的无产阶级性质。这些决议，要么是规定实行共和派资产阶级只是由于怯懦才不敢实行的、然而却是工人阶级自由行动的必要前提的那些改革，例如实行宗教对国家而言纯属私事的原则；要么就是直接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有时还深深地触动了旧的社会制度。但是在一个被围困的城市内，实行这一切措施最多只能作出一个开端。从5月初起，全副力量都用到同不断增多的凡尔赛政府大军作战上去了。
4月7日，凡尔赛军队在巴黎西线夺取了讷伊近旁的塞纳河渡口；但是，4月11日，他们向南线进攻时却被埃德将军击退，伤亡惨重。巴黎遭到不停的炮击，而下令开炮的恰恰是曾经指斥普军炮击巴黎为亵渎圣地的人。就是这些人现在乞求普鲁士政府急速遣返在色当和梅斯被俘的法国士兵，好为他们去夺回巴黎。由于这批兵员陆续开到，凡尔赛军队从5月初起就占了决定性的优势。这种情况在4月23日已经表现出来了，因为梯也尔在这一天停止了根据公社提议开始进行的谈判，谈判的内容是用作为人质关在巴黎的巴黎大主教及其它许多神父来交换两度当选为公社委员、但被关在克莱尔沃的布朗基一人。而在梯也尔改变了的说话口气中，这种情况表现得更加明显，他先前说话是慎重而含糊的，现在忽然变得蛮横无礼咄咄逼人了。在南线，凡尔赛军队于５月３日占据了穆兰－萨凯多面堡，9日占据了已被炮火完全夷为平地的伊西堡，14日占据了旺沃堡。在西线，他们陆续攻占城墙外的许多村庄和建筑物，一直推进到主墙的脚下；5月21日，由于有人叛卖以及在那里驻防的国民自卫军疏忽大意，他们得以闯进城内。占据着北部和东部炮台的普鲁士军队，准许凡尔赛军队取道城市北部按照停战协定条款禁止他们进入的地带向前推进，从而使他们能够在这样一条广阔的战线上实行进攻。巴黎人想必认为这一地带有停战协定作为保障，因而防守得不力。正因为如此，巴黎西半部即真正的富人区只进行了微弱的抵抗；闯入的敌军越接近东半部即真正的工人区，所遇到的抵抗就越激烈越顽强。只是在经过八天的战斗之后，最后一批公社捍卫者才在贝尔维尔和梅尼尔蒙坦的高地上倒下去，这时对赤手空拳的男女老幼已进行了一个星期的越来越疯狂的屠杀达到了顶点。用后装枪杀人已嫌不够快了，于是便用机关枪去成百上千地屠杀战败者。最后一次大屠杀是在拉雪兹神父墓地上的一堵墙近旁发生的，这堵“公社战士墙”至今还伫立在那里，作为无声的雄辩见证，说明一旦无产阶级敢于起来捍卫自己的权利，统治阶级的疯狂暴戾能达到何种程度。后来，当发觉不可能把一切人杀尽的时候，就开始了大逮捕，并从俘虏群中任意拉出一些牺牲品来枪杀，其余的人则赶到大营房里去，让他们在那里等待军事法庭的审判。包围着巴黎东北部的普鲁士军队奉命不得让一个逃亡者通过，但是军官看见士兵对人道比对上司命令更加服从时，往往装作没看见。特别的荣誉应该归于萨克森军，它非常人道，放走了许多分明是公社战士的人。
如果我们今天在过了20年之后来回顾一下1871年巴黎公社的活动和历史意义，我们就会发觉，对《法兰西内战》中的叙述还应作一些补充。
公社委员分为多数和少数两派：多数派是布朗基派，他们在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里也占统治地位；少数派是国际工人协会会员，他们多半是蒲鲁东派社会主义的信徒。那里，绝大多数的布朗基派不过凭着革命的无产阶级本能才是社会主义者；其中只有少数人通过熟悉德国科学社会主义的瓦扬，比较清楚地了解基本原理。因此可以理解，为什么公社在经济方面忽略了很多据我们现在看来是当时必须做的事情。最令人难解的，自然是公社把法兰西银行视为神圣，而在其大门以外毕恭毕敬地伫立不前。这也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银行掌握在公社手中，这会比扣留一万个人质更有价值。这会迫使整个法国资产阶级对凡尔赛政府施加压力，要它同公社议和。但是，更令人惊讶的是，尽管如此，由布朗基派和蒲鲁东派组成的公社也做了很多正确的事情。不言而喻，对于公社在经济方面的各种法令，无论是值得称道还是不值得称道的方面，首先要由蒲鲁东派负责；而对于公社在政治方面的行动和失策，则要由布朗基派负责。正如笃信某种学说的人们掌权后通常会出现的情况一样，无论是蒲鲁东派或布朗基派，都遭到历史的嘲弄，做了恰恰与他们那一派的学说相反的事情。
蒲鲁东这个小农和手工业师傅的社会主义者，对联合简直是切齿痛恨的。他说：联合的坏处多于好处，它根本是无益的，甚至有害，因为它是束缚工人自由的锁链之一；它是十足的教条，无用而且累赘，既违反节省劳动的原则又同工人的自由相矛盾；它的缺点比优点发展得更快；与它相反，竞争、分工、私有财产才是经济力量。只是作为例外——蒲鲁东就是这样说的——即对于大工业和大企业，譬如对于铁路来说，工人的联合才管用（见《革命的总观念》第3篇）。
其实在1871年，甚至在巴黎这个手工艺品生产中心，大工业也已经不再是什么例外了，所以公社的最重要的法令，就是要把大工业以至工场手工业组织起来，这种组织工作不但应该以每一工厂内工人的联合为基础，而且应该把所有这些合作社组成一个大的联社；简言之，这种组织工作，正如马克思在《内战》中完全正确地指出的，归根到底必然要导致共产主义，即导致与蒲鲁东学说正相反的方面。正因为如此，公社也是蒲鲁东派社会主义的坟墓。现在这个派别在法国工人中间已经绝迹了；目前在这里马克思的理论无可争议地占有统治地位，这种情形在“可能派”中间丝毫不亚于在“马克思派”中间。只有在“激进的”资产阶级中间还有蒲鲁东派存在。
布朗基派的情况也并不好些。他们是在密谋派别中培育出来的，是靠相应的严格纪律团结在一起的，他们认为，一批相对说来数目较少的意志坚决、组织良好的分子，在一定的有利时机不仅能够夺得政权，而且能够凭着一往无前的强大毅力保持政权，直到把人民群众吸引到革命方面并使之聚集在少数领袖周围。这首先就要把全部权力最严格地、独断地集中在新的革命政府手中。正是由这些布朗基派占大多数的公社，在实际上是怎样做的呢？它在向外省的法国人发出的一切公告中，要求他们把法国的所有公社同巴黎联合起来，组成一个自由的联邦，一个第一次真正由国民自己建立的全国性组织。在此以前，中央集权政府进行压迫所凭借的力量是军队、政治警察、官僚机构。正是这支由拿破仑在1798年建立、后来每届新政府都乐于接过去用以反对自己敌人的力量，在一切地方都必须消除，就像在巴黎已经消除那样。
公社一开始想必就认识到，工人阶级一旦取得统治权，就不能继续运用旧的国家机器来进行管理；工人阶级为了不致失去刚刚争得的统治，一方面应当铲除全部旧的、一直被利用来反对工人阶级的压迫机器，另一方面还应当保证本身能够防范自己的代表和官吏，即宣布他们毫无例外地可以随时撤换。以往国家的特征是什么呢？社会为了维护共同的利益，最初通过简单的分工建立了一些特殊的机关。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机关——为首的是国家政权——为了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从社会的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人。这样的例子不但在世袭君主国内可以看到，而且在民主共和国内也同样可以看到。正是在美国，同在任何其它国家中相比，“政治家们”都构成国民中一个更为特殊的更加富有权势的部分。在这个国家里，轮流执政的两大政党中的每一个政党，又是由这样一些人操纵的，这些人把政治变成一种生意，拿联邦国会和各州议会的议席来投机牟利，或是以替本党鼓动为生，在本党胜利后取得职位作为报酬。大家知道，美国人在最近30年来千方百计地想要摆脱这种已难忍受的桎梏，可是却在这个腐败的泥沼中越陷越深。正是在美国，我们可以最清楚地看到，本来只应为社会充当工具的国家政权怎样脱离社会而独立化。那里没有王朝，没有贵族，除了监视印第安人的少数士兵之外没有常备军，不存在拥有固定职位或享有年金的官僚。然而我们在那里却看到两大帮政治投机家，他们轮流执掌政权，以最肮脏的手段用之于最肮脏的目的，而国民却无力对付这两大政客集团，这些人表面上是替国民服务，实际上却是对国民进行统治和掠夺。
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 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这种现象在至今所有的国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公社采取了两个可靠的办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第二，它对所有公务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它工人同样的工资。公社所曾付过的最高薪金是6000法郎。这样，即使公社没有另外给代表机构的代表签发限权委托书，也能可靠地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了。
这种打碎旧的国家政权而以新的真正民主的国家政权来代替的情形，《内战》第叁章已经作了详细的描述。但是这里再一次简单扼要地谈谈这个问题还是有必要的，因为正是在德国，来自哲学的对国家的迷信，已经进入到资产阶级甚至很多任务人的一般意识之中。按照哲学概念，国家是“观念的实现”，或是译成了哲学语言的尘世的上帝王国，也就是永恒的真理和正义所借以实现或应当借以实现的场所。由此就产生了对国家以及一切同国家有关的事物的盲目崇拜。尤其是人们从小就习惯于认为，全社会的公共事务和公共利益只能像迄今为止那样，由国家和国家的地位优越的官吏来处理和维护，所以这种崇拜就更容易产生。人们以为，如果他们不再迷信世袭君主制而坚信民主共和制，那就已经是非常大胆地向前迈进了一步。实际上，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而且在这一点上民主共和国并不亚于君主国。国家再好也不过是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中获胜的无产阶级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也将同公社一样，不得不立即尽量除去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直到在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有能力把这全部国家废物抛掉。
近来，社会民主党的庸人又是一听到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词就吓出一身冷汗。好吧，先生们，你们想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样子吗？请看巴黎公社。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弗．恩格斯 1891年3月18日巴黎公社二十周年纪念日于伦敦
载于1890－1891年《新时代》杂志第二卷第28期和1891年在柏林出版的《法兰西内战》一书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
致国际工人协会欧洲和美国全体会员
在1864年11月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我们曾经说过：“工人阶级的解放既然要求工人们兄弟般的合作，那么当存在着那种为追求罪恶目的而利用民族偏见并在掠夺战争中 流人民鲜血和浪费人民财富的对外政策时，他们又怎么能完成这个伟大任务呢？”我们当时用这样的话描述了国际所主张的对外政策：“......努力做到使私人关系间应该遵祥的那 简单的道德和正义的准则，成为各民族之间关系中的至高无上的准则。”
路易·波拿巴利用法国的阶级斗争篡夺了政权，并且以不时进行的对外战争来延长其统治，无怪他一开始就把国际看作危险的敌人。在全民投票的前夕，他下令在巴黎、里昂、鲁昂、马赛、布雷斯特以及其它地方，即在法国全境搜捕国际工人协会各个领导机构的成员，借口说国际是一个秘密团 ，涉嫌参与一起暗杀他的阴谋；这种借口之荒唐无稽，不久就由他自己的法官们揭穿了。国际的法国各个支部的真正罪行究竟是什么呢？就在于它们曾经公开地大声告诉法国人民：参加全民投票就等于投票赞成对内专制和对外战争。的确，正是由于它们的努力，在法国所有的大城市，所有的工业中心，工人阶级都一致起来反对全民投票。不幸，由于农村地区的极端愚昧无知，形势发生了逆转。欧洲各国的证券交易所、政府、统治阶级和报刊都欢庆全民投票的成功，认为这是法国皇帝对法国工人阶级的重大胜利。实际上这是个谋杀的信号，谋杀的对象已不是一个人，而是多少个国家的人民。
1870年7月的军事阴谋不过是1851年12月的政变的修正版。初看起来，事情荒谬得很，全法国都不肯相信当真要发动战争。他们宁肯相信那位把内阁的好战言论斥为不过是交易所把戏的议员。当7月15日立法团于于被正式告知要打仗的时候，全体反对派都拒绝批准初步费用，甚至梯也尔也斥此事为“可憎”；巴黎所有一切独立的报纸都对此事进行了谴责，并且，说也奇怪，外省的报纸也与它们几乎采取一致行动。
与此同时，国际的巴黎会员也再次行动起来。在7月12日的《觉醒报》上，他们发表了《告全世界各民族工人书》，现摘引几段如下：
“在保持欧洲均势和维护民族尊严的借口下，政治野心又在威胁世界和平了。法国、德国、西班牙的工人们！把我们的呼声联合成为共同反对战争的怒吼吧！...... 争夺霸权的战争，或维护某一王朝利益的战争，在工人看来只能是荒谬绝伦的犯罪行为。我们渴望和平、劳动和自由，我们坚持反对那些自己不去流血却利用社会灾难来进行新的投机的人的黩武叫嚣！...... 德国弟兄们！我们彼此分裂只会使专制制度在莱茵河两岸都获得完全 利...... 全世界的工人们！不管我们的共同努力在目前会产生怎样的结果，我们这些不分国界的国际工人协会会员，代表法国工人向你们表示良好的祝愿和敬意，并保证忠于牢不可破的团结。”
在我们的巴黎支部发表这个宣言以后，接着法国各地也发出了许多同样的宣言，我们这里只能援引其中一篇。塞纳河畔讷伊支部在7月22日的《马赛曲报》上发表的宣言中说：
“这次战争是正义的吗？不！这次战争是民族的吗？不！这只是王朝的战争。为了人道，为了民主，为了法国的真正利益，我们完全并坚决拥护国际反对战争的声明。”
这些抗议表达出了法国工人的真实情感。不久就发生一件奇事证明了这一点。原先在路易·波拿巴当总统的时候纠集起来的十二月十日帮换上了工人的衣服，受指使跑上了巴黎的大街去表演战争狂热，市郊的真正工人们当即出来举行了拥护和平的示威，声势异常浩大，以致警察局长皮埃特里觉得还是立即禁止任何街头政治活动为妙。他提出的借口是，忠诚的巴黎人民已经充分地宣泄了他们蕴藏已久的爱国情感 高涨的战争热情。
不管路易·波拿巴同普鲁士的战争进程如何，第二帝国的丧钟已经在巴黎敲响了。它以一场模仿丑剧开始，仍将以一场模仿丑剧告终。但是不应该忘记，正是欧洲各国政府和统治阶级使路易·波拿巴能够把复辟帝国的残酷笑剧表演了18年之久。
从德国方面来说，这次战争是防御性的战争。但是，究竟是谁把德国置于必须进行自卫的地位呢？是谁使路易·波拿巴能够对德国进行战争呢？正是普鲁士！是俾斯麦恰恰同这个路易·波拿巴暗中勾结，目的是要镇压普鲁士本国人民的反抗，并使霍亨索伦王朝吞并全德。假定萨多瓦之役不是打胜而是打败了，法国军队就会以普鲁士盟友资格在德国到处横行。普鲁士在胜利之后，难道曾有过片刻想要以一个自由的德国去和一个被奴役的法国相对抗吗？恰恰相反。普鲁士细心保存了自己旧制度固有的一切妙处，另外又采纳了第二帝国的一切狡猾伎俩：它的真专制与假民主，它的政治面具与财政手腕，它的漂亮言辞与龌龊行径。波拿巴体制以前只是在莱茵河的一岸称雄，如今在河的另一岸又出了个一模一样的 制。在这种形势下，除了战争，还能有什么结果呢？
如果德国工人阶级听任目前这场战争失去其严格的防御性质而蜕变为反对法国人民的战争，那么无论胜利或失败，都同样要产生灾难性的后果。德国在它的所谓解放战争之后所遭到的那一切不幸，将会变本加厉地重新落到它的头上。
然而，国际的原则在德国工人阶级中间传播非常广，扎根非常深，我们不必担心会发生这 悲惨的结局。法国工人的呼声已经在德国得到了反响。7月16日在不伦瑞克举行的工人群众大会宣布完全赞同巴黎宣言，唾弃对法国持民族对立态度的主张。会上通过的决议在结束语中是这样说的：
“我们反对一切战争，而首先反对的是王朝战争...... 我们为即将被迫参加一场无可避免的不幸的防御战争而深感悲痛；同时我们号召德国全体工人阶级一定要使这样一种巨大的社会灾难不再重演。为此，工人阶级必须争取让各国人民自己都有权决定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从而使他们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
在开姆尼茨，代表5万萨克森工人的代表大会一致通过了如下的决议：
“我们以德国民主派的名义，特别是以参加社会民主 的工人的名义宣布，目前这场战争完全是王朝战争...... 我们高兴地握住法国工人们向我们伸出的兄弟之手...... 我们牢记国际工人协会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永远也不会忘记世界各国的工人都是我们的朋友，而世界各国的专制君主都是我们的敌人。”
国际的柏林支部也回答巴黎宣言说：
“我们全心全意地支持你们的抗议...... 我们庄严地宣誓：无论是军号的声音或大炮的轰鸣，无论是胜利或失败，都不能使我们离开我们为全世界工人联合起来而奋斗的共同事业。”
好极了！在这场自杀性斗争的背景上，闪现着俄国的阴影。不祥的征兆是，目前的这场战争发出信号时，正赶上俄国政府刚刚建成它的具有战略意义的铁道线并且已经向普鲁特河方向集结军队。不论德国人在反对波拿巴侵略的防御战争中应该得到怎样的同情，只要他们容许普鲁士政府请求或者接受哥萨克的援助，那他们得到的同情就会立即失去。他们应该记得，德国在进行了反对拿破仑第一的解放战争以后，曾经有数十年之久匍匐跪倒在沙皇脚下。
英国工人阶级向法国工人和德国工人伸出了友谊的手。他们深信，不管当前这场可憎的战争进程如何，全世界工人阶级的联合终究会根绝一切战争。法国当局和德国当局把两国推入一场手足相残的争斗，而法国的工人和德国的工人却互通和平与友谊的信息。单是这一件史无前例的伟大事实，就向人们展示出更加光明的未来。这个事实表明，同那个经济贫困和政治昏聩的旧社会相对立，正在诞生一个新社会，而这个新社会的国际原则将是和平，因为每一个民族都将有同一个统治者——劳动！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
致国际工人协会欧洲和美国全体会员
在我们7月23日发表的第一篇宣言中，我们说过：
“第二帝国的丧钟已经在巴黎敲响了。它以一场模仿丑剧开始，仍将以一场模仿丑剧告终。但是不应该忘记，正是欧洲各国政府和统治阶级使路易·波拿巴能够把复辟帝国的残酷笑剧表演了18年之久。”
这样，在军事行动实际开始以前，我们就已经把那个波拿巴泡麻当作过去的事物来对待了。
我们对第二帝国生命力的看法没有错，我们担心在德国方面“战争失去其严格的防御性质而蜕变为反对法国人民的战争”，也没有错。就事论事，防御性战争是到路易·波拿巴缴械、色当投降和巴黎宣告共和国成立时告终的。但是还在这些事件之前很久，当波拿巴军队腐朽透顶的情况刚一变得显而易见的时候，普鲁士军事上的慕后操纵者就决定要打一场征服战争了。不过在他们的面前有一个讨厌的障碍，即国王威廉自己在战争开始时发表的声明。威廉在北德意志联邦国会上发表的御座演说中，曾庄严地宣称，他是同法国皇帝作战，不是同法国人民作战。8月11日，他曾发布告法兰西民族书，其中说道：
“拿破仑皇帝在陆上和海上向昨天和今天一直都愿意同法国人民和平相处的德意志民族发动了进攻；为了打退他的进攻，我负起了指挥德国军队的责任，而现在战局驱使我越过了法国的国界。”
威廉并不满足于宣称他只是“为了打退进攻”才负起指挥德国军队的责任，以此来表白战争的防御性质，他又补充说，他只是在“战局驱使”下才越过了法国的国界。自然，防御战争并不排除“战局”所要求的进攻行动。
可见，这位虔诚的国王曾向法国和全世界保证他所进行的是严格防御性的战争。怎样才能使他摆脱这一庄严保证的约束呢？导演这出戏的人们便不得不把事情弄成这样：仿佛威廉是违心地顺从了德意志民族的不可抗拒的要求。他们立刻将此意暗示给了德国自由资产阶级以及他们那帮教授、资本家、市议员和新闻记者。这个在1846—1870年争取公民自由的斗争中表现得空前犹豫、无能和怯懦的资产阶级，看到要在欧洲舞台上扮演凶猛吼叫的德国爱国之狮的角色，当然是欣喜若狂。它夺回它的公民独立自主的权利，摆出一副逼迫普鲁士政府的样子。逼迫政府干什么呢？逼迫政府接受政府自己的 密计划。它深切忏悔不该那样长久地、几乎像信奉宗教一样地深信路易·波拿巴永无过失，因此它大声疾呼要求肢解法兰西共和国。让我们略微听一听这些爱国勇士们所用的独特论据吧。
他们不敢公然说阿尔萨斯—洛林的居民渴望投入德国怀抱。恰恰相反。为了惩罚这些居民对法国的爱国情感，斯特拉斯堡（一个有一座居高临下的独立卫城的城市）被“德意志的”爆炸弹野蛮地滥轰了六天之久，城市被焚毁，大批赤手空拳的居民被杀害！当然啦！这两省的领土先前有个时候曾经隶属于早已寿终正寝的德意志帝国。因此，这块领土连同它所有的居民，看来应该当作德国不可剥夺的财产加以没收。如果依照古玩鉴赏家的想法恢复昔日欧洲的地图，那就千万不要忘记，先前勃兰登堡选帝侯曾以普鲁士领主身分做过波兰共和国的藩臣。
但是，更有心计的爱国者们要求占有阿尔萨斯—洛林德语区的理由是，此乃防止法国侵略的“物质保证”。因为这种卑鄙的口实曾把许多头脑迟钝的人弄得糊里糊涂，我们认为有责任比较详细地谈谈这一点。
毫无疑义，阿尔萨斯的一般地势（和莱茵河对岸相比而言），加上约在巴塞尔和盖默斯海姆之间的半路上有斯特拉斯堡这样一个 垒大城市，这就使法国入侵南德意志十分容易，而从南德意志入侵法国就特别困难。同样毫无疑义，阿尔萨斯—洛林德语区并入德国，会大大加强南德意志的边防，因为那时南德意志将能够控制全部孚日山脉和作为北面关隘屏障的各个要塞。如果梅斯也被并入，当然，法国两个主要的对德作战基地一时就都失掉了，但是这并不能阻止它在南锡或凡尔登建立新的基地。德国有科布伦茨、美因茨、盖默斯海姆、拉施塔特和乌尔姆等，这些基地都是用于对法国作战的，并且在这次战争中都曾被充分地加以利用。如果德国连法国在这一地带仅有的两个还算是有价值的要塞——斯特拉斯堡和梅斯——都不肯给它留下，那还有什么公平可言？况且，斯特拉斯堡只有在南德意志与北德意志分裂的时候，才能使南德意志受到威胁。从1792年到1795年，南德意志一次也没有从这方面受到侵犯，因为普鲁士当时参加了反对法国革命的战争；但是，当普鲁士于1795年缔结了单独和约而把南方置之不顾的时候，南德意志立即受到以斯特拉斯堡为基地的侵犯，并且一直继续到1809年。实际上，统一的德国任何时候都能够使斯特拉斯堡以及驻在阿尔萨斯的任何法国军队无以为害，办法是：把自己的全部军队集中在萨尔路易和兰道之间——在这次战争中就是这样做的——并沿美因茨到梅斯的交通线进攻或应战。只要德国的大部军队驻扎在那里，那么从斯特拉斯堡向南德意志进犯的任何法国军队，都有被从侧翼包围和被切断交通线的危险。如果最近这次战争证明了什么东西的话，那就是证明了从德国向法国进攻较为容易。
但是，老实说，把军事上的考虑当成决定国界的议则，岂不完全是一件蠢事和时代错误吗？如果按照这条规则行事，那么奥地利就仍然有权要求取得威尼斯，要求取得明乔河一线；而法国就仍然有权为保护巴黎而要求取得莱茵河一线，因为巴黎从东北受到进攻的危险，无疑比柏林从西南受到进攻的危险要大。如果国界按军事利益来决定，那么这种要求就会没完没了，因为任何一条战线都必然有其缺点，都可能用再兼并一些邻近地区的办法加以改善；并且这种国界永远也无法最终地和公允地划定，因为每一次总是战胜者强迫战败者接受自己的条件，从而播下新战争的种子。
全部历史的教训就是这样。就整个民族来说和就个人来说都是如此。为了剥夺对方的进攻能力，就必须剥夺对方的防御手段。不但要勒住对方的喉咙，而且要杀死对方。如果说过去有哪个战胜者曾经获取“物质保证”用以摧毁一个民族的力量的话，那就是拿破仑第一：他缔结过蒂尔西特和约，用这个和约来宰割普鲁士以及德国其余部分。然而，几年之后，他那赫赫威势就像一根腐烂的芦苇似的被德国人民摧毁了。普鲁士现在在它最狂妄的幻想中能够或者敢于向法国索取的“物质保证”，难道能够和拿破仑第一曾从德国本身索取过的相比吗？结果也会是同样悲惨的。历史将来给予报应的时候，决不会是看你从法国割去了多少平方英里的土地，而是看你在19世纪下半叶重新推行掠夺政策的这种罪恶有多大！
条顿族的爱国喉舌们会说：但是你们不应该把德国人同法国人混为一谈呀。我们所要的不是荣誉，而是安全。德国人本质上是爱好和平的民族。在他们清醒的监护下，甚至掠夺行为也从未来战争的原因变成了永久和平的保证。1792年为了用刺刀镇压18世纪革命这一崇高目的而侵入法国的当然不是德国人呀！由于奴役意大利、压迫匈牙利和瓜分波兰而染污了双手的也不是德国人呀！在德国现行军事制度下，所有成年男子被分成现役常备军和归休常备军两部分，这两部分都必须绝对服从自己的天赐长上。这样的军事制度当然是维护和平的“物质保证”，并且是文明的最终目的！在德国，也如在任何其它地方一样，有权势者的走卒总是用虚伪的自我吹嘘毒化社会舆论。
这帮德国爱国志士一看到法国的梅斯和斯特拉斯堡这两个要塞就装出气愤的样子，但是对于俄国在华沙、莫德林、伊万城等处修 庞大的防御工事体系，他们却不认为有什么不好。他们在波拿巴人侵带来的恐怖景象面前周身发抖，而他们对于受俄皇监护的耻辱却若无其事。
在1865年，路易·波拿巴和俾斯麦曾相互作出保证，同样，在1870年，哥尔查科夫也和俾斯麦相互作出保证。从前，路易·波拿巴曾自鸣得意地认为1866年的战争将使奥地利和普鲁士都精疲力竭，因而使他成为德国的最高主宰，同样，现在亚历山大也自鸣得意地认为1870年的战争将使德国和法国都精疲力竭，因而使他成为西欧大陆的最高主宰。当年第二帝国认为自己不能与北德意志联邦并存，如今专制的俄国也定会感觉到普鲁士领导的德意志帝国对它是一个威胁。这议是旧的政治制度的规律。在这个旧制度范围内，一国之所得即是他国之所失。沙皇能对欧洲发生极大的影响，是由于他对德国有传统的控制力。当俄国内部的那些火山似的社会力量有可能动摇专制制度最深固的根基时，难道沙皇能容许丧失他的这 国外威势吗？俄国的报纸已经用波拿巴的报纸在1866年战争结束后所用的口气说话了。难道条顿族的爱国志士真的以为他们迫使法国投入俄国的怀抱，就可以保证德国获得自由与和平吗？如果德国在军事上的侥幸、胜利后的骄横以及王朝的阴谋驱使下要去宰割法国，那么它就只有两条路可走。它必须不顾一切后果，公开充当俄国掠夺政策的工具，或者是稍经喘息之后重新开始准备进行另一次“防御”战争，但不是进行那种新发明的“局部”战争，而是进行种族战争，即反对联合起来的斯拉夫语族和罗曼语族的各种族的战争。
德国工人阶级坚决支持了它所无力阻止的这场战争，把这看作是争取德国独立、争取法国和全欧洲从第二帝国这个可恶的梦魇的羁绊下解放出来的战争。正是德国的产业工人，和农业劳动者一起，撇下了半饥半饱的家庭而组成了英勇的军队的骨干。他们在国外战场上有多少人战死，而回国后还要有多少人穷死饿死。所以他们现在也要求得到“保证”——保证使他们付出的无数牺牲不致白费，使他们获得自由，使他们对波拿巴军队的胜利不会像1815年那样变成德国人民的失败。而他们所要求的第一个这样的保证，就是给法国以光荣的和平并承认法兰西共和国。
德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在9月5日发表了一个宣言，坚决要求这些保证。宣言说：
“我们抗议兼并阿尔萨斯—洛林。我们了解我们是代表德国工人阶级说话的。为了法国和德国的共同利益，为了和平和自由的利益，为了西方文明战胜东方野蛮的利益，德国工人决不能容忍兼并阿尔萨斯—洛林......我们将忠实地同我们的全世界工人同志们站在一起，为无产阶级共同的国际事业而奋斗！”
不幸，我们不能指望他们马上获得成功。既然法国工人在和平时期尚且不能制止住侵略者，那么德国工人在军事狂热时期又怎么会有更多的希望制止住胜利者呢？德国工人的宣言要求把路易·波拿巴当作普通罪犯引渡给法兰西共和国。他们的统治者却已在竭力设法重新把他扶上土伊勒里宫的宝座，认为他是能葬送法国的最佳人选。可是无论如何，历史会证明，德国工人决不是像德国资产阶级那样由柔软的材料制成的。他们一定会尽到自己的责任。
我们像他们一样为法国建立共和国而欢呼，但是同时我们感到不安，我们唯愿这种不安是无根据的。这个共和国并没有推翻王权，而只是占据了它空出来的位子。它不是作为社会的胜利，而是作为民族的防御措施宣告成立的。它掌握在一个临时政府手中；组成这个政府的，一部分人是声名狼藉的奥尔良党人，一部分人是资产阶级共和党人，而后者中间某些人的身上又在1848年六月起义时期留下了洗不掉的污点。这个政府的成员之间的职务分配情形是不妙的。奥尔良党人夺取了军队和警察这样一些重要 点，而自称共和党的人分到的则是那些说空话的部门。这个政府采取的最初几个步骤已经很清楚地表明，这个政府不只是从帝国那里继承了一大堆残砖断瓦，而且还继承了它对工人阶级的恐惧。如果说现在他们以共和国的名义说了许多大话，要求去做终归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那么其目的不是为了组建“可能存在的”政府而掀起一场喧嚣吗？这个共和国在它的某些资产阶级管理者的眼中，不是仅仅应当成为奥尔良王朝复辟的跳板和桥梁吗？
由此可见，法国工人阶级正处于极困难的境地。在目前的危机中，当敌人几乎已经在敲巴黎城门的时候，一切推翻新政府的企图都将是绝望的蠢举。法国工人应该执行自己的公民职责，但同时他们不应当为民族历史上的1792年所迷惑，就像法国农民曾经为民族历史上的第一帝国所欺骗那样。他们不应当重复过去，而应当建设未来。唯愿他们镇静而且坚决地利用共和国的自由所提供的机会，去加强他们自己阶级的组织。这将赋予他们以海格立斯般的新力量，去为法国的
兴和我们的共同事业即劳动解放的事业而斗争。共和国的命运要靠他们的力量和智能来决定。
英国工人已经采取了一些步骤，以求用外部的有效压力来强迫他们的政府改变不愿承认法兰西共和国的态度。英国政府现在迟迟不决，大概是想以此为反雅各布宾战争，为自己过去承认政变时所表现的不体面的急性态度弥补过失吧。此外，英国工人要求他们的政府用一切力量反对肢解法国，而这种肢解是一部分英国报刊公然无耻地要求的。正是这部分报刊曾在整整年内把路易·波拿巴崇奉为欧洲的救主，并且欢欣若狂地赞扬了美国奴隶主的叛乱。现在，它们也像那时一样，为奴隶主的利益卖力。
每一个国家的国际工人协会支部都应当号召工人阶级行动起来。如果工人们忘记自己的职责，如果他们采取消极态度，那么现在这场可怕的战争就只不过是将来的更可怕的国际战争的序幕，并且会在每一国家内使刀剑、土地和资本的主人又一次获得对工人的胜利。共和国万岁！
法兰西内战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宣言
致协会欧洲和美国全体会员
一
1870年9月4日，当巴黎工人宣告成立共和国而几乎立刻受到法兰西举国一致欢呼的时候，有一伙钻营禄位的律师——梯也尔是他们的政治家，特罗胥是他们的将军——占据了市政厅。那时他们的头脑里充满着这样一种迷信，即巴黎在一切历史危机时期负有代表全法国的使命，所以他们以为只要出示他们业已失效的巴黎议员证书，就足以使他们僭取到的法兰西统治者头衔合法化。在这伙人上台五天以后，我们在关于上次战争的第二篇宣言中已经向你们说明他们究竟是些什么人了。但是，当时巴黎处在措手不及状态下，工人阶级的真正领袖们还关在波拿巴的监狱里，而普鲁士军队又已经向巴黎开来，所以巴黎容忍了这些人掌握政权，不过附有一个明确的条件，就是他们只能为国防的目的运用这个政权。然而要保卫巴黎，就不能不武装它的工人阶级，把他们组织成为一支有战斗力的军事力量，并且就在战争中锻炼他们的队伍。可是，武装巴黎无疑是武装革命。巴黎战胜普鲁士侵略者，无 是法国工人战胜了法国资本家及其国家寄生虫。国防政府在民族义务和阶级利益之间的这一冲突中，没有片刻的犹豫便把自己变成了卖国政府。
他们所采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派梯也尔遍访欧洲各国宫廷，以把共和国换成王国为条件，乞求调解。巴黎被围四个月以后，他们就认为开始谈论投降的适当时机已经到来了，那时特罗胥在一次有茹尔·法夫尔及其它同僚在场的场合，向聚会的巴黎区长们讲了如下一席话：
“我的同僚们在9月4日当晚向我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巴黎究竟有没有可能经受住普鲁士军队的围困？我当时毫不迟疑地作了否定的答案。现在在座的同僚中，有几位会证明我说的是实话，并且会同意我坚持这个看法。我那时对他们就是这样说的：在目前的情况下，巴黎想要经受住普鲁士军队的围困，那将是一件蠢举。当然，我当时加了一句：这可能是一件英勇的蠢举，但终究不过是蠢举而已...... 事变的发展〈由他自己策划的〉并没有推翻我的预见。”
特罗胥的这篇美妙而简短的演讲词，后来由当时在场的一位区长科尔邦先生公布了。
可见，还在共和国宣告成立的当天晚上，特罗胥的同僚已经知道他的“计划”就是使巴黎投降。如果国防真的不仅仅是梯也尔和法夫尔一流人图谋私人统治地位的幌子，那么9月4日一步登天的那些人在9月5日就应该引退，把特罗胥的“计划”告诉巴黎人民，让他们要么立即投降，要么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那些无耻的骗子并没有这样做，而是决定要让巴黎饱尝饥饿和残杀的痛苦，借以治好巴黎爱干英勇蠢举的毛病，同时用一些冠冕堂皇的宣言来欺蒙它，说特罗胥这个“巴黎总督是永远不会投降的”，外交部长茹尔·法夫尔“决不会让出我们的一寸领土，决不会让出我们碉堡上的一块石头”。而这同一个茹尔·法夫尔在给甘必大的一封信中却承认说，他们“防御”的不是普鲁士的士兵，而是巴黎的工人。被特罗胥十分高明地委以巴黎军权的那些波拿巴匪徒们，在整个巴黎被围期间，在他们自己人相互的通信里，用粗鄙的语言对他们深知内幕的这种滑稽防御大加嘲笑（见公社《公报》上公布的巴黎卫戍军炮兵司令、荣誉军团大十字勋章获得者阿尔丰斯·西蒙·吉奥写给炮兵师将军苏桑的信）。到1871年1月28日，骗子们终于丢开了假面具。国防政府投降了，它视极度的自甘屈辱为真正的英雄行为，变成了由俾斯麦的俘虏组成的法国政府——这样一个屈辱的角色，甚至连路易·波拿巴在色当时都未敢承当。这批投降派在叁月十八日事变以后仓皇逃往凡尔赛，把足以证明他们的卖国勾当的一些文件遗落在巴黎手中。正如公社在致外省的宣言中所指出的那样，为了销毁这些文件，
“这些人不惜把巴黎变为淹没在血海中的一堆瓦砾”。
国防政府的一些主要成员之所以一心要造成这样的结局，还有一些极特殊的个人原因。
在停战协定签订以后不久，国民议会的一位巴黎议员米里哀尔先生（现在已经被茹尔·法夫尔专门下令枪毙了）公布过许多确凿的法律文件，证明茹尔·法夫尔在与一个逗留在阿尔及尔的酒徒的妻子姘居时，前后若干年间大胆地拼凑伪造了一套文件，以他的私生子女的名义谋得了一大笔遗产，因而变成了一个财主；后来在合法继承人提出诉讼时，只是由于波拿巴的法庭偏袒他，他才没有被揭穿。既然无论花多大力气进行诡辩也抹杀不了这些无可辩驳的法律文件，于是茹尔·法夫尔就生平第一次不开口，静待国内战争爆发，准备到那时候大骂巴黎人民是一帮擅敢反叛家庭、宗教、秩序和财产的逃犯。正是这个伪造文件犯在9月4日后刚一掌权，就出于同情而立即释放了皮克和塔伊费，这两个人是在帝国时代就在《旗帜报》丑闻中因伪造文件而被判了罪的。这两位先生中的一位，即塔伊费，竟敢在公社时期回到巴黎，公社立即又把他送回了监狱。而这个时候，茹尔·法夫尔却在国民议会讲坛上大声喊叫：巴黎正在释放一切囚犯！
厄内斯特·皮卡尔，国防政府中的这位约·密勒，在帝国时代曾钻营内务大臣而没有成功，现在自封为共和国的财政部长。他是一个叫作阿尔图尔·皮卡尔的人的哥哥。那个阿尔图尔·皮卡尔曾因诈骗而被逐出巴黎交易所（见1867年7月31日巴黎警察局的报告），并且因在任动产信用公司的一个分公司（帕勒斯特罗街5号）经理时盗用30万法郎被判有罪，犯罪事实是他自己供认的（见1868年12月11日警察局的报告）。厄内斯特·皮卡尔正是指派这个阿尔图尔·皮卡尔担任他主办的《自由选民》的主笔。财政部的这份报纸用官方谎言来误导一般的交易所投机者，而阿尔图尔·皮卡尔则在财政部和交易所之间不断来来往往，利用法国军队的惨败发财。这一对宝贝兄弟的全部财务信件都落到公社手里了。
茹尔·费里在9月4日以前是个一文不名的律师，在围城期间以巴黎市长身分千方百计地利用饥馑搜刮了大笔钱财。他将来不得不交代他乱政失职的那一天，就是他受制裁的一天。
这些人只能够在巴黎变成废墟时得到假释证[1]；他们正好是俾斯麦所需要的人。经过一番重新摆布，一向躲在幕后操纵政府的梯也尔现在成了政府的首脑，而假释犯们则成了部长。
梯也尔这个侏儒怪物，将近半个世纪以来一直受法国资产阶级的倾心崇拜，因为他是这个资产阶级的阶级腐败的最完备的思想代表。还在他成为国家要人以前，他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就已经显露出说谎才能了。他的政治生涯的记录就是一部法国灾难史。1830年以前，他和共和党人混在一起，在路易－菲利普统治时代，他背弃了他的恩人拉菲特而谋得了首相的位置。为了献媚于国王，他煽起了平民暴动来反对僧侣，因而使奥塞鲁瓦的圣日耳曼教堂和大主教的宅邸遭受了抢劫；并且在对付贝里公爵夫人这件事情上充当了密探大臣和检查她身 的监狱产婆的角色。特朗斯诺南街上屠杀共和党人的事件以及接着颁布的针对新闻出版和结社权利的可憎的九月法令，都是他一手干出的。1840年3月，他再度出任首相，以他的修建巴黎防御设施的计划震 了全法国。在共和党人指责这个计划是一个危害巴黎自由的恶毒阴谋时，他在众议院中答复道：
“什么话？你们竟以为一修建城防设施就会危害自由！首先，对任何一个可能存在的政府来说，你们如果假定它有朝一日会企图用炮轰首都的办法来保全自己，那你们就是在诽谤它...... 殊不知这样一个政府在胜利后将会比在胜利前更加百倍地不可能存在。”
是的，除了预先已将炮台交给普鲁士人的政府，再没有哪一个政府敢于从这些炮台轰击巴黎。
1848年1月，当炮弹国王在巴勒莫城动手的时候，早已没有官位的梯也尔又在众议院中发表了演说：
“诸位先生！你们都知道在巴勒莫发生的事情。一听说有一个大城市竟被连续轰击了48小时之久，你们大家都感到震惊〈从议会的意义上说〉。是被谁轰击的呢？是被行使战争权利的外敌轰击的吗？不是的，诸位先生，是被它自己的政府轰击的。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不幸的城市要求享有自己的权利。好啊，就是为了要求享有自己的权利，就遭受了48小时的轰击...... 请允许我向欧洲的舆论呼吁。挺身而出，从这个也许是欧洲最伟大的讲坛上，用愤怒的言辞〈不错，是用言辞〉来斥责这种行动，这就是对人类的一个贡献...... 当为自己的祖国效过劳〈这是梯也尔先生从来没有做过的〉的埃斯帕特罗摄政王，想以炮轰巴塞罗那城来镇压那里的起义时，全世界各地都发出了共同的愤怒的呼声。”
过了一年半，梯也尔先生已经是法军炮击罗马的最狂热的辩护者之一了。其实，炮弹国王的过错看来只是在于他的轰击没有超过四十八小时而已。
二月革命前几天，因被基佐弄得长期没官做没财发而满腹忿懑的梯也尔，一嗅到人民风暴将临的气息，就用那曾使他获得“蝇子米拉波”绰号的假英雄腔调在众议院中声称：
“我属于革命 ，不但属于法国的革命 ，而且也属于全欧洲的革命。我希望革命政府留在温和派的手中......但是，即令这个政府落到了激烈人物以至激进派的手中，我也决不因此放弃我的事业，我将永远属于革命 。”
二月革命爆发了。革命没有像这个小矮子所梦想的那样，把基佐内阁换成梯也尔内阁，而是以共和国代替了路易－菲利普。在人民胜利的第一天，他小心翼翼地躲藏了起来，岂知工人们对他的鄙视已使他不会受到他们泄恨的处置了。虽然如此，尽管他有神奇的勇敢，他还是继续避免在公共场所抛头露面，直到六月屠杀为他这种人的活动扫清道路的时候为止。那时，他就成了秩序派及其议会制共和国的首脑。这个议会制共和国是一种无名的空位王朝，在这个空位王朝时期，统治阶级的所有争权夺利的派系暗中互相勾结起来压制人民，同时它们又因各自企图恢复自己的王朝而互相倾轧。梯也尔那时也如现在一样责备共和党人，说他们是巩固共和国的唯一障碍；他那时也如现在一样，对共和国说过当初刽子手对唐·卡洛斯说过的话：“我要杀你，是为了你好。”现在也和那时一样，他在取得胜利以后的第二天就禁不住高呼：帝国大业已成。尽管梯也尔满口都是关于必不可少的自由的虚伪说教，而且他还对路易·波拿巴怀有有私怨，因为路易·波拿巴愚弄过他并一脚踢开了议会制度——而这个小矮子心中明白，离开了议会那种人为的气氛他就变得一钱不值——尽管如此，第二帝国所干的一切可耻勾当都有他的参与：从法国军队占领罗马直到对普鲁士作战。他为对普战争煽风点火时拼命咒骂德国的统一——并不是把德国的统一看作掩盖普鲁士专制制度的假面具，而是看作对法国固有的保持德国分裂状态的权利的侵犯。他喜欢用他那侏儒之臂在欧洲面前挥舞拿破仑第一的宝剑——他在自己的历史着作中就一味替拿破仑第一擦皮靴——可是他的对外政策始终是把法国引到极端屈辱的地步，从1840年的伦敦公约到1871年的巴黎投降和目前这场内战都是如此。在这场内战中，他得到俾斯麦的特许，驱 色当和梅斯的俘虏去攻打巴黎。虽然他有随机应变的本事，虽然他的主张反 无常，但是此人一生都极端墨守陈规。不言而喻，现代社会深层次的暗潮流他永远闭眼不看，而表面上明摆着的最清楚不过的变化，也是这样一个把头脑的全部活力都用来耍嘴皮的人所深恶痛绝的。例如，他不倦地把一切偏离法国陈旧的保护关税制度的东西都指斥为渎犯神明。他在当路易－菲利普的大臣时，曾经嘲骂铁路是荒诞的怪物；当他在路易·波拿巴时代处于反对派的地位时，他把任何改革法国陈腐的军事制度的尝试都斥为大逆不道。他在多年的政治生涯中，从来没有办过一件哪怕是极微小的稍有实际好处的事情。梯也尔始终不忘的，只是对财富的贪得无厌和对财富生产者的憎恨。他第一次当路易－菲利普的内阁首相时，穷得和约伯一样，而到任职时已经成了百万富翁。在这同一个国王手下最后一次当首相时（自1840年3月1日），他曾在众议院中被人公开指责侵吞公款。对于这个指责，他就报以眼泪了事。眼泪这种东西对他也像对茹尔·法夫尔和任何别的鳄鱼一样，是随时都能拿出来的货色。在波尔多的时候，他为了使法国避免即将来临的财政崩溃而采取的第一个措施，就是给自己规定了300万法郎的年俸；这就是他1869年在他的巴黎选民们面前当作前景描绘出的那个“节俭共和国”的全部内容。他的一个从前1830年的众议院同僚贝累先生（本人是一个资本家，然而也是巴黎公社的一个忠诚的委员），最近在一篇公开声明中对梯也尔说了如下一番话：
“使劳动受资本的奴役，一向是你的政策的基础。从你看到劳动共和国在巴黎市政厅内宣告成立的那一天起，你就没有停止过向法国叫喊：这些人都是罪犯！”
梯也尔是一个谋划政治小骗局的专家，一个背信弃义和卖身变节的老手，一个在议会党派斗争中施展细小权术、阴谋诡计和卑鄙伎俩的巨匠；在野时毫不迟疑地鼓吹革命，掌权时毫不迟疑地把革命投入血泊；他只有阶级偏见而没有思想，只有虚荣心而没有良心；他的政治生涯劣迹昭彰，他的私生活同样为人所不齿——甚至在现在，他处在法兰西之苏拉的位置上，仍难免要以其炫富夸贵之可笑衬托其所作所为之可恨。
不仅把巴黎而且把全法国都拱手交给普鲁士的巴黎投降一举，是历时很久的一连串通敌卖国阴谋勾当的总收场，这些阴谋勾当，正如特罗胥自己所说，是9月4日的窃国大盗们在窃得政权的当天就开始推行的。另一方面，这次投降又是他们在普鲁士支持下对共和国和巴黎发动内战的开端。陷阱在投降条件中就已经布设好了。那时候，叁分之一以上的国土陷于敌人手中，首都和外省的联系已被切断，一切交通联络处于混乱状态。在这种情况下，要选出法国的真正代表是不可能的，除非有充分的时间进行准备。正因为这样，所以在投降书中就规定国民议会必须在一周之内选出；结果法国许多地区只是在选举前夕才得到要进行选举的消息。并且，根据投降书中的一项明确条文，选举这个国民议会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决定和与战的问题，最后可能还要签订和约，就由它来签订。人民不能不感觉到：停战条款已经使战争根本不可能继续下去，而为了批准俾斯麦强加给法国的和约，法国最坏的人便是最佳人选。但这些预先采取的办法还不能使梯也尔放心，于是他在停战的秘密尚未晓示巴黎以前，就动身到各省去作竞选旅行，以便在那些地方把正统派复活起来。必须让这一派和奥尔良派一起替换当时已无法立足的波拿巴派。梯也尔对他们并不害怕。这个正统派成为现代法兰西政府是不可能的事，所以作为敌手也就微不足道；而它在行动时，用梯也尔自己的话（1833年1月5日在众议院的发言）来说，
“一向只靠叁个招数：入侵别国、发动内战、制造无政府状态”。
可见，充当反革命工具，还有哪个党派比这个党派更合适呢？正统派当真相信，他们期望已久的昔日的千年王国就要重现。真的，法国已沦于外敌的铁蹄之下，帝国被推翻了，波拿巴被俘虏了，而正统派则重新站起来了。显然，历史的车轮已经向后倒转，回到了1816年的“无双议院”。在1848—1851年的共和国时期的国民议会中，代表正统派的是他们中一些颇有素养和富有议会斗争经验的人物；现在挤进来的都是这个党派的寻常庸碌之辈，即法国的所有布索那克。
当这个“乡绅议会”在波尔多刚刚开会的时候，梯也尔甚至没有让他们进行议会辩论就干脆告诉他们，必须立刻接受初步和约的条款，因为只有这样，普鲁士才会准许他们发动反对共和国及其堡垒巴黎的战争。反革命势力实在不能再耽搁时间了。第二帝国已使国债增加了一倍多，使所有的大城市都背上了沉重的地方债务。战争极度地加重了债负，无情地耗尽了全国的财源。造成彻底崩溃的是，普鲁士的夏洛克手持票据勒索供养他在法国土地上的50万军队的粮饷，要求支付他的亿赔款，对其中留待以后分期交付的款额加收5%的利息。由谁来支付呢？只有用暴力推翻共和国，财富占有者才有希望把他们自己所发动的战争的费用转嫁到财富生产者的肩上。所以，法国的大破产就促使地产和资本的这班爱国的代理人，在外国侵略者的监视和卵翼下把对外战争变成一场国内战争——一场奴隶主叛乱。
有一个巨大的障碍阻挠这个阴谋的实现，这就是巴黎。解除巴黎的武装，是保证成功的首要条件。因此，梯也尔要求巴黎放下武器。接着就发生了一系列令巴黎人愤慨的事情：“乡绅议会”进行疯狂的反共和国示威活动；梯也尔本人对共和国的合法地位含糊其词；巴黎面临砍去头颅取消首都地位的威胁，奥尔良分子被任命为驻外使节；杜弗尔就商业票据超期和房租拖欠问题提出的法令给巴黎工商业带来破产；普耶－克尔蒂埃要求不论任何出版物一律每本征税两生丁；布朗基和弗路朗斯被判死刑；共和派报纸被查禁；国民议会迁到凡尔赛；当初由八里桥伯爵宣布而在9月4日取消了的戒严又重新恢复；十二月分子维努瓦被任命为巴黎总督，帝国时期的宪兵瓦朗坦被任命为警察局长，耶稣会会士奥雷尔·德·帕拉丹将军被任命为巴黎国民自卫军总司令。
现在我们要向梯也尔先生和他手下的国防人士们提出一个问题。大家知道，梯也尔通过他的财政部长普耶－克尔蒂埃先生谈妥了一项为数20亿的借款。我们要问：
（１） 说在这笔生意中，安排了几亿 金以饱梯也尔、茹尔·法夫尔、厄内斯特·皮卡尔、普耶－克尔蒂埃和茹尔·西蒙的私囊，此事是真是假？
（２） 说只有在“平定”巴黎以后才支付这笔借款，此话是虚是实？
无论如何，此事必为某种原因所迫，因为梯也尔和茹尔·法夫尔已用波尔多议会大多数的名义毫不羞愧地乞求普鲁士军队立即占领巴黎。但是，俾斯麦的算盘不是这样打的，他回到德国以后对法兰克福那些衷心叹服的庸人们公开发表的那一番嘲讽性的言论就表明了这一点。
二
武装的巴黎是实现反革命阴谋的唯一严重障碍。因此必须解除巴黎的武装。在这一点上，波尔多议会是很坦率的。如果乡绅议员们的狂暴鼓噪还令人听不出所以然，那么梯也尔把巴黎交给十二月分子维努瓦、波拿巴宪兵瓦朗坦和耶稣会会士奥雷尔·德·帕拉丹将军叁人摆布，则已令人不能再有丝毫怀疑了。但是，阴谋分子们在狂傲地摆出解除巴黎武装这一真正目的的同时，却以一 端露骨、极端卑劣的谎言作为要求巴黎放下武器的借口。梯也尔说，巴黎国民自卫军的大炮是属于国家的，必须交还给国家。事实是这样的：从投降的那一天起，巴黎就已严加戒备，因为在投降的时候，俾斯麦的俘虏们一方面签字归押把法国拱手交出，一方面却为自己保留了一支人数众多的警卫部队，目的毫不含糊，就是为了威胁巴黎。国民自卫军进行了改组，把最高指挥权交给了由国民自卫军全体官兵（某些旧波拿巴军队残部除外）共同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在普军开进巴黎的前夕，中央委员会设法把投降派故意遗弃在普军即将进驻的那些街区及其附近的大炮和机关枪运到了蒙马特尔、贝尔维尔和拉维莱特。这些武器是由国民自卫军筹款置备的。在1月28日的投降书中，正式承认这些武器是国民自卫军自有的财产，因而没有列入应该缴给胜利者的属于政府的武器总数之内。梯也尔实在找不出什么借口，哪怕是最易被识破的借口来对巴黎开战，因此他只好采用明目张胆地撒谎的手段，说什么国民自卫军的大炮是国家的财产！
夺取大炮显然只是全面解除巴黎武装，因而也就是解除9月3日革命武装的一个开端。可是，这次革命已经成为法国的合法局面。这次革命所产生的共和国，已在投降书上由胜利者予以承认。在投降以后，它又取得了外国列强的承认；并用它的名义召集了国民议会。9月4日的巴黎工人革命，是波尔多国民议会及其行政当局的唯一合法据。如果没有9月4日的革命，这个国民议会就得立即让位给1869年在法国人统治下而不是在普鲁士人统治下由普选产生的、后来被革命强迫解散的立法团。梯也尔和他的那帮假释犯们就得设法求得一张由路易·波拿巴签发的护身证件，以免长途跋涉前往卡宴。握有全权可以同普鲁士媾和的国民议会，不过是这次革命中的一个插曲，而革命的真正实现者仍然是武装的巴黎。正是巴黎发动了这次革命，为这次革命忍受了五个月的围困和饥饿的灾难，并且不顾特罗胥的计划而以自己的持久抵抗使外省有可能进行顽强的自卫战争。而现在，这个巴黎或者是按照波尔多那帮叛逆奴隶主的羞辱命令放下武器，承认9月4日的革命只不过意味着使政权从路易·波拿巴手里转到那些同他竞争的保皇党人手里；或者是必须挺身而出，以自我牺牲的精神来保卫法国。但是，如果不用革命手段消除那些产生了第二帝国并在帝国庇护下达到彻底腐朽地步的政治条件和社会条件，要拯救法国于危亡并使之获得新生是不可能的。受过五个月饥饿煎熬的巴黎，片刻都没有犹豫。它英勇无畏地决心经受抗击法国阴谋分子的一切风险，尽管当时有普鲁士的大炮从它自己的炮台上威胁着它，也在所不顾。但是，中央委员会极不愿巴黎被推入一场内战，因此，不管国民议会如何挑衅，不管行政当局如何僭越权限，也不管军队在巴黎城内和巴黎周围的集结造成多大威胁，它仍然坚持采取纯粹防御的立场。
于是梯也尔发动了内战：他派维努瓦率领一大群警察和几个战斗团去夜袭蒙马特尔，企图出其不意地夺走国民自卫军的大炮。大家知道，由于国民自卫军的抵抗和战斗团士兵对人民的同情，这个企图没有得逞。奥雷尔·德·帕拉丹事先已经印好了胜利公报，梯也尔也已经预备好了宣布他的政变措施的告示。现在这些只好都换成梯也尔的一项声明。声明说，他作出了宽容的决定：让国民自卫军保留他们的武器。他并且还说，相信国民自卫军会拿着这些武器团结在政府周围来反对叛乱分子。在30万国民自卫军中，只有300人响应了这个号召，团结在小矮子梯也尔的周围来反对他们自己。光荣的3月18日工人革命完全掌握了巴黎。中央委员会就是革命的临时政府。欧洲一时似乎怀疑它新近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经历的惊人巨变到底是真的，还是早已消逝的往事的梦幻。
从3月18日到凡尔赛军队进入巴黎，无产阶级的革命完全没有出现像“上等阶级”的革命，特别是反革命中极为常见的那种暴行，因而它的敌人除了抓住勒孔特和克莱芒·托马两将军的被杀和旺多姆广场事件，是找不到任何借口来表示愤慨的。
勒孔特将军是参加夜袭蒙马特尔的波拿巴军官之一，他曾四次命令第八十一战斗团开枪射击聚集在皮加尔广场上的手无寸铁的群众，而当士兵们拒绝执行他的命令时，他就百般辱骂他们。是他自己的士兵没有射击妇孺而把他枪毙了。士兵们在工人阶级的敌人的训练下所养成的根深蒂固的习性，自然不可能在他们转到工人方面来的一刹那间就改变。克莱芒·托马也是被这些士兵处死的。
克莱芒·托马“将军”过去是一个不得志的军需中士，在路易-菲利普统治的后期进入共和派的《国民报》报馆，为这家非常好斗的报纸充当责任代理人（gerant responable）和决斗打手的双重角色。二月革命以后，《国民报》这派人掌握了政权，他们便让这位先前的军需中士摇身一变而成为将军。这是六月屠杀前夕的事情。他和茹尔·法夫尔一样，是这次事件的阴狠毒辣的策划人之一，也是这次屠杀的最卑鄙的刽子手之一。在此以后，他带着他的将军头衔隐没了很久，直到1870年11月1日才又出头露面。在这前一天，被执于市政厅中的国防政府曾向布朗基、弗路朗斯和其它工人代表庄严地允诺，把他们篡夺的政权转交给将由巴黎自由选出的公社。但是，国防政府并没有履行自己的诺言，却驱使特罗胥的布列塔尼部队——他们现在代替了波拿巴手下的科西嘉部队——去蹂躏巴黎。只有塔米西埃将军一人不愿以这
背信弃义的勾当来玷污自己的名誉，辞去了国民自卫军总司令的职务。代替他担任这个职务的克莱芒·托马便又当上了将军。他在任总司令的整个期间，不向普军作战，而向巴黎国民自卫军作战。他阻挠巴黎国民自卫军全面武装，挑动国民自卫军中的资产阶级营和工人营互相争斗，他清洗反对特罗胥“计划”的军官，而且偏偏把那些英勇善战、现在连最凶顽的敌人也为之震惊的无产阶级营，诬蔑为怯阵而加以解散。克莱芒·托马感到十分得意的是，他又重新赢得了他在六月屠杀事件中享有的巴黎工人阶级大仇人的殊荣。就在3月18日的前几天，他向陆军部长勒夫洛呈递了他一手炮制的“彻底消灭巴黎暴民之la fine fluer（精粹）”的计划。在维努瓦吃了败仗以后，他却偏偏要到场充当业余密探。中央委员会和巴黎工人对克莱芒·托马和勒孔特两人被杀应负的责任，就像威尔士亲王夫人驾临伦敦时对被挤死者的命运应负的责任一样。
所谓在旺多姆广场上屠杀赤手空拳的公民，那是个神话。梯也尔先生和乡绅议员们在议会中决不提及此事，只让那些欧洲报界的走卒去传播。“秩序人物”，即巴黎的反动分子，听到3月18日胜利的消息时吓得全身发抖。在他们看来，这是人民报复的时刻终于到来的信号。从1848年六月事件到1871年1月22日惨遭他们杀害的那些死者的冤魂，都浮现在他们眼前。但他们受到的惩罚仅仅是这场恐吓。甚至警察也没有受到应有的处置——解除武装关起来，反而是巴黎为他们敞开城门，让他们安然撤往凡尔赛。不仅没有触动“秩序人物”一根毫毛，反而容忍他们集结起来并在巴黎的正中心悄悄地占据不止一个据点。中央委员会的这种宽容态度，武装工人的这种宽宏大量，与“秩序党”的作风差据太大了，以致“秩序党”竟误认为这只是工人自感软弱的表现。于是他们就产生了一个愚蠢的计划——试图在举行徒手的游行示威的幌子下做到维努瓦用大炮和机关枪所没有做到的事情。3月22日，从富人区里吵吵闹闹地走出了一群派头十足的人物，队伍里全都是纨肖阔少，领头的是埃克朗、科特洛贡、昂利·德·佩恩之流这样一些着名的帝国猪仔。这一帮流氓胆怯地以和平示威游行作幌子，暗中携带杀人凶器，在街上列队行进，遇到单独值勤的国民自卫军巡逻兵和哨兵，就加以凌辱并缴械。他们走出和平街时高喊着“打倒中央委员会！打倒杀人犯！国民议会万岁！”企图冲过岗哨的警戒线，出其不意地占领设在旺多姆广场上的国民自卫军总部。国民自卫军在受到手枪射击后，按常规发出sommations（在法国相当于英国的骚取缔令），此措施无效，国民自卫军的将领才下令开枪。一排枪就打得这群愚蠢的花花公子抱头鼠窜，而这些家伙本来以为只要一摆出他们的“派头”来，就会对巴黎革命产生出像约书亚的羊角声对耶利哥城墙所产生的那种影响。国民自卫军方面有两人被这些窜逃分子打死，有九人受重伤（其中一人是中央委员会委员）。在这帮家伙这次建功立业的现场，到处都抛弃有手枪、匕首和手杖刀这类证明他们“徒手”举行“和平”示威游行的证物。当1849年6月13日国民自卫军为抗议法军穷凶极恶地袭击罗马而举行真正的和平示威游行时，当时的秩序党的将军尚加尔涅曾被国民议会特别是被梯也尔先生推崇为社会救星，因为他让自己的军队从四面八方冲击赤手空拳的群众，用枪击、刀斩和马踏来对付他们。巴黎当时宣布了戒严。杜弗尔急忙在国民议会通过了许多新的镇压法令。新的逮捕，新的流放，新的恐怖统治开始了。但是现在“下等阶级”处理这样的事情却迥然不同。1871年的中央委员会干脆就没有去理会那些“和平示威”的英雄们，结果仅仅过了两天他们就又能够纠合在一起，在海军上将赛塞率领下来了一次武装示威。人所共知，那次示威以窜逃凡尔赛收场。当梯也尔通过偷袭蒙马特尔已经发动了内战的时候，中央委员会却不肯把这场内战打下去，因而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即没有立刻向当时毫无防御能力的凡尔赛进军，一举粉碎梯也尔和他的那帮乡绅议员们的阴谋。中央委员会没有这样做，反而容许秩序党在3月26日的公社选举中再次进行较量。这一天，“秩序人物”在巴黎各区政府同他们的过分宽宏的战 者互道温和的和解之词，可他们内心里却咬牙切齿地发誓，时机一到定要将对方消灭干净。
现在来看看这幅图画的背面吧。梯也尔在四月初第二次对巴黎开战。被送到凡尔赛去的第一批巴黎俘虏，受到了令人发指的残酷虐待，而厄内斯特·皮卡尔则两手插在裤袋里，在他们面前踱来踱去，恣意耍笑他们，梯也尔夫人和法夫尔夫人由她们的贞（？）女们簇拥着，站在阳台上拍手喝采，欣赏凡尔赛匪徒的暴行。被俘的战斗团士兵都被冷酷地屠杀。我们英勇的朋友、铸工杜瓦尔将军没有经过任何审讯就被枪决了。加利费——这是个靠自己那位因在第二帝国闹宴上无耻卖弄色相而出名的妻子吃饭的人——在一篇公告中夸耀，他曾下令把被他的士兵突袭缴械的一小队国民自卫军连同队长和副队长一并杀害。维努瓦这个逃跑者，因发布把在公社战士当中抓到的战斗团士兵一律枪毙的通令，被梯也尔授予荣誉军团大十字勋章。宪兵德马雷也被授勋，因为他忘恩负义，像屠夫一样把高尚而豪爽的弗路朗斯，即在1870年10月31日救了国防政府头目们的命的那个弗路朗斯，剁成了碎块。梯也尔在国民议会扬扬自得地大谈这次屠杀事件的“令人兴奋的细节”。议会里的一个小矮子居然得以扮演跛帖木儿的角色，他因此而忘乎所以，对敢于向他这个卑劣渺小的人物造反的人，竟剥夺他们依文明战争议则所应享有的一切权利，救护站中立权也包括在内。再没有比伏尔泰所预见的这种得以暂时恣意发挥其老虎本能的猴子更加可恶的了（见附录第３５页）。
4月7日的公社法令宣布采取报复措施，声明公社有责任“保护巴黎不受凡尔赛匪帮的野蛮虐杀，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在公社颁布了这个法令以后，梯也尔并未停止对被俘者的野蛮虐待，甚至在他的公报上这样侮辱他们说：“正直人士还从未这样痛心地目睹过代表一种堕落的民主制的如此堕落的面孔”——所谓正直人士就是像梯也尔和他的内阁里的假释犯那样的人。不过，枪杀俘虏还是暂时停止了一下。但是，当梯也尔和他的那些十二月将军们发现公社的报复法令只不过是空洞的威胁，连在巴黎抓到的假扮国民自卫军的宪兵密探和身上搜出燃烧弹的警察都得到了饶命，他们立刻就又开始大批枪杀俘虏，并且直到杀完为止。躲藏有国民自卫军的房屋，被宪兵团团围住，浇上煤油（此种办法在这场战争中首次使用），纵火焚烧；烧焦的尸 后来被特尔纳街区的印刷厂救护队运走了。4月25日，有四名国民自卫军在贝尔－埃皮纳向一队骑兵投降，后来被这队骑兵的队长（加利费的好部下）开枪一个个打倒在地。这四个受害者中有一个被认为已打死了的名叫舍弗尔的人，爬回到巴黎的前哨地点，向公社的一个委员会证实了此事。当托伦就这个委员会的报告向陆军部长勒夫洛提出质问时，乡绅议员们用叫喊声盖住他的发言，并且不让勒夫洛回答。对于他们“光荣的”军队说来，谈论它的行为就是对它的侮辱。梯也尔的公报宣布在穆兰－萨凯用刺刀杀死睡梦中的公社战士和在克拉马进行集体枪杀这种事件时所用的轻率口 ，甚至使不大敏感的伦敦《泰晤士报》也为之震惊。但是今天要试图一一列举出那些轰击巴黎、在外国侵略者卵翼下发起奴隶主叛乱的人们刚刚才开始的暴行，那是可笑的。面对这一切惨象，梯也尔忘记了他曾用议会辞令表白他对自己侏儒之肩所负的重任感到诚惶诚恐，居然在自己的公报上扬扬得意地说l'Assemblee siege paisiblement（议会一片和平气氛），他还不断地大摆筵席，时而同他的十二月将军们狂饮，时而同德国王公们欢宴，以此来证明他依然健啖如初，甚至勒孔特和克莱芒·托马两人的鬼魂也没有败坏他的胃口。
三
1871年3月18日清晨，巴黎被“公社万岁！”的雷鸣般的呼声 醒了。公社，这个使资产阶级的头脑怎么也捉摸不透的怪物，究竟是�